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子·凡人·英雄
——改革開放四十年小說中的改革者形象流變論

蔣洪利

(南京曉莊學院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1171)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人們通常將一股流行于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以“改革”為主題的文學創作潮流稱為“改革文學”。在具體的文學研究中,一說到“改革文學”,往往也是特指創作于該時期的一批表現改革理想、傳遞改革欲望的文學作品。然而從社會學以及整個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改革”永遠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作為一種“廣泛而深刻”的“革命”的“改革”,從本質上來說,它的目的是為了破卻一切不合理的因素,從而使舊事物成為能夠適應新的客觀環境的新事物。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破卻”絕不可能是完成時的,它只能是進行時的。誠如竹內好所言,真的革命只能是“永遠革命”,“革命的成功,不是大叫‘革命成功了’,而是堅信永遠革命,以‘革命尚未成功’來破卻現在”。(1)竹內好：《近代的超克》,孫歌編,李冬木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14頁。這是因為,一旦大喊“革命成功了”,那么作為“新”的事物也就成為“舊”的代名詞了。具體到文學、文化史上,孤立地將“改革文學”框定在1979年至1985年這一短暫的歷史時期是不合適的。于是,有論者在“改革文學”之外提出了“新改革文學”的概念,用以指稱“1990年代以來以中國改革全景為書寫對象的‘主旋律’小說”(2)劉復生：《“新改革小說”：改革的后果及其意識形態表述》,《理論與創作》2006年第6期。。當然,劉復生以“新改革小說”來區分“舊的”改革小說,其目的是想標示出1990年代以來改革小說的延續與斷裂以及潛隱在人物形象背后的意識形態要素。而作為一種隨著社會發展與演進不斷變化的文學潮流,“改革文學”所指認的應該是自1979年以來,伴隨著社會改革而出現的、直接或間接以改革為主要表現內容的、觸及到改革現實并富有改革精神的文學作品。

從文學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來看,改革文學無疑是緊貼時代風潮的一種文學類型。它的迷人之處除了生動展現某一時期內某一空間中出現的波瀾詭譎、跌宕起伏的改革盛景外,還在于它借文學書寫塑造了一個個姿態萬千、性格迥異的改革者形象。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將觀察視域放置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文學作品中,因而較少關注到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改革者形象塑造的整體變遷過程,也忽視了潛隱在這些改革者形象背后的時代精神與意識形態要素。因此,梳理改革開放四十余年改革者形象的目的在于幫助人們重新發現并認識作為改革主體的改革者以及作為時代面影彰顯者的改革文學。

一、 改革的巨子,時代的巨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者形象

在文學史上,人們往往將蔣子龍發表于1979年的《喬廠長上任記》視為改革文學的開端。這種共識的形成,一方面是因為作品正面描寫了改革,一改此前傷痕、反思文學所營造的沉郁悲涼的文學氛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篇文章迎合了“改革開放”的主流意識形態。其實,早在《機電局長的一天》中,蔣子龍便敏銳地將“抓革命,促生產”這一帶有明顯時代印記的象征符號偷偷轉換成了“抓生產,促革命”,從而使《機電局長的一天》成為一部鏈接1970年代文學與1980年代文學的帶有過渡性質的改革小說。(3)參見程光煒：《文學的“超克”——再論蔣子龍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當代文壇》2012年第1期。而在《喬廠長上任記》之前,熙高的《一礦之長》也以與《喬廠長上任記》相似的情節內容與價值觀念描寫了礦區改革,并塑造了丁海川這一改革者形象。我們之所以在這里提及這兩部誕生于《喬廠長上任記》之前的改革文學作品,并無意糾正改革文學的開端,而是想表明改革文學雖與政治意識形態貼得很近,卻不是簡單地圖解政治路線。它的繁榮與壯大雖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推波助瀾有著很大的聯系,但它的生成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作家對社會歷史的思考以及文學自身的演化規律。而將這些被“改革文學”上限所遮蔽的作品納入觀察視野,也有利于人們更完整地把握改革文學的發展進程與變化軌跡?！秵虖S長上任記》之后,張潔、柯云路、張一弓、何士光、水運憲、王潤滋等一大批耳熟能詳的作家也加入到改革文學的創作隊伍中,創作出了包括《沉重的翅膀》《新星》《趙镢頭的遺囑》《鄉場上》《雷暴》《魯班的子孫》在內的眾多反映城市與農村改革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在表現“支持改革”與“反對改革”雙方的矛盾斗爭外,著力塑造了許多改革領航者形象,甚至在某些作品中,對改革者形象的塑造超過了對作品故事性的追求,以至于人們形成了一種心理定勢,認為“改革文學就是改革者文學”(4)金健人：《“改革文學”的改革》,《文藝理論研究》1988年第2期。(5)僅從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改革小說的題目中,我們便可以看出讀者如此理解的原因。首先,這一時期的作品經常以“XX者”的方式來命名,如《改革者》《開拓者》《探索者》《跋涉者》等。其次,這一時期的作品還經常以主人公的工作職位來命名,如《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人事廠長》《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一個女工程師的自述》《一礦之長》等。。

