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時空分布與防范對策研究

于陽　周麗寧

［摘 要］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時空分布具有一定規律性。此類犯罪在中觀層面隨時間發展日益嚴峻，整體呈現出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從經濟發達地區向落后地區遞減的趨勢。在微觀層面，該類犯罪通常具有持續性和穩定性，少數具有擇時性，呈現出線上聚集、線下分散、選擇空間規訓盲點等特點。中美兩國針對青少年網絡犯罪均采取多樣化的具體防控舉措，積極實現多元主體參與，取得了較為顯著的犯罪治理效果。當前，我國在防范青少年網絡欺凌行為方面缺乏有效舉措，校園網絡倫理道德教育尚未納入現有教育教學內容體系之中，少年警務工作方興未艾、仍需進一步發展完善。我國需要緊密結合網絡犯罪時空分布規律，對該類犯罪傳統防范措施加以改進：建立預警機制，整合社會資源，探索公共治理方式；調動多元主體，加強社會治理，強化青少年與社會主流文化的聯系；引導青少年不斷提高自控能力，以內驅力預防網絡犯罪。

［關鍵詞］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時空分布；防范對策

［中圖分類號］C913.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2-4917（2023）02-0095-11

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互聯網技術，在過去的50多年中飛速發展，逐漸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我國當前的互聯網使用主體規模不斷擴大，青少年網民數量與日俱增，義務教育階段對計算機課程的重視以及互聯網移動終端的普及，使得越來越多的城市青少年面臨網絡安全的威脅，同時遭受各種網絡犯罪的誘惑，由此導致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成為我國預防青少年犯罪重點關注的領域。與此相對應，美國互聯網技術發展成熟，尤其是對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研究起步較早，其在這一領域積累的有益經驗，對于我國防治此類犯罪具有積極的參考價值。本文在對國內外最新研究文獻進行梳理分析的基礎上，通過總結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時空分布規律，對于我國制定具體的青少年網絡犯罪防范對策具有一定參考意義。①論文通過對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時空分布規律進行比較分析，試圖通過時空分布特點剖析，以明確青少年網絡犯罪在時空分布方面的發展趨勢和防控重點，進一步發現既有防控對策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進而提出防治我國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對策建議。

此外，盡管近年來網絡犯罪已經成為多發性犯罪，但是礙于其集合性、復雜性，學界并未就此形成統一的定義。一般而言，網絡犯罪是指行為人運用計算機技術，借助于網絡對其系統或信息進行攻擊，破壞或利用網絡進行其他犯罪的總稱。既包括行為人運用其編程、加密、解碼技術或工具在網絡上實施的犯罪，也包括行為人利用軟件指令實施的犯罪。同傳統犯罪類型相比，網絡犯罪具有成本低、傳播迅速、傳播范圍廣、互動性與隱蔽性高、取證困難等鮮明特點。普通類型的網絡犯罪既包括網絡系統或產品加密等技術及法律規定上的漏洞在網絡內外交互實施的犯罪，也包括行為人借助于其居于網絡服務提供者特定地位或其他方法在網絡系統實施的犯罪。網絡犯罪是針對和利用網絡進行的犯罪，網絡犯罪的本質特征是危害網絡及其信息的安全與秩序。在犯罪學領域，多數學者認為網絡犯罪是利用網絡空間或計算機技術實施的犯罪或越軌行為。^［1］具體到青少年網絡犯罪領域，其所涵蓋的內容則更為擴張。例如，有學者提出青少年網絡犯罪包括青少年實施的以計算機系統或網絡為對象的違法犯罪行為、將計算機網絡作為工具或媒介實施的違法犯罪行為以及網絡作為誘因的情況下青少年所實施的犯罪。^［2］本文認為，從犯罪學理論和犯罪防控實踐的角度進行考量，不宜將由網絡誘發的青少年犯罪納入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研究范疇。原因在于這一定義并未對犯罪原因和犯罪行為進行嚴格區分。一般而言，犯罪原因是導致犯罪發生的各種可能因素的集合，犯罪行為則是犯罪原因所引起的行為人實施的特定行為。犯罪原因往往是多元的而非單一的，用某一個犯罪誘因定義犯罪行為往往容易引起相關概念上的混亂。此外，該學者提出的青少年網絡犯罪概念的界定很大程度上也會擴大學者們的研究范圍，不但會增加研究難度，還容易降低研究成果的聚焦性?；诖?，本文將青少年網絡犯罪界定為6～25周歲青少年（其中多數是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的以計算機系統或網絡為目標的、或以網絡為工具的越軌或者違法犯罪行為。

