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的挑戰與政策轉向

劉旭雯

摘 要：實現鄉村振興不僅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更是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必經之路。然而，在以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實現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著諸多挑戰，具體表現在城鄉收入差距鴻溝難以彌合、鄉村公共服務配套不平衡、精神扶貧工作道路依然艱巨、代際收入貧困問題亟待解決。對此，文章認為，應在治理思路上從絕對貧困治理向相對貧困治理轉變，在治理標準上從解決基本生存問題向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轉變，在治理手段上從物質貧困“走出來”向精神貧困“站起來”轉變，在治理對象上從貧困群體的就業問題向脫貧群體的子女教育問題拓展。

關鍵詞：鄉村振興；共同富裕；公平正義；政策轉向

中圖分類號：C9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 - 621X（2023）04 - 0054 - 10

一、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通過精準扶貧政策加快貧困問題的治理，并在2020年成功實現全部貧困縣脫貧摘帽的歷史性目標，在世界減貧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伴隨著精準扶貧任務的完成和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如今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并在此基礎上實現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逐漸成為新的時代議題。這也是我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橋梁和紐帶。2020年12月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指出，推進鄉村振興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并強調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過程中應始終堅持“工作不留空檔，政策不留空白”1。2021年他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再次提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我們要切實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各項工作，讓脫貧基礎更加穩固、成效更可持續?！?國家戰略部署將“十四五”作為實現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過渡期。從最終目的來看，無論是消滅絕對貧困還是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都是向共同富裕邁進的各階段歷史任務。作為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共同富裕注重體現社會公平，即在不斷推進財富增長的同時推動分配的公平正義以及人的全面發展。為達到這一目標，黨的十九大對共同富裕的階段目標進行了戰略部署，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設計規劃2035年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時明確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黨的二十大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鑒于此，本文在剖析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內涵的基礎上，探究新時期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所面臨的突出梗阻，進而提出相應的政策轉向思路，以供借鑒。

二、核心概念辨析

（一）鄉村振興

農業農村農民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這是黨的十九大報告談到鄉村問題時得出的重要結論。鄉村的發展不僅關乎當地農業和農民的自身發展問題，還關乎社會全局的發展?！班l村振興”是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基礎上提出的符合當前時代需要的新發展戰略，不僅是對過去鄉村戰略的升華，也是我國鄉村社會發展到全新階段的重要里程碑，是未來30年的重要政治任務1。關于鄉村振興戰略，不同學者根據自身學科背景對其內涵進行了界定，例如從鄉村生態、文化、人才、鄉村治理等多個領域對鄉村振興的內涵及特征進行了分析，并在“鄉村振興不是單方面的振興，而是鄉村全面、系統、立體的發展狀態”這一觀點上達成了共識。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關于鄉村振興一系列的重要論述，就因何和如何實現鄉村振興作出了系統的解答，為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提供了指引。

2018年黨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從五位一體的角度闡釋了鄉村振興的內涵。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必須從五個維度來進行。這五個維度包括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的振興。其中產業振興是核心基礎，是鄉村走向物質富裕的重要經濟保障。它不僅關系到脫貧的持續穩定性，也關系到鄉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向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轉型。人才振興是關鍵因素，如果沒有人才作為支撐，無論以何種產業、何種項目推動產業振興都只能是一句空話。文化振興是精神基礎，是鄉村文化生產力的現實命題和產業振興的有力補充，更注重強調通過激發農民的內生動力，以文化振興“鑄魂”，孕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和淳樸民風的文化軟環境。生態振興是重要支撐，強調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出的“村容整潔”基礎上更注重將農民富裕與生態美麗相結合，實現人與自然的雙向互動，并達到最終的和諧統一。組織振興是保障條件，是新時代對基層黨組織不斷夯實執政基礎的新要求，通過樹立和鞏固其領導核心地位，打造一支政治過硬的領導核心隊伍，發揮其強大的組織力、號召力、凝聚力，做好推動鄉村振興的“領頭雁”。

