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內生力語境下國際傳播創新路徑的三點反思

段鵬　宋芹

關鍵詞：文化內生力；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文化研究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1.001

國際社會情勢轉換之際，后現代化及逆全球化趨勢越發明顯。近年來，全球經濟形勢普遍低迷，國際政局動蕩，加之“信息疫情”“政治疫情”不斷攪動著本就真假難辨、復雜詭譎的全球輿論格局，象征著現代化形式差異的“文化的沖突”也開始愈演愈烈。早在新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確立之時，“文化”和“傳播”曾作為一種全球策略被大規模地引入公眾生活，“文化的作用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擴張滲入全球政治經濟進程中”。恰如亨廷頓所言，“文明沖突來自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而特定語境下的文化正是因其距離、分歧和多樣性而被定義的。實際上，文化借由符號系統得以記錄和傳輸，符號又因承載特定的文化內容而被賦予某種象征意義。區別于意識形態的隱性對抗因素，“沖突的文化”更容易借助多樣多類的符號接合方式和意義上的嵌入形態，進行思想和話語層面的擴散和傳播。

一、文化內生力：傳播既是文化的本質亦是文化的實現

Culture源于拉丁語Colere一詞，本義是栽培、馴化和培育，后引申為文化和文明之義?！兑捉洝べS卦》中有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蔽鳚h《說苑·指武》更指出：“文化不改，然后加誅?！边@里的“文”統指禮樂風俗、典章制度等，“化”則有轉化和教化之意。無論中西方，“文化”的概念都曾指向一種精神和物質層面的“綜合體”，既包含社會整體層面的知識、信仰、藝術、習俗、道德和法律等，又囊括了社會個體層面的個人素養、能力和習慣等。此后，鑒于現代符號學系統性研究的開展，文化的定義逐漸超脫了作為整體“生活方式”的描述，符號的意義及其闡釋過程被予以重視。眾所周知，文化符號被賦予了特殊的社會結構特征，且可在多個社會維度上運轉，這導致文化幾乎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比如，文化符號既可以指承擔輿論引導功能的媒介，也可以被看作輿情，甚至是信息內容的多模態表現形式。

無疑，文化是一個意義復雜又甚為含混的概念，而對于“文化內生力”的理解和詮釋就需要建立在文化研究的核心問題的認識基礎上。在社會媒介化進程中，文化研究更加集中地表現為一種“現代化進程、現代性經驗和現代主義話語的交集”，大眾文化、媒介與“現代”語境被緊密結合起來，而文化研究的核心歸根結底在于探討“特定語境”下文化的范疇和領域問題。因此，文化內生力表現出明顯的“相對性”特征，蘊含著文化與傳播之間千絲萬縷的內在關聯。

從兩者的互動關系來看，傳播既是文化活動的本質屬性，又是文化行為的實現路徑，而文化傳播具體表現為文化符號和信息的傳遞與交換。居延安認為，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在這一系統化的文化世界中，詹姆斯·凱瑞將傳播的目的和意義與“文化共同體”概念建立關聯，認為傳播包括了將人們聚為一體的文化，同時將傳播看作一種文化科學，目的在于闡明意義，并且指出，“人類創造出獨具特色的文化決定了其所棲息的傳播世界的性質”。故而，文化內生力可以被視為一張由文化符號及其產生的傳播意義所織就的網。

從時空屬性層面來講，文化與傳播的關系還體現在時間上的信息擴散和空間上的社會維系。龐樸指出，“由文化在一定空間存在即同一社會人群相關的必然中，產生了文化的民族性；由文化在一定時間存在即同一定的社會變遷相關的必然中，產生了文化的時代性，這構成了文化的社會屬性或本質屬性”。在文化國際傳播領域，文化的時代性主要表現為古今之分，文化的民族性則體現在中外之別。從時代特征來看，依據生產方式的不同，可將文化大致分為奴隸制文化、封建主義文化、資本主義文化及社會主義文化，同時馬克思也為人類未來規劃了一種更加高級的文化形式，即共產主義文化。從民族特征來看，同一時代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間存在著差異和共性，一般可從人與自然、民族關系、家庭關系這三個細分軸加以考量。

就學科研究而言，雖然傳播與文化存在千絲萬縷的關系，但媒介研究與文化研究卻有著本質區別，前者注重技術的可替代性和實用主義傾向，后者則傾向于內容的批判性和闡釋的意義。在輿論、文化傳播及效果研究領域，媒介的傳播力和知名度卻與文化情勢存在緊密的聯系，可以說，對文化的研究實質上是尋求傳播意義和效果的一種闡釋性科學。我們之所以探討特定語境下的文化問題，目的就在于通過觀察意義的生產和表征來解讀文化實踐與社會因素相接合的嵌入式過程，以此來建構具有歷史特殊性的文化傳播語境，而語境的變化、失連與再關連恰是文化研究的聚焦之處。

