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基于地區工業化水平的調節效應

李 菁

(蘭州大學 經濟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一、問題的提出

為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探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的農民增收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就基礎差距而言,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對較低,2019年西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為1.28萬元,落后于全國1.67萬元、東部地區2.20萬元的水平;西部地區農村人口占比相對較高,2019年西部地區城鎮化率為53.3%,滯后于全國60.9%、東部地區71.2%的水平。就趨勢影響而言, 2015—2019年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跨省流動的占比持續下降,由53.3%降至48.4%,而中、東部地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以及城市擁擠成本持續上升對勞動力的擠出效應可能加劇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回流趨勢,從而引致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就業機會競爭加劇和工資性收入來源受阻。因此,探討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如何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獲取非農就業機會、開拓多元化收入渠道、保障收入可持續增長的問題,具有現實必要性。

國內外關于農民收入的研究涉及多個層面和視角,從農民收入的來源來看,研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農業生產經營效率提升帶來的農民經營性收入增加?，F有文獻從發揮地方農業特色優勢(郭景福 等,2020)、土地集約化的現代化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周志偉,2020)、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熊春林 等,2021)、農業科技投入(呂屹云 等,2020)、開發農業資源價值并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曹菲 等,2021)等方面探討了我國農業資源優化配置、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及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對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的影響。二是農村富余勞動力非農就業帶來的工資性收入增加。劉魏(2016)認為農業生產效率提升會引致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非農就業帶來的工資性收入能夠顯著提升農民收入水平,但吳比等(2017)、胡祎等(2021)認為因制度性差異、金融發展水平、產業組織化程度、農戶受教育水平等宏觀或微觀因素的影響,農民增收程度存在區域性差異;另外,國外研究發現非農就業有利于提升農村居民收入水平(Kijima et al,2011)、應對農業風險對經營性收入的沖擊(Gulati et al,2012),但生活成本、消費水平等其他因素也會同時造成增收效果的不確定性(Lanjouw et al,2004)。三是轉移性支出帶來的收入增加,包括農業稅取消和糧食補貼政策實施的影響(Yu et al,2010)、精準扶貧政策的影響(劉祖軍 等,2018)等。隨著扶貧攻堅結束,農村居民獲取的轉移性直接收入將大幅減少。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階段,財政轉移性支出將更多投入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特色農業產業發展方面(崔惠玉 等,2021),通過公共物品與服務的投入以及產業發展間接促進農村居民收入相對增加。

我國幅員遼闊的西部地區富集特色多樣的農業資源,具備農業產業集聚的基礎稟賦條件。在西部大開發、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下,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經濟要素趨于向西部地區農業農村領域集聚,西部農業產業集聚的經濟、政策、社會環境均呈現顯著優化趨勢。隨著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所引致的消費需求全面升級的市場變化,西部地區利用農業特色資源優勢、生態綠色無污染的環境優勢以及勞動力要素優勢、投資洼地條件等,有序開發鄉村優勢特色資源、推進農業產業集群化發展、促進產業興旺和農民增收,具有現實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文主要研究的問題是,面對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實施帶來的農業農村發展新機遇和農村勞動力回流趨勢增強、非農就業機會競爭加劇等新挑戰,西部地區能否發揮農業資源稟賦優勢,通過農業產業集聚促進農業生產效率提升和相關二、三產業在本地衍生集聚,以促進當地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主要的差異和可能的貢獻在于:第一,基于西部地區區域經濟差異性特征,分析了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的動態演進對農民收入階段性影響的內在機理,檢驗了區域農業產業集聚演進與農民增收之間的U形關系。第二,分析了區域工業化水平在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改進農業生產技術、提升農業基礎設施供給水平等方面對農業產業與農民收入的影響,檢驗了西部地區工業化發展水平對農業產業集聚演進影響農民收入水平的正向調節作用。第三,基于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結構中經營性收入占比顯著高于其他地區的事實,檢驗了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通過農業勞動生產效率提升帶動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增加的作用機制。

