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有聲書市場初探

劉茜

摘 要：作為鄰國，韓國一直與我國有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我國出版界每年都會從韓國引進不少圖書的版權，內容涉及兒童、生活、語言學習等多個領域。近年，受新冠疫情的影響，韓國有聲書市場獲得了較大發展。本文嘗試從韓國數字出版發展歷程、政策環境、市場現狀等多方面入手，較為全面地分析韓國有聲書市場，并從中得出值得我國借鑒之處。

關鍵詞：韓國出版 電子出版 數字出版 有聲書

有聲書作為一種電子出版物，其在韓國的發展與韓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大潮流息息相關。有聲書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電子出版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韓國有聲書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

一、韓國有聲書發展歷程

1948年，韓國建國后，其文化發展也開啟了新篇章，出版業是最早發展起來的產業之一。與我國實行的出版業準入制不同，在韓國，成立一家出版社只需要到政府相關部門登記即可。由于門檻相對較低，韓國甚至還有不少“一人出版社”，即一家出版社只有一個員工，這個員工即包攬出版社從前期選題、編輯加工到后期營銷、發行等全部業務。韓國建國之初擁有792家出版社，每年出版圖書超過1000種。1961年開始，韓國實施了一系列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大力發展經濟。在文化方面，政府提出“振興出版”，1960年到1969年，韓國出版社數量增長到1362家，年出版圖書品種增長到2633種。之后，韓國出版業持續繁榮。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并波及出版業，使韓國出版業經歷了一波不景氣。危機過后，隨著經濟的逐漸恢復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韓國出版業在復蘇的同時，電子出版逐步發展起來，韓國電子書聯盟等組織相繼出現。[1]

1998年，韓國最早的網絡書店——巴洛書店開始銷售電子書。1999年，100家出版社集資建立了電子書銷售網站——書托邦（www.booktopia.com）。但在這之后，由于各出版社對出版電子書動力不足等原因，電子書出版一度沉寂。2005年，韓國大型書店——教保文庫開始銷售電子書，打通下游渠道后，韓國電子書的出版才算步入正軌。但由于品種、技術、讀者閱讀習慣等原因，2000年到2010年間，韓國電子書市場并沒有獲得預想中的大發展。[2]

2008年以后，韓國從國家層面重點扶持出版業，使之成為國家重點戰略性產業之一。根據韓國2012年公布的《韓國出版產業數字化調查研究報告》，當年，數字出版只占圖書出版的2.2%，但從教保文庫2010年到2012年的銷售數據看，雖然這一時期電子書的整體銷量遠不及紙質書，但單本平均銷量大于紙質書，顯示出電子書巨大的發展潛力。之后，隨著電子書閱讀器、智能手機等硬件的普及，電子書銷售額持續增長，韓國的電子書消費市場逐漸被打開。[3]

韓國有聲書的發展歷程與電子出版物的發展歷程幾乎同步。韓國第一家專業的有聲書公司是Odyssey.com，于2000年8月8日開始提供服務。彼時，這些有聲書公司不僅采用MP3形式提供內容，還同時制作CD和磁帶，并在線下銷售。但有聲書的制作成本比較高，因此，內容上只能植根于暢銷書、經濟管理類圖書等，而且當時的有聲書被認為是與傳統閱讀文化相悖。[4]直到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智能終端普及后，加之近幾年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有聲書才獲得了較大發展。

二、韓國有聲書發展政策環境

作為文化產業的一個組成部分，韓國的有聲書產業目前主要由文化體育觀光部主管，其相關政策也經歷了較長時期的發展。

1986年，韓國政府在第六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中提出“文化發展與國家發展同步”，至此，“文化產業”被作為單獨的概念提出。此后，韓國政府提出了以文化為導向的海外發展戰略，政府大力扶持文化輸出。1998年，金大中政府提出“文化立國”，隨后出臺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文化產業發展五年計劃》等法律法規和政策性文件，政府也逐漸加大了對文化產業的財政投入，加大了文化產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使文化產業成為振興經濟的領頭羊。[5]李明博政府時期，韓國推行重視文化產業與社交媒體融合發展的文化政策。樸槿惠政府則高度認可“創造經濟”的重要性，強調科技的作用，大力推動新技術與文化產業的融合。[6]

