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背景下我國企業高質量發展路徑探索

摘 要：對外貿易是拉動我國經濟的重要引擎之一。從“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視角，根據我國近年來的對外貿易現狀對我國企業的對外貿易行為進行一個新的解讀，并對我國企業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嚴重沖擊下應如何更好地參與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提出建議。

關鍵詞：對外貿易行為；雙循環；企業

一、引言

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經濟在享受到全球價值鏈帶來的紅利的同時，也受到其帶來的弊端的顯著影響。首先，外向型經濟受制于國際市場發展。一旦國外市場的需求萎靡，沒有依托國內市場實現規模經濟的出口導向型企業一定會遭受嚴重沖擊?，F如今，在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貿易摩擦不斷、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影響下，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逐漸放緩，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加大。其次，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我國企業存在價值鏈低端定位的問題。針對以上問題，有學者提出應該由出口轉向內需，深耕國內市場。但不可否認的是，對外貿易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依舊發揮著重要作用。據報告顯示，2021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增至6.9萬億美元，繼續保持世界第一。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因此，不可一味地把國內產業部門和出口部門割裂開來，應在擴大內需的同時，依舊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穩定外貿外資基本盤、實現出口拉動向內需拉動的轉變。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細胞，其國際行為自然是我國外貿高質量發展研究的重點，為更好地幫助企業參與到新發展格局中去，我們需要理清兩個問題：第一，我國企業做出貿易行為決策的動機。第二，我國企業該如何避免被價值鏈低端鎖定。本文旨在從“雙循環”的視角下，利用“新新貿易理論”為我國企業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實現高質量發展提出一些建議。

二、我國企業參與“外循環”動機的探討

進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參與外貿活動的主要手段，也是反映國家外貿情況的重要指標。近年來，宏觀上，我國外貿總體規模不斷擴大、貿易質量穩步提升。據調查顯示，2013年-2021年，我國累計貨物貿易進出口262.3萬億元，年均增長5.4%。從2017年起，我國已連續五年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地位。與此同時，隨著我國貿易結構轉型升級的推進，一般貿易方式進出口占比不斷提升。2013年-2021年，我國一般貿易方式累計進出口149.8萬億元，占同期累計貨物進出口總值的57.1%。不僅如此，我國對外投資規模持續擴大、對外合作渠道不斷拓寬。截至2021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27851億美元，比2012年提高4.4個百分點。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的排名由第13位上升到第3位；且對外投資范圍遍及全球189個國家（地區），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更是超過4.5萬家。微觀上，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積極性也在進一步提升。截至2021年，我國有進出口實績的外貿企業數量達到56.7萬家，其中民營企業于2019年成為我國主要的外貿主體。從我國對外貿易的現狀可以看出，即使面對超出預期的復雜外部環境，我國外貿也表現出強大韌性和活力。因此，不妨先來探討一下我國企業參與“外循環”的動機。

就外部動機而言，我國“走出去”政策支持是我國企業選擇對外貿易的動力之一。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為了更大程度地參與到全球價值鏈當中，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的支持性措施，如出口退稅、建立自由貿易區等，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企業開展國際化活動，提高了企業參與對外貿易的積極性。與此同時，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進入國際市場的門檻，對出口的企業給予一些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所需要的固定成本，再加上我國充足的勞動力，使得我國出口企業在國際市場當中占據了價格優勢。

就內部動機而言，國際化廣闊的市場對于企業進一步發展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參與對外貿易的企業往往能夠接觸到更新、更全的信息知識，如科學技術、管理經驗等。國內企業為實現自身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會更為主動參與到國際市場當中，而且國際市場有更為廣闊的客戶群，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一些已經深植于國內市場的企業開拓新市場的需求。同時，更為激烈的市場競爭又會反過來刺激企業進一步提升自身競爭力。Melitz的研究為這個推論提供了理論支撐，其通過建立一個壟斷競爭模型，并強調企業在出口時會產生固定成本，得出生產率高的企業能夠出口，生產率低的企業由于難以承擔較高的出口成本只能留在國內市場。而出口企業在競爭更為激烈的國際市場中進一步推高行業生產率的閾值，從而導致生產率低的企業在貿易活動逐漸失去競爭力后選擇退出市場。

