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石河子市棉農生產性服務需求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朱夢俏，趙鑫

（1.新疆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2.新疆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科技信息研究所，新疆 烏魯木齊830000）

2023 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是在農村?！叭r”問題是我國生產建設的第一防線，鄉村振興是全國人民為中華民族振興的關鍵之舉，農業農村是鄉村振興的總抓手，因此，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是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1]。目前，國內學者對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理論研究和實證檢驗進行了深入研究，陳春生[2]、楊林生等[3]、李顯剛[4]、蘇昕等[5]從多個方面對各類農業經營主體的多元化進行了研究，不同主體對農業生產性服務的需求不同；張曉妮[6]研究表明，政策支持程度、發揮政府的主觀能動性、完善農業生產性服務產業運行具有重要意義；陳宏偉等[7]、陳江華等[8]、陳昭玖等[9]、周丹等[10]研究表明，家庭勞動力數、種植年限、收入結構、耕地經營規模等因素均會影響農戶對服務的需求。李穎慧[11]、張嫄嫄[12]研究表明，服務供給渠道數量的增加有助于農戶收入增長，各類農業生產性服務的不同供給渠道對農戶滿意度的影響具有差異性；孫俠[13]等從供給角度出發，分析我國農業生產性服務需求的發展現狀，對于健全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綜合提升服務供給水平，推動農業生產性服務與現代農業產業鏈深度融合，增進農業生產性服務供需平衡具有關鍵意義；張曉晴[14]研究表明，大多數種養農戶認為生產中所需的各類服務無法得到全部滿足，須健全管理體制、提高服務能力與創造良好服務環境。石河子地區是重要的棉產區之一，在農業生產性服務過程中存在農戶的需求和提供的服務不匹配等問題，從而影響農戶對生產性服務需求的選擇，降低生產效率[15]。農業生產服務是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動力[16]，可以用機械服務替代人畜勞動[17，18]緩解了勞動力老齡化的風險和危害[19～22]，因此，有必要了解影響棉農在棉花生產中實際需求的影響因素，使農戶得到滿意的農業生產性服務，建立完整的農業生產性服務體系?；趯嵉卣{查數據，構建Logstic 數據模型，深入分析影響棉農農業生產性服務需求的因素，對促進與完善農業生產性服務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1 材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2022 年5～6 月組織調研人員，采用填寫調查問卷與座談2 種調研方法，對新疆石河子152 團場、143 團場、142 團場、147 團場的農戶進行實地走訪。調研內容主要包括戶主個人特征、家庭因素、經驗模式等。共發放問卷370 份，回收有效問卷356 份，有效率為96.2%。

1.2 研究方法

采用二元Logstic 回歸模型對影響棉農農業生產性服務需求的因素進行深入研究。

1.2.1 理論假說

1.2.1.1 農戶行為理論。農戶行為理論是農村研究的重要分支領域。國外農戶經濟理論研究起步較早，已基本形成農戶行業研究的框架、范式和方法[23]。國內學者的研究思路逐漸從宏觀轉移到棉農視角進行分析，從多角度解釋農戶行為特征。

1.2.1.2 構建二元Logstic 回歸模型。棉農決策行為的發生及其變化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谝延械睦碚摵蛯嵶C研究，針對農業生產性服務需求決策的特點，以是否需要農業生產性服務需求為被解釋變量（Y）、農戶特征、家庭因素、經營模式、其他因素為解釋變量（X1～X20） （表1）構建Logstic 回歸方程，公式如下所示：

表1 構建二元Logstic 回歸模型指標體系Table 1 Constructing a binary Logstic regression model indicator system

式中，pi為代表事件發生的概率（%）；β0為回歸截距，β1～β20為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X1～X20為解釋變量；ε為隨機擾動項。

2 結果與分析

2.1 描述性分析

調查樣本男女比例為1.92∶1，年齡集中在41～60 歲，占比為64.0%，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上為主，占比為94.4%，接受過培訓的棉農占比為80.3%（表2）。調研數據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研究結果具有科學性和可參考性。

表2 棉農基本信息概況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cotton farmers

2.2 棉農農業生產性服務需求分析

石河子團場棉農對農業生產性服務需求具有需求強度差異較大、潛在需求未完全開發的特征（表3）。

表3 棉農農業生產性服務需求程度Table 3 Demand degree of cotton farmer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

2.2.1 需求強度差異較大 對農業保險、資金供給、收割服務需求程度強烈的棉農數量占比為81.7%～86.2%，對生產資料購買、質保服務、施肥服務需求程度強烈的棉農數量占比為71.9%～76.7%，對銷售服務需求程度強烈的棉農占比為69.1%。表明棉農對不同種類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需求強度差異較大。

2.2.2 潛在需求未完全開發 大多數棉農自行出售農產品，表明棉農仍然以傳統銷售方式為主，對農業生產銷售服務的需求尚未完全形成。

2.3 回歸分析

模型I～模型VII 中的P值均小于0.01（表4），表明模型擬合效果較好，說明該模型具有現實意義。

表4 棉農農業生產性服務選擇模型估計Table 4 Estimation of the selection model for agriculture productive services of cotton farmers