本文剩余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和理論分析,提出研究假說;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包括模型構建、變量分析和數據說明;第四部分是模型檢驗結果與分析;第五部分是結論與建議。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一般產業集聚的主要動因是專業化分工、外部規模經濟和區位決策(Marshall,1961)。新經濟地理學派以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人口要素流動等動因對產業集聚做了進一步解釋( Krugman,1991)。區別于二、三產業,農業產業集聚因農業資源高度依賴特定氣候地理條件而具有產區地理根植性特征,通常是以區域特色優勢農產品的規?；?、有序化生產為基礎,逐漸帶動以農產品精深加工、配套生產為主的加工業和以倉儲物流、信息咨詢、技術研發等業態為主的服務業在產區內集中形成產業集聚體(Porter,1998)?，F有研究關于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機制問題主要是從農業產業集聚為農業產區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和增加工資性收入等方面來解釋的,認為農業產業集聚對高度依賴農業資源的食品加工、農資及其他投入品制造、關聯服務業等產業在產區集聚發展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并因此為當地農村居民提供了就業機會(Kim et al,2000)。我國學者也證實了農業產業集聚具有促進就業鏈延伸、就業結構優化等方面的效用,認為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和農村人力資本積累具有積極影響(黃海平 等,2009),且異質性的農業產業集聚會對農村不同年齡層、不同知識儲備的勞動力群體的轉移就業產生差異性影響(晏小敏 等,2016)。據此,國內外相關研究論證了農業產業集聚通過帶動和吸引相關產業衍生和集聚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本地轉移就業的機會,進而促進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加的影響機制。但是,在我國西部地區,占比明顯偏高的農村人口規模、工商業基礎薄弱的經濟結構、帶動能力相對不足的城鎮經濟等區域差異特征顯著,這些直接導致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來源相對有限。統計數據表明,2019年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是工資性收入的1.29倍,而全國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之比為0.88,東部地區這一比值僅為0.52①。另外,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農村居民轉移就業規模增速和工資性收入增速整體放緩(張紅宇,2015);經營性收入作為“壓艙石”的作用減弱,一定程度上導致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增速均呈下降趨勢(藍海濤 等,2017)。因此,僅以就業效應和工資性收入解釋產業集聚影響農村居民收入提升的理論機制與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現實存在一定的偏差。

相關研究較少探討農業產業集聚通過促進農業勞動生產效率提升進而帶動農民增收的影響機制。關于農業產業集聚生產效應的研究表明,隨著農業生產規模擴張,機械與技術要素投入效率、勞動力專業化水平、市場議價能力等均會因集聚經濟效應而顯著改善,區域內農產品生產效率和效益均會有所提升(張哲晰 等,2018),因而理論上,作為農產品生產者的農戶家庭能夠獲取農業產業集聚生產效應形成的效益分享而實現經營性收入增加。同時,農業產業集聚還具有較強的范圍經濟效應(Marton,2015)。相比二、三產業,農業產業客觀存在自然與市場的雙重風險以及相對較低的收益率,在市場機制中缺乏吸引要素投入的優勢,但農業產業作為關乎國計民生的基礎性產業又具有顯著的外部性特征,政府部門會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基礎科研及應用推廣、農業生產部門風險補償等領域投入資源以支撐農業現代化進程有序推進,因此農業產業集聚有利于農戶分享技術、基礎設施、政府補貼等產業效益(杜建軍 等,2020)。另外,集聚的規模性和多樣性要求農產品供給的穩定性,這有利于降低集聚區內農戶的交易成本和市場風險,從而提升農戶經營性收入(劉學華 等,2018)。綜上,農業產業集聚效應有利于促進農業勞動生產效率和生產效益提升,而農業產業價值增值能夠帶動生產端農戶家庭分享產業增值效益,從而對農民增收具有正向影響。據此,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1:農業產業集聚通過農業勞動生產效率提升促進農民增收。

