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文件視野下的遺產闡釋與展示溯源及發展

付梓杰 王玨

摘要：《雅典憲章》作為第一份有關歷史古跡保護的國際性文件，除對保護技術問題的探討外，為后續在遺產領域“闡釋”概念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從1957年美國學者弗里曼·蒂爾登首次提出闡釋定義和原則開始，到2008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通過的《文化遺產闡釋與展示憲章》，遺產闡釋與展示的理論與實踐不斷得到發展，其內涵外延也隨著遺產概念與保護理念的延伸而不斷拓展。遺產的闡釋與展示自誕生以來就有著明確的目的性，將教育功能置于其工作的核心位置， 闡釋與展示覆蓋的范圍、發展方向也隨遺產概念和新興關注方向的演化而調整。作為鏈接遺產地與公眾之間的重要紐帶，闡釋與展示既離不開對遺產價值的提煉、挖掘與再認識；也離不開對遺產周邊環境的理解、對目標群體的探析、對適當方式的選擇等?？梢哉f，闡釋與展示在遺產保護管理中貫徹始終，不僅鏈接了遺產的過去，又幫助遺產搭建了通往未來的橋梁，在遺產保護管理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鍵詞：遺產闡釋與展示；弗里曼·蒂爾登；世界遺產；國際文件

針對遺產闡釋與展示的相關討論由來已久。1957年弗里曼·蒂爾登首先提出了適用于美國國家公園體系的闡釋定義；2008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文化遺產闡釋與展示憲章》將闡釋與展示在文化遺產保護管理過程中的定義、目標和原則進行了界定；2018年由韓國牽頭組建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轄的二類機構世界遺產闡釋與展示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World Heritage Sites，簡稱WHIPIC）成立，開啟了對遺產闡釋與展示新方向、新理念的探索。以此為背景，本文試圖對遺產闡釋與展示進行溯源，揭示遺產闡釋與展示定義、目標和原則的演變發展歷程，旨在為學界提供一個更加全面、清晰的遺產闡釋與展示發展圖景。

一、遺產闡釋與展示概念的出現

（一）《雅典憲章》奠定遺產闡釋的基礎

“闡釋”，中文釋義為闡明陳述并解釋。作名詞時，英文為“interpretation”，常用來代指將事實性信息與啟發性解釋信息相結合的教育性手段；作動詞時，英文為“interpret”，常用來指代用可理解的詞語來解釋或者敘述某事的意義， 或指根據個體信仰、判斷或者具體情況來進行構思或構想的行為[1]?！瓣U釋”一詞的拉丁語義源為“interpres”，意為在兩者之間的中介體（中間人）[2]。中介體（闡釋者）通過對信息載體進行理解、處理，并通過可理解、可教育的方式傳達至受體（觀眾）處，是闡釋行為的核心。

1931年，第一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通過了《關于歷史性紀念物修復的雅典憲章》（簡稱《雅典憲章》），作為第一份有關歷史古跡保護的國際性文件，除對保護技術問題的探討外， 《雅典憲章》同時也強調了教育性行為在遺產保護中的重要性。憲章第七條第二款中寫明“保護紀念物和藝術品最可靠的保證是人民大眾對它們的珍惜和愛惜；公共當局通過恰當的舉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這一感情?！币约啊敖ㄗh教育工作者應勸阻孩子和年輕人做出污損各類紀念物外觀的行為，并且教導他們在保護各個文明時期遺留下來的有形見證上，應當投入更大、更廣泛的興趣[3]?！?/p>

雖然《雅典憲章》沒有提及遺產的“ 闡釋”，但它認識到了維系歷史古跡保護和生存的紐帶是教育行為，并明確了教育在引導各年齡段人群對待歷史古跡態度和情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這一點與闡釋行為的核心“通過可理解、可教育的方式傳達至受眾處”正相吻合，為后續在遺產領域“闡釋”概念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二）蒂爾登首次提出遺產闡釋的概念和原則

在遺產領域，“闡釋”概念的出現可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1957年，美國學者弗里曼·蒂爾登（Freeman Tilden）在其著作《闡釋我們的遺產》（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中首次針對遺產的闡釋進行了定義。他認為，闡釋行為是一種旨在通過第一手經驗、原有物件和說明性媒介來揭露事物意義和關系的教育性活動，而不僅僅只是對事物表面事實性信息的簡單展現。在此基礎上，蒂爾登提出了有關闡釋的六大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包括：

