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視域下的效率、公平和共同富裕
——二十大關于共同富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種解讀

李優坤

(鄭州工程技術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4)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共同富?！翱偟乃悸肥菆猿忠匀嗣駷橹行牡陌l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黨的二十大報告也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庇纱丝梢?效率、公平之間存在密切關系,而共同富裕是人類為追求極致公平基礎上的“效率”目標而書寫的一種理想藍圖,是人類現代化藍圖的一種終極體現。人類社會的發展史證明,不論何種社會制度,只有從人民的整體利益出發,實現了效率和公平之間的有效平衡,才能推動生產力更快進步,推動共同富裕理想的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效率和公平,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過程中實現共同富裕理想的最佳路徑。

一、前現代社會和共同富裕理想的萌芽

私有制的產生與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相聯系,根本原因在于“私有”標志著人類智慧的最早和最原始的本能開化,人類從此能夠以“私有”化條件下的“進取心”推動生產力進步。恩格斯也曾明確指出,從政治學視角看,人類社會的“私欲”也即“惡”的歷史表現形式之一,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力。

但最初的私有制社會——包括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最大弊端就是以“身份”為核心的等級制?！吧矸荨辈粌H造成了社會成員之間競爭起點的嚴重不公,還堵塞了社會精英上進的通道。更重要的是,這兩個社會形態還以最野蠻的暴力和最原始的、神化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扼殺了普通民眾努力上進的夢想,桎梏了社會發展的腳步。因而,就前現代社會體制來說,效率是不存在的,公平更無從談起,社會發展也因而相當緩慢。相對而言,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通過征辟、察舉、九品中正及科舉等制度,為社會精英特別是知識分子打開了一扇通往上層的“天窗”,實現了最低層次的效率。而且,封建意識形態中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統治階級本是無限的貪婪欲望,最低限度地保障了公平,從而推動中國古代文明達到了前現代時期的最高峰。

即使是中國古代較好地處理了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系,但也只是相對而言。中國是人類社會共同富裕理想的發祥地。知識分子“小康社會”“桃花源”“大同社會”的理想和農民的“均田免糧”訴求,反映的是人類最早的、極其簡單化的共同富裕理想,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也是一種對前現代社會不公平的一種本能的靈魂拷問。但這些美好理想,由于沒有科學、可行的實踐路線,從來就沒有任何成為現實的可能。因此,這種理想不得不始終面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即使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的盛世,也都毫無差別地面臨巨大的貧富差距,一次次上演“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的人間慘劇。

西方社會也曾有過烏托邦式共同富裕的理想,但遠比中國社會要晚得多,并且同樣談不上成熟?！盀跬邪睢闭麄€名字本身也說明了在當時的西方,從來都不可能真正存在共同富裕理想實現的任何可能或空間。

二、近代社會的效率、公平和共同富裕

資本主義通過極端“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和所謂“人性”學說,通過形式上的“人人平等”和革新了的“上帝選民”說教,比較徹底地消除了人與人之間因“身份”造成的形式上的不公平,刺激人們瘋狂追逐以金錢為核心的個人利益,這就帶來了兩個后果。其一,因為解放了以“自利”為核心的“人性”,從而以一種極端方式推動了社會效率的迅速提高,使資本主義在其誕生不到100年的時間內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西方文明因而成為世界上最早實現現代化的文明,西方道路長期被“西方中心主義者”認為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其二,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國家之間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又反過來造成了社會成員之間、國家之間因經濟差距帶來的不公平。

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是以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以工業文明為先導,以物質的極大充裕為主要內容,以階級之間和文明之間的“依附關系”為主要特色的現代化。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就專門論述過,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和普通勞動者之間收入的不平等,基于資本回報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不平等而產生。他通過調查發現,如果資本年回報率維持在4%～5%,而經濟增長率維持在1%～2%,那么100年后,資本家的財富將是起初的128倍,而整體經濟則僅為原來的8倍。因而,基于客觀立場的西方經濟學家并不否認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之初所面臨的巨大貧富差距。因而馬克思主義范式一方面認可資本主義與前現代社會相比在效率方面的優勢,另一方面卻更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因實質不公平即貧富差距帶來的經濟危機,累積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治之癥”——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因而沒有能夠達到現代生產力應該達到的高度。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如果沒有實質公平的配合,單純的效率不足以推動生產力的進步。

