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視域下的漢代辭賦創作

馮建吉

[摘要]絲路文學是近幾年研究的熱點，然而鮮有對絲綢之路開辟初期，兩漢辭賦的觀照研究。絲綢之路的開辟極大地豐富了漢代文人生活，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珠玉、鳥獸、植物、技藝很快引起兩漢賦家的注意，他們將視角轉換到絲路物象上，拓展了漢賦的題材，提高了辭賦的表現藝術，豐富的物象世界也推動了賦體風格的轉變。

[關鍵詞]絲路文學；漢代辭賦；絲路物象

[中圖分類號] I22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5-3115（2023）01-0027-07

中西交流實際上早在先秦時期就已有痕跡，《穆天子傳》《山海經》《逸周書》《國語》等著作就已出現相關記述，其中《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西巡經過天山，事件的真實性雖難考實，然書中出現的地理記載與中亞地區的地理特征有諸多相符之處，是為文學作品中中西交流的憑證。自張騫通西域后，絲綢不斷大批地運往外域，成為世界聞名的產品，“概念化與實體化相結合的真正意義上的絲綢之路才正式開通”[1]。絲綢之路研究涉及的地域范圍自東亞到中亞、西亞，連接歐洲及北非，研究內容覆蓋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領域。絲路文學是絲路文化研究的核心要素，目前，絲路文學雖然有一些文學作品的整理與研究，但研究者尚未對絲路文學形成足夠的重視，絲路文學的概念界定還存有爭議，任競澤梳理了張明廉、石一寧、李繼凱等學者對絲路文學的內涵界定，肯定了將絲路文學定義為“題材涉及絲綢之路的文學”[2]。絲路文學應當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以對外交流、融合為題材的文學，絲路文學是絲路學的一個重要三級分目，是絲路學體系中經濟、政治、文化等二級分目下，隸屬于絲路文化的一個分支。在具體研究中，絲路文學還主要集中在詩歌、小說、戲劇等體裁，尤其以唐宋文學觀照絲路文化的研究最為興盛，而鮮有絲路初期文學體裁辭賦的對照研究。因此，聚焦于絲綢之路開辟之初，即兩漢時期，探索兩漢辭賦中出現的絲路因子，這對絲路文學研究很有必要。

一、絲綢之路與漢代文人生活

絲綢之路主要有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兩條線路，研究先唐絲綢之路的學者們更多關注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路上絲綢之路，實際上漢代就已經出現了海上絲綢之路。漢武帝平南越，征服衛氏朝鮮對于海上絲綢之路的創辟具有重要意義，余時英分析《漢書·地理志》中提及的徐聞、合浦、日南、都元、邑盧沒、諶離、夫甘都盧、黃支、已程不等港口和古國，認為“這肯定是關于漢朝絲綢輸出到南海的最早記錄”[3]；大量的出土文獻也應證了早期的海上絲路貿易，廣州、長沙等地漢墓中經常發現玉髓、琥珀、瑪瑙、雞血石等玉石配飾，“這些東西，一部分是國內的工藝品，另一部分則系從南海輸入”[4]。兩漢辭賦作品中也出現了大量海外物產，如司馬相如《上林賦》“隱夫薁棣，答遝離支”“留落胥邪，仁頻并閭”，其中的“離支”“仁頻”主要是南海諸國的物產。除東南絲綢之路外，西南絲綢之路在漢代也已經形成，楊修《孔雀賦》曰“有南夏之孔雀，同號稱于火精”，孔雀主要產自南亞地區，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在我國西南地區就已經有了通往南亞的交通線?！妒酚洝の髂弦牧袀鳌酚涊d，張騫向漢武帝匯報西域見聞，“居大夏時見蜀布、卭竹杖，問所從來，曰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5]6871，蜀布、邛竹杖皆為當時的蜀中物產，它們通過南方商道進入身毒國，又被貿易至西域諸國。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絲路文化滲透進漢代文人的日常生活，進入他們的創作視野，兩漢辭賦中出現的絲路物產是辭賦家生活的藝術再現。

