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伊利奇之死》中的生存困境與出路

張惠媛

“死亡”主題是托爾斯泰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貫穿其全部創作的始終。托爾斯泰在其中篇小說《伊萬·伊利奇之死》中，圍繞“死亡”主題展開敘事。他以細膩的筆觸，通過主人公伊萬·伊利奇生病前后不同心理狀態之間的對比描寫，凸顯伊萬與其周圍人的生存困境，反映了伊萬臨死之際關于生死問題的深刻思索。其中流露出的生死觀與海德爾格的存在主義理念有契合之處。

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給人類的生活帶來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造成人類精神和心靈上的巨大危機，人的生存陷入了意義和價值的真空：何謂死亡？人如何面對死亡？必死的人其存在價值何在？存在的意義何在？困惑人類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暴露出人類關于生死概念的認知混淆。本文嘗試結合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理論，剖析托爾斯泰《伊萬·伊利奇之死》中同名主人公伊萬從開始生病到病情加劇乃至瀕臨死亡這一系列過程中其心理和精神變化，探討伊萬及其周圍人面臨的生存困境和原因，進而指出伊萬擺脫精神困境和危機的出路。同時，我們也希望借此校正當今社會普遍存在的關于生死問題的某些錯誤認知，緩解由此所衍生出的愈演愈烈的全球生態危機。

一、生存困境：本真存在的丟棄

托爾斯泰的《伊萬·伊利奇之死》圍繞“死亡”展開敘事，書寫伊萬官運亨通、一帆風順的命運軌跡；但極為戲謔的是，其看似立身揚名的一生最終在孤獨和悲痛之中慘淡落幕。伊萬及其周圍人終其一生都在孜孜以求體面光鮮的生活，受上流社會虛無的價值觀和橫流的物欲的禁錮，為生活表面的浮華、喧囂所蒙蔽，意識不到自己所處環境的異化，沉淪其中并甘之如飴，陷入生存困境的泥淖難以自拔。這種困境主要表現為本真存在的喪失：一是對存在的誤讀，二是對死亡的不知。

伊萬在患病前一直過著一種非本真生活，在死亡來臨之前，他的一生都在追求體面的生活。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唯上流社會的人馬首是瞻，學習他們的行為方式和處世態度。他的生活方式和交際活動都遵從于上流社會普遍認可的價值標準和道德規范：上流社會怎樣享樂，伊萬就怎樣享樂；上流社會怎樣交際，伊萬就怎樣交際；上流社會怎樣體面生活，伊萬就怎樣體面生活。其所作所為與所思所想標識出他被上流社會的意見所左右，完全消散于虛偽的上流社會。由此，伊萬在這種看似“上進的”學習模仿中逐漸喪失了自我個性，丟失了自我存在，轉化為一種與常人共在的平均狀態。這種沉淪于周圍社會，并被其統治的狀態自他在法律學校學習時便初露端倪，之后愈演愈烈，難以控制。如果說少年時期的伊萬還沒有完全被上流社會所浸染，那么工作后的伊萬則完全沉溺于其中。工作后的伊萬像個機器人似的，恪守著他畢生崇尚的上流社會的種種程序和規則。他秉公職守，辦起事來寬嚴得體，恰如其分，絕不會跟任何人發生除公務關系之外的任何關系，一旦公務關系結束，與其他人的關系便告終結；甚至一開始跟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奧多羅芙娜結婚都是迎合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的觀點，在那些人看來，結婚是很體面的一件事。伊萬這種丟棄自我的非本真存在狀態一直持續到死亡來臨之際。臨近死亡，伊萬仍舊拒絕承認之前的生活方式是錯的，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本真的喪失，認為自己畢生奉公守法、循規蹈矩和品行端正，從未逾規越矩。伊萬的此種生活方式，即是海德格爾所指的“非本真”狀態，它意指此在完全沉溺于“周圍世界”與“他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種不忠實于自我，忽視自我個性，沉淪于外在世俗從而喪失個體存在的存在方式。