總之，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目標是要實現農民富裕的基礎上，打造強盛農業和美麗鄉村。它做到了對我國農村發展的全覆蓋，涉及了全體農民的福祉，關系到了新時代主要矛盾的解決和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集中體現。

（二）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會語境下的重要概念，其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儒家思想中關于大同社會的構想。孫中山也將“世界大同”作為自己的革命理想，并認為真正的“三民主義”便是如大同世界一番的景象?？梢哉f，大同思想中蘊含著共同富裕的元素。但兩者之間的區別在于大同理想是古人對美好社會的向往，而“共同富?！弊鳛轳R克思主義的基本目標，是將馬克思主義與大同理想緊密結合，使其逐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嘗試1。中國共產黨對共同富裕的理解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將共同富裕單純地理解為“同步富?！?，并以走 “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唯一路徑。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重新認識共同富裕的內涵，并承認共同富裕的差別性，強調共同富裕是在普遍富?；A上的有差別的富裕，這是其對共同富裕認識的深化。這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效率優先的方式，在注重效率中實現整體富裕，再逐步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有差別的普遍富裕的生活水平和狀態。但強調效率優先便不可避免會造成貧富差距的出現并引發各種社會不和諧現象，特別是隨著中西部貧困發生率和基尼系數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如果不加以遏制，就會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相背離，也就無法體現中國共產黨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因此，從黨的十三大開始，中國共產黨對發揮公平作用的重視持續增加，通過不斷調整分配領域政策來凸顯公平的重要性。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加大對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持，以精準扶貧的實踐，最大程度消除貧困，解決兩極分化和社會公平問題2，體現著黨對共同富裕內涵的新認識。

經過新中國成立7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理論探索和反復實踐，當前學界對共同富裕也基本形成了以下普遍共識。一是共同富裕能夠實現的現實基礎是社會整體發展水平達到富裕的狀態，因此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實質上就是生產力不斷發展的過程。二是共同富裕實現的關鍵是其覆蓋范圍必須是全體社會成員，這就意味著每個人均享有生產和生活資料，直接體現在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生產資料和全民產權收益的享有權上。除此之外，還包含了部分社會成員、個別成員對生產資料的擁有，表現在集體所有制、股份制企業中的生產資料以及個人歸屬和享有的各種產權和收益。三是除了物質層面外，共同富裕還包括了精神層面的內涵，彰顯著人民精神世界的富裕程度3。四是以公平正義作為視角，共同富裕有低層次和高層次之分，承認一定范圍內的差別富裕能夠調動社會成員的主觀能動性，在共建中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它是向更高一層次共同富裕邁進的永動機。

三、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發展的內在邏輯

在理解共同富裕時我們應該明確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共同富裕絕對不是同步富裕，這是過去改革開放前我們曾經犯過的錯誤，必須予以再次警示。實現共同富裕有且只有鄧小平所一直強調的先富帶動后富的路徑，這個思路不能發生改變。過去在這一思路的指導下，我們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市采取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這一舉措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使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新時代需要著重解決的是如何更好發揮政府的二次分配作用，確保改革的紅利歸全體人民共享。二是追根溯源繼續加快生產力發展。共產主義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實現離不開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只有到那時，我們所達到的共同富裕才是最高境界的共同富裕。因此，不斷推進共同富裕的實現從根本上說還是首先解決財富持續增長的問題，而財富增長的底層條件離不開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問題1。這意味著當前我們不能因為有了更多的精力去關注社會公平問題就能忽視生產力的持續發展，而是應該在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基礎上，再創造更多社會財富的同時協同推進社會公平的解決。