國內外關于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民收入影響的經驗研究并未取得一致性結論,有正向影響(劉學華 等,2018)、影響不顯著(王艷榮,2012)和負向影響(江激宇 等,2018)等不同觀點。結合農業產業集群生命周期理論來分析,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業經濟和農民收入的影響可能存在階段性差異(Barkley et al,2010)。一般來講,在我國農業產業集聚形成初期,農戶家庭會基于當地自然稟賦條件以及長期種植慣例而自發選擇生產某一具有區位優勢的特定農產品(李二玲,2020),但農產品生產周期長、生產季節集中、需求彈性低等固有的產業特征,以及我國以小農戶家庭為單位高度分散化的農業生產組織體系,可能導致“豐收悖論”現象的發生(胡曉東,2011)。這一問題在經濟欠發達、交通不便的西部農村表現更為突出。沿用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小農戶家庭在與現代農業和現代市場的對接中,普遍存在市場信息收集和判斷能力不足、生產過程缺乏規劃統籌、資本與技術要素投入較少、經營管理能力較弱、抗風險能力較差等諸多問題,因此很難在產業集聚初期獲得農業規模經濟效應帶來的價值增值分享。以甘肅定西馬鈴薯產業集群為例,1996—2002年,定西(安定區)②馬鈴薯種植面積由38.7萬畝增加到67.3萬畝,2001年馬鈴薯產量較上年增加120.8%,但產值僅增長1.3%,農民人均產業收入僅增長8.5%,“豐收悖論”問題非常明顯。 在農業產業集聚形成的初期階段,規模效應帶來農產品供給劇增,但市場尚未產生相應產品需求的同步增長,這一階段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民收入可能呈負向影響。

在成長階段,隨著農業產業集聚發展,農產品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生產效率的提升會促進產業鏈的縱向延伸,產區相關企業基于集聚產生的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應開始尋求產業價值增值的節點(Khuntonthong et al,2013),增加資本、技術要素投入,通過多個加工環節開發、創造和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Artz et al,2016);同時,倉儲物流、資金融通、電子商務、應用研發、信息咨詢等生產性服務業也隨之衍生發展,逐步形成農業關聯產業在產區的聚集,進而以區域內的集聚效應推動創新、提高生產效率、促進就業增長(De Groot et al,2016),從而對區域內農村居民收入產生正向影響(伍駿騫 等,2016)。以甘肅定西馬鈴薯產業集群為例,2002—2020年,定西(安定區)馬鈴薯種植面積不斷擴張并長期穩定在100萬畝左右,產值由1.9億元升至38.2億元,當地農村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由1428元增至9205元。

在成熟階段,隨著產區集聚優勢凸顯,出于運輸成本、交易成本等費用節約的動機,以及技術、知識外溢效應共享的動機,外地相關企業也會逐漸向產區遷移,進一步推進產業集聚的成長和升級;而特色農業產業集聚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還可能形成新的產業集聚,如美國加州葡萄產業集聚在葡萄酒產業集群的基礎上,又衍生出旅游與文化產業集群(Porter,2000)。

綜上,隨著農業產業集聚進入成長和成熟階段,產業集聚效應凸顯帶來的產業增值效益分享和相關產業集聚提供的就業機會能夠促進當地農村居民收入增加。據此,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2: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具有階段性差異。

理論上農業產業集聚因規模效應和范圍經濟而具有生產效率提升和交易費用節約的可能性,但現實中不同地區農業產業聚集的生產效率和效益存在較大差異,可能的影響原因在于當地的工業化發展水平。一是較高的區域工業化水平可能會強化資本、技術、信息等要素在農業領域的投入,推動當地機械化、標準化、技術化的農業現代化進程,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和農業生產效率提升(徐建國 等,2016);特別是農業機械化,既可以通過農業生產效率提升促進農民經營性收入增長,又可以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帶來非農收入增長(李谷成 等,2018)。二是地區工業化發展水平通常直接影響區域內道路交通、水利水電等公共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較高的區域工業化水平可以為農產品精深加工和生產性服務業等增值產業發展奠定基礎,使產業集聚演進升級和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更具優勢,從而使農村居民能夠獲取的產業增值收益更高。三是較高的區域工業化水平可能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和增加工資性收入提供支持,從而促進當地農村土地資源流轉集中,而集約化的農業生產更有利于交易成本節約和資源優化配置(Kawasaki,2010),促進農業生產效率提升。據此,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3:區域工業化發展水平在農業產業集聚影響農民收入的過程中具有調節效應。