1. 闡釋手段與內容需要和受眾的人格或是經歷相聯系，否則這種闡釋手段的效果極為有限；

2. 簡單的信息羅列不是闡釋，闡釋是基于信息的揭露行為，兩者截然不同，所有的闡釋均包含了信息；

3. 闡釋是一種由多種形式所組合而成的藝術，無論闡釋的主題是科學的、歷史的或是建筑的，所有針對這些的闡釋內容或形式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可教授的；

4. 闡釋的主要目標不是指導說明，而是激發參觀者的思考與理解；

5. 闡釋行為應該致力于展現事物的整體而非部分，闡釋必須面向人類整體而非具體某個年齡階段；

6. 針對兒童的闡釋應當從根本上遵循與面向成年人的闡釋不同的工作方法，最好通過單獨的項目進行引導。

在蒂爾登看來，遺產的闡釋作為一種教育性手段，存在著闡釋者、遺產地以及受眾等多個個體。在闡釋行為開始之前，應當首先明確受眾的“興趣”（interests），即其到訪遺產地和接受闡釋教育的驅動力，從而構建遺產地與受眾之間的具體聯系。并以這些具體聯系為基礎，找到遺產地及其背后蘊含的事實性信息，對其進行揭露和處理， 確定遺產地信息以何種語言、何種內容、何種方式呈現至闡釋受眾面前。同時，喚起受眾對遺產地的思考，增進對遺產地的理解，進而達到闡釋最初的教育目標。

蒂爾登關于遺產闡釋的思考與探索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后來的相關國際憲章與導則中也有所體現，如明確闡釋工作的教育性、確保闡釋與個人體驗的相關性、闡釋應鼓勵受眾反思對遺產地的認識等。然而，蒂爾登的遺產闡釋還是聚焦在闡釋行為本身，如梳理遺產闡釋的方法、理念與手段；如何處理遺產闡釋對象的隱含信息，以符合受眾的需求；如何厘清闡釋者與闡釋受眾的關系；以及如何組織闡釋工作等。而對闡釋的主要對象遺產地而言，蒂爾登的著墨則不甚詳細。對遺產地角色探討的缺失，一方面，體現了早期遺產闡釋工作者并未認識到闡釋手段和內容在面對不同價值、不同類型的遺產時將產生不一樣的效果；另一方面，脫離遺產地的闡釋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其與遺產地整體保護間的聯系，使得闡釋僅關注對現有遺產地信息的處理、消化和再生產，而忽視了其如何與遺產保護其他環節聯動所產生的協同作用。

（三）《威尼斯憲章》促進遺產闡釋概念的發展

1964年，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于意大利威尼斯通過了《關于古跡遺址保護與修復的國際憲章》（簡稱《威尼斯憲章》）?！锻崴箲椪隆烽_篇導語指出，“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人類價值的統一性，并把古代遺跡看作共同的遺產， 認識到為后代保護這些古跡的共同責任。將它們真實地、完整地傳下去是我們的職責?！盵4]《威尼斯憲章》繼承和發展了《雅典憲章》，對各種文物保護理論和大量文物保護實踐進行全面的總結，對文物保護的認識、概念、指導思想和技術方法作出了比較細致的描述，成為了具有世界性文物保護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5]?！锻崴箲椪隆贩謩e明確了遺產的“保護”“修復”“發掘”和“出版”，深化了遺產保護的手段、依據、原則和邊界；而其中有關“修復”的條目（第九至十四條）提出了傳承遺產信息應符合尊重遺產價值，并滿足真實性、完整性的原則，為后來的遺產闡釋與展示提供了信源基礎。此外，《威尼斯憲章》不再糾結于文物的民族國家屬性，將古代遺跡看作是全人類共同的遺產，為后續建立統一的文物保護原則和指導思想打下了基礎，尤其是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簡稱《世界遺產公約》），明確了“世界遺產”的概念，促進了遺產概念在全世界范圍內的進一步認同和發展。遺產概念的發展與演變自然也為遺產闡釋概念的發展提供了動力。