從短期的角度來看，企業選擇對外貿易的動機主要有：政策支持、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需要、尋求更為廣闊市場的需要。而從長期的角度來看，企業持續對外貿易有可能出于慣性，前期進入國外市場投入了大量的沉沒成本會促使企業進一步深入全球價值鏈當中，為企業提高國際化深度提供基礎，同時，企業也會因為沉沒成本而無法果斷撤離國際市場。戴翔（2013）認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遵循“先出口再投資”路徑，由出口引起的“生產率悖論”波及到了對外直接投資。Conconi et al.（2016）對比利時企業數據發現，86.32%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對外投資前先進行出口。

三、我國企業參與“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探討

《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六》提到，我國外貿企業不斷增強創新能力、品牌建設、營銷能力，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識產權、自主營銷渠道以及高技術、高附加值、高效益出口商品占比不斷提高，這不僅說明我國企業在參與“外循環”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完善自身產業結構，也肯定了我國企業存在“出口學習效應”。

關于出口企業是否存在學習效應以及學習效應如何作用這兩個問題的探討，不少學者肯定了我國企業的“出口學習效應”，如張杰（2009）結合OP方法和PSM模型，驗證了我國本土制造企業存在“出口學習效應”，錢學鋒（2011）認為我國企業的生產率水平在進入出口市場后得到進一步提升。部分學者意識到了出口學習效應具有異質性，即“出口學習效應”受行業類型、所有制、貿易方式等差異所影響，如Mi Dai，Miaojie Yu（2013）認為對于有出口前研發的企業來說，出口具有巨大而持久的生產力效應，而對于沒有出口前研發的企業來說，出口的效應很小。史青（2017）發現出口對高科技行業研發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但是對外貿易總是有利的嗎？也有學者對于“出口學習效應”這一觀點保持懷疑。張杰（2007）認為出口也可能抑制企業自主創新，這是因為中國出口的產品多數是具有低成本優勢的技術成熟型或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全球價值鏈被國際大購買商和跨國公司所主導的情形下，使得中國的出口企業被迫鎖定在生產成本降低型的生產模式和技術路徑中。

針對以上學者對于我國企業“出口學習效應”相反的觀點，我們可以總結為我國企業確實存在“出口學習效應”，尤其在一些以研發創新為導向的企業中所發揮的作用更為明顯，而在我國的特殊的國情和時代背景扭曲下，其“出口學習效應”被削弱了，根據已有的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在我國出口企業中，加工貿易企業占比較高。依靠我國改革開放的政策紅利與人口紅利，加工貿易企業得到迅速發展，此類企業不需要過高的生產率和技術創新。只要有持續的外國訂單合作和相對較低的產品價格就可以在國際市場存活，這樣的生存模式并不有利于企業實現生產率提升，反而會導致企業低端鎖定。

第二，國內市場的固定成本過高導致生產率低的企業選擇出口。由于我國國內市場分割抬高了國內市場的固定成本，即國內市場的進入成本高于國際市場的進入成本，導致生產率低的企業進入國際市場，而生產率高的企業留在國內搶占市場份額。但由于生產率低的企業本就學習能力和吸收能力較弱，且缺乏自主創新能力，難以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培養自身競爭優勢，只能依賴價格優勢在國際市場中存活，進而導致其研發積極性不高，導致“出口學習效應”作用有限。

第三，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降低了進入國際市場的門檻。國家對于出口的企業給予鼓勵政策目的在于幫助其降低初入國際市場所需要的固定成本，但這也會弱化企業生產率對于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性，從而出現“出口-生產率悖論”的現象，即生產率低的企業選擇出口。這種情況在開發區內的企業、國有企業當中有所凸顯，可見政策保護不總是對企業的發展有利的。而生產率低的企業本就存在產品再配置能力不足、創新效率低下的問題，這也使得“出口學習效應”的作用大打折扣。

第四，對于生產率的測算方法不一也導致了我國學者得出不同的結論。以上文獻都是以測算出來的TFP作為企業生產率的變量，也有其他學者用不同的指標來衡量企業生產率，如與人力資本和技術有關的因素。