除了政府，韓國各行各業也有各種協會，當需要扶持一項產業發展時，政府負責頂層設計，具體工作則會下放給相關行業的協會等組織，呈現出“小政府、大協會”的局面。目前韓國出版文化協會是韓國出版業最大的行業組織，該協會曾多次組織韓國出版商來中國參加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7]韓國涉及數字出版產業的官方協會還有韓國版權團體聯合會、數字出版產業振興協會、電子出版內容管理中心、電子圖書協會等。此外，還有140多個涉及數字出版的民間團體。韓國的官方行業協會一般由政府出資運營，承擔包括打擊盜版、內容審核、組織行業內企業共同發展等方面的職能；民間協會則重點關注保護企業的權益、維護市場公平，從企業角度推動產業發展。[8]

對于有聲書來說，版權保護也同樣重要。與中國相比，韓國與版權保護有關的法律法規更全面、更有針對性，實操性也更強?！俄n國著作權法》《出版社及印刷所注冊法》等法律法規在著作權人和服務提供者的權利與義務、公眾利益和服務商利益、政府權力、對信息和技術的保護等方面都有詳細的規定。[9]

韓國對出版產業設有獨立的財政扶持預算。2019年，韓國出版業扶持預算為418億韓元，連續三年超過400億韓元?！冻霭嫖幕a業振興五年計劃（2016—2020）》中明確提出，要將出版行業的財政扶持預算額度提高到與游戲、電影等行業同等的水平。韓國出版產業扶持資金主要由非政府機構——韓國出版文化振興財團掌管，分配上更加市場化，重點扶持方向為內容衍生和出版科技領域，致力于孵化產業的中堅力量。[10]

三、韓國有聲書市場規模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公布的《2019年內容行業統計調查報告》顯示，2018年，韓國文化產業銷售總額約119.61萬億韓元，同比增長5.6%，其中銷售額最大的是出版業，占到總銷售額的17.5%。[11]

2020年韓國有聲書市場規模約為200億韓元，占韓國圖書市場的10%，而且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12]市場預測到2024年，韓國有聲書市場將增長到1080億韓元。[13]

（一）韓國有聲書市場的頭部企業

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人們待在家中的時間變長，韓國有聲書市場也因此得以較快發展。2020年，韓國有Welaaa、米莉的書齋、Audio Book、Podcast、Storytell、Audio Clip、Iwing、朗讀的圖書館等多個有聲書平臺，其中Welaaa、米莉的書齋、Audio Clip為三大有聲書平臺，提供基于社科類、青少年類等紙質書的有聲產品，可通過電腦或手機、平板電腦等收聽。[14]

韓國有聲書第一大平臺是米莉的書齋，于2017年10月推出包月訂閱服務，截至2021年5月，累計訂閱人數350萬，擁有電子書10萬冊，在電子書平臺中占據壓倒性優勢。米莉的書齋擁有3000多本有聲書，而且基于已有版權，每月制作1000多本有聲讀物。2020年銷售額達192億韓元，同比增長75%。[15]

Welaaa是韓國有聲書的另一大平臺，2020年擁有注冊會員62萬人，較前年增加了394%，付費用戶人數也增加了800%多。Welaaa目前提供的暢銷書有聲讀物數量為韓國國內最多，憑借海量優質的精品有聲內容以及專業配音員的朗讀，受到讀者的青睞。Welaaa每名會員的月均聽書時長從2019年的0.9小時增至2020年的2.3小時。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19年的國民閱讀調查也顯示，韓國成年人的紙質書月均閱讀量為0.5冊，而Welaaa的月均收聽量為7.4冊，為紙質書的近15倍。[16]