漢代貴族宴游生活中即有絲路因子的出現。兩漢延續戰國養士之風，從中央王朝到地方諸侯，廣筑苑囿，招攬文士。漢武帝在漢都長安西郊擴建上林苑，文武侍從常隨漢武帝在苑中游覽。上林苑中有觀象觀、走馬觀、白鹿觀等各式用途的宮觀，飼養大象、孔雀、汗血馬等奇珍異獸；葡萄宮、荔枝宮等種植西域葡萄和南方花果，其他宮苑也都有來自域外的奇珍異物，“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5]7312。貴族宮苑中豐富的絲路物產，極大地豐富了漢代文人的感官世界，文人辭賦中也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域外殊物，如司馬相如《長門賦》“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其中的“孔雀”“翡翠”皆為外來物種。東漢班昭在家族的影響下，學問廣博，得到漢和帝的賞識，漢和帝多次召班昭入宮，“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6]。漢末君臣之間，以文會友，建安文人“時膏腴貴游，咸以文學相尚”[7]，絲路殊物傳入中原后迅速引起賦家的關注，成為當時宮廷書寫、吟詠的對象。建安文人大都經歷了顛沛流離的戰亂生活，豐富復雜的現實生活沖擊著他們的心靈，他們對事物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在相對安逸的時間里，他們盡情享受有限的生命，相比于習常所見的物象，建安文人把目光轉移到周圍的新鮮事物上，瑪瑙、鸚鵡、迷迭等域外珍奇更容易引起他們的興趣，辭賦創作中也經常表現這些新物象。

漢代文人的邊疆、域外生活經歷，也出現在其文學作品中。有邊塞、異域生活經歷的文人在辭賦中表現的就不僅僅是絲路名物，異域地理風貌、賦家主觀情志表現地更為強烈。東漢班彪和班固、班超父子都曾受鎮守西北的竇氏集團的賞識，兩漢之交政局動亂，他們都有邊疆生活的體驗。西漢末班彪逃難至涼州，其《北征賦》曰：“風猋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飛云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雞鳴以嚌嚌?！笨耧L蕭蕭、積雪皚皚、大雁齊飛，荒涼苦寒的塞北風光顯然有別于中原地區的地理風貌。班固于永元元年（89）隨竇憲率軍大敗北匈奴，期間著有《封燕然山銘》《竇將軍北征頌》，其中《竇將軍北征頌》不僅描繪了“雷震九原，電曜高闕”的漢軍威儀，還展現了“云黯長霓，鹿走黃磧”的塞北地理風貌。班超投筆從戎，明帝永平十六年（73）隨大將軍竇固攻打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聯系西域諸國共擊匈奴，重新打通了隔絕多年的絲綢之路，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侵擾，并控制西域，被漢明帝任命為西域都護。班超經營西域期間，曾派副使甘英出訪大秦、條支等國，將絲綢之路從亞洲延伸到了歐洲，加強了中西文化交流。西域都護班超曾進獻安息大雀，班昭應詔作《大雀賦》曰：“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而優游，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盵8]248從表現安息雀不凡的氣質，上升到東漢王朝政治清明、萬邦來賀的盛況，這是漢大賦創作上鋪陳渲染山川地理、音容月貌、奇珍異獸，彰顯大漢國威盛德、皇恩遠被的主調。