一、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時間分布

（一）中國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時間分布

隨著時間的推移，網絡犯罪逐漸成為青少年犯罪的重要類型。2019年我國的未成年網民數量達到1.75億，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已經高達93.1%。^［3］可以預見，隨著社會發展、網絡技術進步以及網絡基礎設施完善，青少年在網絡犯罪主體中的占比會不斷加大，網絡犯罪在青少年犯罪中的比重也會不斷提升。本文就中國裁判文書網有關判決書中的具體案例進行整理和統計分析后發現，當前國內青少年網絡犯罪在時間上呈現出三個特點：第一，我國青少年實施的網絡犯罪往往在一段時間內持續、多次發生。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隨機抽取了40個近三年內的青少年網絡犯罪案例，其中有33個案例資料來源于中國裁判文書網：（2020）湘0502刑初176號；（2020）閩0622刑初99號；（2020）浙0783刑初276號；（2020）浙0382刑初208號；（2020）甘0191刑初36號；（2020）贛0111刑初125號；（2020）湘1229刑初27號；（2020）渝0107刑初35號；（2020）蘇1091刑初9號；（2020）云0328刑初22號；（2020）浙0203刑初34號；（2020）冀1022刑初97號；（2020）湘0124刑初84號；（2020）粵0113刑初1128號；（2020）浙1023刑初150號；（2020）粵0306刑初772號；（2020）粵1972刑初463號；（2020）魯0211刑初524號；（2020）浙0324刑初195號；（2020）贛1129刑初102號；（2020）豫1729刑初178號；（2020）蘇0213刑初78號；（2020）蘇0213刑初208號；（2020）粵0111刑初903號；（2018）閩0582刑初2376號；（2019）豫0421刑初18號；（2018）皖0403刑初585號；（2019）浙0683刑初369號；（2019）豫1323刑初453號；（2020）皖06刑終65號；（2017）皖0603刑初423號；（2018）皖0523刑初7號；（2020）粵01刑終335號。中的被告人在幾天到幾個月不等的時間內持續作案。網絡犯罪特有的隱蔽性、復雜性等特點使得此類案件的發現和偵破與傳統案件相比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作案人可能在作案后沒有立即被抓獲，有機會采用同樣的手段繼續或者再次作案。第二，青少年網絡犯罪一般不具有突發性。青少年實施的傳統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搶劫等暴力犯罪一般具有突發性，往往是由于某個事件使其產生憤怒、沖動等消極情緒，進而在激情下很快實施犯罪，而青少年網絡犯罪一般不具有這種突發性。此外，青少年網絡犯罪除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之外，還具有穩定性。青少年的單獨網絡犯罪，往往是在行為人經過仔細考慮和周密計劃之后，才實施具體的犯罪行為；青少年實施網絡共同犯罪時，一般先經過計劃商議、技術學習等準備環節后才采取行動。第三，青少年網絡犯罪通常沒有較為固定的作案時間，僅在一些特殊的犯罪類型上體現出在時間上具有選擇性。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發布的相關報告中提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多發生在深夜和凌晨，晚19點至21點是高發時段。^［4］但是網絡犯罪作為一種新型犯罪，打破了傳統犯罪發生時間的一般規律，讓行為人在作案時間上受到的限制減少，青少年利用網絡實施的大多數犯罪類型通常沒有確定的時間段。這種情況表明，大多數青少年網絡犯罪在發生時間上并無規律可循，這也為防控此類犯罪帶來較大的難度，同時增加了犯罪預防風險和不確定性。而青少年在實施一些特殊類型的犯罪，尤其是性犯罪時，大多會特別選擇在夜間進行。

（二）美國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時間分布

美國有學者認為，網絡犯罪沒有標準的法律定義，也缺乏有效和可靠的官方數據，所以幾乎不可能準確地估計網絡犯罪的具體數量。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網絡犯罪領域的研究文獻數量快速增長，但是直到現在，該領域學者面臨的一大挑戰仍然是缺乏關于多數類型網絡犯罪的官方統計數據。^［5］97-98在美國，常用的數據來源是聯邦調查局的統一犯罪報告（Investigations Uniform Crime Reports Summary Reporting System），但是其中關于網絡犯罪的數據卻少之又少。因此，學者們重點通過大學生樣本和其他一些人群樣本開展相關調查。^［6］研究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學者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但可以從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相關數據大致了解到美國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發展現狀。

美國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數量和嚴重性總體上呈現出隨時間發展逐漸增高的趨勢。伴隨著傳統的街頭犯罪率的下降，網絡犯罪的發生率在不斷增加。^［7］2015年，研究人員對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后發現，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傳統的財產犯罪和暴力犯罪的發生率大幅度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網絡財產犯罪發生率不斷上升的趨勢。^［8］美國聯邦調查局網絡犯罪投訴中心（FBIs Internet Crime Complaint Center，以下簡稱IC3）發布的《2019年網絡犯罪報告》展現了近五年來該機構收到的網絡犯罪投訴數量以及網絡犯罪財產損失金額的變化。2015—2019年，IC3收到的網絡犯罪投訴量由288 012件逐年上升至467 361件，網絡犯罪造成的財產損失從11億美元逐漸增加到35億美元。^［9］此外，早在2012年，美國青少年的互聯網普及率就高達95%，青少年越來越多地接觸互聯網和使用各種社交媒體。2012年美國有34%的青少年表示自己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至少在一次以上，而到了2018年這一比例變成了70%，美國擁有自己手機的青少年占比也從41%上升到了89%。一系列數字表明，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形勢隨著時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變得愈加嚴峻。

