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展望

李 佳,張成甦

(三亞學院 a.旅業管理學院; b.管理學院,海南 三亞 572099)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部分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薄爸袊浆F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庇衷凇凹涌鞓嫿ㄐ掳l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部分強調,“我們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笨梢?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劉明輝 等,2023)[1],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效路徑之一(高波 等,2022)[2]。

自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后,城市與鄉村的分化發展形成了明顯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人類社會的城鄉關系會經歷四大發展階段,即城鄉混沌合一、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和城鄉融合(蔣永穆 等,2015)[3]。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城鄉關系發展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陳雪娟和胡懷國(2021)認為,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的城鄉關系調整可以劃分為對消除城鄉對抗的道路探索(1921—1949 年)、快速工業化和“城鄉兼顧”(1949—1978 年)、“城鄉互動”(1978—2012年)、“城鄉融合”(2012年以后)4個階段[4];文豐安(2023)認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城鄉關系經歷了“對立—兼顧—分治—統籌—融合”五種形態,可劃分為城鄉對立(1921—1949 年)、由城鄉兼顧向城鄉分治轉變(1949—1978 年)、城鄉互動發展(1978—2012年)和城鄉一體化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黨的十八大以后)4個階段[5];黃胤轔和姜洋(2023)也將中國共產黨探索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分為4個階段,即以農村為依托的救國階段(1921—1949年)、從農村到城市的興國階段(1949—1978年)、城鄉統籌發展的富國階段(1978—2012年)、城鄉融合發展的強國階段(2012年以來)[6];龔勤林和陳說(2022)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領導城鄉關系的調整經歷了城鄉關系曲折演進(1949—1978 年)、城鄉一體化發展(1978—2012年)、城鄉融合發展(2012 至今)3個階段[7];孫方(2023)則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城鄉關系大致可分為5個階段,即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末(1949—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1978—1992 年) 、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階段(1992—2003 年)、新型城鎮化階段(2003—2012 年)、城鄉融合發展階段(2013 年以來)[8]。

總體上看,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在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的城鄉關系進入了城鄉融合發展階段。黨的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對城鄉融合發展賦予了新內涵、提出了新要求,標志著城鄉融合發展進入了新階段,也為城鄉融合發展研究提供了新課題。事實上,黨的二十大后,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不斷深化和拓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將對這些文獻進行梳理總結,以期能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鑒和啟示。

二、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任務與推進路徑

1.城鄉融合發展的時代內涵與目標任務

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是通過包括城鄉融合發展在內的各個具體領域得以彰顯的(高帆,2023)[9],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經濟特質之一(陳柳欽,2022)[10]。劉明輝和喬露(2023)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了城鄉融合發展新的時代內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其根本保證,以人民為中心是其出發點和落腳點,社會公平正義是其價值引領,“兩個文明”是其內在要求[1]。陳柳欽(2022)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定義是:以城鄉生產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為重點,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統籌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共享、城鄉基礎設施一體發展、城鄉產業協同發展、農民收入持續增長,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10]。

馮永泰(2023)認為,城鄉融合發展根源于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內在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依托于城鄉高質量發展新態勢[11]。城鄉融合發展是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在內的系統工程(高帆,2023)[9],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城鄉融合發展涵蓋了社會、經濟、文化、生態、外交等多方面要求(代興梅 等2023)[12],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應堅持整體性與漸進性、統籌性與創新性、層次性與開放性、人民性與協調性的辯證統一(黃胤轔 等,2023)[6]。呂方(2021)提出了城鄉融合發展的三個層次:一是基礎設施與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優質資源均等化共享,二是各類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配置、公平流動,三是城鄉之間在精神和文化層面融合[13]。孫方(2023)指出,城鄉融合發展要在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全面振興鄉村的前提下,實現城鄉發展過程中的市場高度統一、要素自由流動、功能優勢互補、共享發展成果;具體來講,要加快進城農村勞動力市民化以實現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打破城鄉制度性壁壘以實現城鄉要素自由流動,促進城鄉居民共享發展成果以實現城鄉共同富裕[8]。