二、漢代辭賦中的絲路物象

文人作意好奇，絲綢之路傳入的域外物產很容易引起賦家創作的興趣，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珠玉、鳥獸、草木、技藝等在兩漢辭賦中得到充分地反映，但并不是所有傳入中國的物產都得到賦家的描繪、賦詠，他們只是對特定的事物更感興趣，尤其是域外傳入的珍奇異寶。兩漢時期域外物產主要是通過朝貢、戰爭、商貿等形式傳入中原。漢王朝開疆拓土，建立起極強的民族信心，產生了安撫戎國、經營四夷的志向，漢代在對外擴張過程中常以戰爭的方式解決沖突，戰爭擴張往往獲得許多戰利品，《鹽鐵論》記載桑弘羊論漢武帝戰爭所得：“孝武皇帝平南越以為園圃，卻羌、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于后宮，騊駼駃騠實于外廄。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盵9]戰爭中獲取的戰利品主要用于充實戰備、裝飾宮廷、獎勵功臣。此外，中原與域外國家和地區的商貿互市也引進了大量物產，《后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單于復愿與吏人合市，詔書聽云遣驛吏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余頭來與漢賈客交易?！盵6]2950這里記載了漢與北單于之間的官方商貿活動，這次商貿互市遭致南單于的報復，南單于遂后出兵邊境搶掠。官方貿易往往是交易牛馬等戰備物資，在戰備需求下域外良馬也成為漢軍的重要組成部分，軍旅題材的詩賦中經常出現“胡騎”意象，這在中國文學中已經成為一個寄托思鄉、思親的典型意象，如《古詩十九首》“胡馬依北風”、陳琳《武軍賦》“胡馬駢足”、湛方生《風賦》“胡馬感而增思”。遠國殊物總會引起文人的興趣，成為辭賦創作的新題材。

兩漢辭賦中的絲路珠玉豐富了中原玉文化。有人將絲綢之路也稱為“玉石之路”，因為在這條貿易路線上進行互利交換的不僅是絲綢，還有玉石等物產的輸入。我國古代有“玉出昆侖”之說，玉文化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民族文化基因，中華傳統文化中“君子比德于玉”，孔子提出玉有仁、義、禮、知、信、天、地、道、德、忠、樂等十一德，玉也因此成為高貴、純潔的象征，《詩經》曰“颙颙卬卬，如圭如璋”，《涉江》曰“登昆侖兮食玉英”，都以珠玉象征美德。珠玉也是一種重要的裝飾物，張衡《南都賦》描繪裝飾奢華的古都南陽“金彩玉璞，隨珠夜光”。珠寶是貴族生活的奢侈品，兩漢辭賦中的玉石意象主要就其裝飾性而言。絲路珠玉在傳統玉石裝飾性作用之基礎上增添了新色彩，我國傳統玉石多為天然礦物加工而成，絲路珠玉無論是從來源還是形質上更為豐富。據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統計，西域諸國傳入的“珠寶”24種之多，有取自天然礦石的如青碧、瑟瑟、瑪瑙等，有取自動植物的如瑇瑁、硨磲、珊瑚等。絲路珠玉的傳入，貴族階層用此裝飾庭院、日常佩戴，玉石文化在中國風氣更濃。司馬相如《子虛賦》中子虛講述楚王云夢澤中有“赤玉玫瑰，琳瑉琨吾”“神龜蛟鼉，瑇瑁鱉黿”，其中的“玫瑰”是一種有光澤的礦石，屬于云母礦物的一種，大秦、波斯等國皆出此物；瑇瑁是一種海洋生物，因其殼花紋美麗，可做裝飾物，《孔雀東南飛》就以“頭上玳瑁光”形容劉蘭芝的華麗裝扮。兩漢辭賦中出現了大量的此類絲路珠玉，班固《西都賦》“翡翠火齊，流耀含英”，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駢密室與瑯玕”，王粲《游海賦》“珊瑚周乎其趾”，其中“翡翠”“火齊”“翡翠”“珊瑚”等珍奇珠玉多為當時的域外物產。漢末建安時，曹丕曾組織文人侍從同題共作《瑪瑙勒賦》《車渠椀賦》，其中的“瑪瑙”、“硨磲”皆為西域傳入的珠玉，它們成為賦家創作的新題材。