再從微觀上進行考察，美國城市青少年實施的網絡越軌行為多為持續性行為，并且同在校時間、個人生命周期等有一定關聯性。青少年網絡越軌行為是指青少年違反網絡社會公共生活準則和有關行為規范，或者不能良好地適應網絡社會生活，從而給網絡社會、他人和本人造成不良影響或者危害的行為。一般而言，網絡越軌行為與網絡犯罪相比，其涵攝范圍和內涵外延要比網絡犯罪本身更加寬泛。網絡性勒索和網絡欺凌是美國學者研究較多的青少年網絡越軌行為，這兩種主要的越軌行為都具有時間上的持續性。網絡性勒索是指以發布受害者的色情圖片或信息作為脅迫手段進行的性剝削，由于受害者擔心自己名譽受損，通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這種行為所迫害。^［10］12而網絡欺凌則是通過互聯網或者短信對被害者進行侮辱、誹謗等。^［11］在美國，大約每四個青少年中就有一個曾經受到過網絡欺凌，大約每六個青少年中就有一個曾實施過網絡欺凌。^［12］網絡欺凌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通過互聯網故意反復地對他人進行攻擊和發送敵對的信息。^［13］網絡欺凌有很大一部分是校園欺凌行為在虛擬空間的延伸，所以其發生時間和青少年在學時間有一定關聯。2013年大約有7%的年齡在12～18歲的學生在上學期間反復受到網絡欺凌。^［14］153此外，部分類型的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發生率和個人生命周期有一定相關性。如網絡騷擾，即利用網絡跟蹤潛在的受害者，傳播威脅、欺凌他人的信息或傳播詆毀他人的謠言。這種行為的發生率以青少年的年齡作為調節因素。有研究表明，女孩在青春期早期更容易實施網絡騷擾行為，而男孩則在青春期后期更容易實施網絡騷擾行為。^［15］

（三）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時間分布規律

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時間分布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具有時間上的規律性，從縱向的時間維度來看，隨著時間發展，青少年網絡犯罪形勢變得更加嚴峻。中美相關數據表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互聯網技術越發達、網絡基礎設施越完善、青少年群體的網絡普及率越高，青少年參與網絡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當前網絡犯罪在所有犯罪類型中所占比重日漸上升，越來越多的傳統犯罪以網絡為媒介，也有更多新類型的網絡犯罪正在發生，網絡犯罪低齡化正在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在將來，應當將治理網絡犯罪作為預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發力點。

青少年網絡犯罪通常體現出時間上的穩定性和持續性，特殊類型的網絡犯罪具有獨特的時間規律。與傳統犯罪相比，青少年實施的網絡犯罪一般不具有突發性，而是在經過個人或團體的精密策劃或是認真思考后才實施的犯罪行為。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具有隱蔽性、復雜性特點，尤其是網絡財產犯罪，受害人在被害初期不易察覺，警方在犯罪后期偵破難度更大，因此，此類犯罪往往具有時間上的持續性。此外，對于網絡性勒索、網絡欺凌等特殊類型的網絡越軌行為而言，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害人出于各種顧慮不愿或不敢揭發對方的犯罪行為，使得對方愈發肆無忌憚、多次反復針對同一受害者實施越軌行為。一些特殊類型的網絡犯罪還具有時間上的選擇性，主要體現在性犯罪、網絡欺凌和網絡騷擾三種類型的越軌行為。實施性犯罪的青少年主體會特別選擇深夜、凌晨等較為隱蔽的時間段；網絡欺凌行為一般是傳統的校園欺凌在虛擬空間的延伸，因此其發生時間同學生在學時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網絡騷擾則在個體的生命周期中體現出特殊規律，處于青春期前期的女性更容易實施此類行為，處于青春期后期的男性則更容易實施此類行為，這和不同性別的發育成熟規律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對于上述這些特殊類型的網絡犯罪，可以根據其時間分布規律，有針對性地制定相應的防控對策。

二、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空間分布

（一）中國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空間分布

從中觀的發案地域分析，青少年網絡犯罪在我國的分布較為廣泛，并非為某個省份特有，但是南方省份案發數量居多，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發布的《網絡犯罪特點和趨勢》專題報告中提到，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利用網絡實施詐騙的情況比較嚴重，整體呈現出從東南部向北部、中部和西部遞減的態勢，福建、江蘇、浙江等地的網絡犯罪數量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6］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未成年人犯罪特點與趨勢”專題報告中指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數量最高的是云南、河南和貴州三個省份，而各省外來未成年人犯罪數量最多的則是浙江、福建、江蘇。^［17］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隨機抽取的40個青少年網絡犯罪案例遍及全國15個省、直轄市，其中發生在南方省份的有35個，所占比重達到87.5%。浙江、廣東、江蘇、安徽、福建的案件發生量占南方省份案發量的68%。這與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外來務工人員較多有一定關系。一方面，低齡青少年可能隨外出務工的父母居住在東南沿海省份，或是一部分青少年自己在這些省份務工，這類人群經濟狀況、居住環境、受教育情況與當地人相比明顯較差，更容易產生犯罪動機。另一方面，我國西南地區經濟狀況相對較差，一些家庭中父母外出務工后，子女便成為留守兒童，在監護人監護不利的情況下極有可能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再以微觀的視角分析，我國青少年網絡犯罪具有網絡空間內的聚集性、外部空間上的分散性、以及選擇空間規訓盲點等特點。其一，我國青少年網絡犯罪通常為共同犯罪，青少年單獨實施網絡犯罪的情況很少。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相關專題報告顯示，我國網絡犯罪案件中，有超過40%的案件是由兩人及以上共同實施完成。其中，三人及以上團伙實施的網絡犯罪案件占全部網絡犯罪案件的比重也在逐年攀升。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隨機檢索到的40個青少年網絡犯罪案件中，由兩人及以上共同實施的有26個，占全部案件的65%。這種情況表明，實施網絡犯罪的青少年通常選擇與其共同犯罪人在網絡虛擬空間中聚集，進而共同實施犯罪行為。其二，青少年網絡犯罪具有外部空間上的分散性。實施網絡犯罪的青少年與其他共同犯罪人可能現實中不在同一地理空間，現實中存在多人分散于多地共同實施網絡犯罪的行為，同時受害者也通常與行為人在地理上相距甚遠。其三，青少年實施網絡犯罪時通常選擇對自身而言規制、束縛較小的地點。無論是單獨犯罪還是共同犯罪，青少年在選擇實施網絡犯罪的地點時更傾向于自己家中、出租房、賓館酒店等地，其中賓館酒店和租賃的居民樓、公寓是網絡犯罪團伙選擇比較多的地點。