2.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基礎、短板約束與推進路徑

孫方(2023)基于城鄉差距和制度分析了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四大因素:一是城鄉經濟發展存在巨大差距,二是城鄉區位地理條件、交通設施條件存在巨大落差,三是城鄉教科文衛發展不平衡,四是經濟體制改革滯后(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社會福利保障制度、行政管理體制等)。由此提出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5條政策建議:(1)通過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推進要素制度改革、改善優化制度環境等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2)通過縣域產業集聚、城鄉產業鏈價值鏈聯通、產業綠色可持續發展等發揮縣域載體優勢,實現城鄉產業一體化發展;(3)通過促進農民工和農民收入增長、完善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調節功能等促進農民共建共享,縮小城鄉收入差距;(4)以飲水、教育、醫療為重點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5)通過編制國土空間規劃、推進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重塑鄉村人居環境等合理布局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助力城鄉共同富裕[8]。

文豐安(2023)分析了現階段我國城鄉融合發展在經濟融合、制度融合、文化融合、社會融合、生態融合5個方面的短板:一是城鄉現代化產業融合程度低(包括產業空間融合度、產業信息融合度、產業體系融合度等);二是城鄉制度融合度差(包括人才保障制度融合度、金融制度融合度、土地制度融合度等),三是城鄉文化差異大,鄉村文化發展內生動力不足;四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配置不均衡,城鄉收入和人力資本差距大;五是城鄉生態融合度弱,鄉村生態亟待改善。因此,應加快鄉村產業發展以實現城鄉經濟融合,完善頂層設計和配套制度以推進城鄉制度融合,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并激活城鄉要素流動以促進城鄉社會融合,挖掘鄉村文化資源優勢并促進城鄉文化要素流動以實現城鄉文化融合,統籌城鄉綠色發展以促進城鄉生態融合[5]。

文豐安(2023)認為,目前我國的城鄉融合發展取得了一定成就,包括體制機制不斷完善以及鄉村改革、鄉村產業發展、美麗鄉村建設、鄉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取得新成就和新進展。但城鄉融合高質量發展仍然存在城鄉要素流動不暢、鄉村現代產業體系薄弱且數字化建設滯后、城鄉發展投入差距大且基本公共服務不平衡、農民參與鄉村建設的認識與能力不足等問題,其原因在于要素流動制度不健全、鄉村服務能力和現代化水平較低、城鄉發展不均衡導致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以及農民的積極性和作用未能充分發揮等。因此,應完善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機制,加快建設鄉村現代化產業體系和高水平數字平臺,提升鄉村公共服務現代化水平,并提高農民全面發展的積極性和鄉村建設能力[14]。

代興梅等(2023)從人口流動、經濟發展、文明建設、生態環境、外部交流等方面分析了城鄉融合發展現狀,認為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應走人口規模均衡發展、協力邁向共同富裕、 物質精神文明并重、發展與保護兩手抓、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新道路,并提出以下建議:促進城鄉人口合理流動以實現城鄉人口規模均衡發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實現城鄉共同富裕,促進城鄉教育公平和鄉村文化發展以實現物質精神文明并重,加快工農業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和發揮城鄉生態交互作用以實現發展與保護兩手抓,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以實現和平發展合作共贏[12]。

劉明輝和喬露(2023)從制度、經濟、文化、組織、生態五個層面探析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選擇:(1)城鄉二元管理制度(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城鄉融合制度)是阻礙城鄉平等交流的主要原因,應完善城鄉融合制度以促進城鄉權利共融;(2)生產要素不平等雙向流動造成了城鄉不對等的經濟地位,應暢通生產要素流動以促進城鄉經濟共融;(3)文化沖突阻礙了城鄉文化融合,應促進先進文化發展以實現城鄉文化共融;(4)通過搭建城鄉協作的組織平臺、整合城鄉黨建資源等提升組織發展效能以促進城鄉組織共融;(5)通過生態共治、生態教育等推動城鄉綠色發展以促進城鄉生態共融[1]。

馮永泰(2023)認為,由發展制度區隔、要素流動單向和公共資源配置偏向等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城鄉融合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應全面深化城鄉改革以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要素的雙向流動以構建城鄉融合的現代產業體系,持續提高農民收入、積極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提升鄉村生活質量。此外,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單元落于縣域,應以縣域為重要切入點,并從各縣域的實際出發,堅持“一縣一策”[11]。