通觀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文學作品中的改革者形象可以發現,“他們雖然不像傳統武俠小說中那些飛檐走壁、刀槍不入且武藝高強的英雄好漢,但是對環境、敵手和困難的克服都是毫無懸念的,他們身上好像被賦予了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一種克里斯瑪式的胸懷和非凡能力。他們就像希臘神話里的宙斯,在作品中可以操縱所有人的命運而自己卻毫發無損”(6)程光煒：《文學的“超克”——再論蔣子龍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當代文壇》2012年第1期。。這也就是說,這些改革者雖然有著人的外形,但在精神、氣質、性格與能力上卻絕非常人,可以說,他們是作者依據社會改革需求創造出來的帶有理想化、浪漫化色彩的文學形象。

這種理想化色彩首先體現在改革者自身超人的能力上。機電局長霍大道上午出院后,便急著主持生產調度會,后又趕往礦山機械廠調研并在半夜冒雨到北灣檢查十幾個廠的損失,可以說,他一天的奔忙都只為完成一件事——在山洪到來之前交付礦山四千臺二百五十毫米潛孔鉆機。然而按照實際的生產與裝配規律,要想在五天之內完成這一任務是不可思議的。但在霍大道的引領下,“會戰”與“搶占”的革命精神超克了“法律和行政管理的理性結構”(7)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蘇國勛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于是,鮮紅的大標語插滿工廠,奮戰的所有人在一場暴雨之后迎接“彩虹”。故事的最后,作者寫道,“新的一天開始了。機電局勝利地度過了不平常的一天。但這一天對機電局長霍大道說來,卻很平?！?。(8)蔣子龍：《機電局長的一天》,《蔣子龍文集》(第五卷),華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頁。這也就是說,這種帶病且高強度的工作對霍大道來說只是家常便飯。在《喬廠長上任記》中,喬光樸一進入工廠便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以至于到后來工人們“已經習慣于服從他,甚至他一開口就服從”(9)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文集》(第二卷),華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頁。。這是因為“他說一不二,敢拍板也敢負責,許了愿必還”(10)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文集》(第二卷),第34頁。。而在《新星》中,李向南“在一天內親自解決了十四個老大難的群眾上訪案件”(11)柯云路：《新星》,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6頁。,并在下鄉之行中撤掉了潘茍世、楊茂山、高良杰等人的職務。就此而言,這些改革者身上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精力、智慧與能力,他們總是可以打破阻礙改革的壁壘,快速實現預期的改革目標。