因此，借助文化內生力開拓國際傳播的“四力”空間，首先應當發揮文化研究的想象力，理解文化與傳播、記錄與傳輸、時間與空間之間的相互轉化關系，從中尋找國際傳播的創新辦法和有效路徑。概言之，文化研究所強調的范疇和領域，或者說文化的語境和情勢的變化，實際指向的是具體的、歷史的傳播目的、途徑和意義。在涉及跨國溝通和跨文化交流的方法問題上，對文化和傳播相接合的主體環境、技術路線和轉文化傳播等側重面進行考量，理所應當地成為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意義和有效性的基本邏輯思路。

二、主體、技術與轉文化：提升國際傳播力的三點反思

（一）傳承+融合：構建浸潤式的跨文化傳播主體環境

文化首先被看作一系列的人類行動模式，是社會主體根據需求和動機來創造、維系和改造現實的過程，因此在不同時空情境下產生了多樣的文化形態。與客體環境相對應，良好的國際傳播主體環境是指被傳受雙方接納和認可的、能夠實現有效傳播的媒介環境，我們稱之為“浸潤式”的跨文化傳播主體環境。相較于一般意義上的媒介環境，在國際傳播領域強調主體環境的構建，有助于實踐者對多元文化主體參與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建立清醒而自覺的認識。

就傳播主體而言，除了負責規劃和引導的政府決策部門外，各類國際組織、海外機構和交流平臺等第三方可以通過有效促進文化傳播活動的開展來營造高認同度、低排斥性的文化傳播環境。比如，除了傳統的文化輸出和教育彌散作用之外，孔子學院和孔子學堂慣常采用以本土化傳播策略為核心的混合管理模式，即兼顧本地外籍和外地本國教職工的互動頻率，使雙方都能切身參與到教育管理和規劃制定之中。事實證明，海外教育平臺的本土化傳播策略的確實現了更加行之有效的文化吸引和跨文化傳播。

營造浸潤式的跨文化傳播主體環境，不僅在于傳播主體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賴于文化本身的內容價值和長久意義。在人類傳播史的過往中，諸多傳播模式最終演變為社會習俗，又通過文化的具體實踐產生了擲地有聲的影響，并以反哺的形式為生產和生活方式提供意義上的注解。創造文化是人類進步、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同時文化又能做出反向限定，在潛移默化中將個體意識圈在相對固定的文化閾內。換言之，文化助力人類社會的每一次歷史飛躍并且改造著文化自身，而人與文化的“圍城式”矛盾本質上是“何以為人”的哲學命題。構建浸潤式的跨文化傳播主體環境，應尊重“他者適應”的文化語境，即在作品、活動、教育、人際交流等不同領域拓寬傳播主體閾，理解在地文化的意義和歷史關聯，及其對生活的生動闡釋，并通過文化的特定形式探討將社會秩序聯結在一起的可能性。

文化首先表現為民族文化，若一種“外來文化”不能破解陌生化和排斥感的困境，不為本土文化所接受，那便很難實現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可持續傳播。文化需要傳承，文化的傳承性體現了垂直式的文化聯系，是后人對前人所創造的文化成果的吸收和推進。文化傳承的主要途徑是“積淀”，除了借助于外物，更重要的是關注人與人之間的交互關系和影響。同時，它還需要“融合”，文化的融合性體現了水平式的文化聯系，是隱匿在主體與他者之間的跨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其中往往會呈現出文化抵抗、同化或涵化的不同結果。由此，構建良好的文化主體環境，拓展多元創新的國際傳播主體閾，應當注重本民族文化的“傳承”與“融合”兩個基本問題，并將其進行無限關聯。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植于我國數千年的悠久歷史，積淀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代表著中華民族的身份坐標，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形成了中國特殊的思想理念和行事規范，是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脊梁?！爸v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眱炐阄幕哂锌缭綍r空的價值和意義，在國際傳播視域下探討中華傳統文化的議題，更需要具備深沉的歷史意識、強烈的現實感和前瞻的規劃觀。中華傳統文化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有機整體，它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從不同的維度來看，中華傳統文化是一個海納百川、博大精深的“容器”，它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統一完整體，是不同民族文化融匯而成的一體多元的文化。從地理范圍、歷史脈絡、文化載體等不同角度來看，它有著不同的解讀。

從文字到典籍，從絲線到服飾，從青銅石器到文物寶藏，中華文化基因的傳承是發展中國式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式文化能夠在世界眾多文化的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本要求。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漫漫長河中，文化承擔著文以載道、文以載人的使命，甚至可以超越國界和分歧，成為人類不滅的指路燈和磅礴的凝聚力。

