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與溢出效應

王凱　易能靜

摘 要：旅游產業集聚是旅游經濟向高質量轉型的必經階段，為研究旅游產業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基于2005—2019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運用區位熵、熵值法、ESDA方法以及空間杜賓模型等方法探究了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和空間溢出效應。研究結果表明：研究期內，旅游產業集聚和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具有顯著的空間自相關性，并且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關聯類型以H-H和L-L集聚為主，二者高水平地區的空間演變趨勢在整體上均表現為以原有集聚區為中心向鄰近地區擴散的特征；旅游產業集聚不僅能顯著帶動當地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高，并且具有較強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交通改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均能不同程度促進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旅游碳排放強度則顯著抑制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發展和旅游碳排放強度具有較強的正溢出效應，交通改善呈現出顯著的負溢出作用；旅游產業集聚影響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區域異質性。

關鍵詞：旅游業；產業集聚；經濟高質量；ESDA；空間杜賓模型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識碼：A DOI：10.7535/j.issn.1671-1653.2023.02.001

Direct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WANG Kai， YI Nengjing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a necessary stag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urism economy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9，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location entropy， entropy method， ESDA method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the agglomer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have significa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typ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re mainly H-H and L-L agglomeration.The spatial evolution trend of both high-level areas is characterized by spreading from the original agglomeration area to the neighboring areas as a whole. Secondl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local tourism economy， but also has a strong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en， traffic improve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to varying degrees， while tourism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have strong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while traffic improvement shows significant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Lastly， there 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Keywords：tourism;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igh-quality economy; ESDA; Spatial Dubin Model

一、引言

目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發展結構和速度規模并重的高質量旅游經濟成為新時代旅游業發展的內在要求。當前旅游業正處于經濟轉型的攻關期，產業結構的迭代升級是旅游經濟跨越式發展的著力點，而旅游產業在空間上的集聚是旅游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型過程中的必經階段。但集聚加快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加劇區域發展不均衡性[1]（P13-27）、生態環境負外部性[2]（P87-99）。與此同時，隨著中國旅游經濟產值和社會效益不斷攀升，旅游業已成為推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產業之一[3]（P214-224）。因此，刻畫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分布及演變特征，并進一步厘清旅游產業集聚變化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沖擊效應及空間溢出效應，對各級政府制定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指旅游經濟總量增長，也包括同期對旅游發展質量（旅游經濟發展對社會效益、環境質量影響）的價值判斷[4]（P641-647）。為推動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學者們對旅游發展質量的內涵本質、空間格局、影響因素等方面進行了諸多研究。在概念上，張朝枝等[5] （P43-50）、王學峰等[6]（P3-5）從定性角度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了評價；劉英基等[7]（P28-38）、劉佳等[8]（P160-173）從經濟效率、產業結構和環境質量三方面測度了旅游經濟發展的質量；孫曉等[9]（P126-130）、吳云超[10]（P171-174）基于五大發展理念構建了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并進行了實證分析。在空間關系上，張愛平等[11]（P283-292）采用協調發展度模型分析了旅游發展質量特征及其空間分異性；張新成等[12]（P201-208）運用健康距離模型探究了黃河9個?。▍^）旅游產業高質量發展失配度的空間演化特征；劉力鋼等[13]（P114-119）以東北三省為研究對象探析了旅游經濟質量在空間上具有差異。在影響因素方面，部分學者考察了旅游產業集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左冰等[14]（P25-39）基于結構主義視角探討了旅游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謝露露等[15]（P17-32）采用空間杜賓模型實證分析了旅游產業集聚密度和集聚規模對經濟增長具有溢出效應；高俊等[16]（P1005-1010）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法發現旅游產業集聚對經濟具有的積極正向影響；在旅游可持續發展環境影響下，學者們不再只單一研究經濟指標，逐漸增加了對環境的重視。王明康等[17]（P102-114）的研究結果表明旅游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呈現倒“U”型關系，其作用具有異質性；王凱等[18]（P1-10）發現旅游產業集聚能夠顯著提高碳排放效率；李姝姝等[19]（P134-146）借助固定效應模型證實了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業效率的正向效應具有異質性；王兆峰等[20]（P796-807）通過構建空間計量模型得出長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產業集聚對生態效率影響呈“U”型曲線特征。