兩漢辭賦中的絲路鳥獸別有寄托。辭賦中的異域鳥獸在漢盛時期就已在辭賦中有所體現，漢武帝《天馬歌》“天馬來兮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班固《西都賦》描寫上林苑中“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等殊方異物，“九真”“大宛”“黃支”“條支”等異域遠國進獻的奇珍異獸被漢人視為征服四夷、皇威遠被的象征。漢末賦家常以異域鳥獸托物言志，抒寫個人抱負。禰衡《鸚鵡賦》“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從不同側面贊美鸚鵡奇美不凡的姿態，暗示自己志向高遠、才華出眾。鸚鵡自萬里外被捕捉進獻，“閉以雕籠，剪其翅羽”，因此引起作家羈旅行役、懷才不遇的身世之感。漢末同題共賦還有陳琳、阮瑀、王粲、應玚、曹植等人，但皆未能出禰衡之右。陳琳“咨乾坤之兆物”、阮瑀“惟翩翩之艷鳥”、應玚“何翩翩之麗鳥”就禰衡“性辨慧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而發揮，描繪鸚鵡的外貌才智；王粲“步籠阿以躑躅，叩眾目之希稠”、曹植“身掛滯于重籠，孤雌鳴而獨歸”就禰衡“閉以雕籠，剪其翅羽”而發揮，借鸚鵡被困情狀托物言志，他們各取一端，賦作新辭。賦家仿作立意多出于禰衡，故張養浩曰：“亳州人來云，張庭美賦鸚鵡者三，切念禰衡之后，一猶難繼，矧其三乎?！盵10]禰衡《鸚鵡賦》無論是在題材選擇，還是在藝術表現方面，后來的同題賦作顯然無法企及。

兩漢辭賦中的絲路植物是漢代社會生活、宗教活動的反映。兩漢從域外傳入了一些植物草木，受到賦家關注的有葡萄、荔枝、胡栗、郁金香、迷迭香等。王逸《荔枝賦》曰：“大哉圣皇，處乎中州，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橘，西旅獻昆山之蒲桃，北燕薦朔濱之巨栗，魏土送西山之杏?！盵8]341賦中不僅多方面描寫了荔枝的形態、口感，贊美荔枝“超眾果而獨貴”，而且以文瓜、柑橘、葡萄、胡栗等四方進獻之物，盛贊漢朝開疆拓土的輝煌功業。絲路貿易中絲綢是主要的輸出貨物，作為交換域外的玉石、皮毛、水果、香料也大量傳入中國，尤其植物香料在中國的宗教祭祀、飲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漢以前的香料“惟稱蘭蕙椒桂而已”[11]，大多數香料并不產自中國，很多是經由絲綢之路從域外傳入的，香料是絲綢之路重要的貿易貨物。漢樂府詩曰：“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氍毹毾?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盵12]這里的“迷迭”“艾納”“都梁”都是通過絲路傳入中國的域外香料。郁金香是一種重要的香料，西晉左芬說其來源是“越自殊域，厥珍來尋”，郁金香早在漢代就已傳入中國，東漢朱穆有《郁金賦》盛贊郁金香為“椒房之珍玩”。迷迭香有驅邪、提神之效，曹丕更是對迷迭香情有獨鐘，將迷迭移植于宮廷，邀請曹植、王粲、陳琳、應玚等人同題共作《迷迭香賦》。

兩漢辭賦中的絲路技藝異彩紛呈。絲綢之路的開辟，中外藝術交流也日益頻繁，域外樂舞、幻術、馬戲等傳入中國，“四夷間奏，德廣所及，伶佅兜離，罔不具集”[8]231，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樂舞體系?！逗鬂h書》記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盵6]3272域外樂舞在漢廷演奏，不但是出于貴族的喜愛，也是皇威遠被的象征。隨著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漢地樂舞表演開始采用琵琶、豎箜篌、胡笳、羌笛等外來樂器。絲綢之路的開通，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域各國使節紛至沓來，他們帶來了西域幻術和雜技等民俗藝術形式。張衡《西京賦》：“臨迥望之廣場，程角抵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撞。沖狹燕濯，胸突铦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盵8]287 賦中提到了“角抵”“扛鼎”“尋撞”“沖狹”“燕濯”“胸突铦鋒”“跳丸劍”“走索”等技藝表演形式，其中“都盧尋撞”是都盧國人的一種爬高桿表演，域外表演藝術已經融入到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李尤《平樂觀賦》描寫漢代宮廷的游戲表演：“方曲既設，秘戲連敘。逍遙俯仰，節以鞀鼓。戲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蛞择Y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刃吐火，燕躍鳥跱。陵高履索，踴躍旋舞。飛丸跳劍，沸渭回擾?！盵8]279陪侍觀賞的有漢朝官員、皇室貴族，還有異域賓客，節目內容不少也是來自域外的技藝，如“戲車高橦”“吞刀吐火”“飛丸跳劍”之類。這些通過絲路傳入的民間技藝大大豐富了百戲的內容，并與中原傳統的技藝相結合，推陳出新，使漢代百戲的表演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三、絲路文化對漢賦的影響