以四川省三星堆為例，過去世界對中國文明的了解一般聚焦在瓷器、長城、兵馬俑等形象符號上，隨著相關研究內容的公布及三星堆文物的數次外展，“老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又加深了一步，英國BBC在其紀錄片《文明》的開頭便使用了三星堆的文物影像。又如，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被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多次引用并被稱為“中國古代百科全書”?！墩撜Z》《楚辭》《道德經》等典籍也被翻譯為英法日多國語言，其中“仁義”“求索”等精華內容廣為流傳，是為中華文化思想兼容并包、博采眾長的民族特性注腳。

（二）技術+時空：泛文化視域下的國際傳播技術路線

發達的中心地區慣常對相對落后的邊緣地區實施文化同質化行為，從而為關鍵政治經濟集團的利益服務，并能夠制造出一種構建民族身份的壓力，這便是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邊緣”依附格局理論。因此，發達國家往往可以憑借其政治經濟上的絕對優勢，以大眾媒介的文化傳播方式，向發展中國家單向式輸出文化產品、傳遞價值觀念。這種不平等和不平衡的文化信息流動模式構成了赫伯特·席勒所指的“媒介帝國主義”，即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形成了中心—邊緣的二元格局，其中心是以西方國家所代表的政治、經濟、文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全面傾軋和剝削。與此同時，在外來文化的不斷沖擊下，加之反全球化趨勢的出現，發展中國家一度出現文化虛無主義的傾向，甚至導致傳統文化失去滋養自身的土壤，關注度和參與度明顯下降。

當下，AI、VR、5G等新技術層出不窮，媒介生態環境日新月異，國際傳播渠道日益多元，媒介技術的變遷也在改變著傳播主體接收、生產和消費文化信息的方式，甚至刺激著人們既有的生活方式和審美旨趣，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及其對傳統文化的理解、接受與傳承行為。微型化便攜化的個人終端、不斷完善的網絡基礎設施以及強大的計算和儲存能力等，可以使人們隨時隨地遠距離精準接收文化信息，并進行即時生產、傳輸和反饋。技術的迭代與賦能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全球不平衡的二元文化格局，并促使一個新的多元文化格局出現。

在傳播學的物質性研究領域， 從基特勒的“時間軸操縱”到保羅·弗羅的“空間軸操縱”，皆證實了傳播可以通過技術緩解時間的不可逆性和空間的遠距離感。比如，云計算可以將訊息文本存儲于云端，以供隨時提取下載，從而實現沒有物質和時間成本的多“點”之間的遠距離溝通。正如約翰·彼得斯在《奇云》一書中重又強調了哈羅德·英尼斯關于“傳輸克服空間，記錄克服時間”的觀點，提出“時空具有相互轉化性”的媒介時空觀念，即時間可以轉化為空間，傳輸問題也可以轉化成記錄問題，傳播可以通過技術來保存時間和跨越空間。

在技術思想層面，其所蘊含的先進性和開放性無疑為提升文化國際傳播力開辟了一條綠色通道。實際上，技術傳播本身亦是文化所嵌入的眾多領域之一，實現中華優秀文化有效傳播的技術路線，首先要求傳播主體將技術思想上升到哲學綱領的高度，這不僅有助于理解現代科學領域所表現出的技術性趨向，而且能夠在媒介研究過程中關涉更漫長的歷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在技術應用層面，數字智能化技術應用正在重塑國際傳播的內容和渠道景觀。比如，充分運用人工智能及其關鍵拓展技術，精準定位跨國用戶的差異性文化需求，并進行監測分析和即時反饋，了解異域用戶的聲音，提高國際傳播精準度；通過模擬虛實影像、邊界消融的沉浸式體驗環境，探索實現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實踐路徑等。

在傳播機制層面，著力構建與媒體融合深度發展相適應的國際傳播機制。借助多元化融媒體傳播平臺，拓寬跨文化傳播與交際渠道，深度融入跨國跨地區網絡傳播平臺，同時自主搭建文化國際傳播平臺和品牌。

在內容導向層面，一是利用科技成果提升文化信息產品的國際傳播能力和效力，發揮新型主流融媒體在國際輿論場中的矩陣導向作用；二是擴充文化輸出產品內容的豐富性，囊括電子競技、游戲、短視頻等非主流形式，挖掘符合海內外社交平臺傳播規律的文化內容，向世界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在社會媒介化進程中，文化與技術表現出漸進式融合的傳播特性，呈現出一種“泛文化”的發展趨勢，表現出明顯的“文化共生”與“技術賦能”的特性。智能融媒體背景下，用戶對文化傳播內容的興趣將誘其參與更廣泛的文化實踐和對話，然而在強調國際傳播主體的文化參與潛力的同時，亦不能低估了媒介運行中固有的商業邏輯和政治邏輯。