（二）韓國有聲書的產品形式

韓國有聲書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由專業配音員或播音員把紙書內容朗讀出來。朗讀者在這一過程中往往可以根據需要，運用聲音進行二次創作，制作方也會添加背景音樂、情景音樂等，最終效果有些類似于中國的廣播劇。一本書的有聲內容往往會包括若干集，每集時長從數分鐘到一小時左右，完整內容時長可達數小時。

（三）韓國有聲書的銷售模式

韓國有聲書的商業模式是付費收聽，銷售模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買斷式”，即針對某一本書，一次付費，終身可聽；第二種是“租賃式”，同樣是針對某一本書的有聲內容，可以以比“買斷式”更低的價格獲得，但只能在一定期限內收聽，“租賃式”的期限一般是90天，價格往往是“買斷式”的一半；第三種是“會員式”，即讀者通過購買月度會員或年度會員，在相應會員期內，可以無限收聽平臺所有有聲書，一般新用戶第一個月免費使用，第二個月起月均收費9900～15900韓元（約50～90元人民幣）。[17]

除了以上銷售模式，韓國有聲書平臺還開通了反向出版業務，即內容先以純音頻的方式在有聲書平臺首發，獲得一定影響力后，再由出版社出版成紙質書，有聲書平臺再賺取紙質書版稅。

四、對中國出版業的啟示

首先，在有聲書銷售模式上。中國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有聲書平臺是喜馬拉雅，其基于已出版紙質書或自有版權制作了一大批有聲書。此外，與韓國有聲書不同的是，喜馬拉雅平臺上還有大量個人或第三方機構制作的內容。喜馬拉雅最主要的銷售模式是“買斷式”和“會員式”。由于早期中國各大互聯網企業通過“免費”培育市場，使得中國讀者目前依然處于“電子產品應該免費”的巨大消費慣性中，也使不少讀者認為“買斷式”和“會員式”的價格超出心理預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在銷售模式上借鑒韓國“租賃式”，給讀者多一個選擇，而且是價位更低的選擇，會有利于擴大有聲書的銷售。

其次，政策環境方面，尤其是版權保護相關法律法規方面。我國目前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和一些司法解釋，最重要的是實際執行層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當前，我國包括有聲書在內的電子出版物版權保護一直都是業內的一個難題。對于普通讀者來說，雖然近些年全民版權保護意識有較大幅度的強化，但使用各種免費電子內容的巨大消費慣性依然存在，因而讀者個人層面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盜版行為仍比比皆是。對于出版社來說，即使發現有人盜版電子產品，取證、維權成本仍然相對較高。相比較而言，韓國的相關法律法規更加健全，全民版權保護意識也更強。下一步，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尤其是需要加大對網絡電子產品的保護力度，特別需要采取多種措施，提高國民版權保護意識，降低出版社維權成本。

最后，扶持資金分配方面。我國對出版產業給予的財政扶持資金主要交由國家管理，而且資金主要流向國有企業或重點大項目。與此形成對比，雖然韓國投入出版業的財政扶持資金數額遠小于中國，但資金主要由非政府機構（如出版文化振興財團等）掌管，分配上更傾向于處于市場中游的企業，而不是已經成為頭部企業的公司。此外，分配扶持資金時，相對更重視市場對內容多樣性和技術多樣性的需求，從而真正推動全產業鏈的發展。[18]中國市場上從事有聲書出版的主體，除了傳統的出版社外，更多的是民營公司，即使是作為傳統“國家隊”的出版社，也不是家家都是頭部企業或有大型項目、重點項目，加之市場需求是多樣的，頭部項目顯然不足以完全滿足所有讀者的數字化閱讀需求，因而特別是對于大部分中小規模的出版社和民營公司來說，實際上更需要國家的扶持。

（作者單位系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