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期望流動：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集聚的異化與對策

[摘要]就近城鎮化區域內生產要素的“有效集聚”對于提升經濟績效、增加就業供給、拓展消費空間、促進共同富裕有著重要作用。為了探究生產要素如何“有效集聚”，構建了就近城鎮化區域內生產要素“期望集聚”到“非期望流動”的運作機制，通過分析無錫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非期望流動”的城市個案，驗證了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集聚異化的原因和發生機理。結果表明：化解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集聚異化的問題，需要做到以下幾點：一是發揮市場供需共振調節作用，增強市場虹吸效應；二是拓寬政府城鎮政策開放程度，暢通高效物流體系；三是激勵企業轉型升級生產要素，催生新的消費模式；四是提升生產要素集聚的創崗效應，增加有效就業供給；五是夯實共同富裕的公正分配機制，滿足人民民生需求。

[關鍵詞]非期望流動；就近城鎮化；期望集聚；要素集聚；共同富裕

作為經濟學經常使用的高頻“熱詞”，生產要素的集聚與分流構成了就近城鎮化的基本經濟活動。就近城鎮化中勞動、管理、技術、資本、數據等生產要素集聚的多寡，以及在一個地區的科技領域、生產領域、金融領域、生物醫藥領域、教育文化領域、交通領域等分域的配置情狀，不僅會影響該地區城鎮化建設中經濟總量的“存量發展”，體現在經濟發展的規模上，也會影響該地區城鎮化建設經濟總量的“增量發展”，體現在經濟發展的質效上。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要“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1]。從經濟發展的實踐看，黨的政策轉化為國家意志所推動的“城鄉要素流動”，其政策目標是尋求“生產要素有效集聚”，從而助力城鄉經濟有序發展并非生產要素在特定生產區域內的“凈流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出現各類“市場風險”，導致生產要素由“期望集聚”的“熱流動”轉向“非期望流動”的“凈流出”，影響特定就近城鎮化區域內的經濟可持續發展。

由此，理論界也對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集聚的可行性和異化性問題展開了多角度探討，期望通過經濟調控、稅收調節、金融支持、環保措施、改善營商環境等方面政策來推動生產要素發生“期望集聚”的“熱流動”，實現就近城鎮化中產業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然而，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非期望集聚”的異化現象時常發生，導致生產體系萎縮，影響了就近城鎮化區域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因此，選取城市個案，研究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集聚異化的市場選擇問題，分析生產要素在就近城鎮化區域內“非期望流動”的運行機理，對于推動就近城鎮化區域內生產要素有效集聚、實現產業興旺、增強民生就業有著重要意義。

一、 期望集聚：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熱流動”的政策理性

從就近城鎮化發展的角度看，一定時期內生產要素基于“資本要素”逐利的需求，合法且有序集聚在一個地區進行社會化大生產，整合土地、技術、管理、勞動等各類生產要素，合理搭建生產空間，構建現代生產體系，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促進商品的生產、運輸、流通和交換[2]。就近城鎮化中，除土地要素外，資本、勞動、技術、數據、管理等方面的生產要素在一個地區公共政策驅動下實現“集聚多分流少”，就構成了該地區城鎮化生產要素所“期望集聚”下的生產要素“凈流入”，而這種生產要素“凈流入”也被稱作生產要素的“熱流動”，它有利于該地區經濟的穩定且可持續增長。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形成政策調控所期望的“熱流動”，主要具有以下作用：

