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正義視角下城市生態游憩空間的合理性布局
——以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區主城為例

朱妙園,華紅蓮,孫秋雁,湯恩萍

(云南師范大學 地理學部，云南 昆明 650500)

0 引 言

資本主導的空間擴張是非常尖銳的力量,蘊含著極強的剝蝕性,引發了城市生態環境的退化,導致空間的斷裂和分配不公,進一步加劇與日俱增的城市居民生態游憩需要和城市生態游憩空間服務供給不匹配之間的矛盾[1].目前,新人本主義空間正義觀下城市生態宜居空間的創建成為城市規劃及建設的焦點,因此,打造高質量城市生態游憩空間,公平公正地進行分配滿足游憩利用成為城市生態游憩空間布局研究的重要內容.生態游憩空間在城市擴張中屬于稀缺資源并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與居民身體健康、社會福利等關聯,其可獲取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其分配的公平和公正[2].面對城市中較少的游憩空間資源與較高的生態人文需求之間的現實矛盾,引入空間正義視角審視城市生態游憩空間的布局具有現實意義.

“空間正義”理念的嵌入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視角和理論基礎.基于對不正義空間表現的審視,窺察、判別和消減植根于空間和空間過程的不正義[3],Higham與Korpilo從城市生態旅游需求視角,采用基于網絡的PPGIS對游客的游憩行為進行分類[4-5],Zhang和尹鐸等人通過主成分分析檢驗居民對景觀要素和城市綠地屬性的偏好,量化居民對城市綠地的娛樂需求[6-7],形成城市綠地規劃體系.在國內,孫琨等人以人口特征和生態游憩意愿為切入點對不同生態游憩空間的配置需求進行比較研究[8-9];王甫園等人利用空間分析和兩步移動搜尋法評估廊道和斑塊對的連接度[10-11];楊曉俊等人則疊加生態學相關理論,構建生態壓力指數分析游憩空間布局[12],以實現城市生態游憩空間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服務價值的提升.綜上,國內外學者對城市生態游憩空間的研究集中于居民游憩行為、產品服務價值評價、資源配置等方面,在空間布局合理性方面的研究尚有一定成果,但討論較多的空間主要集中在工業區、旅游地、街道社區等,對城市生態游憩空間的研究和討論較少.本文以曲靖市麒麟區主城為案例研究地,基于“空間正義”理念,關注居民日常生活的主體需求,通過對案例地的生態游憩空間布局合理性進行分析,以期為城市規劃中生態游憩空間的布局提供分析腳本和分析維度.

1 相關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

1.1 城市生態游憩空間

城市生態游憩空間是城市空間文化的有機部分,是休閑文化與游憩活動的物質載體與場所,其空間屬性具有“休閑”文化的印記[13].目前,關于城市生態游憩空間尚無公認的統一定義,且存在與多個概念交叉及概念模糊的問題,比如游憩空間、綠色空間等.國外主要是對“綠色空間”進行定義,早在1898年,霍華德在其著作《明日,一條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就提出了著名的“田園城市理論”[14],他在該書中描繪了城市與鄉村生態空間結合的理想城市,學術界由此開啟了生態城市建設與規劃的熱潮,隨后提出“城市綠色空間”這一概念,認為它是環境中提供任何植被的場所,以供居民休閑游憩并為自然界的物種提供生境[15].我國學者吳必虎最早對城市游憩空間進行了定義,認為其是指在城市和近郊區域的具有休閑游憩功能的開敞空間,可以實現城市居民的游憩、觀光、社交、健身等需求[16].王甫園等人則將城市生態空間定義為城市內人工或自然的植被及水體等生態單元所占據的并為城市提供生態系統服務的空間[17].綜上,綜合考慮“城市游憩空間”“城市生態空間”和“綠色空間”,將城市生態游憩空間定義為:城市內或城市近郊具備良好自然生態且能為居民提供休閑游憩功能的開放空間.

1.2 空間正義理論

空間正義,源于馬克思對資本支配的空間生產導致的空間非正義現象的全方位批判,是社會理論“空間轉向”的一種產物,即社會正義的空間維度[18].羅爾斯在《Justice》一書中用純粹抽象的社會契約演繹其“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并確定其為正義論的首要價值,目前關于空間正義理論的研究尚未完善,但也被學者廣泛應用于諸多領域[19].Gordon最早使用“空間正義”這一概念,但他所認為的空間正義適配范圍狹窄,僅注重分配性[20].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書中,從空間視域對資本進行批判,對社會正義與城市化的本質進行探討,發現之間的交叉關系突出,于是空間正義理論進入地理學研究領域[21],其核心觀點認為區域(城市)發展與規劃應將空間公正思想引入到社會空間研究中[22].隨著城市的發展與擴張,區域(城市)社會空間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不公正的空間結構,即不同的尺度與空間類型下城市社會資源分布的不均衡,由此引發了空間不平等和非正義,并力圖通過重新審視與重構將公正價值融入其中以改變不公正現狀[23-24].本文引入空間正義視角是因為城市游憩空間是一個正在被當下社會所逐漸重視的研究對象,但對其研究還不夠深入和全面,特別是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還十分薄弱[25].空間正義“以人為本”的哲學基礎體現人的自由性、平等性、多元性、和諧性等倫理價值,能對空間資源的平等分配、空間倫理意識的創新等具有啟示意義,能夠對分析提升城市生態游憩空間布局的公正度和合理性提供審辯視角.