比如，海外文化教育機構在進行國際教學活動時，應當結合當地文化情境和現實境況提供力所能及的社會性延展服務。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當下，文化傳播側重點應適當向中國醫療援助、共克時艱頑強抗疫、基礎公共衛生系統完善等內容傾斜；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則可將傳播內容與中國制造業、區域一體化和服務貿易領域的文化知識相勾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國發展的實際需求是不同的、變化的，在文化海外傳播過程中應適當結合在地化需求，實現跨文化傳播的可持續性和有效性。

（三）內生+“轉”：以轉文化傳播促動文化共同體構建

反思西方中心主義的前提是打破亞洲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式，避免壓迫與被壓迫的對抗性二元敘事。逆全球化語境下，探討如何促進中華文化完成有效或有意義的跨國界傳播，亟須營造一個相對平衡穩定的國際輿論環境。然而，現實往往是文化差異、意義隔閡和信息場域紊亂等不確定性因素所帶來的他者心理接受不平衡狀態，并將直接阻礙主體在與他者互動后所可能產生的“身份認同”。當文化斗爭或文明沖突發生時，“失衡的螺旋”極易導致文化身份焦慮，具體顯現在個人身份、表現化身份、關系身份和群體身份層面。文化身份焦慮的根本原因在于主體對于“主體性和文化主體的過分看重”。然而，在這一失衡狀態下，過多的主體權利卻不能匹配主體與他者互動時所應承擔的相應義務。那么，消解文化身份焦慮的最佳路徑之一，無疑還是回歸跨文化傳播所設想的相對平衡穩定的輿論環境，將“身份”視為一種“生產”，即由新的文化實踐加以再現的事實，它“永不完結，永遠處于過程之中”。面對文化差異和文明沖突，保持本土文化的可辨識度，以文明平等交流互鑒的心態傳承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平臺世界主義和多元賦權的媒介生態環境中強化轉文化傳播效力，這點至關重要。

“ 一個民族的文化是人類學家隔著文化真正擁有者的肩頭努力解讀出來的文本的集合體?！边@是格勒茲對文化的闡釋。實際上，文本是依據有形的行為寫就的依次排列的符號，因此關聯社會結構和具體情勢來解讀文本是闡釋文化符號意義的重要方法之一。轉文化傳播內容可以被視作一系列符號表征系統，其文本背后是對社會文化的傳承和傳播。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涉及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轉文化傳播問題，尤其是在國際保守主義思潮抬頭的背景下，加之文化概念內在包含的民族主義傾向，解決文化認同、文化多元化和文化適應的問題對促進跨文化有效傳播而言十分關鍵。若傳播主體把握不好傳播內容所呈現的具體維度和層次，則極易導致文化接收者產生逆反和排斥心理，甚至產生文化侵略的懷疑。采用“第三文化”的路徑，恰可中和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沖突感，消解意義的隔閡和文化的焦慮，甚至對異域文化產生相似性和共通性的聯想。

挖掘文化內生力、創新國際傳播力，最終目的在于構建全球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根植于文化的新身份將主導一切行動，并最終以擁有相近的文化價值和習俗為單位，重新進行權力的分配。作為集體意識的投射和表象，人類命運共同體表現為一種持久而真實的生活方式，被視作一種整體的團結力量和生機勃勃的有機體。在共同體中，“我們”與“他們”的主客關系被“我們”與“你們”的主體間性所取代，對抗與沖突被溝通所取代。

建立共同體意識，最重要的是善于借助本土文化的軟性力量，在交流和融合中順勢實現轉文化傳播的目的。以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開閉幕式為例，中國國花、陶器、青銅器、活字印刷等文化成果的全面闡釋，充分展示了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之文化底蘊；《立春》舞蹈的舒展、絢麗，二十四節氣小片的生動展現，“折柳寄情”的文化寓意等，將中華民族含蓄、內斂、重情的民族性格加以充分傳播。

“ 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 講好中國故事”，既要重視造船遠航，又要注重借船出海。在智能媒體傳播概念和應用發展呈現火熱之勢的當下，媒介信息生產和消費的新模式深刻改變著社會的層級結構和地緣關系。全球共同治理和全人類共同參與已成為極具現實意義的問題。通過摒棄文化本位與文化自戀的嫌疑，堅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理念，通過轉文化傳播理念和具體實施路徑，打破文化的界限，延展傳播的邊界，在本土化傳播與文化輸出之間尋求“轉”的平衡，或將在國際傳播場域繪制出一幅理性交往的未來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