三、針對縣域城鄉融合發展及城鄉融合發展某領域的研究

縣城是連接城市和鄉村的紐帶,一頭連接城市,一頭服務鄉村,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和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節點(陳柳欽,2023;張明皓 等,2022)[10][15],中國式現代化也賦予了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新的內涵與使命,因而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成為研究熱點之一。此外,還有一些研究專門對城鄉融合發展的某一領域(如城鄉產業融合發展、數字城鄉融合發展等)進行了探討。

龍花樓等(2023)認為,縣域是城鄉要素流通、結構轉型與功能互補的節點空間,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先行區與突破口。中國式現代化中的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應充分發揮縣域的過渡、銜接、交匯、轉換、交融等節點功能,通過優化城鎮空間體系、完善城鄉要素流通機制以及價值增值與顯化機制,在優化城鄉地域功能的同時促進城鄉等值化發展?？h域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任務是優化縣域城鄉空間融合地域系統、推進農業轉移人口梯度市民化、統籌鄉村振興與縣域城鎮化、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研究的重點包括城鄉融合發展理論重構與縣域實踐邏輯、縣域城鄉要素流動機制與優化配置、縣域城鄉產業分工格局與功能提升、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方案、面向新需求的方法創新與技術集成等[16]。

袁方成和周韋龍(2023)在考察縣域城鄉融合的經驗樣態和實踐邏輯的基礎上指出,空間一體化治理、要素市場化改革、產業融合化發展、服務均等化是驅動縣域城鄉融合的主要機制,應通過城鄉空間全領域共建推動縣域空間一體化治理,通過城鄉要素全周期管理優化縣域要素市場化配置,通過城鄉產業全鏈條聯動推進縣域產業融合化發展,通過城鄉服務全方位供給加快縣域服務均等化供給,從而實現城鄉空間功能互通、要素雙向流通、產業鏈條聯通、服務價值融通,以縣域城鄉高效融合、深度融合、均衡融合構筑高質量發展局面、構建高效能治理體系、創造高品質生活形態[17]。

高波和呂有金(2023)認為,縣城是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空間載體,應針對縣域發展短板和弱項提高縣城服務鄉村振興的能力,包括:加快優質資源下沉鄉村,推動縣域公共服務向鄉村覆蓋;加快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運營和發展,為鄉村振興提供更好條件;積極構建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深化農村宅基地改革,不斷提高農民的土地收益[18]。杜志雄(2022)指出,縣域空間是城鄉融合的具體場景,應通過城鄉融合破解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難題,以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賦能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19]。還有學者認為,發展具有市場競爭力與地方特色的縣域產業是推進縣域城鄉融合最重要的支撐(桑坤 等,2023)[20]。此外,賀立龍和劉丸源(2023)對以縣域為基本單元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進行了評述[21]。

龐丹和張晗(2023)探討了城鄉產業融合發展的理論依據,認為城鄉產業融合發展是驅動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但城鄉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城鄉產業協同的數字支撐不足、縣域經濟的銜接功能不強等對城鄉產業融合發展造成了現實梗阻。應通過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城鄉資金要素雙向循環、深化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等促進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提升城鄉產業關聯度;通過強化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健全數字人才培育體系、推進數字技術創新等依托數字化重構城鄉產業鏈,拓展產業增值增效空間;通過深化營商環境改革創新、完善產業配套設施體系等增強縣城綜合承載能力,服務城鄉產業融合發展[22]。

段雪輝和李小紅(2023)認為,數字城鄉融合發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有力舉措,但數字城鄉融合發展在數據、硬件、主體、技術等層面還存在諸多阻礙,包括:數據立法相對滯后、數據確權難度較大、數據開放存在安全風險等導致城鄉數據要素流動不暢,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城鄉居民數字素養差距較大,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難題突出。應通過促進數據安全有序流動釋放數據紅利,通過加強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彌合“數字鴻溝”,通過完善數字素養培育體系促進數字包容,通過關鍵核心技術攻堅實現創新驅動,進而激發數字城鄉融合發展新動力,共享數字城鄉融合發展新成果,塑造數字城鄉融合發展新優勢和新格局[23]。