鄉村振興要解決的核心任務包含了兩個方面重要內容。一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目標。從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指標體系來看，又包括了農業生產、經營、產業、環境、設施和經濟現代化六大顯性構成要素2。過去我國通過精準扶貧戰略徹底解決了農村的絕對貧困問題，現階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解決的是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以及鄉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逐步消除兩極分化。而處理好城鄉、工農關系，消除兩極分化，最根本的辦法是優先推動農業農村的發展，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以不斷滿足農村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關于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的步驟，黨中央2018年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 - 2022）》中明確提出了“兩步走”目標，即2035年先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再過15年，農村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鄉村振興目標全面實現。二是更注重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衡量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成效的精準尺子，是符合馬克思構建“自由人聯合體”本意的。這就要求鄉村振興是在物質上實現現代化，同時還需要在精神上實現現代化，更著眼于激發農民的主體活力和發展潛能，打通鄉村的精神氣。這不僅是鄉村振興實施深度的體現，也是我們以鄉村文化自信推動我國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

將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內涵進行對照，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關系類似于硬幣的正反兩面。一方面，鄉村振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鄉村振興所要實現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本質上也是提升共同富裕程度的客觀需要。共同富裕離不開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成，又必然繞不開農業農村現代化這一根本性問題的實現，因此以鄉村振興作為新時代“三農”問題的總抓手，通過推進鄉村振興實現農業現代化，是當前廣大農村地區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鄉村振興的目標和歸宿。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當前我國基本國情沒有發生改變，我國仍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意味著我們還要走很長一段路去實現共同富裕。在此基礎上，圍繞實現共同富裕，報告中設置了兩個階段的民生目標，即到2035年首先解決城鄉、區域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之間的差距，確保中等收入人群比例顯著提高，到2050年時基本實現共同富裕?？梢?，從精準扶貧向鄉村振興戰略的銜接實質上就是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服務的。

四、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發展的挑戰

（一）城鄉收入差距鴻溝難以彌合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調整，新的分配格局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但由于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自覺的造成“公平”與“效率”不協調狀態的出現，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被逐步拉大1。以國際通用的衡量居民收入差異的基尼系數來看，我國從2013年開始已經跨越了0.4的警戒線，并呈現逐年增長的狀態。盡管近年來在精準扶貧戰略指導下，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相比過去得到了質的提升，平均增速達到了8.9%，甚至超越了平均增速7.47%的城鎮居民，為我國基尼系數的下降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放眼全球來看，要達到發達國家0.2 - 0.36的基尼系數，我們仍然還需要較長時間的努力。從城鄉差距上看，2021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7 412元和18 931元，相差達到2.5倍，與同期的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的1.33倍和1.03倍的城鄉收入差距進行比較，我國的城鄉差距依然還有縮小空間。如果再細分到各省份的城鄉收入差距，除天津、浙江和黑龍江外，其他省份城鄉差距均超過了2倍，西部地區城鄉差距普遍高于東、中部和東北地區，貴州、甘肅的城鄉差距甚至超過了3倍。再以不同區域的農民收入進行對比，不難發現，東部農村居民的收入是中、西部農村的1.45倍和1.68倍。以排名在第一的上海農民與排在末位的甘肅農民人均收入進行對比，2020年時上海農民人均收入達到了34 911元，是甘肅農民人均收入的3.38倍。除此之外，將農村居民收入分為五等份，2013年低收入戶與高收入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7.41倍，到2020年時這個差距則擴大到了8.23倍?？梢娹r村低收入戶與其他收入層級人群的差距也在進一步擴大。由此看來，以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實現的過程中，首要面臨的難題就是難以彌合的城鄉收入差距。