通過梳理上述研究發現，研究內容上，學界關于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多側重于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較少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及演變特征的系統性研究；研究方法上，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構建空間杜賓模型考察中國省際旅游產業集聚變化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沖擊效應及空間溢出效應的文獻仍然少見。鑒于此，在測度2005—2019年中國省際旅游產業集聚和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基礎上，首先運用ESDA（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探索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時空演化格局及其空間集聚特征；其次，立足于地理空間維度，運用空間杜賓模型探討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沖擊效應及溢出效應，進而厘清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傳導機制，以期為中央和地方制定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政策、構建區域經濟發展協作機制提供科學依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理論分析

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在旅游經濟總量增長的同時，對同期旅游經濟發展質量做出的價值判斷[4]（P641-647）。旅游產業集聚可以通過各類資源要素在空間上的聚集影響旅游經濟質量、環境效益和社會福祉等方面，從而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影響。在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支持下，旅游產業在空間上的聚集也有可能對鄰近地區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溢出效應。因此，分析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理，可分別聚焦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其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

（二）研究假設

直接效應上，旅游產業集聚能夠通過規模經濟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競合效應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直接效應。規模經濟效應方面，旅游產業集聚是人才、技術、市場等資源要素在一定區域內的匯集，一方面有利于區域內企業對各類旅游資源要素的合理調配，進而提高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旅游產業集聚有利于旅游基礎設施的共同建造，并將降低旅游企業的單位使用成本，提高資源使用效率[21] （P59-74）。此外，旅游產業集聚能通過帶動區域其他相關產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轉型升級[22] （P5-13）。技術創新效應方面，旅游產業集聚更容易吸引教育、科研機構等要素資源設施的集中布局，有利于旅游企業科技研發和創新活動的開展，提高集聚區內旅游技術創新和經濟產出效率，從而促進旅游產業結構的迭代升級[22] （P5-13）。競合效應方面，旅游產業集聚會引致企業之間競爭關系的形成，而競爭環境下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的旅游企業被逐漸淘汰出局。此外，為獲得競爭優勢，旅游企業需要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管理優化，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從而對提升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促進作用[17] （P102-114），由此提出假設1。

假設1：旅游產業集聚能夠通過規模經濟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競合效應對本地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的直接效應。

就空間溢出效應而言，旅游產業集聚能夠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共享效應和虹吸效應對鄰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空間溢出效應。由于地理上的鄰近，集聚區內旅游企業的技術、知識和信息更容易傳播到鄰近地區，加強鄰近地區和集聚區在旅游企業技術、知識等方面的交流和學習，能夠提高鄰域企業的技術創新水平；同時，通過知識和技術在鄰域的共享和擴散產生技術溢出效應，特別是旅游降耗減排技術的溢出與傳播，促進旅游綠色發展[17]（P102-114）。共享效應方面，一方面本地旅游產業集聚有利于鄰域企業資源要素共享、基礎設施公用及市場信息互通，降低鄰域旅游企業的經營成本并提高其經濟產出效率；另一方面，人力資本作為旅游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要素之一，具有流動性較強且在不同地域之間流動成本較為自由的特征，當本地人力資本流入鄰域，便會對鄰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空間溢出效應[23]（P118-128）。此外，在地域上的鄰近更有利于旅游企業達成合作共識，并通過跨區域制定相關制度政策促進旅游經濟、環境和社會協同發展，從而通過共享合作紅利推動鄰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15]（P17-32）。虹吸效應方面，由于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環境不同，區域旅游產業集聚水平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東部地區各省份旅游產業集聚程度差異較大，旅游產業集聚高水平省份的基礎設施、資源要素較為完備，能夠為旅游發展提供更好的產業環境，并隨著集聚水平的提高其旅游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吸引更多鄰近區域的人才、企業、市場入駐，由此對鄰域旅游業產生虹吸效應，周邊地區旅游資源要素被旅游產業集聚高水平地區“截流”，阻礙鄰域旅游經濟發展、技術創新、資源獲取等，從而抑制鄰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24]（P165-168）。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環境相似且旅游產業集聚程度差異較小，因此技術、人才等資源要素能夠更加自由流動并抑制區域間“截流效應”的產生，有效發揮技術溢出效應和共享效應，由此對鄰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空間溢出作用[25]（P111-117），從而提出假設2和假設3。