其次,改革者形象的理想化色彩還體現在改革者“公而無私”的價值追求上?！稒C電局長的一天》中的霍大道平常地過著“不平?！钡拿恳惶??！渡钭冏嗲分械募坝稹懊刻煸绯鐾須w,夜以繼日地工作”(12)程樹榛：《生活變奏曲》,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頁。,到廠一年多的時間幾乎從未休息?！独妆分械暮律八坪醪恢朗裁唇衅＞?日夜不停地尋找問題,解決問題,就像一臺機器,無休止地運轉著”。(13)水運憲：《雷暴》,《當代》1984年第2期?！陡母镎摺分械男鞐鲃t“一心撲在工業發展建設上,對于家庭和個人問題,無暇顧及,一直單身而沒有時間考慮結婚”。(14)蘇奎：《改革、改革者與改革文學》,《蘭州學刊》2014年第6期?！秵虖S長上任記》中,喬光樸雖然與童貞結婚,然而他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看中了童貞工程師的身份,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免除謠言。在日常生活中,喬光樸也很少與童貞開展私人性的活動,“只有她(童貞)在事業上幫了他的大忙,他才會突然像火山爆發似的”(15)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文集》(第二卷),第55頁。表現出熱烈的情感。改革者們在無限降低私人時間的比例,全身心地撲到工作上之外,在空間上也極力淡化個人利益。及羽“從老廠搬來后,只要了一間房,爺兒倆就擠在這不到十四平米的小天地中”(16)程樹榛：《生活變奏曲》,第49頁。,陳抱帖則住在“灰頂塌落,天花板漏雨,水泥地面粗糙得跟海濱的沙灘一樣,二樓以上就上不去自來水”(17)張賢亮：《男人的風格》,《小說家》1983年第2期。的簡陋房屋里。即便如此,這一屬于私性空間的場域也常作為公共空間來使用。時空上最大程度的公共化將改革者自身的私性降到了最低,從而在取消他們作為人本身最基本的欲望的過程中完成了他們由人到“非人”(神)的轉化。

最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者形象的理想化色彩還體現在他們自身所攜帶的現代觀念上。作為改革者,他們往往有著超前的眼光和現代管理知識?；诖?喬光樸一上任便通過考核評比剪除了一些在生產上不出力、業務上不用力的職工,從而在全廠形成了一個“有對比、有競爭”的崗位制度?！堕_拓者》中的車篷寬率先在一個省展開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打開自由市場,通過企業間的競爭來更新企業技術、改變企業生存觀念?！跺佂肫芭杞豁懬分械呐：陝t利用現代企業經營與管理技術將一個月月賠錢的春城飯店改造成了年利潤五十多萬的大飯店。除此之外,他們還善于發現并合理利用人才。喬光樸不計前嫌,大膽重用曾經的造反派郗望北,從而幫助喬光樸解決了許多他不熟稔的難題。解凈通過重用信仰喪失者劉思佳,不僅成功設計出“運輸隊經營管理考核標準”,還弄清了全廠經營銷售上的弊病。這些改革者擺脫了以往聘用人才看關系、觀血統的陳舊觀念,轉而以知識、能力作為考核人才的主要標準。徐楓、武耕新、陳抱帖等人因深知科技人才對于改革的重要性,也以各種方式招攬人才,并將之運用到改革的實踐當中。對于一個剛從“文革”中走出還未擺脫傳統思維慣性的社會來說,改革者們能夠以清晰的頭腦、現代的眼光來觀察社會,改造社會,無疑具有超前于此一時代的特質。

應該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者身上所具有的理想化特性與此一時期的時代風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1970年代末,當人們從一場民族的浩劫中走出,面對滿目的創傷與殘破的廢墟,急需“一批敢于擔當的先行者,肩負起將民族從舊時代的混亂與不合理現狀中拖曳出來的責任,并致力于推動國家走上現代化的發展道路”。(18)蘇奎：《改革文學研究：1979—198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72頁。而像霍大道、丁海川、喬光樸這樣的改革者無疑具有幫助人們擺脫痛苦、重建信仰的作用。于是,這些被人們寄予了浪漫理想的改革者們便剪除了許多作為人本身的弱點,放大了許多利于改革的獨特品質,從而捏合成了改革的巨子,時代的巨人。