1. 生產要素科學配置提升經濟績效

就近城鎮化不能簡單理解為一個地區就地取材地通過建筑高樓大廈和開設工廠來“塑形城市”，而應深入研究就近城鎮化背后技術、資本、勞動、數據等各類生產要素如何在政策驅動下實現“要素集聚”“科學配置”和獲取“經濟績效”。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政府調控對我國經濟發展和就近城鎮化生產要素有序集聚的作用日益明顯，并在該地區以外的城市競爭中呈現出“配置效用差異化”的特征[3]。部分學者以經濟增長理論的Malmquist指數和Prodest生產函數法為模型，用國家統計局數據作面板，對1998—2015年中國285個主要城市的勞動和資本要素配置效率及其動態演變進行測算，發現我國勞動和資本要素配置效率呈東、中、西部依次遞減的狀態，且珠三角和長三角的要素配置效率要明顯高于成渝城市群[4]。另有學者從宏觀（經濟區）、中觀（城市群）和微觀（行政等級）等尺度上構建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洛倫茲曲線，進一步表明政府政策驅動生產要素集聚和科學配置方面的經濟效用[5]。因此，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形成政策調控所期望的“熱流動”，能夠進一步推進產業經濟發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生產要素科學配置的經濟績效，實現就近城鎮化有序發展。

2. 生產要素有效集聚增加就業供給

政府通過制定政策、金融支持、稅收調節、經濟調控等各種方式推進新型城鎮化，期望吸引各類生產要素有效集聚到城市周邊，搭建工廠，暢通物流，培育壯大先進制造業集群，著力打造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和先進制造業集群，推動創新鏈和產業鏈、價值鏈、物流鏈、資金鏈高效對接，有效構造現代產業體系，從而為新型城鎮化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6]。以就近城鎮化中農民進城為例，農民工身份轉化為市民身份，需要解決城市體面工作問題，而政府在推動就近城鎮化中又通過生產要素有效集聚搭建生產體系來吸納農民工就業，并通過教育培訓、信息咨詢、就業服務等扶持政策，滿足農民工就業需求，增強農民工生計的恢復力[7]。生產要素向就近城鎮化區域集聚，除了吸納農民工就地“入廠”“打工”“上樓”，還進一步為其他社會群體提供了多元化就業崗位，進而需要技術、管理、科研、市場營銷、法務、大數據等各領域的人才，使得政策主導的生產要素有效集聚所產生的“就業供給”效應凸顯，有利于拓展城市空間發展、人口集聚和產業轉型升級[8]。

3. 生產要素有序組合拓展消費空間

就近城鎮化中政策驅動生產要素的有效組合，不僅搭建了城市發展的生產空間，還拓展了居民消費空間。生產的過程本身就是對資本、技術、勞動、土地、數據等各類生產要素“消費”的過程，在創造新的產品和有形建筑的同時，也生產出了“更大的消費空間”，包括住房、教育、醫療、文旅等各領域的消費需求。生產即是消費，消費即是生產。馬克思指出：“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盵9]就近城鎮化，以房地產領域為例，房地產有序整合了多種生產要素，集聚起來的生產要素創造了更多的城市居住空間，不同的高樓大廈、小區、商場為消費者不斷制造新鮮感，也由此吸引更多人生活在城市，而這些人群的各類需求又共同形塑了更寬廣的“消費空間”，拉動了城鎮經濟發展[10]。從“供需平衡”視角看，地方政府推進就近城鎮化，以政策驅動生產要素向城鎮有序集聚和合理組合，所期望的目標在于改善產業布局，推動市場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拓展城鎮消費空間，培育市場需求側的有效需求，實現生產和消費的有效平衡，助力就近城鎮化經濟可持續發展[11]。

4. 生產要素公正分利促進共同富裕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生產要素集聚本質上是為了“要素增值”或“要素收益”，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要素稟賦、要素流動與要素收益分配構成了中國城鎮化的基本經濟活動[12]。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產要素”，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這“關系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我國就近城鎮化政策驅使生產要素集聚所期望達到的最終目標是“共同富?！?。生產要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實現合理的“按要素產值公正分配利益”，防止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要素裹挾權力”，避免資本逐利過多造成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和“極化效應”，從而提升“共同富?！钡目杉靶院涂蓪嵺`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進一步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13]。由此，生產要素參與就近城鎮化的生產過程，既要“按生產要素產值”參與利益增值分配，也要重視“按勞分配”和“按勞動要素分配”中的“勞動價值”，進一步吸納城市邊緣群體的合法利益，并擴大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促進共同富裕的有效實現[14]。