假設2：旅游產業集聚能夠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共享效應和虹吸效應對區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空間溢出效應。

假設3：旅游產業集聚對區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存在區域異質性。

三、研究方法與指標選取

（一）區位熵

區位熵不受地區規模限制，且能較為直觀地反映要素的空間分布。參考麻學鋒等[1]（P13-27）、王凱等[26]（P344-353）學者的做法，選用區位熵表征區域旅游產業集聚程度，具體見式（1）。

其中，TAit表示i省n年旅游產業的區位熵；trit表示i省n年旅游總收入；git表示i省n年的地區生產總值；TRt表示n年全國旅游總收入；Gt表示n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二）熵值法

熵值法依據各項指標所包含的有效信息量確定其權重，使其在指標選取和賦權過程中產生的主觀因素得以有效避免，且應用范圍較廣。參考孫曉等

[9]（P641-647）的研究成果，運用熵值法測度中國30個省域的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三） ESDA方法

ESDA法通過測度事物要素的空間關聯度，對其空間分布和關聯模式進行可視化描述與分析，其核心要點包括全局和局部空間自相關的分析[27]（P681-690）。全局空間自相關是度量某種屬性值與鄰近區域之間的集聚或離散關系，應用較為廣泛，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數來檢驗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關聯性；而局部空間自相關是測度局部地區的空間位置變化，能夠更加直觀地顯示各省域之間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聚集程度，采用局部Moran's I指數來明晰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變化[28]（P23-31）。其公式為

其中，I，Ii分別代表中國省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全局及局部Moran's I指數；xi，xj分別代表i地理單元和j區域的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Wij為鄰接空間權重矩陣；m，分別表示各省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位置數值和均值。

（四）空間杜賓模型

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旅游經濟在不同區域之間產生互相作用，而傳統面板模型無法反映這種空間交互關系?？臻g面板模型將空間因素納入到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問題研究，既可以有效消除空間自相關而產生的回歸偏差，又有利于系統考慮空間關聯性和空間溢出效應[29]（P125624）?；诖?，構建空間杜賓模型，以期考察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其公式為

其中，TEHit是核心被解釋變量，表示i省域在t年的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TAit是核心解釋變量，表示i省域在t年的旅游產業集聚水平；Cit為控制變量；α表示常數項；ρ，γ分別代表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旅游產業集聚的空間滯后系數；Ｗ代表鄰接空間權重矩陣；λi，ωt分別為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μ為隨機擾動項。

（五）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旅游產業集聚（TA）和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TEH）分別為核心解釋變量和核心被解釋變量。其中，在被解釋變量（TEH）指標構建和選取上，由于旅游經濟發展模式持續迭代優化，其衡量標準不再只追求經濟利益，融進更多有關社會和環境的元素，使旅游經濟發展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緊密契合。在創新理念上，企業需要采取增加旅游資本投入、加強技術創新以及人才培養的做法提高其生產效率；協調發展理念要求發展高質量旅游經濟不僅要優化旅游產業結構，還要重視生態和社會的協調性；綠色理念方面，環境是旅游業發展的基礎，旅游業對其生態環境治理和維護能力是檢視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指標；開放理念方面，旅游業通過對外開放能夠吸收旅游外匯、提高對外接待水平以及市場化程度；共享理念方面，發展高質量的旅游經濟強調旅游產出成果、社會資源惠及全體人民。因此，為全面考慮旅游經濟發展質量的有效性，以“五大發展理念”為基礎，參考唐業喜等

[4]（P641-647）、孫曉等[9]（P126-130）的研究成果，從多維角度構建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控制變量包括5個方面：一是公共交通服務能力（PTC）。優越的交通條件能夠促進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并降低旅游技術、信息傳播成本，提升社會資源共享以及企業生產效率。采用各省域年度總客運量來表征[7]（P28-38）。二是旅游碳排放強度（TCEI）。發展高質量旅游經濟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可持續發展，而旅游業碳排放強度是影響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采用旅游碳排放總量與旅游總收入的比值來表征[30]（P89-98）。三是技術水平（TPRS）。技術水平是發展高質量旅游經濟的關鍵。選取專利申請受理量來表征[31]（P66-77）。四是經濟發展水平（ED）。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所能提供的配套旅游基礎設施越完善。選取人均GDP來表征[32]（P111-116）。五是對外開放（OPEN）。對外開放通過技術輸入、外資吸引、制度進步等影響旅游經濟發展方式，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影響。選取進出口額來表征[31]（P66-77）。