這種生存方式不單單為伊萬所獨有，他的家人和同事也是如此，這些人也同樣在追求體面的生活。伊萬的妻子和女兒留戀于上流社會的社交場所，即便伊萬生病也難以阻止其以往的交際和享樂，無法將她們的生活重心轉移至家庭。不但如此，她們反而認為伊萬是一個累贅與負擔，因為其病情導致伊萬喜怒無常，亂發脾氣，最關鍵的是，他耽誤了自己出門游玩社交，家人尤其是妻子不堪其擾，覺得自己可憐極了，于是便抱怨起伊萬的病情，責怪他不遵醫囑，給家人帶來痛苦和麻煩。她們甚至期盼伊萬死去，好給自己的生活帶來解脫，但無人敢將此想法向外聲張，畢竟伊萬的收入是維持她們體面生活的唯一來源。

伊萬的同事更是如此。對于他們而言，伊萬不過是一個權力符號的象征，伊萬之死不過是一個權力符號的消亡：在得知伊萬去世后，他們的第一反應是伊萬的死能夠為自己和自己熟人職位上的升遷產生何種影響，帶來何種益處；而對伊萬死亡這件事本身則漠然視之，甚至當他們前去吊唁死者時，竟不知所以，頗覺尷尬，同伊萬的遺孀短暫寒暄之后，便急不可耐地趕往費奧多爾·瓦西里耶維奇那里，跟他們打起文特牌?？傊?，在得知伊萬生病后，他們最為關切的便是伊萬如何能夠快速地讓位，自己如何能擺脫因伊萬帶來的麻煩與負擔。

伊萬和周圍人的非本真性存在還體現在“不知死亡”上。在病痛的折磨下，伊萬逐漸意識到問題的根本不是身體某個部位的病痛，如盲腸和腎，而是關乎生與死的重要命題—生命正在離他而去，可他無法挽留，束手無策。當面臨死亡這一不可回避的境況時，伊萬開始了對死亡的思考。盡管伊萬深知人都是要死的，“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可他無論如何也無法將死亡同自身聯系起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么會死，“這個例子他畢生都認為是對的，但僅僅適用于卡伊，而絕不適用于他”。伊萬對待死亡的態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目睹他人的死亡，但僅是作為旁觀者，他人的死亡是我們不可直接經驗到的，“我們并不在本然的意義上經歷他人的死亡過程，我們最多也不過是‘在側”（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在海德格爾看來，死亡具有個體性和排他性，且是確知而不確定的；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無所關聯且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是唯一且不可替代的經驗存在—人可以代替他人做任何事情，唯獨不能代替他人經歷死亡。人的終結是死亡，只要此在存在著，它就是向死而在。但此在通常處于非本真的向死存在。常人對死亡持一種非本真態度，知道人終有一死，卻否認死亡隨時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在面對其他人的死亡時，常人往往這樣安慰自己：死的不是我，從而抱有一種僥幸心理，認為自己躲過了死亡。由此在面對死亡時，伊萬才覺得如此荒謬且難以理解。不僅伊萬如此，其同事與家人同樣是“不知死亡”。在得知伊萬去世的消息后，同事們的第一反應是他的死能給自己和熟人職位上的升遷帶來什么好處。伊萬的死亡沒有喚起他們對死亡的“畏”，他們意識不到死亡的可能性隨時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反而安慰自己：換作我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盡管伊萬·彼得洛維奇在面對伊萬的尸體時，似乎意識到了什么，但內心的不快促使他匆忙地做了個“十字架”手勢，便逃往那個讓他安心的混亂世界中。伊萬的家人則把伊萬的病與死看作是一件麻煩事，認為他的病打亂了之前體面、安穩的生活，給他們帶來了莫大的痛苦；且自伊萬患病之初至死亡之際，他們一直都在遮掩伊萬死亡的可能性，欺瞞伊萬，不斷以其終將重返之前那種體面的生活的謊言來安慰他。

二、生存出路：本真的向死而在

由于非本真存在的特質即是“庸庸碌碌”地屈從“公眾意見”，把“本己的存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別和突出之處的他人則更其消失不見了”（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忽視個體的存在，拋棄了其自身在日常生活中應該承擔的責任，“幾乎所有的存在主義者都認為，只有那些理解了自身存在的個體性、獨一性的個人才能有責任感”（夏基松《現代西方社會思潮》），而擺脫這種共在狀態，重視個體存在，承擔自身責任的契機則是直面死亡、正視死亡。

