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臺》中城市空間的文學表征

楊瑤

《裝臺》是一部以西京（西安）城中陌生行當為視角，以裝臺人的命運為對象的優秀長篇小說。作者用溫情樸實的文字，刻畫了刁順子、猴子、墩子、三皮、大吊、蔡素芬、周桂榮等農民工身份的市民形象；用悲憫的目光，體察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平凡活法；用現實主義哲思，關切城市中被折疊了的城中村形象、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及性別空間的耦合。

一、折疊的城鄉空間

作者陳彥曾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在文藝路工作生活了很多年，我對西安這座城愛得太深！”因著這份深沉的愛，作者以西安城的文藝路為原型，為讀者構建了西京城這一象征物。小說以主人公刁順子將第三個老婆娶回西京城尚藝路的家開端。順子居住的街道是其城市空間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通過日常接觸的地景，逐漸建立起了對西京城的空間與文化認同。順子的家是尚藝路上的老門戶，見證了刁家四代人的起起落落，現在這小二層的房產，是順子靠著販菜置辦來的。尚藝路上有不少省上和市上的文藝團體，順子也自然而然地選擇了裝臺這個職業。于他而言，城市“舞臺”上共同生活著兩種人—唱戲的和搭臺的，他們在人群中相遇，卻很難在生活中交往?！凹摇笔巧鐣钚〉膯挝?，本應是用來休養生息的生活空間。順子的家卻是被折疊起來的城鄉結合體：逼仄的居住環境、顛覆的家庭關系，以及深沉的謀生責任都在催促順子一次次離家又一次次回家，往返于他的生存空間。他生活在城里卻干著農村人的活計，他擁有市民的身份卻缺乏市民的體面，他是裝臺人眼中的城市人，卻是唱戲人眼中的農村人，他在半城半鄉的復雜處境中謀求現在、謀劃未來。順子的身后是一群進城務工的農村人：受傷截了手指還裝臺的猴子、不開玩笑心思細膩的三皮、年齡最小的墩子、拼命省錢的大吊，他們從鄉村空間位移到城市空間，或是租住在西京城的“地下世界”，或是群居在廠房里或者觀音大殿，他們到哪里裝臺，就住在哪里。他們的家是移動的，是不被看見的，生活區域的隔離寓示著城鄉的分割，他們在城市安了家也是城市里的邊緣群體，但同時城鄉空間的折疊也彰顯著他們是參與建設美化西京城的民眾力量。

城鄉空間的博弈表征于城里人與鄉下人的互動。作者在《因無法忘卻的那些記憶》中提到因為工作關系，曾與裝臺人打了二十年交道，熟悉了，就愛琢磨這些人的生活。他們為人裝臺卻不上臺，總是以一種莊嚴感行走于臺下，完成對其他生命的責任與托舉。面對瞿團、寇鐵時，刁順子總是點頭哈腰，在察言觀色中不斷討好，把“咱就是下苦的”掛在嘴上，自己本就是城市中的底層；但因為身邊聚集了一堆吃飯的人，他總是第一個背虧扛活，在知道大吊的女兒需要錢治病時，毅然打破不再裝臺的宣言，放下正在舔舐的傷口，帶著對進城務工弱者的深深同情，奔赴下一個裝臺地，順子身上有小人物的俠義精神，是人與人間的肝膽相照。作品中的城與鄉形象，并非二元對立的，而是皺褶的，是因這些空間中的人，而活生生躍然紙上的。城與鄉在空間上有交叉、有糾纏，讀來有苦澀、有唏噓，但合頁間感受到的溫暖和鼓舞不言而喻。

二、解構的精神空間

一直以來，中國的文化工作者踐行“文以載道”，追求中國經驗的文學表達。陜西作家柳青認為，小說是剖析社會與生活的藝術，陜西當代作家的創作中多見對現實生活帶著使命感的人民性書寫。進入新時代的文化文藝工作者，更肩負著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溫潤心靈的重要職責。陳彥認為，“寫作者要有良知去點亮普通人身上人性的光亮”?！堆b臺》是一部小人物的奮斗史，其中的人物就生活在我們身邊，他們是生動的。有時候，他們就是我們，我們看到的他們是什么樣子，我們其實就是什么樣子?？梢哉f，閱讀《裝臺》，是一次解構與重構精神空間的遠足。在那里，有一個至純至善、至誠至信、至勇至讓的精神烏托邦。