（四）《世界遺產公約》明確提出遺產展示

《世界遺產公約》確立了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為主導的世界遺產認定保護管理體系?！妒澜邕z產公約》第四條要求“本公約締約國均承認，保證第一條和第二條中提及的、本國領土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確定、保護、保存、展出和遺傳后代，主要是有關國家的責任?！?第五條要求“為保證、保護、保存和展出本國領土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本公約各締約國應視本國具體情況盡力做到以下幾點；（b）如本國內尚未建立負責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護、保存和展出的機構，則建立一個或幾個此類機構，配備適當的工作人員和為履行其職能所需的手段；（d）采取為確定、保護、保存、展出和恢復這類遺產所需的適當的法律、科學、技術、行政和財政措施；（e）促進建立或發展有關保護、保存和展出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國家或地區培訓中心，并鼓勵這方面的科學研究?！盵6]《世界遺產公約》首次使用了“展出”一詞，英文原文為“presentation”，明確了面對遺產除了保護、保存之外，還需要考慮闡釋與展示的行為，而且與前二者同等重要。

此外，基于《世界遺產公約》與《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編寫的《世界遺產申報籌備手冊》中，“遺產地是否符合展示要求”已成為了世界遺產申報材料中的一個明確指標，列入了“保護和管理要求”章節中[7]?！妒澜邕z產公約》及申報規則的明確，使得遺產闡釋與展示不再只是一個遺產保護管理流程中模糊而不可言說的“教育性行為”，而真正作為一個明確的、可操作的條目被遺產工作者熟知。雖然《世界遺產公約》解決了闡釋與展示“存在與否”的問題，明確了闡釋與展示行為在遺產領域的重要意義，但當時除了蒂爾登以教育性為核心的闡釋定義和原則之外，還沒有出現更適用于遺產保護與發展的概念與原則。

二、《文化遺產闡釋與展示憲章》的推出

（一）文化遺產各領域推動闡釋與展示概念和原則的發展

20世紀下半葉遺產概念不斷拓展、各細分研究領域不斷深入，不同方向的遺產工作者均在各自領域的研究中納入了有關遺產闡釋與展示的考慮， 使得闡釋與展示逐漸成為各遺產類型、領域內的重要交叉要素。

1990年，由ICOMOS考古遺產管理專業委員會起草，ICOMOS大會通過了《考古遺產保護與管理憲章》。該憲章在第七條“展出、信息資料、重建”中，指出“展出和信息資料應被看作是對當前知識狀況的通俗解釋，因此，必須經常予以修改。它應考慮到了解過去的其他多種方法?！盵8]

1999年，ICOMOS通過的《國際文化旅游憲章——遺產地旅游管理原則》，不僅將遺產的闡釋與展示寫入目標中，要求該憲章能夠“鼓勵計劃和政策的制定者在保護和修繕文物的宗旨之下發展具體的可衡量的有關文物場所和文化活動的展示和闡釋的目標和策略”。同時也將闡釋寫入了旅游憲章的基本原則中，明確了遺產闡釋在“鼓勵公眾意識”“管理遺產地和旅游業的動態關系”“為東道主社區提供利益”等層面的作用[9]。

同年修訂的ICOMOS澳大利亞國家委員會《關于保護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場所憲章》（簡稱《巴拉憲章》），不僅為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場所（文化遺產地）的保護管理提供了指導，同時首次在國際性遺產憲章中對“闡釋（Interpretation）” 的概念進行了定義?！栋屠瓚椪隆返谝粭l十七款指出：“闡釋”是指展示某遺產地文化價值的所有方式。其可以是對構造的各種處理（譬如：維護、修復、重建）；某一場所的用途及活動；遺產說明性材料的利用；第二十五條“闡釋”條目指出：“很多遺產地的文化重要性并不明晰，因此應對其進行闡釋。闡釋應當提高公眾對遺產地的認識和體驗樂趣，同時應具有合理的文化內涵?！盵10]