本文研究對象為中國30個省份，西藏與港澳臺因相關數據缺失嚴重，故不包含在本次研究范圍內。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2005—201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2005—2018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和2019、2020年《中國文化和旅游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統計年鑒，少數缺失數據進行線性插值法處理。

四、旅游產業集聚和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特征

（一）空間演變趨勢

為分析2005—2019年旅游產業集聚和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時空演變趨勢，運用ArcGIS 10.2中的自然斷點法，將其劃分為4個等級。由表2可以看出，2005—2012年，高水平旅游產業集聚主要分布在京、蘇、浙、滬等地區，其中西部地區呈現出明顯的不均衡極化特征；2013—2019年，除黑和魯之外，旅游產業集聚水平均顯著上升，其空間分布整體上呈多組團式的板塊化連片特征。2005—2012年，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高水平的地區較少，以京、蘇、浙、滬、粵等?。ㄊ校榇?，東部地區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較高。由于旅游經濟高質量不再只以經濟指標衡量，東部地區旅游業可能借助其地理、經濟等優勢率先提升在旅游發展過程中的社會效益、環境質量，因此旅游經濟發展質量較高。2013—2019年，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低水平地區仍以新、青、寧、甘等?。ㄗ灾螀^）為代表，以皖、贛、陜、貴等省為代表的較低水平地區發展程度提高，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空間上呈集聚化發展。此外，二者高水平地區的空間演變趨勢整體均表現為以原有集聚區為中心向鄰近地區擴散的特征，同時也表明二者在空間上可能具有自相關性。

（二）空間相關性分析

為檢驗旅游產業集聚和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數來驗證其空間集聚特征。根據表3可知，研究期內，旅游產業集聚Moran's I值均至少在10%水平下顯著，整體在[0.109，0.209]內呈“W”型上升趨勢。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Moran's I值均大于0，整體在[0.298，0.172]內波動，并且均至少通過5%顯著性水平檢驗。這一結果表明中國旅游產業集聚和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研究期內具有明顯的正向空間相關關系，說明中國省際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空間上存在溢出效應，并呈波動上升的空間演變規律。從總體上看，2005—2019年期間中國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正空間相關特征均較為明顯，這一結果表明各省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性逐漸縮小。

為進一步明晰中國各省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否存在空間集聚特征，采用局部Moran's I指數判別其空間變化特征（如圖2所示）。

位于“高-高”（H-H集聚）和“低-低”（L-L集聚）象限的省份代表其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具有較為明顯的空間正相關，也就是說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均質性。處于“高-低”（H-L集聚）和“低-高”（L-H集聚）象限的省份則表明具有較明顯的空間負相關，即不同區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空間分異特征。處于“H-H”和“L-L”型省份分別占總數的73%，70%，67%和57%，而處于“H-L”和“L-H”象限的省份分別占總數的27%，30%，33%和43%。這一結果說明研究期內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不均衡的空間發展格局，多數為“H-H”和“L-L”集聚型省份，并且其空間分異格局呈波動下降態勢，表明中國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局部區域集聚格局顯著，呈較為顯著的空間依賴特征。

五、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計量檢驗

（一）模型識別檢驗

由于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顯著的空間自相關關系，因此在研究旅游產業集聚和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時必須考慮空間效應的存在。通過LM檢驗、Wald檢驗、LR檢驗以及Hausman檢驗來判別空間效應的影響。表4結果顯示：LM檢驗、Wald檢驗、LR檢驗以及Hausman檢驗結果均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LM檢驗結果判別SDM模型為最優形式；LR檢驗和Wald檢驗結果表明SDM不能退化成SLM和SEM。Hausman檢驗結果為20660（p＜0001），顯著拒絕原假設，舍棄隨機效應模型。因此，本文運用時空雙重固定效應的SDM模型探析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另外，為保證SDM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同時列出OLS、SLM和SEM等模型的回歸結果進行對比。