二、 非期望流動：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集聚異化的市場選擇

生產要素朝著政策預期的方向“有效集聚”是就近城鎮化經濟發展的理想類型。然而，受制于城鎮開放程度、交通物流狀況、市場紅利減弱、生產要素升級乏力等“非主觀因素”的影響，生產要素也會在就近城鎮化區域發生“集聚異化”，即生產要素基于“市場選擇”或“利益理性”而發生政策所非期望的“要素外流”。就近城鎮化中資本、勞動、技術、數據、管理等方面的生產要素在一個地區公共政策驅動下實現“集聚少分流多”的“集聚異化”現象，其原因具有多樣性。

1. 城鎮區域閉塞：政策開放度低，市場流動變弱

城鎮區域的開放程度直接影響著生產要素能否實現向就近城鎮化區域的“期望集聚”。傳統經濟理念認為，市場調節越活躍生產要素越流動，市場經濟越強勁城鎮區域越開放[15]。然而，決定城鎮區域開放程度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市場調節”，而是政府的各項宏觀調控政策，包括法律規約、市場準入制度、銀行利率政策、價格監控等，并且，政府調控的政策越“封閉”，越容易導致政府干預經濟不當的“負效應”，如城鎮區域居民“本土意識強化”帶來的排外性，市場經濟倫理發展緩慢等[16]。以銀行貸款政策為例，地方政府調控銀行貸款在生產領域的流向，可以約束或引導生產要素向特定領域“流入”和“流出”，而這種引導或約束如果背離了市場對經濟調節的“正向作用”，那就會導致城鎮區域的開放程度變低，市場流動變弱[17]。類似的生產許可、市場準入、稅收優惠等方面政策設計的“不合理”，背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合理性”，也會導致城鎮區域的開放程度降低，使區域更加閉塞。

2. 要素升級乏力：科創投入不均衡，結構性矛盾突出

就近城鎮化本質目標是實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實現這一目標離不開生產要素通過轉型升級或優化組合來解決市場規模擴張誘發的生產相對過剩問題，擺脫生產要素隱沒成本顯性化帶來的生產成本困境，從而實現經濟由“勞動力密集型”向“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化的高質量發展[18]。從“投入-產出”成本理論看，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的“期望集聚”建立在生產要素能夠實現“要素升級”和“要素優化”帶來的“要素收益”基礎之上，而“要素升級”出現乏力狀況，則說明“低級生產要素”向“高級生產要素”晉級的“科創投入顯性不足”。以我國半導體產業的R&D投入為例，半導體上市企業創新能力與其對半導體R&D投入成正比，政府扶持和企業投入資金越多，考核管理越科學，股權分配越合理，科技創新成效越突出，生產要素升級的韌性越強[19]。由于地方財政資金有限，若科創投入在“半導體”領域多，則在生物醫藥、集成電路、云計算等其他領域就會減少，使得產業領域出現生產要素組合的結構性矛盾，以致探索“學科+產業+人才+研發”的創新模式“存有不足”，無法進一步有效集聚和組合人才、資金、技術等創新要素[20]。

3. 交通物流受阻：短期內流動弱，生產要素外溢

現代交通物流產業的發展對于就近城鎮化強化生產要素集聚和提升經濟績效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1]。在全球化和我國經濟“雙循環”背景下，交通物流發展對于就近城鎮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正面”導向作用，它可以盤活就近城鎮化區域生產系統的“要素存量”，帶來生產系統空間集聚的“要素流量”，增強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性，降低生產要素流通受阻的多元風險，促進就近城鎮化區域產業鏈、人才鏈、價值鏈、供需鏈、物流鏈、空間鏈達到“鏈鏈相聯”“環環相扣”的效果，實現要素收益分配、要素自由流動和要素質量升級[22]。從產業發展角度看，交通物流是生產和消費始終無法避開的環節，即便是數據生產要素的集聚也需要一定的交通物流作為支撐，如網購消費等。