二、 妥協的“弱者”,現實的“凡人”：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的改革者形象

改革文學發展到1985年,大致走完了一個階段性的歷程。1985年以后,改革文學失去了此前“一呼百應”的時代效應,逐漸走向衰落。應該說,導致改革文學落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改革文學經過幾年的發展,在文學內部逐漸形成了一些相對固定的文學創作模式,如“清官”模式、會議模式、“改革+戀愛”模式等,這些模式致使改革文學的創作陷入了簡單的重復之中,“不僅影響了改革形象的塑造,而且也影響了讀者的閱讀興趣”。(19)張樹驊,陳寶云：《當代文學50年》,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頁。此外,這一時期興起的先鋒文學、尋根文學、新寫實文學等文學潮流改變了1980年代文學的整體面貌,改革文學也在不斷涌現的文學潮流的沖擊下逐漸走向邊緣。當然,改革文學的退潮也與社會的演進有著巨大的關系。到1985年,改革的路線方針已基本確定,大眾不再需要以文學滿足自身的改革意愿、表達自身的改革訴求。改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改與不改的問題,而是如何改的問題。面對改革進程中層出不窮的問題,此一時期的改革文學“已經很少(有)那種理想主義的色彩,而是交織著多種矛盾和斗爭,具有更加強烈的悲劇性”。(20)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頁。作品中所塑造的改革者也不再是克里斯瑪式的巨人,而是平庸的弱者,是在各種矛盾中苦苦掙扎的普通人。

此一時期的改革者正因為熟諳自己身處社會關系的巨大網羅中,所以他們最常做的便是協調各方面的關系。呂建國為了完成一千萬訂單的簽訂,宴請公安局陳局長,請他網開一面放了河南大客戶鄭主任;為了追回失竊的轎車,他又拜托在廠女工岳秀秀,讓她去做她舅舅門縣長的工作。鎮黨委書記孔太平為了解決鎮上財政的困境,與鎮派出所黃所長討價還價,用一天的時間收繳了十二萬元的罰款。為了保證縣委班子的正常運轉,身為縣委常務副書記的鄭德海一方面讓傅縣長在引進意大利水泥生產線的責任書上簽字,另一方面又要照顧米書記等人的情緒,還要穩住退休老干部張大炮,以免他上街游行。除此之外,他還讓老陸挪用綠化專項基金給教師補發工資,找錢讓公安局長小徐追回縣里被騙的五十萬。在改革文學盛行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喬光樸最不屑也最不擅長的就是處理各種關系,他總是習慣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諸種改革難題,憑借他的個人偉力,改革的阻力迎刃而解。在《“維持會長”》中,石敢就大膽批判了“處處貌似公正,實際上是向歪風邪氣低頭,打擊了革命的有生力量”(21)蔣子龍：《“維持會長”》,《蔣子龍文集》(第二卷),華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頁。的市經委主任鐵健——他總是以“不得罪任何一方”的方式解決問題,“表面很圓滿,讓大家都過得去”(22)蔣子龍：《“維持會長”》,《蔣子龍文集》(第二卷),第89頁。,實際上卻將麻煩留給了將來。應該說,這種“維持會長”式的人物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文學的表述中是作為改革者的對立面而存在的,然而到了1990年代,新一代的改革者們不得不在協調各方面的關系中艱難探索改革的道路。