《巴拉憲章》主要對“闡釋”的概念、手段和邊界進行了明確。它繼承了《威尼斯憲章》的精神，闡釋行為以遺產地的文化價值為邊界，保護管理等遺產地的干預手段，均可能成為遺產地價值“闡釋”中的一環?！栋屠瓚椪隆返慕缍?，一方面將作為遺產核心要素的價值之闡釋與展示進行了聯系，進一步明確了闡釋與展示在程序上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將保護、管理、功能乃至具體材料的使用都納入到闡釋行為的范圍中，進一步增強了闡釋行為的可操作性。

2000年，由ICOMOS中國國家委員會（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ICOMOS China）制定，國家文物局推薦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正式公布，并在保護規劃章節中，列舉了遺產保護總體規劃應當包含的內容要素。其中，展示陳列方案成為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11]。從而進一步明確了闡釋與展示在遺產保護過程中的必要性。

自蒂爾登提出的定義和原則開始，遺產闡釋與展示概念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在此期間，遺產保護管理的現實性需求、遺產角色功能的變化、以及不同國際遺產文件間的協同聯動，是推動遺產闡釋與展示概念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它們不僅賦予了遺產闡釋與展示以實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地位， 而且明確了其在遺產保護管理中的功能與作用，體現了遺產闡釋與展示的必要性。然而，截至21世紀之初，有關遺產闡釋與展示的定義和原則的專門文件或導則仍未出現。

（二）《文化遺產闡釋與展示憲章》出臺

在遺產闡釋與展示需求日益增長、21世紀掀起的數字媒體和文化旅游發展浪潮的大背景下， 世界各個地區的遺產都在試圖將多媒體作為其闡釋的媒介，使之成為名義上的“主題公園”。與此同時，大量采用傳統遺產闡釋與展示手段的遺產地，則被冠以與21世紀教育與社會現實“脫節”的帽子而受到批評[12]。在面對愈來愈多有關新時代遺產闡釋與展示功能與定位爭論的情況下， ICOMOS在組織內部開展了一項國際性工作，該工作旨在以對各國語言、宗教和文化多樣性的尊重為基礎，形成有關遺產闡釋與展示方向的共識。在此后的六年半時間中，來自ICOMOS各國家委員會和國際專委會的專業人士、個人會員與組織提供了大量的建議，在三次全面且詳盡的回顧與總結后，這項共識性研究工作逐漸形成了一份圍繞文化遺產地的，展現闡釋與展示在遺產地規劃、管理和社區參與中扮演角色的憲章性文件，即《關于文化遺產地闡釋的新原則》（簡稱《ICOMOS-Ename 憲章》）。在此基礎上，2008年ICOMOS第16屆大會正式通過了《文化遺產闡釋與展示憲章》（以下簡稱《憲章》），旨在為遺產闡釋與展示的制定提供明確的理論依據，并對其基本原則進行界定[13]。首次將闡釋與展示二者進行了明確的區分， 并分別予以定義。此外，《憲章》圍繞文化遺產地為核心，將闡釋與展示置于整個遺產地的保護管理框架下進行討論，厘清了闡釋與展示和公眾、文化遺產本體及其背景環境、真實性等要素的關系，同時將可持續性、包容性等問題納入了遺產闡釋與展示的考量，賦予了《憲章》可操作的現實性意義。

《憲章》的定義中，“闡釋”指“一切可能的、旨在提高公眾意識、增進公眾對文化遺產地理解的活動。這些可包含印刷品和電子出版物、公共講座、現場及場外設施、教育項目、社區活動，以及對闡釋過程本身的持續研究、培訓與評估?！迸c蒂爾登所提出的闡釋定義相比，《憲章》的定義同樣揭示了闡釋的教育屬性，明確了闡釋的可能形式及媒介。但《憲章》最大的突破則是突出了闡釋與文化遺產保護管理之間的聯系，將闡釋與《雅典憲章》等國際文件中通過教育手段深化公眾對遺產認知的要求相聯系，明確闡釋在遺產保護管理過程中的角色與定位。此外，《憲章》還對闡釋的范圍進行了拓展，使其不單包括闡釋者，也不僅停滯在信息從闡釋者轉移到受眾者的單一過程中；《憲章》下的闡釋具有一種動態、包容的屬性。在闡釋的過程中，不同年齡段、不同教育背景的參觀者、當地社區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均能夠參與，將文化遺產地從靜止的紀念物變為了解過去、反思過去的源泉， 以及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14]。