（二）回歸結果分析

由表5可知，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估計結果顯著為正，并且具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這表明旅游產業集聚在促進當地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鄰近地區的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結果一方面是由于旅游產業集聚產生規模經濟效應，相鄰旅游企業通過共享基礎設施，促進了旅游行業成本降低和綠色發展；另一方面，旅游產業集聚使大量專業人才、技術等要素在區域內匯集而產生知識、技術溢出效應，提高了區域旅游創新能力和經濟發展的活力。與此同時，大量旅游企業入駐而產生的競爭效應催生旅游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因此，旅游產業集聚通過規模經濟效應、技術溢出效應以及競爭效應提高了區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從控制變量來看，旅游碳排放強度、經濟發展水平和對外開放均能不同程度上促進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但經濟發展水平和對外開放的作用效果不顯著。技術水平雖然能推動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但本地技術提升會阻礙周邊地區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表明技術的負向溢出效應抑制了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公共交通服務能力系數顯著為負，表現為公共交通服務能力每增長1%，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0.216%。

（三）空間效應分解

由于存在空間溢出效應，SDM模型中的系數不能直接反應被解釋變量對旅游業碳排放強度的邊際效應，因此需要進一部分解研究。根據Le Sage J P等

[33]（P50-52）的研究，各個因素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通過微偏分方法可以分解為直接效應、溢出效應和總效應。其中，直接效應包括解釋變量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影響以及解釋變量影響鄰省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而產生的反饋效果。間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包括鄰省解釋變量對本地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以及鄰省解釋變量對其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進而對當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的影響?？傂粗苯有鸵绯鲂目偤?，其反映解釋變量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平均影響。

表6顯示，在直接效應上，旅游產業集聚的直接效應顯著為正。旅游產業在空間上的集聚能夠促進勞動力匯集、合作紅利、基礎設施及客源市場共享。這不僅推動旅游企業生產效率提升，而且促進經濟增長環境成本下降，進而提高了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公共運輸能力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公共運輸能力每提高1%，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0219%。旅游業碳排放強度的直接影響顯著為負，只考慮經濟數量增長會使碳排放強度上升，致使旅游企業生產效率下降、環境污染嚴重以及居民生活受擾，進而降低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技術水平能夠推動當地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但效果并不顯著，這說明旅游經濟對技術依賴程度較低，技術成果要經歷較長時間才能轉化為旅游實踐。經濟發展水平具有積極且顯著的直接效應。一般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相應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福利越好，從而推動本地區旅游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對外開放的直接效應為負但不顯著，因此盲目引進外資可能會導致經濟發展不合理。

就空間溢出效應來看，本省旅游產業集聚對鄰省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促進作用。本地旅游產業集聚在促進知識、信息和技術的溢出的同時，也加劇了區域旅游企業之間的競爭壓力，由此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和競爭效應推動企業創新發展，而企業創新效率的提高促進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有效提升了周邊地區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公共交通服務能力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為負。本省交通服務能力改善可能會吸納更多旅游消費，造成周邊地區淪為“旅游真空地帶”而阻礙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旅游碳排放強度的空間溢出效應為正。由于地理上的鄰近，周邊地區借助交通便利和地理鄰近的優勢分享當地消耗大量資源、能源吸引來的客源。技術水平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為負但不顯著。當地因技術水平提高使其競爭力和知名度提升，吸引周邊地區資源要素，因此產生的“虹吸效應”抑制了鄰近省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本省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1%，周邊地區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0.441%。對外開放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并不顯著。

（四）區域異質性分析

由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環境差異較大且存在非均衡性特征，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區域之間可能存在差異性，因此有必要分區域來驗證旅游產業集聚影響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異質性特征。由表7可知，東部地區旅游產業集聚水平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應和負向空間溢出效應，即旅游產業集聚水平每提高1%，本地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0310%，鄰近省份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0.127%。由于東部地區各省份旅游產業集聚程度差異較大，旅游產業集聚高水平省份能吸引更多鄰省的人才、企業、市場入駐，由此對鄰域旅游業產生虹吸效應，造成周邊地區旅游資源要素被旅游產業集聚高水平地區“截流”，抑制了鄰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中部地區旅游產業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均為正，但其正向空間溢出效應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側面表明中部地區各省份的旅游經濟聯系較低，學習、合作意識較弱，使旅游產業集聚對鄰省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不明顯。西部地區旅游產業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均顯著為正，且其溢出效應大于直接效應，也就是說旅游產業集聚水平每提高1%，本地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增加0111%，鄰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0503%。由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環境相似，其產業集聚水平提高能夠促進旅游資源要素在區域內更加自由地流動，有效抑制了“截流效應”的產生，并通過技術溢出、人才共享及合作紅利，對鄰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空間溢出作用。