資本主義誕生之初,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迅速傳播,以及19世紀末開始的資本主義國際體系危機與世界大戰的爆發,從根本上是貧富差距,也就是實質不公平造成的。盡管精明的資本家在鼓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神話”的同時,從19世紀上半期就開始在其國內通過最低限度的勞工保護法案,19世紀末期就開始通過建構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體系,試圖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緩解實質不公平問題,如英國在18世紀末的《學徒健康與道德法》與19世紀上半期的《工廠法》都是最早的、最低限度保護勞工權益的法令。而西方在19世紀后期開始的社會保障嘗試則進一步保證了無產階級的最基本的人身權利,相對緩和了資本主義大國的國內矛盾。馬克思主義政黨內部“機會主義”派別的出現,本身也說明了這一點。但馬克思主義的持續發展,則說明了這種調節是極其有限的。

資本主義本性決定的貪婪迫使資本主義主要大國通過不斷擴大殖民地,不斷加大對殖民地的掠奪,以獲取超額利潤。這種國家之間毫無公平可言的行徑,毫無意外地招致了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再加上帝國主義之間的無序競爭——不管是叫做“霍布斯式”或叫做“洛克式”的國際秩序,導致了資本主義國際體系危機的不斷加劇。盡管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大國之間試圖通過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包括國際聯盟)與越來越完善的國際法,保障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形式上的平等,但都沒能阻止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

因而,資本主義所有的調節措施,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內的,還是資本主義體系內的,由于資本主義瘋狂逐利的資本邏輯沒變,對不公平調節的程度都非常有限,效果也始終未能彰顯。因此,資本主義的體系危機不但沒有消除,從19世紀末開始還有不斷惡化之勢,最終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是資本主義大國所主導的西方現代化道路內部矛盾積累的必然結果。

三、現代社會的效率、公平和共同富裕

馬克思主義學說以充滿“共同富?！背煞值墓伯a主義理想藍圖,引起了東西方社會的共同關注。不管存在何種問題,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是人類第一次以“實質公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理想的社會實踐,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引領著人類社會前進和現代化的走向。傳統社會主義以“人人有工作,人人享受免費教育、醫療、住房和衛生”等方式,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初期,在機械大工業時代的批量化生產階段,徹底激發了普通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工業化奇跡。1927年開始的前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生產年均增長19.7%;“二五”計劃期間,工業生產年均增長17.1%。前蘇聯僅用12年時間就實現了國家工業化,走完了西方國家曾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社會歷程。單就工業化的成就而言,前蘇聯模式的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現代化的另一種嶄新模式。因此,傳統社會主義的早期歷史充分表明,公平處理得好,也能推動效率的進步。

新中國也曾經在“一窮二白”條件下,在“不長的時間里”(新中國成立的頭3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成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積累起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但在斯大林“兩個平行市場”理論的限制下,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局限性在二戰后的時代逐漸暴露。

二戰后,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在全球化越來越加速的時期,越來越走向了僵化和封閉——不能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在效率方面的優勢,從而在與變革了的資本主義的競爭中,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斯大林構建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忽視了馬克思強調的“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前提。因而,當革命的激情褪去,社會恢復發展常態之后,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缺乏競爭的弊端就迅速顯露無遺。再加上二戰后,人類社會迅速從批量生產的機械化走向信息化,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問題更加凸顯,傳統社會主義模式走向沒落成為歷史的必然。到1970年代,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停滯現象。前蘇聯經濟增長率迅速從二戰結束初期的10%劇降到1980年代初期的不足2%,而東歐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在1973—1992年甚至整體下降了0.8%。