四、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及其他重要內容相結合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城鄉融合是推進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宋林飛,2023)[24],城鄉融合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徑之一(李實,2021)[25]。因此,基于共同富裕視角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較為豐富。張明皓和葉敬忠(2022)認為,城鄉融合發展與共同富裕具有理論基礎、現實基礎和階段時序的統一性;目前,城鄉融合發展推動共同富裕在促進中等收入群體提質擴容、實現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共享、探索差異化模式、構建有效機制等方面還存在諸多難題,應以縣域單元為抓手探索城鄉融合發展推動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一是完善縣域經濟發展與城鄉居民收入同步增長機制,二是健全縣域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高質量均等化長效機制,三是構建縣域社會組織參與城鄉共同富裕的政策體系,四是探索城鄉融合發展與分類推進共同富裕相結合的有效機制[15]。汪連杰和劉昌平(2023)指出,城鄉融合發展涉及政府、企業、居民等多個主體,應通過健全激勵相容的發展機制來促進共同富裕,即強化主體之間的功能互補和行為協同,擴展微觀主體的選擇權,并提高涉農公共政策制定和實施的精準性和有效性[26]。文豐安(2023)也認為,應堅持區域與城鄉協調發展,在協調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27]。韓文龍和唐湘(2023)則認為,城鄉融合發展是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之一,要通過促進城鄉產業融合發展、農村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28]。此外,賀立龍和劉丸源(2023)對基于共同富裕目標導向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進行了評述[21]。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吳重慶(2023)指出,讓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必須實現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城鄉融合與區域協調發展必須雙輪驅動并時刻保持動態中的協調與平衡[29]。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于舟和萬立明(2023)認為,通過重構各類要素流動的城鄉關系來暢通城鄉物質變換大循環,從而構建有助于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城鄉融合發展框架,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路徑之一[30]。

由于在城鄉融合發展中鄉村處于相對劣勢,將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及農業農村現代化相結合的文獻不斷涌現。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鄉村振興需要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位杰,2023)[31];城鄉融合是中國鄉村振興道路的突出特點之一,應加快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呂方,2021)[13]。溫惠淇(2023)基于“五大振興”的制度框架審視鄉村振興進程中的城鄉融合,認為目前鄉村振興戰略下的城鄉融合還存在城鄉產業聯動弱、鄉村人才供給不足、鄉村文化勢能低、鄉村生態環境風險加大以及農村基層黨組織有待加強等問題,需要通過構建產業共同體實現城鄉產業優勢互補與協同發展,通過加大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力度打造多元化、多類型的高素質鄉村人才隊伍,并積極推動鄉村文化現代化轉型,不斷完善生態環境治理機制,持續提升農村基層黨組織治理能力[32]。金正(2023)認為,加強農村要素市場建設,統籌城鄉融合發展是鄉村產業振興的基本路徑之一[33]。于安龍(2023)指出,城鄉融合一體化發展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34]。此外,張祝平(2023)認為,農村相對貧困治理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應立足城鄉融合建立中國特色相對貧困治理體系[35]。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貫徹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我國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齊心等(2023)認為,新發展理念和城鄉融合發展戰略辯證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應以新發展理念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堅持創新發展,通過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機制創新、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制度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創新、合作發展機制創新、城鄉科技創新等推進城鄉融合機制創新;堅持協調發展,通過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雙輪驅動、科學全面發展、合理分配社會資源、提高空間規劃的整體性與協調性等強化城鄉互動融合發展;堅持綠色發展,通過建立與綠色發展相匹配的制度體系、利用城鄉自然稟賦差異加快城鄉環境資源功能價值交換等著力加強城鄉生態融合建設;堅持開放發展,通過城鄉內外雙向開放、構建高水平對外發展平臺和合作發展共同體、發展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等促進城鄉雙向循環發展;堅持共享發展,通過發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和全面共享、城鄉居民的共建共享和漸進共享等提升城鄉居民的共享獲得感[36]。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區域發展新格局的內涵特征之一(陳明星 等,2023)[37]。李泉(2023)在回顧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的重點突破,其中城鄉融合發展的重點突破在于:一是從制度設計入手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可預期、穩定規范的“游戲規則”,二是通過推動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為城鄉融合發展注入要素合理配置新動能,三是通過試點改革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典型經驗(以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為樣板),引領城鄉融合發展形成新格局[38]。劉秉鐮和袁博(2023)認為,城市群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在城鄉融合中破解城鄉二元結構[39]。