4. 市場紅利減弱：利益增值短缺，集聚動能不足

利益增值是資本驅動技術、勞動、管理、信息、數據、土地等各類生產要素有效集聚和優化組合的根本動力。作為市場經濟中最有活力的生產要素，資本要素向就近城鎮化區域的特定生產領域期望集聚，其本質目的是通過搭建生產體系和生產符合市場需求的商品來獲取市場紅利。我國改革開放初中期的“三來一補”行業屬于勞動力密集的粗放型經濟，賺足了勞動力廉價的人口紅利和市場規模龐大的市場紅利[23]。隨著全面深化改革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我國經濟發展“軟著陸”迫切需要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由粗放型到集約型再到高精尖型的發展，而部分行業領域產能過剩和市場紅利減弱，如多晶硅、鋼鐵、玻璃、印染等，原有的生產要素組合已經出現利益增值短缺的問題，期望要素集聚的動能不足，生產要素開始分流，并向就近城鎮化區域其他產業流入或直接流出該城鎮區域。

從政府調控和市場調節博弈的角度看，生產要素在就近城鎮化區域內由期望集聚到非期望流動的運作機制，可通過圖1來作分析和說明。從理論上看，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在政府調控下由“期望集聚”轉向“非期望流動”，主要原因包括城鎮區域閉塞、要素升級乏力、交通物流受阻、市場紅利減弱等多個層面。從實踐上看，生產要素在政策驅動下的“期望集聚”會受到市場調節的多元影響，而這個過程中政府調控和市場調節的耦合作用，又會演化出多種風險變量，導致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發生“非期望流動”。因此，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集聚的異化，是生產要素受政策驅使在就近城鎮化區域“期望集聚”的異化，囿于政府政策科學性、城鎮開放程度、營商環境、要素升級、市場活躍性等各方面因素的錯綜作用，生產要素并未朝著“政策期望集聚”的方向發展，反而，從就近城鎮化區域不斷流出，影響了區域空間的生產可持續性，弱化了城鎮市場經濟景氣程度。

三、 個案分析：無錫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的“非期望流動”

江蘇省無錫市作為“蘇南模式”的創造者之一，已成功跨入“萬億GDP城市俱樂部”，依靠政策調控成功驅動就近城鎮化生產要素發生“期望集聚”的績效，但也面臨生產要素“非期望流動”的市場風險。結合表1來看，分析無錫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非期望流動”的個案，科學總結其經驗和不足，有利于進一步研究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集聚異化的問題。

1. 生產要素“非期望流動”：政策失靈與市場弱化

政府調控經濟發展的愿景是期望生產要素在就近城鎮化區域合理集聚，搭建生產空間，吸納社會面就業，擴大生產和消費需求，增強市場流動性，而生產要素由“期望集聚”轉向“非期望流動”，本質原因是政府調控的政策失靈和市場經濟的市場弱化。市場弱化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市場調節發揮作用的需求側受阻，居民消費需求無法在市場區域內得到滿足和釋放；二是市場流通的供給側不暢，如生產的商品無法通過物流輸送到需求方、購買方、消費方手上，買賣合同無法成交；三是市場交易的利益減少或得不到有效保障，如市場紅利減弱等。從實踐角度看，無錫通過政策調控，期望生產要素在就近城鎮化區域實現空間集聚，前期以完善市場規則、開放城鎮、暢通物流、監管市場等方式，驅動生產要素集聚，發展了集成電路、物聯網、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搭建了“產業強市”的產業鏈、價值鏈、人才鏈。然而，隨著市場弱化和政策失靈作用的交織，無錫部分縣（市、區）生產要素集聚面臨風險增多，市場風險轉移失衡，部分行業市場紅利減弱，資本逐利效應不明顯，要素升級動力不足，城鎮政策趨向保守，市場調節效應減弱，生產要素出現外溢現象，相關定性分析的評述可見表1。