《憲章》首次明確了“展示”的定義。展示是指“在文化遺產地通過對闡釋信息的安排、直接的接觸，以及展示設施等有計劃地傳播闡釋內容?？赏ㄟ^多種技術手段傳達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信息板、博物館展覽、精心設計的游覽路線、講座和參觀講解、多媒體應用和網站等?！庇纱丝梢钥闯?，“展示”更多扮演的是“手段”或“工具”的角色，對象更多的是遺產地經過“闡釋”后的信息?！罢故尽弊鳛椤瓣U釋”信息的延伸，是“闡釋”信息傳播的方式載體，同時也是“闡釋”精神目標的延續。此外，《憲章》也促進了“展示”與“闡釋”在目標、原則等方面的聯系，將二者看作一體，共同作為文化遺產保護中傳遞遺產價值的重要環節。

《憲章》劃定了遺產闡釋與展示的基本原則，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引出了闡釋與展示的目標，如表1所示[15]。一方面極大地吸收了以往國際憲章文件的精神，并將其闡釋與展示的內容相結合。如，《憲章》重視背景環境的目標原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2005年《關于古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區域周邊環境的保護的西安宣言》（簡稱《西安宣言》）的主旨精神。在保持真實性的目標原則中，《憲章》直接援引了《奈良真實性文件》，并明確了如何基于合理的闡釋與展示以達到尊重并保護文化遺產真實性的方法。另一方面，《憲章》順應了新時期《世界遺產公約》和文化遺產的發展趨勢，融合了由2002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布達佩斯宣言》所引申出的“5C”戰略①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將公眾參與、持續的能力建設、包括社區在內的不同利益相關者參與和可持續性規劃等作為遺產闡釋與展示的基本原則，并依此結合闡釋與展示工作的性質與特點設定工作目標和路徑，提供了具有明確可操作性的闡釋與展示工作方案。

自通過之日起，《憲章》極大地推動了文化遺產領域闡釋與展示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的發展?！稇椪隆凡粌H填補了之前遺產學界對闡釋與展示需求的空白，還回應了包括闡釋與展示的方式方法、目標原則等在內的一系列問題。同時，《憲章》作為當時唯一一個圍繞遺產闡釋與展示的國際性憲章，反映了國際遺產學界在尊重社區參與和文化多樣性方面的范式轉變，而這種對整體文化遺產發展趨勢的順應，也是《憲章》被國際廣泛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16]。

三、UNESCO世界遺產闡釋與展示國際中心（WHIPIC）成立

2008年《憲章》的通過，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化遺產闡釋與展示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提供了指導，并將文化遺產新時期的側重點、關注點反映到了闡釋與展示中。然而近年來，伴隨著遺產本身概念的演化和發展，遺產領域的風向與動態也在不斷轉變，這種轉變為闡釋與展示概念的進一步發展和延伸帶來了新的挑戰。此外，盡管《憲章》對“闡釋”與“展示”的概念分別進行了梳理，但如何使用“闡釋”、如何使用“展示”，仍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如何進一步梳理“闡釋” “展示”二者的適用范圍也是擺在新時期遺產工作 者面前的一個難題。

2018年《憲章》通過后的第十年，韓國政府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提出建立有關世界遺產闡釋二類中心的意愿。次年，經過UNESCO可行性研究和大會決議討論，韓國先后于2020、2021年成立了闡釋中心的籌備辦公室與理事會，并通過韓國文化遺產管理部門的正式批準。202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闡釋與展示國際中心（WHIPIC）正式成立。作為UNESCO下設的二類機構，WHIPIC旨在通過深化包容性的闡釋與展示以推動價值的多元化。為達成這一目標，WHIPIC分別從研究、能力建設、信息共享和合作網絡建設等四方面著手，推動遺產闡釋與展示理念的革新。自成立迄今，WHIPIC開展的工作包括遺產闡釋與展示的定義和概念研究，遺產闡釋對可持續發展的貢獻研究等，出版了《遺產闡釋與展示定義概念研究》《世界遺產公約與闡釋政策研究》等學術報告。未來，WHIPIC計劃進一步深化對闡釋與展示的研究工作，通過開展富有針對性的地區研究和主題研究，從而為遺產闡釋與展示工作提供道德、時間、規劃層面的準則，并為不同遺產類型的闡釋與展示提供指導。