二戰后資本主義的“第二春”一定程度上是社會主義這個“競爭者”出現后,在生死存亡的革命壓力下,借鑒了傳統社會主義在保障公平方面長處后的必然結果?！皬膿u籃到墳墓”完善的社會保障和救濟體系,加上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包括G7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等協調機制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資本主義因實質不公平帶來的國內和國際矛盾,并為發揮資本主義競爭機制對生產力的刺激功效創造了一定的條件。1950—1960年特別是1955年后,西方大國中,美國經濟增長率超過了4%,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也多數超過了5%。這對于本已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來說,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成績。

正是在“僵化”和“學習”的對比下,傳統社會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大國之間,也可以說是兩種現代化道路之間的競爭“天平”開始向西方傾斜。1970年代到冷戰結束,西歐國家的年經濟增長率是中東歐國家同期的3倍,東西歐之間的經濟總量差距也從1∶2擴大到1∶4?！鞍亓謮Α钡臍v史經歷,本身就是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在與變革了的資本主義模式競爭中,劣勢開始顯現的一種表現而已。因此,1970年代后,“改革”成為傳統模式社會主義國家越來越“熱”的一個詞匯。

從根本上說,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和道路的確立和成功,在于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為科學地界定了共同富裕范疇的內涵和外延,更為科學地觀察和處理了效率和公平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鄧小平“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等論斷,打破了傳統社會主義對平均主義的執念,深化了對公平的理解,為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上的公平之路打開了通道;“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等闡述,則打破了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之間非必然的聯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打開了“閘門”,為社會主義的競爭制度“奠了基”,推動了效率的革命性提高;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則確立了共同富裕建立在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關系的基礎上的辯證邏輯。這種理順了的效率、公平和共同富裕之間的辯證關系,確保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堅持改革開放,充分學習西方市場經濟在效率方面長處的同時,極力防止資本的瘋狂,極力防止兩極分化,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式的實質公平確立了科學、可行的道路。從這個視角可以理解,為什么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里,不僅突出強調了“效率優先”和“致富光榮”,也始終強調“共同富?！钡淖罱K目標,強調“先富群體帶后富”的社會責任和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義務。因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里,中國的資本也逐利,但國家卻從不允許資本走向“瘋狂”,始終在效率和公平之間保持了平衡。也因為正確處理了效率、公平和共同富裕之間的辯證關系,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時間里,中國經濟實現了超過9%以上的年均增長率,實現了驚人的崛起。

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幾代領導集體始終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效率、公平和共同富裕之間是一種動態的平衡關系,始終審慎地把握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歷史任務,在效率和公平之間尋找不同的著力重點。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熱潮中,鄧小平就高瞻遠矚地指出,中國必須“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這預示了中國為未來調整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更好推動共同富裕理想的實現埋下了伏筆。歷史也證明,包括西部大開發、持續不斷的扶貧,以及延續幾代領導集體的收入分配改革,都說明中國從來沒有忘記過公平,從來沒有放棄共同富裕的理想,只不過在動態平衡中調整了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從這個視角看,中國能夠在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體系實現驚人的崛起,至少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對共同富裕理想的更準確把握,對效率、公平關系的更恰當處理。

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斷進步相反,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在一片“歷史終結”的歡呼聲中,喪失了學習的動力和前進的勇氣。美國開始了新一輪的資本狂歡,以華爾街為首的金融資本迅速掌握了國家政治和經濟的命脈,貧富分化迅速加劇。而歐洲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過度福利,則在窒息整個社會前進動力的同時,把國家拖向了破產的邊緣。占領華爾街、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只不過是這種危機的集中表現而已。

更為致命的是,冷戰結束帶來的西方的傲慢桎梏了西方學習的通道。西方已經主導世界體系200多年,因而容易認為自己卓絕超群,沒必要向別人學習。當世界其他地方迅速發展并趕超的時候,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把原因歸結為別國的不正當競爭。西方的墮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傲慢的必然結果,西方式的現代化也因此越來越顯示出“疲態”。