文學是社會生活和時代精神的反映，絲綢之路的開拓，中外文化交流的開展，使漢代社會生活受絲路文化的影響越來越深，漢代賦家敏銳地注意到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新奇事物，它們成為兩漢辭賦的新物象。文化交流與融合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絲路殊物的傳入豐富了時人的庭院裝飾、服飾佩戴、日常生活。獵奇文人對新鮮事物的興趣，體現在辭賦創作中，表現出漢人對絲路文化從抗拒到認可，并最終走向同化為我所用。絲路之初，西漢辭賦中的絲路物象主要是戰爭所得的優良馬種，它們大多產自大宛、鄯善、龜茲等國。東漢以后的辭賦中絲路物象逐漸豐富，出于對異域物象的好奇之心，賦家“試圖認可和接納，使其融入到原本的文化體系之中”[13]，但他們同時又受“撫四夷”的天下觀的影響，對外來文化存在貶斥心態，如蔡邕《短人賦》：“侏儒短人，僬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盵8]371繁欽《三胡賦》：“莎車之胡，黃目深睛，員耳狹頤?？稻又?，焦頭折頞，高輔陷無，眼無黑眸，頰無余肉。罽賓之胡，面象炙蝟，頂如持囊，隅目赤眥，洞頞卬鼻。頞似鼬皮，色象萎橘?！盵8]438賦中對域外人種深眼窩、高鼻梁等形象特征進行描摹、區別，“鼬皮”“萎橘”等字眼也流露出一種嘲諷的態度，間接地顯示了對絲路文化的一種抗拒心態，這種抗拒心態在中原與域外民族的聯系日益密切的現實中才有所緩解，并隨著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最終走向接受和融合。

絲路文化對兩漢辭賦的直接影響首先是辭賦物象的豐富，題材內容的拓展。漢代賦家在辭賦創作中引入絲路物象，鋪陳物產之豐饒和來源之廣泛，主觀上是為了宣揚漢室功業，但在這種接受心態的影響下，也間接對絲路文化起到了推廣和宣傳的作用。漢代賦家在辭賦創作中，關注到更多的絲路物象，同類主題的表達中使用地更加頻繁，鋪陳物產之豐、裝飾之奢，絲路物象的引用極大地豐富了辭賦題材，使因襲、模擬的漢賦創作有了新的點綴，直到后來的專題賦，取材絲路物產，專詠其物，辭賦的題材和內容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極大地拓展。漢代辭賦中琥珀、瑪瑙等絲路珠玉，象、犀、駝、鹿等絲路鳥獸，荔枝、迷迭等絲路植物非常豐富，荒涼苦寒的絲路風光、異彩紛呈的絲路民俗皆在辭賦中呈現。絲路文化的交流中，賦家不斷進行創作的探索與創新，他們將視角轉向異域的新鮮物象，開拓創作視野，并努力尋求一種更加個性化的表達方式，或狀物抒情，或托物言志，或賦詠閑趣，辭賦功能不再只是歌頌與諷諫，狀物寫景、酬唱贈答、感時傷懷逐漸成為新的創作動機。隨著辭賦題材內容的多樣化，辭賦在創作方法和審美趣味上也有了新的要求。