盡管學者們對于企業是否有“出口學習效應”的結論不一，但都肯定了技術創新對于企業生產率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即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直接影響了出口對企業生產率的作用。以產品研發為導向的企業更能在國際市場中加速自我成長，但是單純以貨物貿易為導向的企業卻難以進一步推進企業生產率，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與政府的支持使得我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中仍保持低價優勢，從而導致我國出口企業降低對優化生產率的要求。而過分依賴先進技術的引進，沒有提升企業自我研發的能力以及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能力，企業也容易陷入低端鎖定的局面。企業的對外貿易行為對于其自身競爭力的積極作用取決于其自主創新能力，我國企業固然能夠通過出口、對外直接投資等外貿手段在短期內迅速擴張，但要想長期發展還是需要依靠企業對于外部知識的學習能力和吸收能力。否則，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一些生產率低的出口企業也會逐漸被國際市場淘汰，尤其是在現今國際貿易形勢復雜、新冠疫情戰線拉長、國際市場逐漸萎縮的背景下，我國外貿企業更是需要不斷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優化產業結構、提升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因此，我國企業不僅需要實現“外循環”，而且也要實現“內循環”，并可以借助“外循環”促進自身“內循環”的螺旋式上升。

四、我國企業參與“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建議

當前，我國正處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階段，在新冠疫情和世界經濟深度衰退的沖擊下，我國企業要想更好地參與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當中，還需要政府支持和自主創新能力的雙重加持。本文提出以下實施建議：

1.國家層面

第一，持續優化對外開放格局。要做到協調貿易區域、均衡國際市場布局、增添對外開放新動能。在貿易區域上，加速推進中西部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化中西部外貿程度。在國際市場布局上，在與我國三大貿易伙伴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同時，繼續深化開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項目合作，進一步豐富我國貿易合作對象。在添加新動能上，我國作為一個貨物貿易大國，對于服務貿易這一領域的發展依舊有所欠缺，因此，應持續深入推進服務業改革開放，加快推進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完善服務貿易體制機制，不斷提升服務貿易發展水平。

第二，持續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政策是企業的發展戰略的風向標，對產業結構的調整也會倒逼企業調整產業鏈，進一步調整其外貿的方式與結構。當然，政策支持對于企業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無差別的支持性政策可能并不利于企業的成長。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貿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門檻，但也成為了一些生產率低的企業的“保護傘”。因此，政府支持需要做到有的放矢，對于一些新興的、發展前景好、自主創新能力強的企業應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有助于幫助其平穩過渡成長期。而不同于財政補貼的難以監管，給予新興企業優惠稅率是不錯的選擇，而且其評定的條件也更為透明、公正。不僅如此，對于一些技術空白領域，我國政府在鼓勵企業進入外國市場的同時，還要鼓勵其通過進口進行國際采購。

2.企業層面

第一，外向國際化與內向國際化相結合。外貿企業在參與國際化進程中，習慣于側重一種方式去獲取市場知識，要么是外向國際化，要么是內向國際化，即純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和純進口。而企業也應該用“雙循環”的角度去參與國際市場，通過進口的方式獲取先進的技術并對其加以學習、模仿，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產品，提升自身的競爭優勢，并通過出口的方式參與到更為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去，進一步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實現一個“外循環-內循環-外循環”的良性互動，有效避免企業被低端鎖定，這一個過程就要求企業不斷提升自己學習能力和吸收能力，將所接觸到的新知識內部化。

第二，制定合理的國際化戰略。由于開展國際貿易活動具有持續時間長、沉沒成本較高的特點，外貿企業應根據自身的定位、業務方向、國際環境來制定合理的國際化戰略。在開展外貿活動前做好相關的背景調查，合理安排國際市場布局，做到合作伙伴多樣化，從而有效規避一些國際貿易風險。

第三，開展外貿活動的同時也需要深耕國內市場。近年來國際市場發展疲軟，深耕國內市場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挖掘國際市場的同時，也應該密切關注國內市場動向，兼顧國內市場的需求，給企業的健康發展加上“雙重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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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嫣（1998- ），女，漢族，廣西梧州人，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碩士研究生，國際貿易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