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體育服務外包模式探究

尤丹丹 朱江華

體育賽事作為體育產業和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主城部分，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表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大型體育賽事和以百姓參與為主要目的的群眾性體育賽事近年來不斷增加，舉辦數量和社會需求不斷增多，正日益沖擊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在此背景下公共體育賽事服務外包成為當下相關部門的首要選擇。本研究則基于這一現狀，著重以足球賽事為主展開研究，對于足球賽事的服務外包模式進行探究，對于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討論，從而探尋更好的解決方法。直觀探討公共體育賽事服務外包的重要性，提醒有關部門建立科學，多元的外包模式，加大社會組織和具有獨立關系的競爭性外包服務主體培育，同時建立依法外包，有限外包的制度，強化外包管理能力。

1 前言

進入21世紀，我國的政治經濟地位不斷的提升，同時我國的文化也逐漸受到大眾的重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我國的體育文化建設，向著體育強國的目標不斷奮進。同時根據2019年9月份，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體育強國建設綱要》來看，我國對于體育建設和國民體育素質也非常重視。同時伴隨著人民群眾對體育賽事的需求以及城市經濟文化發展的需求，近年來，我國的各類體育賽事舉辦次數井噴式增長。以我國發展地區的城市為主要代表，當下每年度，在我國全國各地都不間斷的舉辦著各種各樣的、涉及各種項目的體育賽事。這些體育賽事不僅僅涵蓋了中小型群眾性體育賽事，同時也包含著像奧運會、足球聯賽等各種中大型體育賽事。在這些體育賽事由政府部門主導，具有很強的社會性質。賽事的舉辦不斷地域不斷拓寬，賽事舉辦的數量也不斷增加的當下，政府正積極尋求改革提升，探究公共體育賽事的外包服務。

“外包”這一概念最早是作為管理學的理論，在1990年被提出的。這一概念是由美國的管理學家Gary Hamel和C.K.

Praharad提出來的。當時是作為從管理學角度對于制造業領域的一種定義，但是隨著服務業不斷的發展“外包”也逐漸被披上了服務外包的色彩。政府服務外包指的是：政府機關不再全權負責公共服務事項，改變原有的直接提供服務的方式。從原來的形式改變為選定承包商直接撥款或者是招標選取承包商合作的方式，將政府負責的公共事項進行外包處理，最后根據承包商的完成程度進行報酬的支付。而公共體育賽事服務外包則是指：公共體育賽事的管理部門通過采用兩種方式：（1）公開招標，（2）委托授權。從而與社會市場中符合條件機構或者組織簽訂合約，將公共賽事活動外包給有能力的承包商。利用外包團隊具備的專業技能，為項目提供專業的服務，從而實現賽事運營效率的提高。同時也可以達到賽事服務專業水平的提升以及賽事服務績效的提升的目的。當下從各級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政府由于自身的成本、對于賽事的專業化了解等方面的欠缺，政府要想完成一場體育賽事的話，從人手和專業人員上來說都是不足的狀態，在活動策劃和專業技能中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相比于政府機構的困境，社會和市場中的組織和機構卻占據著巨大的優勢，他們有著大量人員和具有專業水平的資源。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將體育賽事外包，讓有著專業能力和社會資源的組織和機構進行負責，更能夠達到賽事中的專業化要求，同時也可以簡化賽事運作的流程，便于賽事進程的推薦，提高公共賽事的服務質量。

2 政府公共體育服務外包模式分析

2.1 公共體育賽事外包的動因

公共體育賽事外包是我國當下體育賽事最常見的形式，究其原因主要分為政府因素、群眾因素和賽事需求三個方面。

從政府角度來說，舉辦體育賽事是我國建設“體育強國”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基礎內容。但是當下我國政府工作展開的過程中，公共服務處于供需失衡、專業不足的行政低效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從實際情況出發，積極改進政府處理事務的能力，不斷進行政府行政體制改革，將政府工作主要集中于“管理”職能中，對于一些需要專業化進行的工作，則借助于社會和市場的力量，從而達到“管辦分離”的工作模式。所以在體育賽事服務的過程中，政府選擇服務外包實際上是“簡政放權”的工作體現，借助于市場和社會的專業力量，更好的完成體育賽事的成功舉辦。