其次是辭賦語言表現力的提高。兩漢賦家對絲路殊物的描繪不單單停留在物象的鋪陳，他們嘗試與中國傳統文學表現手法融合，“進入文學作品的域外物品往往被賦予了新的文化內涵和作家的情感因素”[14]。作家賦予了某些絲路物象比喻象征意義，使其具有含蓄蘊藉、韻味無窮的中國文學特征，如“胡馬”的意象化，被寄寓了報國之志、鄉關之思。禰衡《鸚鵡賦》贊美“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借物抒懷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鳴，產生了大量的同題共賦之作，王粲《鸚鵡賦》曰：

步籠阿以躑躅，叩眾目之希稠。

登衡幹以上千，噭哀鳴而舒憂。

聲嚶嚶以高厲，又憀憀而不休。

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

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遙而既冥。

就隅角而斂翼，倦獨宿而宛頸。[8]408

王粲賦著意于禰衡《鸚鵡賦》中體現的鸚鵡被困情狀，鸚鵡在籠中焦躁不安、悲哀不已，王粲與禰衡情感相通，借鸚鵡被困的遭遇表達對現實的人生感慨，抒發漂泊流離、懷才不遇的情懷。寄予相似情感的是曹植的《鸚鵡賦》，曹植在與曹丕的權力斗爭中曾受到部分人的支持，在賦中借雛鳥的遭遇感謝支持者的救護之恩，“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輝”，又因在立嗣之爭失敗，常有如履薄冰，“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的憂?？謶种?，曹植愧感于無法回報支持者的往日恩情。鸚鵡不再是一種客觀物象，它被典型化、意象化，被賦予了象征意義，寄托了賦家羈旅行役、懷才不遇的身世之感，以及知己難求、明哲保身的人生感悟。

再次是物象大開，辭賦審美風尚漸變，辭賦風格多樣化發展?！段男牡颀垺r序》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睗h賦風格的轉變更多的是社會政治生活的“時運交移”，導致賦家審美體驗上的“質文代變”，但絲路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對漢賦風格的轉變也不無影響。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豐富物產，極大地豐富了現實生活中的物象，影響作家的現實生活體驗，反映到作品中形成多樣化的風格。物象的豐富，漢賦體制發生了由“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京殿苑獵賦到“體物寫志”“托物言志”的述行序志賦的轉變，賦家不再滿足于名物的羅列和抄襲模擬的頌歌，而是融入更多的政治情結和人生體驗，將更多物象作為文學作品的主題，通過對單一、具體物象細致入微的刻畫，表現現實，抒發情感，賦風趨向小品化、個性化。辭賦創作的轉變，研究者一直以來主要著眼于辭賦自身的發展、社會政治生活的危機、文人審美情趣的轉變，而對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等因素較為忽視。中外文化的交融，賦家將視角轉向新鮮的域外物象，他們開始選取典型來表現一般，甚至同題共賦一事一物。這種創作視角的轉變雖是對現實政治危機的回避，但也間接推動了抒情詠物賦的發展，改變了文人的審美觀念。賦風的轉變是從東漢張衡、蔡邕等人的抒情賦興起，建安時期成為賦體轉變的關鍵時期，建安以來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詠物抒情賦，在這個過程中，絲路文化的交流，物象的豐富，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

四、結語

在絲路文學研究中，我們應當注意到漢賦是最早受到絲路文化影響的一種體裁，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域外殊物極大地豐富了兩漢文人的現實世界，絲路物象成為賦家創作的素材。漢代賦家在辭賦創作中引入了這些絲路物象，豐富了辭賦的內容，拓寬了辭賦的題材。他們還不滿足于單純物象的羅列，將絲路物象本土化、民族化，以中國文學獨有的審美方式，通過細致入微的觀察、獨特的人生體驗，賦予了絲路物象新的文化內涵，使其具有了意象化的中國文學特征，提高了辭賦的表現藝術。以絲路視域關照漢代辭賦的創作，可以看到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開放、包容與接納的態度。應當肯定這是一種積極、健康的接受心態，這在科學研究和文化交流中是值得倡導的。只有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才能繼續推動科學研究的進步和民族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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