（二）鄉村公共服務配套不平衡

要加快鄉村振興建設的步伐，產業是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過去在精準扶貧戰略下，依靠國家和政府的幫助，許多欠發達地區在短時間內培育了一批扶貧產業，為助力脫貧攻堅作出了重要貢獻。但若考慮到可持續性，當前我國的扶貧產業存在著同質化過重、科技支持力不足、產品附加值低、產業體系未形成等問題，導致抗市場風險能力較弱，成為了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障礙。造成這些障礙的其中一大重要因素，就是鄉村公共服務配套不平衡。俗話說得好，“要致富，先修路”，這表明基礎設施建設在推動農民農村實現共同富裕中發揮的關鍵作用。沒有完善的、現代化的公共基礎設施作為前提，就無法為農業生產提供基本的硬性保障，也無法充分利用農村獨特資源優勢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推動了鄉村路、水、電、網等的全面提速，但從以推進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上看，目前取得的成就還遠遠不夠，我國農村基礎設施依然存在較多短板，例如當前很多農村道路建設標準偏低，鄉村水利工程建設和農村自來水覆蓋不全，廁所革命、垃圾處理等其他方面都還達不到鄉村振興的標準1。

除此之外，由于各地政府財政狀況有所不同，再加上一些地方建設前期缺乏統一的科學規劃，導致不同地區的鄉村基礎設施完善程度也存在明顯的不平衡，即使是同一個行政村下的不同村、組之間也有較大差別，一些村、組把路修到了農民家門口，而另外一些連道路都沒有完全硬化等。在生產性基礎設施供應上，也遠遠不能滿足當前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尤其在農業流通設施建設上。當前在數字化轉型方面，我國農村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從我國農業數字化水平上看，與美國80%以上的農場實現了數字化相比，我國農業生產數字化還未達到其1/4的水平。在倉儲方面，我國一半以上的農產品批發市場并未建設與之相配套的冷庫。因此，當前數字經濟所能釋放的紅利還未能完全與農業生產相結合，這也是我國推動鄉村振興面臨的又一大挑戰。在公共服務資源的配置上，雖然早在“十一五”規劃中我國就提出逐步推進農村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向城市靠攏，且經過長時間的努力，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于多種原因，加上過去欠賬太多，城鄉衛生資源、社會保障差距較大問題依然突出2。

（三）精神扶貧工作道路依然艱巨

共同富裕中的“共”代表著“共同”的意思，不僅意味著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還表明共同富裕的實現不是國家、政府單向度的事情，還需要廣泛吸納社會成員共同參與才能完成。這也就是說，只有先“共建”才能實現“共享”，“共建”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保證。導致貧困的原因有很多種，可以分為內因和外因，從外因看，區域的差異必然會造成不同的貧困成因，但從主因上看，部分地區人群的精神貧困問題是制約其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大重要障礙。正如毛澤東提出的內外因理論中所強調的，事物的發展“內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它決定了事物發展的性質、趨勢和方向，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

過去在精準扶貧戰略指導下，聚焦“兩不愁三保障”，由國家行政力量牽頭，通過國家政策傾斜、中央扶貧專項資金的大力支持和東部地區的幫扶等自上而下層層壓實責任的方式，我國在短時間內解決了農村的絕對貧困問題。雖然這一時期我國在扶貧治理中也強調關注貧困戶的自身發展問題，但“外源性扶貧”依然是當時的主導力量。隨著鄉村振興時代的到來，部分脫貧人群的內生動力不足等不可持續的內源性相對貧困問題日益凸顯。這集中表現在這些脫貧群眾以文盲半文盲居多，文化程度偏低，且缺乏除傳統農業生產之外的勞動技能，過度依賴“輸血扶貧”，再加上受傳統農耕文化的影響，對物質和自身發展的追求偏低，由此形成了惰性思想，特別是隨著國家對扶貧工作的重視和扶貧資源的增多，在部分群眾內部產生了“干多干少都一樣”的心理，甚至出現了競相爭當困難戶的現象。在對貧困地區的部分脫貧群眾回訪時發現，一旦政府主動幫助他們安排工作，他們就會找各種借口推脫，一方面覺得體力勞動太累了做不久，另一方面又覺得工作時間過長會降低他們的幸福感1。過去“輸血扶貧”和“造血扶貧”不協調統一的問題在鄉村振興時代相繼凸顯出來了，如果不加快去解決這些“短板”，一旦外部停止直接“輸血”，那些剛剛跨過最低脫貧標準的易返貧戶就會直接面臨再次貧困的風險。這些都不利于鄉村振興和農村共同富裕的實現。