從群眾角度來看，近年來我國政治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伴隨著我國的發展，人民群眾逐漸開始加強了對于文化、精神上的追求。同時對于公眾身體素質的重視也日益加強，全民健身的氛圍在這種背景下也得到了不斷的強化。但是由于公眾喜歡的體育賽事項目繁雜多樣，并且參與方式和需求也不盡相同，完全由政府部門提供賽事服務的話，很難達到最大程度的滿足群眾的需求。所以政府通過外包的形式，借助社會力量進行體育賽事，更加能夠根據群眾的具體需求達到細分供給，更加有效的推動全民體育文化的建設。

而最為關鍵的一點，賽事需求則是政府公共賽事外包的基礎決定因素。眾所周知，體育賽事的舉辦不僅僅是需要人員的參加，更是需要專業的人員以及完善的程序體系。當下體育賽事舉辦的規模與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期，政府部門也清楚到了這一點，所以為了賽事更加順利的舉辦，外包服務的開展，實際上就是根據賽事增長過程中的需求，政府和市場之間進行的合作。

2.2 政府公共體育服務外包模式

簡單來說，公共體育賽事服務外包指的就是，公共體育賽事的管理部門采用公開招標或委托授權的方式，從而與社會市場中符合條件機構或者組織簽訂合約，將公共賽事活動外包給有能力的承包商。利用外包團隊具備的專業技能，為項目提供專業的服務，從而實現賽事運營效率的提高。同時也可以達到賽事服務專業水平的提升以及賽事服務績效的提升的目的。那么在公共體育服務外包過程中，我們首先要清楚政府的職責，政府部門在進行工作是要明確“包什么”“包給誰”“怎么包”“包后怎么辦”等一系列問題。這樣才能夠更好的開展與社會民間力量的合作，推動更好的體育賽事的進行。

（1）公私合作。公私合作的外包形式當下主要集中于舉辦大型體育賽事時采取的方式。因為大型的體育賽事一般從申辦到舉辦的過程中就需要涉及到多個方面，其影響范圍從城市交通、安保在到場地、人員疏導等諸多領域，所以在這一情況下，大多采用在政府和社會機構合作共同完成的形式。例如：奧運會的舉辦則是以舉辦過的政府進行申報，在舉辦過程中由政府主要牽引，綜合社會優秀企業共同進行賽事的籌備，合力完成的體育賽事活動。

（2）商業外包。這里的商業外包則指的是在賽事外包服務中，完全依賴于市場主體，政府通過合約的方式將賽事服務委托給代理方進行，除此之外，政府主要負責對其賽事運營過程中進行監督。這種模式主要由有經驗具有一定運營資格的優質企業獲得，必要的時候還會采用招標的方式進行選拔。這些賽事主要集中于注重賽事外部的經濟規模，例如NBA 季前賽，蘇寧足球體育賽事版權開發等，這些都是更多的集中于賽事的社會效益進行的。

（3）社會組織外包。社會組織的外包模式主要的承包主體是社會組織。這種模式主要是針對大量的中小型、以服務百姓直接參與需要的群眾性體育賽事活動。在這種模式的外包服務的過程中，有機的將政府和社會組織兩者結合在一起，融合兩者的職責，達到揚長避短的效果。在提升政府公共服務效率的同時，還能夠促進社會中的體育協會具象化，達到培育社會組織的目的，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在體育發展中的貢獻。2014年上海市在舉辦“市民大聯賽”時就采取了以招投標的方式進行外包形式，當時這個活動的主要的承包主體就是社會組織。同時山東、常州等地也在之后的賽事外包中借鑒上海的經驗，進行了招標的形式。

2.3 公共體育賽事外包中存在的問題

體育賽事的不斷擴張，舉辦數量的不斷增加，造就了我國政府公共體育賽事服務外包模式的開展。但是，當下的體育外包模式雖然在逐漸的形成過程中，但是根據賽事大小、賽事內容不同，甚至是根據舉辦地區不同都有著不一樣的標準，所以在公共體育賽事服務外包過程中還是存在著很多切實需要結局的問題。為了能更加具體的分析問題，所以接下來將以足球賽事為例，進行具體的分析。