（二）美國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空間分布

總體而言，美國的青少年網絡犯罪分布呈現出較強的地域特征，案發數量從沿海沿邊地區向內陸依次遞減。IC3發布的《2019年網絡犯罪報告》顯示，受害者數量最多的5個州分別是加利福尼亞州、得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紐約州和華盛頓州，財產損失最多的5個州分別是加利福尼亞州、得克薩斯州、俄亥俄州、新澤西州和伊利諾伊州。^［9］在地理位置上，網絡犯罪的受害者數量和財產損失金額是從西部沿海、南部、西南部沿海、西北部地區向內陸地區逐級遞減。再結合美國各州的經濟發展狀況，可知經濟較為發達的州通常也是網絡犯罪高發的地點。

再從微觀上觀察，美國青少年實施網絡越軌行為時通常會選擇一些無監管的地點，同時犯罪團伙、幫派從線下向線上轉移。此外，青少年實施的網絡越軌行為多數具有跨地域、跨國界的特點。有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實施網絡越軌行為的青少年通常在個人環境中使用計算機，躲避父母以及其他人的監管。^［18］上文提到，2012—2018年，美國擁有自己手機的青少年占比從41%上升到89%。隨著網絡終端的不斷演變，利用網絡的自由度和便利性均大為提高。對于如今掌握上網技術、擁有多種上網設備的青少年而言，實施網絡越軌行為的可能性也更大。美國傳統青少年犯罪中常見的幫派犯罪已經開始從線下聚集向網絡聚集轉變。幫派成員現在經常通過社交網站進行幫派成員之間的相互交流和與毒品客戶之間的聯絡，同時還通過Instagram、You Tube、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網站宣傳自己的幫派活動、吹噓幫派生活的好處，以招募新的幫派成員。例如，BMS幫派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Black MOB”和“Skanless”兩個幫派的結合，他們利用社交網站用說唱表演視頻和具有吸引力的幫派生活承諾引誘年輕女孩兒加入幫派，然后逼迫這些年輕女孩從事性交易。美國的學者斯科特·德克爾和大衛·皮羅茲（Scott Decker and David Pyrooz）經過調查后得出結論，幫派成員的身份對犯罪的影響同樣適用于網絡犯罪，幫派成員對八種類型網絡犯罪（非法下載數字產品、網上銷售毒品、網絡騷擾等）的參與程度比其他群體高出兩倍。^［10］349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也為美國青少年的跨國犯罪提供了媒介。有些國際恐怖組織經常利用互聯網吸引青少年實施跨國犯罪活動。在一起案件中，芝加哥地區的一個青少年被號召與他的弟弟妹妹一起加入某國際恐怖組織，在他們即將登機時被捕；另一起案件中，一名來自弗吉尼亞的17歲高中生承認支持某國際恐怖組織，并充當中間人介紹自己學校的朋友加入這個組織。^［10］199

（三）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空間分布規律

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在空間分布方面的特點并未因所處國家不同而呈現出較大差異，反而同時間分布特征一樣具有較強的規律性。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地區是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高發區域。我國和美國的網絡犯罪案發量均呈現出從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地區向內陸地區、經濟發展落后地區逐漸遞減的特征。一方面，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地區通常是外來人口流入的重點區域，流入人口可能由于不適應本地生活，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交友水平等因素的影響更容易實施網絡犯罪；另一方面，經濟發達的地區往往網絡基礎設施更完善、網絡普及率更高，潛在的犯罪機會也會更多。因此，這些地區和其他地區相比網絡犯罪的發生率更高。在防控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時，應當重點關注此類網絡犯罪高發的地區。

此外，青少年網絡犯罪還具有網絡空間內的聚集性、外部空間上的分散性以及選擇空間規訓盲點的特點。網絡空間內的聚集性是指在青春期后期，青少年單獨實施網絡犯罪的情況較少，網絡會成為越軌青少年之間交流聯絡的平臺，他們會通過社交網站在網絡上聚集，然后共同實施網絡犯罪。例如，我國經常出現的青少年參與或組織的網絡詐騙團伙，美國的傳統幫派將陣地轉移到網絡上，國際恐怖組織通過網絡社交媒體招募年輕的參與者等。外部空間上的分散性是指實施網絡犯罪的青少年群體打破了地理空間的限制，青少年更多地選擇實施跨地域甚至跨國界的網絡犯罪，身處不同的地域卻通過網絡共同實施犯罪行為。社會是一個具有復雜性和整體性的系統，在實際生活中，空間內會存在一些規訓盲點，或者是空間規訓從形式上被撤銷，以致喪失對個體行為的規范作用。^［19］城市青少年實施網絡犯罪時通常會選擇空間規訓盲點作為作案地點。如，我國青少年通常選擇家中、賓館酒店、出租房、居民樓等作為實施網絡犯罪的地點，美國青少年也通常會在有網絡終端的個人環境內躲避父母監管以實施網絡犯罪?？梢愿鶕鞘星嗌倌昃W絡犯罪呈現出的這些空間分布規律，有針對性地制定相應的防控對策。