當然,之所以說此一時期的改革者是現實中的“凡人”,還因為這些改革者身上常表現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者少有的私性情感。當毛毛被洪塔山強奸后,孔太平既感到氣憤又感到無力。氣憤是因為他不想當這窩囊官,要將洪塔山依法懲辦,無力是因為失去洪塔山鎮上的經濟就會垮掉,全鎮人民的生計也將受到影響,為此他又不能將洪塔山告上法庭。孫明正面對沙老太的上訪,一方面感到頭疼,唯恐避之不及,另一方面也替她感到難過與不平。雖然沙老太在死前沒能看到自己莫須有的污點被消除,但從孫明正自掏腰包捐贈一千塊的舉動中,人們還是感受到了改革者所散發的人性的光輝。黃坡鄉黨委書記黃大發(《黃坡秋景》)為了不折騰鄉民,決定放棄三秋大賽,然而突發的瘟疫讓鄉里的耕牛損失大半,在求助縣農機站無果的情況下,黃大發帶頭下地開展“肩拉人抗”式的自救。這種與鄉民患難與共的精神雖然不能很好地解決現實的困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溫暖了人心,激勵了斗志。

在實際的改革過程中,改革者們也日漸暴露出了自身的缺點與不足。如果說《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在聽到少平讓他把用于拍電視劇的兩萬塊錢捐到村里的時候,內心的猶疑與掙扎顯示了少安作為農民企業家的的小氣與自私。那么,《神仙·老虎·狗》中的代理市長牛皋則剛愎自用,思想老舊還持有很嚴重的家長制觀念。因為他錯誤地估計了農業在改革進程中的作用,致使江防堤壩年久失修,從而導致A市在洪水的肆虐下損失慘重。而《商界》里,穗光公司的總經理張漢池雖有振興企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但頑固保守、缺乏科學開拓的精神,盲目地將計劃體制內部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市場經濟之中,給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從這些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當改革進入到社會結構深處的時候,需要更新的不僅僅是外在的政治經濟體制,還包括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觀念。而這些帶有明顯缺陷的改革者昭示著改革的領航人不再是喬光樸式的“巨人”,它的真正參與者是一群有血有肉、有著七情六欲的普通個體。

1985年以后,改革不再是一種空喊的口號,而是一種實體物。改革文學所要表現的內容也不再是以改革的光明前景將個人重新編入社會主義的大集體中,而是真切展現改革過程中的陣痛。于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文學中的理想化色彩很快就被現實主義的手術刀切破,改革的艱難以及由改革所帶來的新問題、新矛盾就成了寫作的主題,文章的主體風格也由浪漫激情轉向沉重悲涼。處在復雜矛盾關系網絡中的改革者真切感受到了改變現狀的難度,只能在妥協與周旋中尋找前進的力量。改革的艱辛也時常讓他們懷疑自己,呂建國、鄭德海、黃大發等人幾次有放棄職業生涯的打算。與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者相比,此一時期的改革者們少了一點隔膜與距離,多了許多人情味。他們雖然被改革的重負壓得喘不過氣,但始終與民眾站在一起,以普通人的身軀繼續著改革的事業。

三、 時代進擊者,現世的英雄：199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者形象

總結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改革文學,我們可以發現,“此時的作家大都對當下生活狀態中的灰色方面持一種認同感或無可奈何的態度,缺乏一種批判態度和理想精神的支撐”(23)施路：《論“改革文學”的發展及演變》,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9頁。。表現改革的文學作品也“普遍表現出對理想主義的厭棄,對激情和浪漫生活的拒絕,而無可奈何地認同于日常生活的現存秩序”。(24)孫先科：《頌詩與自訴——新時期小說的敘述特征及文化意識》,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83頁。從整體上來說,此一時期的改革文學在價值追求上突出了一個穩字?！胺€”既表現在改革者的主體認知上,也表現在他們具體的改革實踐中?！陡F鄉》中的陳寶明面對全鄉的財政危機,說“別著急,慢慢就順當了”。(25)何申：《窮鄉》,《中國作家》1994年第5期?！缎旁L辦主任》中的孫明正向林副書記詢問大楊樹溝的矛盾如何解決時,林副書記也說“這事得上常委會了,等著吧”。(26)何申：《信訪辦主任》,《小說家》1995年第1期。這種不慍不火的心態與行為處事方式雖不會招致大的錯患,但也使得改革的進程變得極為緩慢。身處在改革大潮中的改革者也因瞻前顧后而缺少了些改革所需的魄力與勇氣,變得平庸與無力。