1.3 城市生態游憩空間布局的公正性反思

在城市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空間非正義現象是資本擴張引起的空間割裂和空間分化導致,人類所理想的空間公正可能很難實現.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通過建立相關標準對城市生產、生活、生態等空間的公正性進行評價,使城市居民在享有、功能、可達等方面的達到相對公正和平等[26-27].公正性意味著所有社會價值、自由與機會、收入與財富以及自尊的基礎都應平等地分配[28].但每一個社會進程的發展過程都是非均衡的,地理空間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公正也是一種普遍現象[29].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生態游憩空間的公正性主要體現在:城市生態游憩空間與居住區之間遵循平等自由原則、最多受惠原則和差異原則,供給與城市人口分布相匹配,突出其服務和功能能夠覆蓋和滿足城市不同功能區居民的生態游憩需求,且各類生態游憩空間在空間布局上具有“類型互補、相互嵌套”的特點[30],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做到空間資源分配的平等,實現人民群眾的生態游憩空間利益[31].

2 研究方法及思路

基于空間正義理念,關注空間范疇內主體的生存質量及存在意義,以居民日常生活的生態游憩服務“需求導向”切入,選取生態游憩空間服務半徑覆蓋率、居民交通耗時及出行距離、居民游憩滿意度四個指標,以曲靖市麒麟區主城為例,采用GIS網絡分析輔以問卷調查分析其主城生態游憩空間布局的合理性.選取可達性作為衡量指標,以到達游憩空間的距離和時間作為量化指標進行分析[32].

2.1 文獻分析

基于SCI和CNKI數據庫,重點分析2007—2020年空間正義研究領域對“城市生態空間”關注程度的變化,檢索獲得1426篇論文,根據研究主題篩選出論文87篇.通過比對空間正義與不正義、空間布局、服務格局、可達性進行歸納和梳理,獲得生態游憩空間公平性研究的4個評價指標,為構建評價體系提供依據.

2.2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目的主要以獲取曲靖市麒麟區主城內不同性別結構、年齡結構、職業結構的居民對生態游憩地布局現狀的滿意度信息,調查通過問卷星平臺共發送收集答卷115份,有效答卷102份,由SPSS平臺進行問卷信度分析為0.902,表明問卷數據有效.

2.3 GIS空間分析

GIS空間分析是地理學時空分析的重要方法,運用ArcGIS將研究地的生態游憩地邊界矢量化,利用緩沖區分析法、疊合分析法對城市生態游憩空間的可達性和服務格局公平性進行分析,以探討其布局合理性.

3 研究區概況、數據來源與處理

3.1 研究區概況

曲靖市,云南省轄地級市,位于云南省東部,處珠江源頭,素有“滇黔鎖鑰”“云南咽喉”之稱,是滇中城市群的核心區,轄1市3區5縣,2022年最新的統計數據中,云南省曲靖市建成區總面積達到10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達到104.6萬人.根據我國住建部的劃分,曲靖市成功晉級II型大城市,為云南省第二座大城市[33].研究中曲靖市麒麟區主城主要指麒麟區,其作為曲靖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及市政府所在地,擁有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全國生態示范區和全國科普示范區等榮譽稱號.研究范圍以該區的主城(商業、商務、醫療、教育中心)為主,包括除東山鎮和茨營鄉在外的10個鄉鎮.近年來,在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背景下,麒麟區土地成為極盛經濟價值的重要資產和稀缺資源,政府的土地批租制度、開發商資本的介入加劇了麒麟區建設的用地競爭,“圈地運動”中生態游憩空間因商業價值不足被漠視和擠占.因此,麒麟區人口密度的增加與生態游憩空間及服務需求矛盾愈發突出.

3.2 數據來源與處理

研究數據來源主要分為兩部分:(1)遙感影像數據:研究區2020年生態游憩空間數據均基于分辨率為2.17 m的Google衛星數據,通過91衛圖助手下載后提取,并通過ArcGIS對數據手動矢量化,從而獲得生態游憩空間、居民區以及道路數據,經實地調查進行修正.(2)城市居民游憩感知數據:通過實地考察與問卷調研獲取麒麟區不同性別結構、年齡結構、職業結構的居民在各類生態游憩空間的游憩行為及其公平性感知和滿意度信息.