三、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防范對策

近年來，我國一方面繼續加強對網絡詐騙等典型青少年網絡犯罪行為的防控，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視對青少年網絡欺凌、網絡色情等越軌行為的預防。青少年網絡欺凌、網絡色情行為也是美國在防范青少年網絡犯罪時重點關注的領域。在防范青少年網絡犯罪方面，中美兩國均實現了多元主體的參與，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國多從宏觀上把握，對相關社會環境、網絡環境進行綜合治理，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整體效果。美國則更側重于微觀方面，官方組織和民間的非營利組織所設計和實施的相關教育項目，能夠較為精準地預防此類行為。

（一）防范青少年網絡欺凌與網絡色情行為的治理對策

1.防范青少年網絡欺凌行為的治理對策

網絡欺凌是常見的網絡越軌行為之一，它經常發生在青少年之間，特別是在校學習的同齡人之間。^［20］研究表明，多數青少年網絡欺凌通常和線下的欺凌或者騷擾相伴發生，約有2/3的網絡欺凌案例和傳統的線下欺凌有關。^［21］一些預防傳統校園欺凌的舉措，在防止網絡欺凌方面同樣能夠產生顯著效果。^［22］

美國針對青少年網絡欺凌的相關項目和防范對策有以下幾種：（1）美國的國家犯罪預防委員會（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ouncil）開發了一個面向6～10歲兒童的犯罪預防和安全教育項目，名為“McGruff Club”。McGruff Club教育兒童在面對社區內可能發生的犯罪和暴力時如何保護自己的安全，并引導他們參與更多的社區內的安全項目。參加此項目的兒童每周參與一次30～45分鐘的集會，共同學習、討論關于網絡安全等方面的問題。^［23］（2）美國政府建立了預防青少年欺凌行為的官方網站（StopBullying.gov），其中有專門的關于預防網絡欺凌的版塊，為父母、學校提供防范此類行為的指導。例如，讓父母意識到網絡欺凌對孩子產生的長期負面影響，倡導父母適度監控孩子的上網行為、關注其網絡動態等。呼吁學校的教師和其他管理人員，及時發現發生在學校內的網絡欺凌，促進學校和家庭之間的聯系。^［24］（3）WiredSafety.org是由美國威斯康星州的一個慈善機構運營的網絡犯罪預防項目。WiredSafety建立于1995年，致力于維護網絡安全，以及提供相關教育、幫扶服務等，其向各個年齡段的網絡用戶提供關于網絡欺凌、網絡騷擾等越軌行為的信息資源，并為他們提供一對一的幫助。該項目的主要內容包括：對網絡欺凌、網絡騷擾、網絡虐待或其他網絡犯罪的受害者提供支持和幫助；就網絡犯罪的預防、發現、調查等問題，向執法人員提供咨詢和協助；為青少年、家長、社區、學校、執法者提供網絡安全方面的教育和可用于線下教育活動的相關資料等。^［25］

我國對青少年網絡欺凌行為的關注和研究從2017年開始有了大幅提升。實踐中對此類行為的預防主要體現在立法的更新，以及官方發起的相關專項治理行動方面。具體包括：（1）2020年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增設了“網絡保護”專章，關注對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的保護以及對網絡欺凌行為的預防和救濟。其中，第77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能對未成年人實施網絡欺凌行為，受到網絡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有權要求網絡服務提供商采取相應措施制止此類行為，防止影響擴大。（2）2021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展“‘檢愛同行，共護未來未成年人保護法律監督專項行動”，重點推動各項校園欺凌防治措施的落實。在加強防范傳統校園欺凌行為的同時，通過與網信辦、公安機關等相關部門的配合，整治網絡環境，預防未成年人的網絡欺凌行為。^［26］（3）每年7—8月的暑假期間，是青少年利用網絡的高峰期，也是青少年網絡欺凌行為的高發時段。2021年7月，我國中央網信辦專門啟動“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嚴厲查處相關網絡欺凌和網絡暴力行為，預防青少年的不良網絡社交行為。^［27］除上述舉措外，不少電視臺的法制欄目近年來開始關注青少年網絡欺凌問題，以典型案例講解的方式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

2.防范青少年網絡色情行為的治理對策

美國有些學者將青少年之間的網絡色情行為定義為通過互聯網或手機制作、傳輸或交換青少年自制的帶有性暗示的圖像或其他信息。^［28］這種網絡色情行為在年齡較大的青少年群體中更容易發生。^［29］美國防治青少年網絡色情行為的對策主要有三類：（1）立法改革。在兒童色情法的框架下，立法改革是對青少年網絡色情行為的普遍回應，包括將此類行為劃分為輕罪、不留存犯罪記錄以及對犯罪主體進行矯治等。得克薩斯州曾進行此類立法改革，其以本州學校安全中心開發的防止色情行為教育計劃替代對青少年的嚴厲處罰，實施網絡色情行為的青少年被強制參加在線教育課程。（2）針對多主體的教育計劃。美國的國家失蹤與被剝削兒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以下簡稱NCMEC）曾經開展過一項名為“Think Before You Post”的活動，向青少年普及通過互聯網發布色情信息的后果。此外，NCMEC還開發了相關的互動式教育計劃，即“NetSmartz Workshop”，為青少年、家長、教育工作者、執法工作者提供網絡安全教育，強調家長教育和監督的重要性。^［30］（3）相關網絡技術的運用。在美國政府的號召下，主要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和相關企業致力于信息選擇技術的開發，利用過濾軟件使青少年遠離有害信息的侵害。如Surf-Watch、Cyber-Patrol等軟件可以限制個人對特定網址的獲取。微軟等39家公司聯合發布的互聯網內容篩選平臺PICS（Platform for Internet Content Selection），通過在信息源和信息接收者之間加入過濾軟件的方法實現互聯網內容的選擇。^［5］230