三、模型、變量與數據

(一)模型與變量設定

依據上述理論分析,因農業生產中“豐收悖論”的特殊性以及我國西部地區存在小農戶家庭生產經營相對分散、生產方式相對傳統等特征,農民收入與農業產業集聚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因此模型設定中加入農業產業集聚的二次項,構建回歸模型(1):

(1)

前述研究提出,地區工業化水平通過影響農業生產效率、農業產業鏈延伸帶來的產值增值、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等,進而影響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因此模型設定中加入地區工業化發展水平的交互項,構建回歸模型(2):

Inci,t=β0+β1Aggi,t+β2Seci,t+β3Seci,tAggi,t+β4xi,t+μi+γt+εi,t

(2)

被解釋變量Inci,t表示i地區t年的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解釋變量Aggi,t表示i地區t年的農業產業集聚水平。應用區位熵(呂超 等,2011)量化西部地區各地級市農業產業集聚水平,測算方式如下:

Aggi,t=(yi,t/yi)/(yt/yk,t)

yi,t表示i地區t年的農業產值,yi表示i地區t年的生產總值,yt表示全國t年的農業產值,yk,t表示全國t年的生產總值。

穩健性檢驗中替代解釋變量Waggi,t,應用各時期西部地區12個省(區、市)在t年的農業總產值和西部地區總產值分別替代同時期全國農業產值yt和全國總產值yk,t,重新測度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水平。

μi表示地區固定效應,γ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α0至α3、β0至β4是待估系數,εi,t是隨機擾動項。

調節變量Seci,t表示i地區在t年的工業化發展水平,用i地區在t年的二產產值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測度。

機制檢驗中中介變量Effi,t表示i地區在t年的農業勞動生產效率,即農村居民單位時間內通過生產經營活動獲取的農產品數量或產值;用i地區在t年的農業總產值與農業勞動力數量的比值來測度(杜建軍 等,2020)。

借鑒Taylor等(2010)、胡小麗(2021)的研究,控制變量xi,t主要包括:(1)經濟發展水平(Dev)。一般區域內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受地區總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程度較深,用各地級市年度GDP與當年全國GDP的比值衡量當地經濟發展水平。(2)固定資產投資(Inv)。公共基礎設施的供給水平通過影響農業生產水平和運輸成本等來影響農民經營性收入,用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值來衡量各市基礎設施動態供給水平。(3)政府支持(Gov)。政府支持對農業主導型地區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具有重要影響,用各市各年度地方財政支出規模與當地GDP的比值來衡量。(4)金融發展水平(Fin)。金融發展水平能夠反映當地金融業的活躍程度和對實體產業發展所需融資的支持力度,用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值來衡量。(5)城鎮化率(Urb)。城鎮化率代表了非農人口規模以及農村富余勞動力在當地轉移就業的水平,用城鎮人口占該地區常住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6)教育水平(Edu)。教育發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某一區域的人力資本積累狀況,隨著農業產業集聚水平的提升和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人力資本對農民收入水平的影響趨于增強;鑒于數據可得性,用各地級市年度教育支出與財政支出的比值來度量。(7)技術水平(Tec)。技術要素投入水平通過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業產業效益帶動生產端農戶分享產業增值帶來的收益,它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持續增加;用各地級市年度科技支出與財政支出的比值來度量。(8)交通便捷水平(Hst)。西部地區二、三產業相對滯后的客觀現狀導致農民工資性收入主要來自跨區流動就業于其他區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中所獲取,因此便捷的交通水平對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具有一定影響;用各地級市是否開通高鐵來衡量。