首先，《裝臺》是一個至純至善的空間。小說中有上百個人物形象，作者用精準的語言，將他們在生活中的模樣立體有序地描繪出來，又賦予了不同人物不同的腔調，什么人說什么話。幾乎所有的人物都與主人公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大體可以分為兩邊：一邊是順子在社會生產中結識的工友、上司、伙伴；另一邊是社會生活中的妻子、女兒。于公，順子帶著一幫下苦的裝臺人，從不稱領導，也不拿回扣，反倒是在猴子因為午飯沒加雞腿告狀得罪頂頭上司的時候，自掏腰包提著禮物登門道歉；在墩子犯錯后寒夜深冬替他挨打頂香爐罰跪一夜；在三皮身體不適時默默給他安排輕活兒，卻付了和自己一樣的工資；在大吊去世后為其四處奔波討薪，并照顧妻兒。于私，因為第一任妻子田苗而被人議論“戴了帽子”時，他不反駁、不憤怒，只是過好自己的日子，即使田苗拋家棄子去了廣州被傳言死于艾滋病時，他依然因為“畢竟是菊花的媽”而祈禱對方活著；在第二任妻子趙蘭香離世后，將其女兒韓梅視如己出疼愛有加，供她上大學，就連趙蘭香托付的斷腿狗“好了”他也萬分珍視；女兒刁菊花刁蠻任性、揮霍無度，他說過最重的話也只有“啥東西”。一系列的沖突與互動里，順子看似窩囊、無能，但這正是他純潔善良的本色，他的點頭哈腰、阿諛奉承、四處討要從來不為自己。在蔡素芬、韓梅和菊花相繼離家后，順子感到“人都走光了，好像是都不需要自己了，這讓他拼命掙錢的勁頭，也就稀松了”。圍繞在順子身邊的人也是善良厚道的。從對菊花疼愛有加的瞿團、體諒順子辛苦活計的靳導、為妻女掙錢的大吊、有血有肉的三皮、樸實頑皮的猴子，到對順子真心相待的蔡素芬，他們都是西京城中的蕓蕓眾生，各有各的苦難，但總能從他們身上讀到一種自我犧牲、互相成就的良善之感，這或許也是將這群人聚在一起的精神紐帶。

其次，《裝臺》是一個至誠至信的空間。劇團給順子的工錢總是結得磕磕絆絆，甚至會有討要不到的時候，但無論得了多少，他都會一五一十地明賬分給大家，不存私心、不耍心眼，長此以往，其他人就自然而然地信他跟他了；得知大哥刁大軍病倒在珠海時，順子立即將大哥接回家中照顧，在明知治愈無望的情況下，他仍不顧慮經濟上的拮據，請名醫救治，是為對家人的誠；順子對小學老師朱老師和師娘更是情誼深厚，他多年照顧朱老師家的起居，伺候在老師病榻前，朱老師臨終前明確表示想將房產過戶給他，卻被他拒絕，后捐贈給學校，在捐贈手續上寫著一句話“刁順子有權過問這筆錢的詳細開支”，是朱老師對順子的信任。順子的生活并不美好，反而常常是風雨交加的，連躲雨的機會都沒有，但他常懷責任之志，看見別人的苦難，為他人抱薪、守望相助。

最后，《裝臺》還是一個至勇至讓的空間。作家余華說，怯懦是人的美德，因為只有善良的人才有恐懼、才會怯懦。在刁菊花的眼中，自己的父親是窩囊的，從不和人爭、不敢得罪人。殊不知，她平靜、揮霍的生活恰恰來自父親的處處忍讓。裝臺時，順子對豫劇團的團長說“世界上最好的戲，就是苦情戲”，順子的生活，就是見苦、吃苦、化苦的生命經驗的一種表達。他對周遭充滿恐懼、敬畏、怯懦，但他敢邁進去。正如羅曼·羅蘭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順子是小人物，他順其自然地走入生活，可能講不出生活的道理，但他就是做得到，能勇敢地把生活過出滋味來。小說塑造了西京城中的底層群像，他們雖為別人裝臺，卻是自己生活的主角。他們每天為掙錢奔波，但掙錢為了什么，每個人都會有清晰的答案。所以，“他們只能一五一十地活著，并且是反反復復，甚至帶著一種輪回樣態地活著”。他們忍讓著，為五斗米折腰，又懷揣著一腔孤勇，堅守著自己的精神氣質和情感追求。小說開篇和結尾均提到了“螞蟻搬家”的意象，順子生怕踩到了這些小東西，后來還會坐下來看它們忙活，給它們撒芝麻和米粒，他看到它們莊嚴、堅毅地行進，仿佛看到了托舉著生活的自己，他再也不是庸碌的“蟻族”，而是平凡生活中的“游俠”。

三、耦合的性別空間

小說的巧妙之處在于，作者對女性的形塑、對城市中女性生存和命運的關切。區別于以往陜西文學中傳統的性別空間敘事，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刻畫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她們或張揚，或恬靜；或內斂，或外放；或隱忍，或痛快；或自信，或自卑，她們是活靈活現的，是渴求自由的。她們不再是社會中的“第二性”，更像是田園牧歌和精神家園般的存在。