（四）代際收入貧困亟待解決

代際收入指的是一個家庭中父輩或者更多代人收入對其下一代人的影響，其實質是對社會公平的一種有效反映2。代際收入流動性的高低與子代是依靠自身努力還是依靠父輩資源直接相關，流動性高說明社會更多是依靠子女自身努力來獲取財富，反之則說明父輩的資源是子女收入的主要來源。教育作為人力資本形成的基礎，是人類發展的基石，也是貧困人群向上躍升的重要通道，因此對于代際收入流動的影響是相當顯著的，這也是社會長期存在的“寒門出貴子”說法的理論根據?，F實中我們經?？吹侥切碛辛己媒逃尘昂透邔W歷的“富二代”，其實質就是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富一代”將收入優勢轉化為教育資源優勢，通過提高子女知識文化水平等方式將這一優勢繼續傳承下去，從而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固化。而對于貧困家庭而言，特別是農村地區的貧困家庭，由于父輩甚至祖祖輩輩的收入都處于底層水平，一方面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限制了他們的理想抱負，更加重了他們對“讀書無用論”、“讀得好不如嫁的早”的認同，另一方面，農村教育不論是從質量上還是條件上都無法和城市相比，再加上貧困家庭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資相對較少，這些因素累加起來造成了貧困家庭子女人力資本積累匱乏。一部分農村孩子讀完初中就輟學和父母外出打工賺錢，直接導致子輩無法在最佳學習時間練就一身改變自身命運的技能，另一部分青少年甚至在十四五歲就已經早早結婚生子，而這主要發生在國家深度貧困地區。這種惡性循環使子輩只能重蹈父輩的覆轍，產生了貧困代際傳遞，也就引發了當今社會“寒門再難出貴子”社會現象的討論。

從當前我國落后地區的現實狀況來看，代際收入流動性存在偏低的困境。以西藏作為個例，對比當地6歲及以上人口中初中以下學歷的數量可以清晰看到，從2012年到2016年，分別為77.2%、 81.3%、80.4%、72.66%和70.38%3。再對比從2010年到2018年的慣性率，農村地區的慣性率在2010年是22%，經過逐年增長，到2018年時達到24%，這表明代際收入流動性呈現弱化的態勢。然而共同富裕的實現離不開不同階層之間壁壘的破除，這點對于農村地區尤為重要。因此切準要害，回歸教育本源，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進而實現鄉村振興和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明顯實質性進展的關鍵一環。

五、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發展的政策轉向

（一）治理思路轉變：從絕對貧困治理到相對貧困治理

從減貧實踐看，我國已經按照預定的計劃完成全面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在世界上創造了又一大中國奇跡。進入到鄉村振興時代，我們工作任務已經從絕對貧困治理向著相對貧困治理轉變，這給我國的扶貧工作帶來了諸多新的挑戰。相比于絕對貧困治理，相對貧困治理涉及的領域更廣，內容更復雜，具體表現在：首先，需要重新確認相對扶貧對象的問題。過去精準扶貧時期對貧困人口的認定已經不適應已經變化的新形勢，在新標準下必將產生一批相對貧困人群，而這個新標準如何設定，直接影響著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因此既不宜把標準設置得過高，與基本國情相背離，又不宜過低，導致對公平原則的折損。其次，進入相對貧困治理階段不代表絕對貧困風險被徹底阻斷，如果沒有對過去絕對貧困治理成果在質量上進行優化提升，極易陷入“扶貧 - 脫貧 - 返貧”的惡性循環中。最后，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新時代相對貧困治理更需要著重解決的是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具體體現在相對資產和福利的不均上，即如何縮小區域、城鄉、群體之間的貧富差距、人才差距和基礎設施差距的問題，以此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