(二)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綜合考慮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研究的樣本區域層次特性和樣本數據可得性,選取西部地區12個省(區、市)70個地級市2005—2018年的數據進行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相應年度《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經網統計數據庫以及各省(區、市)統計年鑒。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模型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模型(1)回歸結果表明,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模型(2)回歸結果表明,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響具有階段性差異,呈現U形特征。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依據基準回歸結果,一次項系數為負值、二次項顯著且系數為正值,表明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當前尚處于U形曲線的左側,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動力。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呈現U形影響的原因可能是:農業產業集聚初期階段,農業生產規?？焖贁U大,但農產品季節性集中供應、不易儲存等生產特性加劇了農產品供給規模擴張與市場需求相對穩定間的供需偏差矛盾,而高度分散的農戶組織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難以有效抵御市場風險,因而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波動性直接影響到農民經營性收入的穩定性;同時,這一階段區域內相關二、三產業尚未形成規模,也導致農產品加工能力不足、附加價值未能顯現,作為生產供應端的農民群體難以獲得產業集聚帶來的價值貢獻。農業產業集聚進入發展階段后,隨著農業生產效率進一步提升和農業產業集聚效應進一步顯現,加工、銷售、物流、信息等多樣化產業集聚逐漸擴大了農產品市場需求,提升了農業產業增值;同時,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和獲取工資性收入的機會增加,農村居民獲取的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均有效增加。

從控制變量的檢驗結果來看,固定資產投資(Inv)、教育水平(Edu)、技術水平(Tec)、政府支持(Gov)、經濟發展水平(Dev)、交通便捷水平(Hst)、金融發展水平(Fin)對農村居民收入具有顯著影響,城鎮化率(Urb)影響不顯著。

(二)調節效應檢驗

考慮到區域工業化發展水平會因基礎設施建設、農業機械化進程、農產品加工業發展、轉移就業效應等因素而強化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因此在模型(2)中加入工業化發展水平與農業產業集聚水平的交互項,以考察區域工業化發展水平對農業產業集聚影響農民收入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如表 3 所示。

表3中,交互項顯著且系數為正,表明區域工業化發展水平強化了農業產業集聚促進農民增收的效應,檢驗結果與前述分析一致?？刂谱兞炕貧w結果顯示,固定資產投資(Inv)、教育水平(Edu)、技術水平(Tec)、政府支持(Gov)、經濟發展水平(Dev)、交通便捷水平(Hst)、金融發展水平(Fin)對農村居民收入具有顯著影響。

表3 調節效應回歸結果

(三)作用機制檢驗

現有關于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影響機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就業機會帶來的工資性收入的分析。鑒于西部地區農村居民規模較大和城鎮二、三產業發展不足而難以充分吸納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客觀約束,西部農村居民對農業經營性收入更具依賴性。因此,分析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機制,可能的路徑是通過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推動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的增加(徐建國 等,2016)?；鶞驶貧w結果顯示,農業產業集聚與農村居民收入之間具有因果關系。進一步的,以區域農業勞動生產效率為被解釋變量,檢驗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增收的作用機制,結果如表4(線性模型)所示。

表4 作用機制檢驗結果

考慮到區域內工業化水平越高,可能對農業機械化、智能化、標準化生產的支持程度越高(趙丹丹 等,2020),從而越有可能對農業生產效率形成正向影響,因而應用農業產業集聚和工業化發展水平的交互項檢驗工業化水平對農業產業集聚影響農業生產效率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如表4(交互項模型)所示。檢驗表明,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業勞動生產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地區工業化發展水平強化了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業勞動生產效率的影響。