近年來，我國網絡直播行業快速發展，網絡直播用戶的規模也迅速增長，16～25周歲年齡段的青少年所實施的網絡色情行為多為網絡色情直播。^［31］不少案例中的青少年為了滿足自己的消費欲望，采取網絡色情直播的方式獲取非法利益。公安機關對此類行為的嚴厲打擊和在網絡社交平臺的公開通報，能夠對青少年起到一定警示作用。2021年7月，中央網信辦啟動暑期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該行動也將青少年的網絡色情行為作為重點關注對象。一方面，嚴禁16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在網絡直播中出鏡；另一方面，約談相關網絡平臺負責人，責令其針對涉未成年人軟色情、性暗示等平臺內容進行整改。^［27］對于16周歲以下的青少年而言，我國更側重于正確引導和被害預防，凈化網絡環境才是治本之策。2013年至今，國家網信辦等相關部門牽頭開展多次“凈網”專項行動，在掃除網絡淫穢色情信息方面取得顯著成效。2021年的“新風”凈網行動對網絡直播、網絡游戲、網絡文學、彈窗廣告、社交平臺等領域的違法違規、淫穢低俗信息進行重點整治。其中“護苗2021”專項行動特別面向未成年人所處的校園環境，在線下集中清理校園周邊的出版物市場，在線上持續清理對青少年群體具有引誘性的各種不良信息，為青少年營造良好的網絡空間生態環境。

（二）學校在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青少年網絡犯罪預防問題上，不少專家和學者認為應該由學校采取更加積極的措施。例如，在預防網絡色情方面，美國的學者指出學校應該實施嚴厲政策，對在學校環境中出現的網絡色情行為采取懲罰措施，由學校專門小組判斷哪些行為可以通過適當的教育和訓誡加以處理，哪些較為嚴重的行為需要向少年司法系統報告。但是，校方設定的規則有可能與青少年在網絡空間的言論自由發生沖突，哪一方能夠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目前看來難以確定。學校在管控青少年網絡空間言論的同時面臨著侵犯學生言論自由的風險，二者之間該如何平衡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此外，美國網絡倫理道德教育起步較早，且授課內容、課程體系較為完善。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計算機倫理學研究先驅泰雷爾·貝奈姆（Tyrell Benem）就在美國高校開設了計算機倫理學課程，此后信息倫理課程逐漸成為高等教育體系的常規內容。在中小學階段，美國各州學校設置的課程名稱、課程體系不盡相同，但是均包含了網絡倫理教育的內容。其教學模式多為滲透式教學，將網絡倫理的內容與其他課程融合，便于學生內化吸收。^［31］

我國各階段學校所采取的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的主要方式為加強網絡安全法治教育，長期以來全國各地學校開展的“法治進校園”活動在實踐中取得良好效果。我國一些地區的學校和相關部門加強合作，組織以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為主題的宣講活動。司法實務部門人員通常能夠結合工作中遇到的典型的青少年網絡犯罪案例，為學生和教師講解當前網絡犯罪的新趨勢、新類型以及相關的法律法規，避免青少年成為網絡犯罪的受害者，同時起到警示作用預防青少年實施網絡犯罪行為。在網絡倫理道德教育方面，我國的大部分中小學校主要通過集中學習、傳唱《全國青少年網絡文明公約》的方式倡導學生文明上網，營造健康的網絡氛圍。^［32］但是網絡文明公約的內容通常較為宏觀，加之學習方式較為單一，學生能否將其很好地內化吸收并付諸實踐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三）少年警察在防范青少年網絡犯罪中作用顯著

在美國，以少年犯為工作目標的警察通常具有一些普通警察不具備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類警察又被稱為“少年警察”?！吧倌昃臁本哂休^大的執法裁量權，在預防和矯治青少年犯罪中起到重要作用。網絡犯罪作為一種全新的犯罪形式給少年警察的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挑戰。青少年網絡犯罪發生率不斷提高，要求警察加強技能的專業化。警察部門已經開始啟動各種方案應對由青少年實施的網絡犯罪或是以青少年為目標的網絡犯罪。其中一個有代表性的方案是，圣地亞哥警察基金會和圣地亞哥打擊兒童網絡犯罪特別工作組聯合啟動的“SafetyNet： Smart Cyber Choices”的公共教育活動。這一項目由聯邦政府少年司法和預防犯罪辦公室、AT&T基金會和LOTUS兒童基金會資助，致力于教育兒童和青少年了解互聯網的各種風險，包括網絡欺凌、網絡欺詐、網絡色情等。該項目主要通過兩種形式加強同校方管理人員和青少年家長的合作交流：一是組織青少年定期參與網絡安全信息集會。集會每次持續的時間約為45～60分鐘，由警方擔任主講人，讓青少年意識到實施網絡犯罪行為可能給他人帶來的傷害和自己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二是組織面向家長和其他成年人的講習班。由執法隊的人員幫助家長了解孩子在利用互聯網時所面臨的風險，傳授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和網絡被害的可行策略，以及告知家長如何更好地監督青少年的網絡活動。^［10］526