足球賽事作為國際主流賽事一直備受矚目，同時在我國足球賽事作為亟待發展的一項體育賽事也逐漸的被政府和群眾重視，足球改革方案的提出更是推動了足球賽事在我國的發展。而在全民健身的大環境下，校園足球作為足球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得到了各界的關注。但是這一賽事的舉辦則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首先從負責單位來說，目前校園足球賽事僅僅是由地方教育局或校足辦來舉辦，這樣很難提升賽事的規模和影響力，這必然會影響校園足球賽事的發展。其次，政府部門人員有限，賽事運營的水平及資金都是需要考慮的內容，所以在舉辦過程中存在著自身的不足。外包賽事是當下足球賽事不斷擴大影響力的最優選擇。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機制來進行外包機構或組織的選拔，那么外包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對于足球賽事的發展則更為艱難。從前期宣傳來說，政府部門對于外包公司的實力盲目相信，對于宣傳效果沒有明確的目標，那么宣傳就只是簡單的形式，并不能達到任何實際的效果。同時在裁判員資質審核過程中、以及運動員的身份資質審查中不嚴格的形式作風，使得在多次比賽中出現“黑哨”“以大打小”等違背比賽規則的不公平的情況，影響著足球比賽的公平公正，同時也不斷為足球比賽充斥著負面的影響。而足球賽事中屢屢爆出的“權利尋租”“受賄”等負面消息，更是足球賽事外包中存在的重要問題。所以，為了體育賽事更好的舉辦和發展，我們要有很好的體育外包服務保障。

3 公共體育賽事外包制度的完善

根據當下公共體育賽事服務外包的基本模式，可以清楚的認識到公共賽事外包中還是存在著問題的，為了之后更好的進行體育賽事，成功舉辦體育活動，在進行外包活動時，我們需要做到以下兩點。

3.1 提升公共體育賽事外包的評價體系

在過往傳統的形式中政府對于體育賽事進行內部策劃和管理開展的形式，這樣既耗費了政府的人力，同時也不能完成專業賽事的需求。所以基于這種情況，現今政府實機關積極改變策略，施行公共體育賽事的服務外包的政策，進行新的賽事組織形式，改變了內部服務供應的原始評估和責任模型。通過外包的方式將政府和服務承包商二者聯系起來，政府作為委托方和代理方的承包商形成了平行的關系，并沒有直接的管理和治理的權利，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體育賽事外包之后依然能夠順利進行，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賽事服務外包評價系統，對于承包商的資質、契約精神、合同的執行力等進行審核評判。通過評判體系的提升，更快更好的篩選出適合賽事外包的承包商，促進賽事的完美進行。

3.2 完善公共體育賽事外包的制度體系

公共體育賽事外包過程中，競爭是無處不在的，所以在外包進行篩選的過程中要有完善的體制，避免惡意競爭和壟斷情況的發生。例如上海，在賽事服務外包的過程中，對于承辦方，就進行了制度體制的完善，主要將3家專業公司進行了培養，從而避免單一性的壟斷情況，同時保留了賽事資源留給市場主體。市場主體往往是“逐利”的代表，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則需要政府部門規避“權力尋租”的問題，避免出現“權錢交易”。同時政府部門要意識到公共體育賽事外包并不是“一包百順”，只有有了完善的制度體系，才能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公共賽事服務外包模式，完善公共賽事服務外包的組織方式體系，建立規范化、法制化、有限度的公共體育賽事服務外包制度，才能夠在改變政府單一供給模式的同時，確保政府在外包服務過程中的領導地位，避免出現政府在外包過程中，逐步喪失供給服務的主導能力，完全依附于對社會和市場，從而失去的外包談判中的主導地位，無法外包項目中主導議價能力，進而使得賽事外包服務的成本和質量都的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所以為了之后體育賽事的順利成功舉行，提升公共體育賽事外包的評價體系、完善公共體育賽事外包的制度體系是當下急需進行的改變。

4 結論

本研究針對政府公共體育服務外包模式進行探究，從而深入分析公共體育賽事服務外包中存在的問題和需要作出的改變。通過過往的報道和文獻數據對于體育服務的外包模式進行基本的了解，同時結合實例進行更加具體的分析和學習，從而對于政府公共體育服務外包模式有更加詳細的了解。并且可以對于體育服務外包中存在的優勢和問題將進行更加具體的分析和建議。最終可以通過本研究，指出現在政府公共體育服務外包活動中存在的問題，并且提供更科學的改革政策，對于之后政府公共體育服務外包能夠更好的進行提供一些更行之有效的建議。

通訊作者：朱江華

（作者單位：東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