2.3.1 資金供給服務（模型I） 受教育程度（X4）、主要收入來源（X8）、農業收入占比（X9）、貸款情況（X11）、種植面積（X12）、農戶類型（X14）、是否加入合作社（X15）、是否享受過農業補貼（X19）、對農業補貼是否滿意（X20）負向影響農戶的資金供給服務需求，其中受教育程度（X4）在0.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棉農受教育程度越低，對資金供給服務的需求越大，這是可能是因為隨著受教育的高低，增加了棉農對資金供給服務的信任增加了對該服務的需求。其他指標正向影響資金供給服務。

2.3.2 生產資料夠買服務（模型II） 性別（X1）、年齡（X2）、受教育程度（X4）、是否為村干部（X5）、農業收入占比（X9）、是否需要雇工（X10）、貸款情況（X11）、種植面積（X12）、家中農機數量（X13）、農戶類型（X14）、是否加入合作社（X15）、連隊是否推廣農業生產性服務（X16）、了解農業生產性服務渠道（X17）、政府宣傳力度（X18）、是否享受過農業補貼（X19）、農業補貼是否滿意（X20）負向影響農戶的生產資料購買服務需求，其中農業收入占比（X9）在0.1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農業收入占比越低，棉農對生產資料購買服務的需求越大，這可能是因為部分棉農的主要的收入來源不依靠種植，棉農對種植沒有足夠的經驗，會傾向選擇生產資料購買服務；是否需要雇工（X10）在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需要雇工人數越少，棉農對生產資料購買服務的需求越大，這是因為需要雇工可能種植面積大，經驗豐富，棉農憑借自己的種植經驗自己提供生產資料供給服務；貸款情況（X11）在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貸款數額越低，棉農對生產資料購買服務需求增加，這可能是因為經濟壓力讓棉農在生產資料服務上更傾向于自己去購買生產資料；是否享受過農業補貼（X1）9在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接受農業補貼低的農戶，對生產資料供給服務需求增大，這可能是未享受過農業補貼的棉農，更想嘗試對生產性服務需求的購買，因此增加了對生產資料供給服務的需求。其他指標正向影響生產資料購買服務。

2.3.3 農業保險服務（模型III） 年齡（X2）、受教育程度（X4）、外出務工人數（X7）、主要收入來源（X8）、是否需要雇工（X10）、貸款情況（X11）、是否加入合作社（X15）、是否享受過農業補貼（X19）負向影響農戶的農業保險服務需求，其中受教育程度（X4）在0.01 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受教育程度越低，棉農對農業保險服務的需求越大，這可能是受教育水平較低的棉農在種植上更期望獲得較高收益，會傾向于保險服務的選擇；外出務工人數（X7）在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外出務工人數越少，棉農對農業保險服務的需求越大，這可能是因為棉農缺乏種植經驗從而更傾向選擇農業保險以保障收益。其他指標正向影響農業保險服務，其中性別（X1）在0.05 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棉農的農業保險服務需求，即男性的農業保險服務的需求高于女性，這可能是因為男性承擔風險的的能力較強，對農業保險服務的需求相對較低。

2.3.4 施肥服務（模型IV） 受教育程度（X4）、是否為村干部（X5）、外出務工人數（X7）、主要收入來源（X8）、農業收入占比（X9）、貸款情況（X11）、種植面積（X12）、家中農機數量（X13）、農戶類型（X14）、是否加入合作社（X15）、農業補貼是否滿意（X20）負向影響棉農的施肥服務需求，其中受教育程度（X4）在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受教育程度越低，棉農對施肥服務的需求增加，這可能是因為受教育程度低，對生產過程中所需要施肥的環節不清晰，所以棉農對施肥服務的需求增加；主要收入來源（X）8在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農業在收入來源中的占比低，對施肥服務的需求會增加，這可能是因為部分棉農認為選擇生產產性服務需求會增加生產收益，從而增加了對施肥服務的需求；貸款情況（X1）1在0.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貸款數額低或無貸款，棉農對施肥服務需求增加，這可能是因為貸款數量的減少，使棉農有更加充裕的資金去選擇施肥服務，從而增加對施肥服務的需求；家中農機數量（X1）3在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家中農機數量少，棉農對施肥服務的需求增加，這是因為家中沒有農機的棉農，在種植過程中會更傾向選擇施肥服務來幫助自己完成施肥過程。其他指標正向影響施肥服務。