（五）內生性檢驗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認為經濟發展對產業集聚具有重要向心力，即產業集聚是內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鑒于此，在考慮旅游產業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時，旅游產業集聚可能是一個潛在的內生性變量。為此，將滯后一期處理的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作為工具變量，并將其嵌入2SLS模型中進行回歸分析，以此來檢驗該問題。由表8可知，模型中引入工具變量（滯后一期的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后，旅游產業集聚仍

能顯著促進旅游經濟高質發展。同時，采用滯后一期的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了過度識別檢驗和弱工具變量檢驗，證明選擇滯后一期的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作為工具變量的合理性與科學性。此外，自變量的VIF檢驗結果均小于3，所以回歸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六、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測度2005—2019年中國省際旅游產業集聚和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基礎上，運用ESDA方法探討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時空演化格局及其空間集聚特征；立足于地理空間維度，運用空間杜賓模型探討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沖擊效應及溢出效應，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研究期內，旅游產業集聚和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空間上具有顯著的空間自相關性，且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局部區域集聚格局顯著，空間關聯類型以H-H和L-L集聚為主。二者高水平地區的空間演變趨勢在整體上均表現為以原有集聚區為中心向鄰近地區擴散的特征。

第二，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和溢出效應顯著為正，表明旅游產業集聚不僅可以帶動本地區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推動周邊地區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高，旅游產業集聚每增加1%，當地和鄰近省域的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分別提升0.219%和0.187%。

第三，交通改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均能不同程度促進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但技術進步作用效果不顯著；旅游碳排放強度顯著抑制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發展和旅游碳排放強度具有較強的正溢出效應；交通改善呈顯著的負溢出作用，技術進步和對外開放的溢出效應不顯著。

第四，旅游產業集聚影響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區域異質性：東部地區旅游產業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應和負向溢出效應，并分別通過1%和5%顯著性水平檢驗；中西部地區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和溢出效應均為正，但中部地區旅游產業集聚的正溢出作用不顯著。

（二）建議

第一，推動區域旅游產業集聚的協調均衡發展，充分發揮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東部地區可以通過跨省域建立旅游產業發展政策，改善區域旅游產業集聚不均衡性特征，引導并提高相關旅游資源要素在不同集聚水平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弱化由集聚不均衡發展而帶來的旅游產業集聚高水平地區對鄰省旅游資源要素的“截流效應”，進而轉變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溢出作用；對于中西部地區，可以適當構建旅游產業集聚圈，進一步提高旅游產業集聚規模，深化與鄰近區域的交流合作，充分發揮旅游產業集聚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共享效應及合作紅利，提高旅游產業集聚領先發展的輻射帶動勢能，促進旅游產業的關聯帶動效應并拓展橫縱旅游產業鏈，以實現區域旅游創新效率、生態環境、區域協調、社會共享等方面的聯動發展，進而強化旅游產業集聚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正溢出效應。

第二，優化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外部環境，充分挖掘各影響因素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效應。首先，交通能夠對本地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顯著正向影響，進一步完善公共交通服務設施建設，加快旅游物質資本、技術以及勞動力等要素跨省域流動速度，提高旅游企業資源配置和生產效率，轉變公共交通服務設施對區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向空間溢出作用。其次，提高區域旅游技術創新水平，重視旅游人才和技術等發展要素的引進，加快區域旅游技術創新能力和成果的轉化，促進旅游產業轉型升級，實現區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最后，積極構建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體系，吸引更多高端的旅游先進人才和技術，從而進一步助推對外開放對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溢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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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042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8BJY191）；湖南省國內一流培育學科建設項目（5010002）

作者簡介：王凱 （1969- ），男，湖南新寧人，湖南師范大學旅游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區域旅游經濟研究；易能靜（1999-），女，河北邯鄲人，湖南師范大學旅游學院2021級旅游地理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