WHIPIC發布的《遺產闡釋與展示的定義和概念研究》（Definition and Concepts of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2022）回顧了遺產闡釋與展示概念的發展歷程。蒂爾登以來的遺產闡釋與展示主要以教育作為目標，通過單向溝通模式來傳遞遺產的有關信息。隨著世界遺產委員會將“社區”納入“5C”戰略，利益相關者逐漸成為遺產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部分，不同利益相關者對同一遺產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認知。于是，遺產闡釋與展示通過與遺產社區和利益相關者的交流識別遺產價值，開始扮演更加主動的角色。如何在概念中體現這種角色的轉變，進一步拓展遺產闡釋與展示的邊界， 使其在推進遺產價值多樣化認知中發揮作用，是推動當前遺產闡釋與展示發展的重要方向[17]。

此外，與近期沖突相關遺產地的闡釋與展示，也是WHIPIC近年來開展的重點研究方向之一。如何同時保持“統一和差異”，是UNESCO 自建立以來一直面臨的核心問題[18]。對世界遺產而言，置于其核心的突出普遍價值，也是這種“統一和差異”的體現。突出普遍價值，既強調了世界遺產的普遍性，要求遺產擁有獨創性，超越地方或地區層面的價值，進而獲得人類普遍的接受；又強調了其突出性，要求遺產的普遍價值稀有且突出，使其屬于全人類，并值得傳給后代[19]。在這種“突出和普遍”所反映的“統一和差異”的矛盾下，對于承載著多樣歷史和記憶的遺產而言，不同背景的利益相關者對同一遺產也可能產生不同的認知，由此闡釋的遺產價值也千差萬別。當前，遺產政治化趨勢不斷深化，世界遺產背后所蘊含的政治、文化性角色往往成為各方爭論的焦點，部分國家將闡釋與展示作為其話語建構的工具，進而將其充滿差異的地方性遺產價值論述凌駕于遺產的“普世性”之上，使得遺產成為了構造國際舞臺政治身份的工具[20]。

以此為背景，世界遺產及其咨詢機構不斷強調遺產闡釋與展示在反映遺產地全面和多角度歷史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WHIPIC開展的專題研究“與近期沖突相關的記憶場所闡釋： 沖突結構的分析與分類”（Interpretation of UNESCO Sites of Memory associated with Recent Conflicts： Analyzing its conflict structures and its classification），便是對這一需求的回應。通過對世界遺產地的突出普遍價值，與沖突相關的建構筑物與利益相關者進行分析，強調了充滿包容性遺產闡釋與展示策略（Interpretation Strategy）在解決不同利益相關者了解、處理近期沖突遺產地潛在矛盾中的作用，為未來針對近期沖突遺產地的闡釋策略提供了基礎。

WHIPIC的成立標志著遺產的闡釋與展示已從單一的文化遺產領域向更廣闊的世界遺產領域拓展。而對“與近期沖突相關遺產地”這類被世界遺產中心近期單獨列出來的“特殊遺產”的關注，也意味著遺產的闡釋與展示已從面向所有類型遺產的應用向特定類型的探索。

四、結語

包括蒂爾登在內的遺產工作者半個世紀以來的探索，揭示了闡釋與展示不僅僅只是傳遞遺產價值信息的末端流程，反之，闡釋與展示早已與整個遺產保護管理深度融合。作為鏈接遺產地與公眾之間的重要紐帶，闡釋與展示既離不開對遺產價值的提煉、挖掘與再認識；也離不開對遺產周邊環境的理解、對目標群體的探析、對適當方式的選擇等?？梢哉f，闡釋與展示在遺產保護管理中貫徹始終， 不僅鏈接了遺產的過去，又幫助遺產搭建了通往未來的橋梁，在遺產保護管理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022年，《世界遺產公約》迎來了50周年紀念日，并將其主題定為“下一個50年（The Next 50）”。如何在“下一個50年”繼續發揮闡釋與展示在遺產保護和管理中的作用將是未來遺產學界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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