蔡素芬是第一個出場的女性角色，她在一個大雨天跟順子回了家，做了他第三個老婆。面對菊花的張牙舞爪和三皮的動手動腳，她大部分時候是沉默地對抗；她看《人面桃花》時情難自抑、淚流滿面，正是因為在這出戲中看到了個人的生活。正如戲文中唱的那樣，“只道人世太吊詭，說無常時偏有?！?，在對無常與有常的思考中，蔡素芬主動離開了和順子的家，她從空間上和精神上徹底獨立起來了。趙蘭香原本是在南稍門外巷子里開裁縫店的寡婦，帶著女兒韓梅嫁給刁順子，不僅因為順子是個老好人，還因為自己和女兒沒有了落腳的地方，而快速在西京城生存的辦法就是嫁個本地人。趙蘭香善良敦厚，成家后與順子相互支撐、抱團取暖，卻遭到命運的無情挑撥，趙蘭香的突然病逝，又一次使順子的精神家園草木荒蕪。韓梅是趙蘭香托付給順子的孩子，自信果敢，獨立上進，是家里唯一的大學生，她對這個家是有依賴和眷戀的?；氐郊液?，多次受到菊花的冷嘲熱諷及拳腳相向，家從原先的庇護所變成了受難地，韓梅不再忍氣吞聲，她勇敢地邁出了家門，尋求新的棲身之地，前后的巨大反差折射出她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

作者在刁菊花身上用墨頗多。乍一看，菊花任性刁蠻，不解人意，經濟上完全依賴于父親，卻瞧不起父親的營生；對其他女性刻薄尖酸，咄咄逼人，她虐狗殺狗、摔杯斷碗，凡是出現在她視線內的人和物都是錯誤的，她也終于“戰勝”了蔡素芬、韓梅等“外來者”和“侵犯者”，完全擁有了自己的“領地”，可是她依然不自洽、不自知。細細讀來，菊花又何嘗不是個可憐人呢？她自尊心頗強卻相貌丑陋，在十幾歲時就聽到劇團幾個漂亮女演員對其相貌的議論：“這娃不也是城里娃嗎？咋能長成這樣呢？說明這西京城的‘底版也不咋樣嘛?！币虺錾淼臀?，和劇團其他小朋友玩兒時，會被懷疑是偷東西的那一個。三十年來唯一一次和男生的接觸，也在對方的不告而別中無疾而終。種種這些，都讓菊花活在深深的自卑里，她甚至會羨慕在她六歲時就拋棄了她的母親田苗，至少田苗能得到那么多男性的喜歡。所以，她討厭只比自己大了八九歲還頗有幾分姿色的蔡素芬，她親近把自己和他的女兒素素放在平等的位置來對話的瞿伯伯。菊花是敢愛敢恨、愛憎分明的，她的恨顯得那么笨拙激烈，反倒讓讀者多生出些同情來。

小說中的男性與女性是相互依賴的，性別空間是耦合的。小說雖在寫人物的悲劇性命運，但不渲染敘事上的痛感，而是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消磨寫“幾乎無事的悲劇”。下苦的男人與苦命的女人相互同情、理解。不檢點的第一任妻子，不事生產揮霍胡鬧的女兒，覬覦蔡素芬的三皮，褻瀆菩薩的墩子，這些“惡”都在與其相關的男性、女性的生活中得到了消解。甚至在小說的結尾處，作者暗示大吊的遺孀周桂榮會帶著病女做順子的第四個老婆，順子的生活又會開始一輪新的循環，至于它的走向，就不言而喻了。細究順子的娶妻經歷，不難發現他的每一次選擇都是對女性深深的同情與關愛，他是對方走投無路時的歸宿，他能不顧世俗眼光，用盡全力地給對方以慰藉，這也正體現了作者的情感態度和價值取向。

通常，有了讀者的參與，一部小說才最終完成?！堆b臺》是“好讀”的，它對讀者的友好之處在于，它是雅俗共賞、接地氣的，每個人幾乎都可以從中找到自我的投射；它的友好還在于它是裝滿溫度的，從小人物在社會生活中的生存空間、生產空間出發，書寫了當代人的憐憫、耐勞、堅韌和犧牲。作者描繪的西安城，是一片生活熱土，是一個“溫良敦厚、充滿詩意”的西安城。

《裝臺》通過對小人物們生存境遇與情感心理的揭示，表明作者建構中國人的精神家園的使命感和擔當意識?？纯醋髌愤x擇了什么、放棄了什么、解構了什么、建構了什么，我們便能感受到作品以奮斗激勵人、以道德教化人、以溫情感染人的決心。誠如作者所言：“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既是主角，又在為別人裝臺，互相取暖，人生才有光和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