我國的少年警務制度尚處于試點階段，同少年檢察、少年審判制度相比稍顯滯后。早在1986年，我國第一個獨立的少年警務機構在上海長寧區設立，但在不久后的警務改革中又被撤銷。^［33］直到2013年，廣西欽州市公安局欽南分局設置了我國首個具備獨立編制的未成年人警務科，其與該地區的未成年人檢察、審判、矯治、幫扶等專門機構形成一體化的運行機制和工作模式，在預防青少年犯罪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34］2014年7月，北京市海淀區公安分局又將我國的少年警務制度向前推進一步，該區成立了我國首支獨立編制的未審中隊，專門處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此前，一名16歲少年“黑客”因幫助某公司非法獲取他人用戶名、密碼等數據而被該分局抓獲。其到案后，未審中隊的辦案人員在原有案件審理流程之外，還詳細了解該少年的個人學習、生活情況和家庭背景，并與其父親進行溝通，分析其實施違法行為的原因。^［35］此外，近年來全國各地在防范治理青少年網絡犯罪治理中進行了十分有益的實踐探索。例如，廣東、四川、江蘇、浙江等地積極開展類似“少年警?！薄颁J警少年警訓”等活動。與此同時，很多學校也在與公安機關合作開展校園警務，積極設立各類校園警務工作室（工作站），這類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起到了預防青少年犯罪（特別是網絡犯罪）的積極作用。

四、我國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防范進路與防治對策

中美兩國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在時空分布等層面既有差異，也有共性。這也是本文總結出美國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時空分布規律以及美國據此制定的一些具體防范對策，對于我國當前防范青少年網絡犯罪制定具體的防范對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此外，本文通過進行相關比較分析，再結合中美防范網絡欺凌與網絡色情等特殊類型網絡犯罪的治理對策，進一步探尋了兩國學校和少年警察在防范青少年網絡犯罪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本文試圖通過研究時空分布規律及特點，進一步發掘中美兩國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既有防控對策存在的問題與不足，進而提出相應的防范對策。最后，在比較中美兩國防范對策的基礎上，也需要緊密結合網絡犯罪時空分布的特性，對傳統的青少年網絡犯罪防范對策加以改進。

（一）建立預警機制，整合社會資源，探索公共治理方式

與傳統的青少年犯罪類型不同，青少年網絡犯罪具有隱蔽性、復雜性等新特點，因此常常體現出時間上的持續性。這對傳統的犯罪偵查模式提出新的挑戰，警方需要投入更多的警力資源和更加專業的技能以應對網絡空間的犯罪治理。因此，有必要借鑒美國的警務理念和警務模式，通過整合社會資源，發動公眾參與網絡犯罪治理，節省警力資源、提高治理效率。

首先，需要在學校內設置校園警務。研究表明，多發生于青少年之間的網絡欺凌行為有2/3以上都和傳統的校園欺凌有關。^［29］派駐校園警務人員在領導校園安保力量預防治理傳統校園欺凌的同時，也能對治理青少年網絡犯罪起到積極作用。其次，設置社區警務，加強與社區居民的聯系，動員社區居民、志愿者參與到犯罪治理活動中。網絡犯罪發生在虛擬空間里，本身不易被警方察覺和偵破，存在很多犯罪黑數，因此其有效治理尤其需要動用社區力量，引導社區居民分擔責任，在發現網絡犯罪跡象時即時向警方反映，以便警方及時采取行動。最后，發展第三方警務模式，通過社會資源延伸警力分布范圍。在預防網絡犯罪的過程中，警方可以和第三方主體如社交媒體網站、網絡交易平臺、網絡游戲運營商等進行合作，授予其有限的對違法行為采取相應措施的權力。警方、第三方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都要建立健全對網絡犯罪的舉報、投訴渠道。一方面可以幫助受害者維權，另一方面則可以為執法者了解網絡犯罪整體情況、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提供基礎的分析數據。^［36］新型警務模式的應用可以加大對網絡犯罪的打擊力度，加強對網絡空間的監管，有利于強化青少年的網絡空間規則意識，進而起到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的作用。

（二）調動多元主體，加強社會控制，強化青少年與社會主流文化的聯系

西方犯罪學社會控制理論提出，需要研究的是為什么大多數人不實施越軌行為，社會控制的無效和缺乏是導致青少年實施網絡犯罪行為的重要原因。^［37］33家庭、學校和社會對于青少年而言是強化社會控制的關鍵主體。在家庭中，應當強化父母對子女網絡活動的監督。父母監管的減少會增加青少年網絡越軌行為的發生率。因此，父母應當適當學習網絡知識，接觸孩子常用的社交平臺、手機或電腦軟件，縮小和青少年之間的代溝。通過溝通交流等溫和方式了解其在網絡上的活動，必要時適度使用監控軟件，監督其上網行為。一旦發現孩子有實施網絡越軌行為的跡象，要及時糾正。必要時可以略施懲戒，如限制其對網絡設備的使用。美國的一項研究證實，多數網絡越軌的青少年認為最有效的懲罰是父母限制其對互聯網的使用。^［38］在學校方面，應當豐富網絡課程的教學內容，滿足青少年對網絡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同時持續強化網絡安全法制教育，推動構建網絡倫理道德課程體系，讓網絡倫理教育滲透進學生各類課程的學習中，引導在校青少年文明使用網絡。強調校規校紀，規范學生網絡使用行為，設置校園警務，由教師和一部分學生自發承擔監督責任，協助校園警務人員即時發現和處理青少年網絡越軌行為，強化學生的規則意識。