先前哲人都把生與死看作是一種二元對立—人不是生，就是死。海德格爾則持一種與此相反的觀點，認為人的存在是“向死而在”。人自出生起，就被拋入了死亡這種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之中。換言之，只要此在生存著，它就是向終結而存在。日常的向死存在，雖然肯定人終有一死，卻往往將死亡視作一種偶然事件，諸如伊萬以逃避的方式遮掩最本己的向死存在。而此在之存在把死亡看作最本己的可能性，視作自身無所關聯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此在在“死”之中方能告別平均的含混狀態從而真正回到自身、關注自我，從“沉淪”狀態中解脫出來，擺脫周圍世界對本真狀態的遮蔽，由此達到最本己的可能性。換言之，只有“死亡或有限性使生存具有意義”（大衛·E.科珀《存在主義》）。

伊萬在瀕死之際對生與死的追問，即是從日常的“沉淪”逐漸回歸自身，與自我進行深層對話，最終找到生命意義的過程。自伊萬意識到死亡就懸臨在自己面前時，他的內心深處就在悄然地發生著變化。死亡一直糾纏著伊萬，身體上發生的變化使他無法忽視這一事實。但是，他無法理解為什么死的會是自己，于是他試圖鏟除這“虛妄的”“不正確的”“病態的”想法。他屢次進行自我安慰，臆想在藥物的治療下盲腸將要恢復正常，且按照以往的生活方式那樣，前往法院辦公，與同事們交談，企圖跟先前一樣，把生活重心轉移到工作上去，以“恢復過去的感情思路，不再去想到死”?？蔁o論他用何種方法，都無法擺脫死亡對他的折磨。伊萬被迫與之相視，但又對之無可奈何。病痛與死亡所滋生出的孤寂與哀愁將他拋入到一個除他之外無人可以抵達的境地，他就這樣孑然一身立于生存與死亡的邊際之上，沒有人能夠真正體會到他的孤獨與困境。

然而，死亡并非意味著生命意義上的終結，而是向終結而存在；是在死亡中感受到生，在死亡中體會到的存在的價值。在死亡來臨之際，此在與其他此在的一切關聯都解除了，從而在最本己的能在中看到了其本身。誠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只有在死亡面前，我才能夠真正地生活”（徐崇溫《存在主義哲學》）。伊萬在被拋的終結中，在孤獨與絕望之中，從日常的平均含混狀態開始轉向自身，不斷審視過往的生活方式，追問生命的真正意義。在這一思索的過程中，伊萬逐漸認識到自己畢生所崇尚的體面生活的是場幻影，也看穿了周圍人對自己的虛偽與欺騙，“他感到受不了的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的事，他們就是不肯承認，而是想就他的險惡的病情對他說謊，而且還想迫使他本人也參加到這個騙局中來”。他發現這是一場赤裸裸的騙局，“一個掩蓋了生與死的可怕的大騙局”。由此，在死亡的逼迫下，在對死亡的“畏”下，伊萬感受到了“良知”的召喚，將其本真從消散于周圍常人的狀態中呼喚出來，擺脫了周圍世界對本然狀態的遮蔽，于沉淪中解脫，進而坦然地面對死亡，接受死亡。

這種本真的死亡態度在伊萬的仆人格拉西姆身上也有所體現。當伊萬為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所折磨時，只有農民出身的格拉西姆同情他、理解他，坦然真誠地面對伊萬的疾病及其后續的死亡。格拉西姆沒有向伊萬撒謊，承認“我們大家都要死的”。如果說伊萬和周圍人對死亡的認知懷有自欺欺人之感，是非本真的日常存在，那么格拉西姆則真正意識到死亡是人自身無法逃避且不可逾越的，是一種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的可能性。從格拉西姆身上流露出一種沒有被外在世界遮蔽的自然性與本真性，即人之為人的根本—善與愛。正是格拉西姆的這種自然與本真，如一眼清涼的山泉汩汩流入伊萬干涸與孤獨的心田，令作為常人的伊萬在劇烈的痛苦中感受到莫大的精神慰藉。

綜上所述，在《伊萬·伊利奇之死》中，托爾斯泰尤為關注個體死亡和死亡本體論意義，使該作品中散發出存在主義的光輝。無論是托爾斯泰還是海德格爾，他們都秉持“向死而在”的死亡觀，認為人應擺脫周圍世界對自身的遮蔽，直面死亡，回歸本真自我，從而更好地領悟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正確把握當下的生活。即使伊萬在患病之后，其身體各器官在走向衰亡，而其精神在慢慢覺醒，最終奔向永生。一如海德格爾所言，人從心理上認知死亡，其目的是“追究臨終者的死亡過程的存在論意義，追求他的存在的某種存在之可能性的存在論意義”（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