利用ArcGIS軟件對遙感影像數據進行處理得到城市生態游憩空間的空間分布及其連接道路,通過空間緩沖分析研究區服務格局及可達性可視化分析;針對實地調研和問卷調查獲取的數據,利用Excel提取居民交通耗時及出行距離數據從而進行居民公平性感知滿意度分析.

4 空間正義視角下麒麟區主城生態游憩空間布局合理性分析

4.1 城市生態游憩空間類型劃分及評價指標選取

結合麒麟區的實際情況,將麒麟區主城的生態游憩空間劃分為城市生態公園、城市廣場綠地、社區綠地、風景區四大類,如圖1所示,以此為基礎對麒麟區主城城市生態游憩空間的合理性進行分析研究.

圖1 麒麟區生態游憩空間現狀布局

在實現生態游憩空間合理性評價的同時,保證評價結果的覆蓋面,因此選取游憩空間服務格局、游憩空間可達性和居民游憩滿意度作為評價指標.

(1)游憩空間服務格局:借鑒島嶼生物地理學中的“物種-面積”經驗模型[34],選擇“服務半徑覆蓋率(X1)”作為其評價指標,即生態游憩空間的服務半徑越大,覆蓋的服務范圍越大,其服務格局也就越完整;反之則越差.

(2)游憩空間可達性:可達性最早由Hansen提出,指城市居民從某一地點達到目的地點的交通便利程度[35].作為衡量城市生態游憩空間合理性的重要指標之一,若可達性較好,則說明該城市為居民提供的交通服務系統越好,游憩空間的服務半徑也就越大;反之則越低.因此,選取“居民交通耗時(X2)和居民出行距離(X3)”作為游憩空間可達性的評價指標.

(3)居民游憩空間公正性感知:城市居民對生態游憩空間公正性感知情況是衡量城市生態游憩空間布局公正性的重要尺度,對城市規劃管理決策有重要影響[36].感知評價則更為復雜,難以進行統一標準的量化分析.因此,研究選取“居民游憩滿意度(X4)”作為該分析的評價指標,通過問卷調查獲取相關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滿意度高則表明居民對城市生態游憩空間的布局較為認可,居民公平性感知滿意度高;反之則低.

4.2 城市生態游憩空間服務格局合理性分析

基于對麒麟區主城各類生態游憩空間的實地調研,結合問卷調查中“關于18～60歲居民前往生態游憩空間的慣常交通方式”的調查結果,其中選擇步行出行的占比最高,達30.32%,因此選取“步行平均距離”作為確定各類生態旅游空間的核心服務半徑,根據不同交通將其劃分為三級,分別是核心服務半徑(步行平均距離)、中間服務半徑(電動車和公交車平均距離)、邊緣服務半徑(自駕車平均距離),如表1所示.

表1 各類生態游憩空間服務半徑

根據表1中確定的各生態游憩空間服務半徑,在ArcGIS軟件中運用緩沖區分析對研究區矢量數據進行可視化處理,得到麒麟區主城生態游憩空間的服務半徑覆蓋圖,如圖2所示.由表1和圖2(a)可知:(1)社區綠地的服務對象集中于周邊居民區,服務半徑較小,服務覆蓋范圍小,一些較大的社區綠地因其面積大,游憩承載力高,所輻射的服務范圍也較大,但其總體服務覆蓋率不高.(2)城市生態公園(圖(b))與風景區(圖(d))因其空間內自然景觀豐富,游憩資源質量較高,規劃面積大,總服務面積覆蓋了75%左右,但研究區西南方并未覆蓋.(3)城市廣場綠地(圖(c))和社區綠地一樣,資源服務對象集中于周邊社區,服務半徑介于社區綠地和城市生態公園之間,僅少許交通便利的廣場服務半徑可達到最高值,但服務覆蓋面積受限于廣場的面積大小,總體服務覆蓋面積較小.

圖2 研究區各類生態游憩空間服務半徑

綜上,結合各生態游憩空間服務半徑的疊加分析,可知(1)麒麟區主城生態游憩空間的服務輻射區域集中在主城中心、西北方和東南方,覆蓋面達到了70%,而西南方覆蓋面幾乎為0.(2)核心服務面積在中心的覆蓋率小于50%,難以滿足其中心人口高密度所需的游憩需求;外圍區雖然人口密度相對較低,但生態游憩空間面積大,人均生態游憩面積遠高于中心城區居民,加上其交通通達度較低導致生態游憩空間可達性較差,生態游憩服務為未有效服務居民.

空間正義的平等原則要求,區域內所有人都能公平地享受空間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且對區域內某元素的“空間形態”享有平等的支配權[36].結合表1和圖2可知:(1)麒麟區主城居民對于生態游憩空間服務的獲得存在明顯差異.(2)主城中心居民對各游憩空間服務的獲得率遠遠高于主城邊緣居民,而西南方居民獲得率近乎為0.