結合相對貧困治理的現實狀況，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應當突出解決以下問題：一是在相對貧困的認定標準上更彰顯出其多元化的特征，在堅持以收入作為基本認定標準的同時，還可以拓展向交通、教育等關系到貧困治理可持續發展的其他層面，形成多維層面的貧困認定新標準1。二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防止相對貧困人口再次返貧，需要以高質量發展作為總體思路，多渠道、全方位促進農民增收。這就需要：一方面擴大鄉村就業機會，發展富民產業，使廣大農民能夠就地就業，提高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另一方面通過深化土地制度、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將土地資本變成農民切實可以得到的財產性收入。三是加快推動區域扶貧協作向著縱深方向發展，更加突出先富地區反哺、帶動后富地區實現共同富裕的作用，找準產業協作的契合點，在合作中實現互利互贏。

（二）治理標準轉變：從解決基本生存問題到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

共同富裕的目標是實現相對均衡的發展，這意味著政府需要推動社會福祉從非均衡地向著均衡的狀態靠攏。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在經濟分配領域強調“先富帶動后富”的非均衡發展方式，即以促進效率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物質保障。但從全局來看，采取非均衡手段不是為了加速兩極分化，而是為最終實現均衡發展所做的前期準備。這種均衡發展反映在公共服務領域，就是要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所謂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廣大人民特別是落后地區的農村群眾能夠平等的獲得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務2。這意味著國家提供給農村的公共服務是與城市差距不大的，不會給人明顯的不公正感覺。過去精準扶貧針對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所做的頂層設計，確保七千多萬貧困人口如期實現共同踏入小康社會的目標。隨著我國進入促進鄉村振興的發展階段，當前我們著重要解決的是農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這一問題，包括關系農村群眾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務優質共享的問題，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人“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重要反映，也是社會公平正義是否得到維護的集中體現。

結合我國目前城鄉公共服務面臨的發展不平衡狀態，未來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應重點關注以下問題，一是加大對“三農”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投入。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民增收致富的基礎條件，因此必須盡快加快補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短板，特別是在道路交通、排水設施、廁所革命上實現提檔升級，為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好基本保障。二是加快將科技運用到農業生產中，例如將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科技深度融入農業發展中，加大技術創新對于農業生產力的推動作用，助力農業生產向著數字化方向轉型，以及加快現代農產品冷鏈倉儲體系的建設等。三是提升農村社會保障服務力度，特別要健全農村基本養老、醫療、社會救助等方面的建設，只有解除了農民的后顧之憂，他們才能安心生產，也才敢去消費和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增強身體素質，農村也才能真正留得住人，鄉村振興和農村共同富裕的實現才能指日可待。

（三）治理手段轉變：從物質貧困“走出來”調整向精神貧困“站起來”

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既離不開物質的富裕，更離不開精神的富裕，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裕的有機結合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顯著特征?；仡欉^去我國在實現精準脫貧時的做法，不難看出，在2020年之前，我國貧困治理的思路主要是解決農村的絕對貧困問題，使現行標準下的9 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和832個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當時脫貧的判定標準是“一收入兩不愁三保障”，所謂“一收入”，按照國家的收入標準是農民人均年收入在2020年時達到4 000元左右，“兩不愁”是指貧困人口不愁吃、穿，“三保障”即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的保障。這些黨和國家已經通過采用超常規的方法，將責任壓實向各級政府與企事業單位，從而基本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為我們進入以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實現的時代做好了前期準備。從目前狀況來看，脫貧人口政策性收入占比較高，自我發展能力不足的問題限制了鄉村振興的進一步落實，因此要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明顯實質性進展，下一步就必須要解決人的精神貧困問題，也就是以“扶志”作為切入點，通過積極引導脫貧群眾自我教育，消除他們“等、靠、要”的慣性和惰性，激發其自我發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過去被動脫貧向著主動脫貧的思想方向轉變，進而樹立起勤勞致富的正確勞動觀。