2.3.5 植保服務（模型V） 年齡（X2）、家庭人口數量（X）3、受教育程度（X）4、是否為村干部（X）5、外出務工人數（X）7、主要收入來源（X）8、農業收入占比（X）9、貸款情況（X1）1、種植面積（X1）2、農戶類型（X1）4、是否加入合作社（X1）5、是否推廣農業生產性服務（X1）6、了解農業生產性服務的渠道（X1）7、農業補貼是否滿意（X2）0負向影響棉農的植保服務需求，其中受教育程度（X）4在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受教育程度越低，棉農對植保服務需求增加，這可能是因為受教育程度低，種植經驗少，增加了棉農對植保服務需求的增加；是否為村干部（X）5在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棉農不是村干部的數量越少，對植保服務需求增加，這可能村干部在整個生產性服務過程中促進棉農選擇植保服務服務需求的作用不明顯；貸款情況（X11）在0.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貸款數額越低，棉農在植保服務需求增加，這可能是因為貸款數額低或者無貸款的棉農，在選擇植保服務的上不需要考慮經濟壓力，因此無貸款或貸款少的農戶更傾向選擇植保服務。其他指標正向影響植保服務。

2.3.6 收割服務（模型VI） 受教育程度（X4）、是否為村干部（X5）、主要收入來源（X8）、農業收入占比（X9）、貸款情況（X11）、農戶類型（X14）、是否推廣農業生產性服務（X16）、了解農業生產性服務的渠道（X17）、政府宣傳力度（X18）負向影響棉農的收割服務需求，其中是否為村干部（X5）在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村干部人數越少，棉農對收割服務的需求會提高，這可能村干部在整個生產性服務過程中促進棉農選擇收割服務的作用不明顯。其他指標正向影響收割服務，其中家庭人口數量（X3）在0.05 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即家庭人口數越多，對收割服務的需求越大，這可能是因為人口數多，相對種植面積較大，選擇收割服務可以幫助減輕勞動量；是否接受過農業技術培訓（X6）在0.1 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即接受過農業技術培訓越多的棉農，收割服務需求越迫切，這可能是因為棉農接受過專業知識的普及，認為選擇收割服務可以降低收割過程中的損耗。

2.3.7 銷售服務（模型VII） 家庭人口數量（X3）、受教育程度（X4）、是否為村干部（X5）、主要收入來源（X8）、是否需要雇工（X10）、貸款情況（X11）、種植面積（X12）、農戶類型（X14）、是否加入合作社（X15）、是否推廣農業生產性服務（X16）、了解農業生產性服務的渠道（X17）、農業補貼是否滿意（X20）負向影響棉農的銷售服務需求，其中是否加入合作社（X15）在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加入合作社人數越少，棉農對銷售服務需求越大，這可能是因為未加入合作社的棉農在銷售服務上的渠道相對較窄，因為會增加對銷售服務需求購買；連隊是否推廣農業生產性服務（X16）在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即連隊對農業生產性服務推廣力度越低，棉農在銷售服務上的選擇越高，這可能村干部在整個生產性服務過程中促進棉農選擇下手服務的作用不明顯。其他指標正向影響銷售服務。

3 主要結論與建議

3.1 主要結論

基于2022 年石河子市4 個團場356 份有效調查數據，運用二元Logstic 回歸模型分析了棉農對資金供給服務、生產資料購買服務、農業保險服務、施肥服務、植保服務、收割服務、銷售服務7 種農業生產性服務的需求狀況，得到以下結論：

（1）棉農對各類服務的需求強度由強到弱依次為施肥服務、農業保險服務、植保服務、收割服務、銷售服務、資金供給服務、生產資料購買服務，且大部分農戶更傾向于施肥服務和農業保險服務。

（2）各指標對棉農的7 種農業生產性服務需求影響差異較大。在資金供應服務模型中，受教育程度（X4）在0.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棉農的資金供應服務需求。在生產資料夠買服務模型中，農業收入占比（X9）、是否需要雇工（X10）、是否享受過農業補貼（X19）分別在0.1、0.05、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棉農的生產資料購買服務需求。在農業保險服務模型中，受教育程度（X4）、外出務工人數（X7） 分別在0.01、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農戶的農業保險服務需求；性別（X1）在0.05 平上顯著正向影響棉農的農業保險服務需求。在施肥服務模型中，其中受教育程度（X）4、家中農機數量（X1）3在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棉農的施肥服務需求，主要收入來源（X）8在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棉農的施肥服務需求，貸款情況（X1）1在0.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棉農的施肥服務需求。在植保服務模型中，受教育程度（X）4、是否為村干部（X）5在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棉農的植保服務需求，貸款情況（X1）1在0.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棉農的植保服務需求。在收割服務模型中，是否為村干部（X）5在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棉農的收割服務需求；家庭人口數量（X）3在0.05 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棉農的收割服務需求，是否接受過農業技術培訓（X）6在0.1 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棉農的收割服務需求。在銷售服務模型中，是否加入合作社（X1）5、連隊是否推廣農業生產性服務（X1）6在0.1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棉農的銷售服務需求。

3.2 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當地政府應因地施政，加強技術培訓以提高棉農的綜合素質，重點扶持，精準補貼，積極鼓勵發展各類生產性服務以提升服務供給主體水平[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