四、中國式現代化及替代西方現代化的共同富裕邏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為精準地把握了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更為準確地詮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邏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更為驚人的速度邁向中華復興的宏偉目標,并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越來越顯示出比西方現代化更加強大的生命力。

進入新時代后,不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期全面消滅絕對貧困的偉大壯舉,還是全面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時期,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對“富起來”歷史時期更強調的效率優先,逐步向“強起來”歷史時期更多強調公平的“微調”,是中國“現代化強國”征程開始前后實現共同富裕的一種前瞻性規劃。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別對共同富裕進行了更為精確的界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同富裕是“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縮小到合理區間”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整齊劃一”的富裕;是“勤勞創新致富”的“共同富?！?而不是“躺平式”幸福的共同富裕;是“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共同富裕,而不是“福利主義”養懶漢的共同富裕;是“堅持循序漸進”的共同富裕,而不是“一蹴而就”式的共同富裕;等等。因而從本質上講,新時代的“扎實推動共同富?！辈]有脫離鄧小平當年所劃定的社會主義本質的界定,是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漸進式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現實性規劃。馬克思主義必定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不可能一成不變。因而,公平和效率及理想化的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也不能是一成不變的。

二十大在進一步界定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同時,強調“人口規模巨大”和“共同富?！钡幕咎卣?強調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不僅僅是物質的極大充裕,還包括精神的富足,還強調中國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實現合作共贏的目標,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是建立在國際經濟舊秩序基礎上的“依附”。這是一種完全依靠中國人民的勤勞勇敢和智慧,依靠全世界的互利合作,實現物質和精神協調發展,并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建構公平和正義,實現人口規模世界第一大國共同富裕這樣一個艱巨任務的現代化。因而,從根本上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特征,是“治療”西方現代化道路的不平等、不公正和依附等特性的“良藥”,是西方現代化道路的一種有效替代。

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效率、公平和共同富裕關系的這種調整體現的都是“升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平和效率的關系邏輯,體現的都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三者關系更為深刻的理解和更為科學的闡釋。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精準對標中國發展階段、調整發展思路做出的符合時代變遷、符合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符合中華復興“中國夢”實現邏輯的高明之舉。在這種背景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如期實現,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機活力,黨心軍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奮,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在中國大踏步“強起來”的新時代,在中國崛起的震驚中,在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的持續打擊下,西方終于從霸權的迷夢中慢慢醒來。慢慢醒來的西方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繼續在西方優越論的“神話”中自我陶醉,在民粹主義的狂熱中,通過諉過中國的方式,在中國徹底實現崛起之前,圍堵、遏制中國,延緩中國崛起。這是一個令西方著迷的方案,卻是在中國已深度融入國際體系并已持續崛起的背景下,在資本不改逐利本性前提下,不可能實現的方案?！安徽撌敲绹€是別的國家,要想再遏制中國已經不可能了,即使主張對華強硬的輿論也明白這一點?！逼涠?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通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交流和學習,借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之道,借鑒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之道,妥善管理資本的瘋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實現資本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繁榮。這是一條西方資本不喜歡的方案,卻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五、結語

“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只不過是在中華民族快速復興的進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模式在新起點上“新發展比賽”的開始?！氨取钡慕Y果如何?取決于兩種社會制度,哪一個能更好地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實現二者之間的“動態平衡”。其實質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哪一個更能適應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更能推動人類現代化目標的最終實現。

公平和效率關系的重點在“動態”,處理二者關系的關鍵在于不斷學習和進步。早在21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就明確指出“在當今世界上,迅速變革成為規范,而不確定性無處不在”。僵化和自大處理不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也是推動社會持續進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大敵。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和守正創新的特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始終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關系,推動共同富裕理想最終實現的根本性“鑰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