此外,張勁松(2023)認為,應走重視實體經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這一道路的具體路徑包括高質量發展的制造業、城鄉融合發展的農耕業和虛實兩相宜的經濟體系[40]。方創琳和趙文杰(2023)提出,應通過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促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要深度推進城鄉高質量融合,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同步建設美麗城市與美麗鄉村[41]。姚毓春和夏宇(2023)認為,在縣域城鎮化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要通過城鄉融合發展帶動縣域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通過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交融互鑒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42]。余杰和錢振明(2023)指出,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城市高質量發展要通過城鄉融合發展縮小城鄉差距[43]。姚樹潔和汪鋒(2023)認為,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依托城市群發展實現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應統籌生產、生活、生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創造惠及全體人民的高品質生活[44]。張雷和秦森(2023)提出,中國式現代化視角下的基層治理要堅持城鄉融合發展,包括暢通城鄉要素流動渠道、統籌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布局、健全對農村低收入人口的幫扶機制、提升鄉村的文化軟實力等[45]。

五、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文獻梳理,本文認為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緊密結合時代要求對城鄉融合發展理論進行了拓展和創新,提出了新觀點、新思路和新策略,有助于城鄉融合發展相關政策的制訂和優化以及具體實踐的有效推進。然而,總體來看,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才剛剛起步,還存在較多不足和缺陷,而且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深入推進,還將會有新的問題出現。因此,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需要在持續改進中不斷深化和拓展,對此,本文提出以下幾點供參考:

一是加強實地調研研究,探索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專業數據庫。目前,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大多是對理論和政策的定性研究,缺少基于實地調研材料的深入剖析。一方面,我國各地的城鄉融合發展狀況存在顯著差異,只有通過深入的實地調研才能真正把握各地的癥結。因此,應通過科學設計調研方案進行全面的跟蹤調查,獲取準確的一手調研資料,為相關研究提供及時的動態的材料支撐。另一方面,盡管已有不少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證研究,也有研究在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時專門討論了城鄉融合的評價指標(王承哲,2023)[46],但從相關研究采用的評價指標體系來看,一些具體的指標是地區城鄉發展的總體性指標(如人均GDP、人均收入等),而非融合性指標,不能科學反映城鄉融合發展狀況,而且所用指標基本上是在已有的統計指標基礎上構建的。實際上,現有的統計指標和數據庫可能并不能夠完全滿足準確評價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要求,因此建議相關機構著手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專業數據庫,為城鄉融合發展研究提供科學的數據支持。

二是積極開展城鄉融合發展的轉型研究,探索從“物的融合”到“人的融合”的轉換路徑?，F有文獻較少探討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的城鄉融合發展轉型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現代化要以人的現代化、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和目的(鄭有貴,2022)[47]。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為本”的現代化(程必定,2023)[48],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顯著的“以人為本”特征(高帆,2023)[9]。從中國的城鄉關系演變來看,從城鄉二元分割、城鄉一體化、城鄉統籌再到城鄉融合發展,其圍繞的中心經歷了從“商品—產業”到“土地—資本”再到“人”的轉變(桑坤 等,2023)[20]。因此,城鄉融合發展也存在轉型要求,如何快速從“物的融合”轉向“人的融合”是亟待深入探討的重大課題。

三是深化和拓展城鄉融合發展細分領域研究,重視城鄉融合發展的經驗總結和模式推廣。城鄉融合發展研究還有待拓展和細化,對重點地區的實踐經驗總結和模式提煉還不夠。應重點關注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的實踐和成效,科學總結和推廣有效的經驗模式,充分發揮示范效應,以點帶面,促進整體的城鄉融合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