(四)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討論

基準回歸OLS估計可能因雙向因果關系、遺漏變量等原因產生一定的內生性,從而導致估計結果偏誤。依據理論與經驗事實分析,或許存在農村居民因收入提升而增加農業生產投入、推進農業生產效率提升進而促進農業產業集聚的反向因果的可能性,以及因數據可得性問題存在遺漏變量的可能性。按照經驗方法,選取內生變量農業產業集聚的滯后變量為工具變量,應用2SLS和GMM方法進行檢驗?；貧w結果如表5所示,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呈U形的階段性影響,進一步驗證了假說1和假說2。與基準回歸結果相比,核心變量農業產業集聚及其二次項的系數顯著增大,表明因為內生性問題而低估了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程度?？刂谱兞炕撅@著,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表5 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2.穩健性檢驗

為避免樣本選擇和指標選取可能給研究結果帶來的偏誤,分別進行二次項回歸和交互項回歸的穩健性檢驗。其一,更換樣本期。2013年以來,國家實施的精準扶貧、產業扶貧等一系列政策,為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帶來了直接的轉移性收入增加和間接的經營性、工資性收入,因而截取2005—2013年西部各省(區、市)地級市面板數據進行估計檢驗。其二,更換核心解釋量?？紤]到我國區域經濟差異,與中部、東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在農業生產效率、生產效益、產業結構等方面均呈現顯著的滯后性,因而用2005—2018年西部地區農業總產值和西部地區生產總值替換全國農業總產值和全國生產總值,重新進行回歸。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6和表7所示,回歸結果穩健可靠。

表6 二次項回歸穩健性檢驗

表7 交互項回歸穩健性檢驗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應用2005—2018年我國西部12個省(區、市)地級市的面板數據,檢驗了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的階段性影響,以及地區工業化發展水平對農業產業集聚影響農村居民收入的調節效應。研究發現:第一,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呈現U形的階段性影響:農業產業集聚初期,農產品供給規模增加和市場需求穩定的結構性偏差會導致農產品價格波動進而負向影響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進入發展階段,農產品加工產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等關聯產業的帶動,從產業增值分享、就業機會和工資性收入等方面形成對農村居民收入的正向影響機制。第二,西部地區工業化發展水平強化了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而這一機制主要是通過工業化發展對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支持、農業機械化與集約化生產方式變革帶來的農業生產效率提升以及農業產業集聚衍生關聯的二、三產業發展提升產業價值等途徑實現的。第三,西部地區農業產業集聚對農業勞動生產效率有正向影響,并以此帶動農村居民農業產業的經營性收入增加。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在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的新發展階段,西部地區要打破虹吸效應對農業農村領域造成的要素制約,充分挖掘西部地區農村具有優勢的特色資源,構建以特色農業產業集聚為基礎、適應當地要素稟賦與結構、相關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現代鄉村產業體系,支撐鄉村產業振興,帶動農民增收。第二,我國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內,小農戶家庭經營仍將是農業的主要生產經營方式。應對細碎化土地資源和分散化生產供給體系阻礙農業產業集聚效率和效益的基本問題,需要在規范和完善土地流轉制度的基礎上,引導和支持西部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現代農業經營體系發揮對小農戶家庭的組織和帶動作用,推動規?；?、標準化、機械化、集約化的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應用,進一步促進農業勞動生產效率提升和農業產業高質量集聚,帶動農民增收。第三,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原來以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入為主導的外生經濟增長模式,轉向以知識、技術要素為主導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式的結構性調整,發達程度較高的東部和部分中部地區具有產業區域性轉移的現實動機。據此,西部地區需要立足于當地產業發展需求,積極對接中東部地區農產品加工產業、加工裝備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等勞動與資本密集型產業以及相關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空間轉移,推進西部地區工業化進程,進而推動農業產業集聚進入發展階段,促進西部地區鄉村產業振興,有效帶動農民增收。

①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和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各省(區、市)統計年鑒。

②安定區(原定西縣,2003年撤縣設區)是定西馬鈴薯主產區和集聚中心,近年來,它又帶動周邊縣區同步推進馬鈴薯產業,其產業集群規模得以擴大?？紤]到時間跨度,本研究只關注核心產區安定區的產業發展情況。數據來源于定西市安定區馬鈴薯產業辦公室、定西市統計年鑒,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