結合當前的實際情況，具體思路如下：首先是應針對不同村落的風俗習慣以及文化特征，結合村規民約進行引導和教育，加強“扶勤不扶懶”的政策宣傳，鼓勵他們在投入鄉村建設中實現自我人生價值。其次，重點培育外出務工“帶頭人”，通過樹立起勞動模范的帶頭示范作用，發揚榜樣教育的精神力量。最后，通過激勵機制，把一定數量的分散無序脫貧人口，例如以十個脫貧戶作為一個小集體，將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進行直接掛鉤1，強調“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利益共同體機制，不斷強化個人對集體的影響作用，從而避免個人“搭便車”現象，不僅有利于增強脫貧人口的集體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激發其參與集體勞動的積極性，也有利于脫貧群眾樹立起共建共享的意識，推動精神脫貧以及共同富裕的實現。

（四）治理對象轉變：從貧困群體的就業問題拓展向脫貧群體子女的教育問題

中國共產黨推動共同富裕實現的進程始終圍繞著解決公平與效率的問題來進行，如何在公平與效率中尋找到一個平衡點，事關共同富裕的成敗1。過去在精準扶貧戰略下，我們以“提低”作為總體思路，即對不具備勞動能力的特殊貧困人口采取“強兜底”的方式，對具備部分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則通過為其提供就業的方式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以此縮小貧富差距，這是我們在經濟層面推動公平正義實現的第一步。而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的“公平”，并不僅只是體現在通過經濟層面上，還包括了社會的其他層面。如今在鄉村振興戰略下，我們一方面在經濟層面上對公平進行“提檔升級”，即通過“擴中”的方式深化對公平問題的解決的同時，還需要將脫貧人群的子孫后代一并納入到扶貧是否可持續發展的考量對象中，著重發揮教育扶貧的作用。因為教育不僅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根本所在，也是整個扶貧開發事業的根本戰略。正如習近平2012年在河北阜平縣考察時提到“治貧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別是要注重山區貧困地區下一代的成長”2。這就意味著教育扶貧的最終目的是要確保貧困地區的孩子不僅擁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權利，還能夠獲得有質量的教育，絕不能因為貧窮而輸在了起跑線上，進而陷入窮二代、貧三代的惡性循環中難以自拔。

以教育扶貧推進共同富裕，具體而言，一是解決農村基礎教育基礎薄弱的問題?；A教育作為國民教育體系的根基，是孩子成長的起點。從當前來看，農村基礎教育受到投入經費不足、辦學條件較差、師資力量薄弱等諸多因素的限制，其發展水平遠遠不能滿足實現鄉村振興的需要，更無法體現出教育領域的公平。這些都是需要政府花大力氣去解決的問題。二是解決脫貧家庭父輩的落后觀念問題。造成貧困代際傳遞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部分貧困群體的“思路貧困”，即頭腦中缺乏具體發展的思路和措施，如俗話所說的“人窮志短”。這就需要對其在觀念上進行改造，通過座談會、談心、經驗交流等形式，幫助其形成脫貧致富和重視子女教育的勇氣和決心，使其改變“讀書無用論”的固有思想。三是解決落后地區教育信息化水平較低的問題。加快落后地區信息化教育是實現鄉村振興在教育領域的應有之義。教育信息化是推動優質教育資源均衡覆蓋，縮小數字差距和實現教育公平的最佳途徑。從當前來看，低水平的教育信息化現狀成為制約我國以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實現的其中一大短板。這就需要政府立足于鄉村教育發展實際，在軟硬件基礎設施上推進農村教育信息化建設，實現農村學校信息化環境全覆蓋，加快城鄉學校優質教育數字資源的共建共享。

［責任編輯：吳才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