1997年,在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的基本經濟制度后,改革開放的進程進一步加快。面對新的改革環境以及越發復雜多樣的改革問題,人們急需一種精神寄托來重建改革理想。于是,在主流意識形態以及大眾閱讀需求的合力作用下,1990年代末的改革文學一改此前消極灰暗的文學色調,變得明麗昂揚。一大批改革英雄也在新的改革文學潮流中涌現。

與前一時段的改革者相比,199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者往往有著堅定的意志和一往無前的勇氣?！吨袊圃臁分械氖形瘯浉唛L河勇敢挑起查處平軋廠十二億投資打水漂以及其中涉及的腐敗問題的責任,并坦言要做“新世紀的太陽”,要讓“任何懷疑的目光,都在他的決心和行動面前被擊潰,被粉碎”。(27)周梅森：《中國制造》,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頁。即使變革的前路遭到了劉華波、姜超林、文春明等人的阻撓,他也沒有放棄,依然懷著最初的信念繼續工作?！毒駬瘛分械氖虚L李高成在接待工人請愿與走訪調查的過程中,明確了造成中陽紡織集團瀕臨破產的原因在于集體腐敗,然而這種腐敗不僅涉及集團內部,還涉及省委常務副書記嚴振以及他的愛人市反貪局局長吳愛珍。在這場生死一刻的博弈中,李高成頂住了來自領導、下屬以及家庭等方面的壓力,成功查處了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腐敗分子?！渡n天在上》中的代理市長黃江北臨危受命,查找前任市長、市公安局局長的死因以及萬方汽車工業總公司在投資幾億后仍遲遲不能投產的原因。在田曼芳、鄭彥章、夏志遠等人的幫助下,黃江北沖破了由田姓家族織就的權力網絡,揭開了籠罩在章臺人民頭頂上的蓋子?！度嗣竦拿x》中的侯亮平主動請纓追查貪腐案件,即便身處囹圄依然憑借自己睿智的頭腦與黑惡勢力作斗爭,在明知孤身前往山水莊園會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依然以身涉險,與位高權重的貪腐分子作斗爭?！队⑿蹠r代》中的史天雄不顧家人的阻攔,投身到市場經濟與中國政策相結合的典范——“都得利”零售公司,在國營公司、政府以及家庭部分成員的重重“圍剿”下努力擴大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犊嚅瑯洹分械耐鯊S長面對著市局提出的“減員增效”的改革重壓,始終堅持以人為本,貫徹著他當廠長“不減員,要增效,更要保飯碗”的原則,尋求更為合理的方式應對改革。然而與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者相比,此一時期的改革者早已不是理想主義的化身。鄺健童(《大江沉重》)、李高成、李東方(《至高利益》)、貢開宸(《省委書記》)、侯亮平等改革者深知理想主義式的冒進只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并不能真正實現改革的目標,唯有在條分縷析的基礎上默默積蓄力量,并在關鍵時刻擲出全力的一擊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預期目標。所以這些改革者時?！叭淌苤鴣碜哉倍偾械耐九c民眾的誤解與指責,默默地等待著那個決定性的時刻的到來”。(28)劉復生：《“新改革小說”：改革的后果及其意識形態表述》,《理論與創作》2006年第6期。他們的行為表明他們真正而深刻地理解了中國社會的現實復雜性,他們的英雄主義也恰恰體現在他們對體制問題、政治與經濟問題的痛苦克制以及敢于在荊棘中舒展筋骨的“狼性”品質上。