4.3 城市生態游憩空間可達性分析

根據問卷調查獲得城市居民理想中居住地到生態游憩空間的距離,劃分為4類:< 500 m,500 m ～ <1 000 m,1 000 m ～ <2 000 m,≥2 000 m,因此,研究將可達性分為4個等級,根據此標準計算各可達性等級在問卷調查結果中的占比,如表2所示.

表2 生態游憩空間可達性統計結果

在實地調研結合問卷調查中發現麒麟區主城生態游憩空間的分布格局存在以下問題:(1)人口密集的主城中心僅零星分散著幾個面積較小的生態游憩空間,面積大且質量高的大型游憩空間分布在主城中心外圍,造成居民生態游憩需求的可達性時間大幅度增加,如圖3所示.(2)主城中心居民前往各類生態游憩空間的可達時間耗時較長,交通系統通達性及便利性較差,13.83%的居民出行耗時小于10分鐘,34.22%的居民耗時10～<30分鐘,耗時30～<60分鐘的占33.17%,耗時1～<2小時和≥2小時的分別占比14.19%和4.6%,如表3所示.

表3 麒麟區主城居民可達生態游憩空間的交通耗時

圖3 生態游憩空間與居民區分布

通過對研究區居民居住地與慣常生態游憩空間的距離調查可知,距離小于1km的占比23.53%,1～3 km的占比39.22%,4～6 km的占比24.51%,大于6 km的占比12.74%.綜合考慮居民的交通耗時,超過70%的居民前往生態游憩空間的行動距離超過1000 m.對比可達性等級標準可知,研究區內生態游憩空間的空間可達性較差,城市交通系統有待完善.同時,從空間正義的開放性原則出發考慮,其空間可達性差,表明區域內的流動性差,居民到訪游憩空間的頻率受到相應限制,其服務功能未能有效輻射及釋放.

4.4 城市生態游憩空間居民公平性感知滿意度分析

通過問卷調查獲取居民對生態游憩空間設施、服務、休閑的滿意度數據分析可知:居民慣常在社區綠地和城市綠地廣場進行散步,在風景區以觀光游覽為主,城市生態公園則兼顧散步、運動、觀光等,游憩行為與生態游憩空間類型供給相關,呈現出的游憩行為差異受到游憩空間類型供給的限制,如圖4所示.

圖4 居民游憩行為統計結果

根據居民生態游憩空間感知評價統計結果可知:各生態游憩空間所提供的服務類型較為單一,且存在服務重疊的情況.對于不同片區的居民來說,其基本的散步需求能在周邊生態游憩空間得到滿足,但更高層次的觀光、運動、療養等生態游憩服務需求得不到滿足.居民對生態游憩空間內部的基本服務及設施滿意度高達70%,但對生態游憩的空間布局不滿意度高達82%,如表4所示.綜上,從日常生活中的生態游憩需求出發分析,結合圖3可知,現階段麒麟區主城居民對生態游憩空間的整體布局較為不滿,其布局的公平性及合理性欠佳,主要因為大型生態游憩空間距主城區較遠,交通設施不完善,造成居民出行困難,享受生態游憩服務的經濟成本增加,需綜合考慮城市居民游憩需求以更好增進居民福祉.

表4 居民生態游憩感知評價結果

5 結論及討論

建設城市生態游憩空間對于塑造高質量城市生活環境及城市居民健康有重要意義[37-38].隨著時代的發展,空間正義有了更多內涵,正義在社會空間中的滲透日益延伸,正義的評判標準更加符合信息時代和城市化時代.基于“空間正義”的視角為城市規劃及建設中關注“以人為本”的邏輯主線通過“正義”的空間布局得以展現,從而提供“有溫度”的分析腳本.分析結論表明:(1)麒麟區主城生態游憩空間布局和結構欠佳,邊緣過剩而中心不足、供需不匹配,居民對生態游憩空間內部的服務及設施滿意度達70%,但對空間布局不滿意率高達82%;(2)麒麟區主城居民對于生態游憩空間服務的獲得存在明顯差異,服務輻射范圍集中于麒麟區主城中心城、西北方和東南方,覆蓋范圍可達70%,西南方覆蓋幾乎為0.(3)生態游憩空間服務半徑與主要居民區距離較遠,形成服務“空白區域”,交通通達度較低且可達耗時長,導致區域內流動性差,居民到訪游憩空間的頻率受到限制;(4)麒麟區主城中心生態游憩服務面積的覆蓋率小于50%,難以滿足其高密度人口生態游憩所需,公共服務性與居民生態游憩需求矛盾突出.研究結論對提升城市生態游憩空間配置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強化區域的休閑服務功能、推動空間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