最后，社會需要從提高個體網絡越軌成本的角度，采取措施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如幫助閑散的社會青年就業或者幫助其建立婚姻家庭關系等。這些舉措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犯罪成本，有效遏制其實施網絡犯罪行為。一旦其違反法律冒險進行網絡犯罪，目前所具有的穩定的工作收入、和睦的家庭關系就會成為其需要付出的代價。此類措施也能夠幫助其構建穩定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直接提高其物質生活條件，進而提升其精神文明素質，有效避免此類青少年因金錢誘惑而實施網絡犯罪行為。

（三）引導青少年不斷提高自控能力，以內驅力預防網絡犯罪

對于大部分網絡犯罪而言，其在微觀的時間、空間選擇上具有隨意性。因此，通過行為主體的內在驅動力抑制其犯罪欲望是較為理想的防范措施。美國許多學者的研究證實了自我控制能力同青少年網絡犯罪發生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一方面，自我控制能力比較低的青少年只注重眼前利益，沒有預見到自己的網絡越軌行為可能給他人、社會帶來消極后果，也不在乎自己要為此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另一方面，較低的自我控制能力會使個人更傾向于在當下采取行動以實現即時的滿足。自我控制能力較低也會增加青少年受害的風險。他們因此更可能陷入網絡詐騙者設計的圈套，容易被其承諾的即時收益沖昏頭腦，忽視對此類行為風險的考量。^［39］

可以通過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引導其通過合理途徑實現自身需求，從而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具體而言，政府、學?；蚱渌麢C構可以舉辦青少年計算機競賽、網絡技術競賽等活動，為熱愛網絡技術的青少年提供展示自我的平臺，避免其為了滿足虛榮心、炫耀網絡技術而實施黑客行為；學校和父母要選擇適當的年齡階段和場合，通過各種方式給青少年普及性知識，對性教育閉口不談、遮遮掩掩只會更加引起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探索心；學校、家庭和社會應當宣傳正確的價值觀、合理的消費觀，引導青少年通過合理方式滿足自身適度的物質需求；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通過心理干預幫助其釋放壓力、憤怒等負面情緒，正確處理人際沖突。

五、結語

中美兩國同為互聯網發展世界領先的國家，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預防和治理問題當為兩國共同關注的重點領域。盡管近年來美國關于青少年網絡犯罪行為的研究成果數量較為有限，但其此前30多年對網絡犯罪行為的調查研究多以高中生、大學生作為樣本，其理論成果在青少年網絡犯罪領域同樣具有普適性。因此，本文重點針對中美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時空分布與防范對策進行比較研究便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支撐和制度實踐指引。同時，本項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本文主要是通過借鑒美國經驗提出的防范對策，雖然中美青少年網絡犯罪時空分布呈現出部分共同特征，但本文僅就單一的時空分布規律進行比較，忽略了如犯罪類型、犯罪原因是否相同等相關因素，由此推斷出美國青少年網絡犯罪防范策略適合中國借鑒，缺乏一定說服力。相比之下，我國犯罪學界關于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內犯罪學研究者多以整體的青少年網絡犯罪作為基礎研究對象，極少數犯罪學研究者通過質性研究方法，在對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現狀特點、行為成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預防措施和治理對策。^［40］與此不同，美國犯罪學研究者的研究一方面延續傳統的犯罪學理論，更多的是通過實證研究分析傳統犯罪學理論對青少年網絡犯罪的適用性；另一方面，美國的學者們將研究的目光聚焦于幾種常見的如網絡性勒索、網絡欺凌、網絡幫派等青少年網絡越軌行為。在本文看來，我國犯罪學研究者還需要在青少年網絡犯罪研究領域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持續豐富和發展犯罪學基礎理論，不斷創新網絡犯罪研究方法，進一步細化網絡犯罪研究的具體內容，從而不斷地為我國城市青少年網絡犯罪的防治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防治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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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Juvenile Cybercrime Crimes and the Prevention Measur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YU Yang1， ZHOU Lining2

（1.School of Law，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China;

2. School of Law，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juvenile cybercrim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certain regularity. At the meso level， such crim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over time， with an overall trend of decreasing from coastal to inland areas and from economically developed to backward regions. At the micro level， this type of crime is usually persistent and stable， and a few are time-selective， showing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nline aggregation， offline dispers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blind spots for spatial regulation.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dopted a variety of spec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juvenile cybercrime， actively involving multiple actors and achieving relatively significant crime management results. At present， China lacks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cyberbullying among youth， and education on school cyberethics has not yet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exist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ystem， while juvenile policing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still needs further development. We need to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preventive measures against cybercrime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uch crimes. That is to say，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to integrate social resources to explore public governance， the mobilisation of multiple actor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ocial control to strengthen the link between young people and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society， as well as to guide young people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self-control in order to prevent cybercrime with internal motivation.

Key words： cities in China and the USA; youth cybercrim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preventive measures

（責任編輯 編輯劉永?。?/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