一般來說,我們通常將在才能、智力、膽識等方面遠超常人,并能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的人稱為英雄。因而從本質上說,英雄還是人,只不過他們身上有著普通人難以具備的品質與能力。既然英雄也是人,那么他們身上自然也帶著普通人的思想與認知。與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者相比,198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文學都注意書寫改革者相對平凡的一面。高長河在解決平軋廠貪污腐敗問題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要顧及他與領導班子中其他成員的關系。一方面,文春明是姜超林的老搭檔,姜超林又是被劉華波一手提拔起來的,而另一方面,紀委書記孫亞東嫉惡如仇,辦公室主任劉意如左右逢迎。一方面,省委書記劉華波要求領導班子要團結,另一方面,文春明與高長河之間又勢同水火。高長河要想辦成事,只能在協調好各方面的關系后伺機而動。李高成在聽取了工人代表的發言后深感事情的嚴峻,在聽完集團經理一行人的發言后又覺得事情并沒有進展到如此惡劣的地步。走訪基層后,他推翻了此前的論斷,認識到工人們的反映是正確的。然而作為一個普通人,他一方面痛心于工人們的悲慘遭遇,另一方面又難以對自己親手提拔上來的干部痛下殺手,內心多了些猶疑與徘徊。與之相似,侯亮平對恩師高育良的拜訪既是試探也是求助。在漢東省貪腐關系網逐漸浮出水面之時,他仍然對老師抱有最后的期望,希望他能自證清白。黃江北在調任章臺市代理市長后,一心想要大展拳腳,初入章臺時,身上還帶有一種郁郁不得志的干部突然被重用后的應激性權力欲。當他站在燈紅酒綠的大街上時,他表示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發動這兒所有的派出所居委會聯防隊敲開所有的門,點亮所有窗戶里的燈,號召起所有的人擁向某條大堤或某個火場,或在中心大街上集合待命,讓萬人空巷,萬巷空人,黑夜不黑”。(29)陸天明：《蒼天在上》,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頁?？梢哉f,正是這種在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網絡中輾轉騰挪的不堪與無奈,這種在得與不得、做與不做之間的焦躁與不安,這種在激進與穩妥、為公與為私中的掙扎與抉擇才增添了人物的復雜性與真實性。他們也從最開始的理想主義式的扁平人物蛻變成現實主義燭照下的圓形人物。

縱觀此一時期的改革小說,其文章的結尾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達成了預期的改革目標;二是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然而又有新的矛盾生長出來,等待改革者解決。然而不論以何種方式結尾,故事無不以描寫改革的困難為能事,進而在此基礎上深刻展現改革者的英明神武以及為人民的事業奮斗終身的雄心壯志。從這一方面說,199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文學重新恢復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改革文學中彌漫著的英雄主義、浪漫主義氣息,然而與后者不同的是,199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者不再是理想主義式的“巨人”,而是切實可信的改革英雄。此一時期的改革文學以強烈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和以文學介入現實的欲望嚴肅地剖析著改革開放進程中的諸種問題與矛盾,在針砭時弊的指出改革可能存在的錯誤與弱點的同時,也通過塑造新時代的改革英雄鼓舞了改革的士氣,振奮了改革的精神。從這一角度來說,1990年代以來的改革者也以文學的方式參與了現實生活中的改革進程,并成為了改革文學史上獨特的“這一個”。

四、 結語

在改革文學發展演進的四十余年的歷史中,每一次社會思潮的涌動,都變更著改革文學的書寫模式與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方式。改革者形象從整體上也經歷了由理想主義色彩濃烈的改革“巨子”到被社會現實束縛苦苦掙扎的“凡人”,再到拖著沉重的包袱在改革大潮中昂首挺進的改革“英雄”的三次大的轉變。然而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形象譜系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者形象在數量上并不占優。此種境況的出現,一方面是由于關注現實改革生活的作家人數不多,另一方面則緣于改革文學陷入了一種相對固定的文學創作模式,自我更新的力度不足。當然,此種困境也并非難以打破。隨著青年作家對當下社會現實體驗的加深,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以及社會主義建設者的使命感將帶領他們走入廣闊而復雜的改革大潮之中。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具有銳意探索精神的時代書寫者們將以更新的眼光、更豐富的表現方式展現身處變革時代的改革者們的命運遭際與改革歷程。在此基礎上,改革者的形象也將出現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