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以志為鑒

汪建新

毛澤東有潛心研讀方志的嗜好，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他每到一地都要索取方志閱讀。古往今來的政治家當中，幾乎沒人像他那樣重視方志，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對各地風物了然于胸，能夠因地因時，信手拈來，運用自如，盡顯博古通今的大學問家風采。

方志，有全國性的總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縣志兩類，詳細記載了全國各地歷史沿革、山川氣候、風土人情、名勝古跡等。中國的傳世志書有8700余種，11萬余卷，約占古籍的10%。一般人除了偶爾翻看老家的方志，或因特殊需要而查閱外地的方志，不會主動閱讀各地方志，而毛澤東卻有潛心研讀方志的嗜好，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他每到一地都要索取方志閱讀。

閱讀方志成為他通曉國內情形的重要途徑之一

毛澤東最初接觸的是什么方志，沒有見于文字記載。學生時代的毛澤東究竟讀過哪些省志、縣志，也很難統計清楚。1917年7月，毛澤東和學友蕭子升、蕭蔚然外出游學。在梅城，毛澤東查閱了《安化縣志》。這是毛澤東閱讀具體地方志的較早記錄，而他每到一地便設法查閱方志的習慣也由此逐漸養成。

1921年新年伊始，新民學會（由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人于1918年4月14日在長沙發起成立的進步團體）部分會員在長沙召開新年大會，經討論決定把新民學會宗旨由“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調整為“改造中國與世界”。這不僅成為新民學會的共同目的，也成為毛澤東的畢生追求。為了實現這一宏圖大志，毛澤東東奔西走、南征北戰，足跡遍布大江南北。他急切想了解中國和世界，而閱讀方志就成為他通曉國內情形的重要途徑之一。

1929年3月，紅軍占領福建長汀。毛澤東在長汀辛耕別墅閱讀《汀州府志》。1929年6月，紅四軍“七大”散會后，毛澤東回到龍巖新邱厝。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按毛澤東的要求，從縣圖書館搬來一大摞書報，其中就有《龍巖州志》。

1930年3月的一天，毛澤東讓警衛員把共青團興國縣委書記蕭華找來。蕭華趕到時，見毛澤東正在看一本清代道光年間編纂的《興國縣志》。紅軍攻占瑞金后，毛澤東又找到清代乾隆年間的8卷本《瑞金縣志》，雖只剩下7卷，但他仍如獲至寶地認真翻閱。

長征途中，每攻下一個縣城或是每到一個重鎮，毛澤東都讓人為他收集縣志和地方志，一看就是大半夜。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潛心攻讀馬列主義著作的同時，也認真閱讀包括方志在內的文史書籍。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也都是如此。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愛讀方志的興趣依然如故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愛讀方志的興趣依然如故。他藏書中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四部備要》《萬有文庫》《古今圖書集成》等史籍，其中就收有總志、省志、府志和縣志等內容。毛澤東還特意收藏了一些省志、府志和縣志等專志。他外出視察，都要找來當地方志看，很多地方圖書館至今仍保存有他借書的記載。

1952年10月，毛澤東在視察黃河時，安排人調閱《中州志》一書來看。在視察黃河以后，毛澤東又與河南省委書記張璽就治理黃河問題談到深夜。臨睡前，他還瀏覽了《河南通志》《汴京志》等。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一到成都立即要來《四川省志》《蜀本紀》《華陽國志》等閱讀。此后，他又要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縣志》，還在書上批畫圈點。

1959年6月30日，毛澤東登上廬山便讓秘書借來《廬山志》，之后又要來《續志》。毛澤東對工作人員解釋了廬山的山名由來，還講述了朱熹“下轎伊始問志書”的典故。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縣）走馬上任。當地屬官們轎前迎接，他下轎開口就問《南康志》帶來沒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覷。毛澤東說：“朱熹這個典故流傳后，‘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和‘以志呈閱就成了后人的慣例。今天你們也要懂得以史為鑒，才能辦好事?！?/p>

1965年5月21日，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途中，夜宿湖南茶陵縣委大院。他對張平化（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說：“《茶陵州志》，我在1927年第一次打茶陵時就想看，沒有搞到，現在不知能不能借到？”張平化迅速請縣檔案館送來一套八本線裝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版、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重印的《茶陵州志》。當天夜里，毛澤東一直讀到很晚。

毛澤東將熟讀方志當成調查研究的一種方式

毛澤東大量熟讀方志，不僅是為滿足求知欲，更是將其當成調查研究的一種方式。1941年8月1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簡稱《決定》）。在《決定》“關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中，明確要求：“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主張繼承修志傳統，倡議各地都編修方志。這一倡議極大地推動了全國各地新方志的編纂，使這一工作受到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視。

從毛澤東寫的大量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很多分析和判斷都得益于閱讀方志。例如，1928年《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邊界各縣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斗爭?！痹偃?，1933年8月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和1934年1月的《我們的經濟政策》等文章，都談到根據地歷史上的情況，這無疑是毛澤東在開展社會調查的同時又查閱了有關方志。

1949年秋，中央在討論進軍西南時，毛澤東決定讓西康人廖志高任省委書記。毛澤東說：“情況復雜，對當地熟悉的人了解情況，好辦事?！?950年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問廖志高：“你的家鄉是何時開發的？”廖志高說不知道。毛澤東說：“是唐朝開發的?！绷沃靖哂謫枺骸澳窃趺粗赖?？”毛澤東說：“是看了你們的縣志?！?/p>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聽取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匯報缺水問題時，問：“你們山西有一個聞喜縣，你知道為什么叫聞喜？”陶魯笳說不知道。毛澤東說：“漢武帝乘船到了這里，正好傳來在越南打了大勝仗的捷報，漢武帝就給這個地方起名叫聞喜。漢武帝那時就能坐船在汾河上行駛，可見當時汾河水量很大，現在汾河水干了，我們愧對晉民呀?！?/p>

毛澤東不論走到哪里，總對那里的方志有很濃的興趣。古往今來的政治家當中，幾乎沒人像他那樣重視方志，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對各地風物了然于胸，能夠因地因時，信手拈來，運用自如，盡顯博古通今的大學問家風采。

（青銅器薦自《月讀》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