2. 生產要素“由集聚到分流”：“能人經濟”短板

江陰市華西（新市）村就近城鎮化生產要素集聚的經驗，既在生產要素集聚發展經濟過程中彰顯了“能人經濟”的優勢，也在生產要素“由集聚到分流”中凸顯了“能人經濟”短板。改革開放以來，在全國推崇“分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過程中，華西村“逆向行駛”，堅持了“集體所有制”及相應分配機制，建立社隊企業，并率先發展鄉鎮企業，既推動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也順利實現了華西村的工業化。2021年，為了適應無錫“產業強市”和自身轉型升級需要，華西村進行用人、股份、制度三大改革，實行外來人員與本村村民同工同酬，允許外來高層次人才持有華西股份，進一步調動生產要素向就近城鎮化中的華西村集聚。華西村就近城鎮化發展凸顯了“能人經濟”驅動生產要素的優勢，但也在近年發展中暴露出“能人經濟”管理中的一些突出問題，如“重領導、輕制度”“利益分配矛盾”“企業能耗高、效率低”“土地利用率低”等。

3. 生產要素“集聚發展的風險增多”：產業聯動不夠

就近城鎮化生產要素集聚需要遵循產業結構驅動的客觀規律，在促進鄉村生產要素合理流動的基礎上，逐步優化鄉村產業結構，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城鄉產業融合發展。宜興市徐舍鎮美棲村的就近城鎮化整體上凸顯了“產業驅動型”生產要素集聚的特點。為了整合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優勢，結合美棲村就近城鎮化發展的現實需求，美棲村聚焦了“花田產業”，以玫瑰花種植產業為基礎，集聚了相關生產要素向美棲村集聚，線性聯動了產業下游，包括產品深加工、觀光休閑等“三產”業態。但是，美棲村在農業經濟結構上仍略顯單一，著重產業型的經濟驅動，缺乏其他相應產業的有效“聯動”和多樣“聯動”，難以抵擋市場對于“玫瑰花”食品和觀賞玫瑰的需求波動風險，如CPI指數上漲等，從而不利于就近城鎮化生產要素集聚的多樣化和可持續性?？梢?，美棲村就近城鎮化中“因地制宜”發展了高效農業，但仍需“因農制宜”發展有效工業、“因產制宜”落腳多類型商業來“多樣化”地驅動生產要素有效集聚。

4. 生產要素“政策驅動集聚的異化”：市場需求不足

無錫市高新區太湖灣科創城的建設是“政策造城”的典型案例，它是以政策驅動就近城鎮化生產要素集聚的現實范本，但對市場需求不足欠缺估測，導致生產要素受政策驅動的集聚發生異化。依據《無錫高新區（新吳區）太湖灣科創城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太湖灣科創城定位“湖灣明珠，科創名都”，按照現代化、國際化、都市化標準，劃定科創載體、城市功能、產業園區、居住區域，圍繞物聯網、集成電路等產業發展需求，加強產學研合作，打造太湖灣科技創新帶的創新發展“智核”，期望實現“推動科創城高端人才持續匯集、創新要素高度集聚、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蓬勃發展”的目標?？傮w上看，無錫太湖灣科創城的就近城鎮化生產要素驅動力主要是政策驅動，重視政策許可、政策投入、政策保障，以政策意志牽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對于快速就近城鎮化“做大規?！庇幸?，但對于“雙循環”背景下科創城發展的城市內部和長三角一體化市場需求、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需求欠缺總體考量，實踐中面臨著市場需求變化引發的經濟風險。

四、 高質量發展：推動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可持續集聚的對策建議

結合無錫就近城鎮化生產要素“由期望集聚到非期望流動”個案分析，本文科學總結其“特殊性”和“共性”，提出進一步推動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可持續集聚，需從以下方面入手：

1. 發揮市場供需共振的調節作用，增強市場虹吸效應

推動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可持續集聚，本質上要依靠市場調節的驅動力，依靠市場驅動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向就近城鎮化區域“期望集聚”和“轉型配置”，發揮市場“逐利”的競爭作用，增強市場對各類生產要素集聚的“虹吸效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要遵循價值規律，從完善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決策機制等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調節社會總勞動在生產和流通各部門之間的分配比例，優化生產要素的組合和結構，刺激生產企業不斷改進技術，降低生產成本，為人民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和服務。無錫新吳區太湖灣科創城出現“政策驅動生產要素集聚的異化”，恰說明“政策造城”對于市場需求不足欠缺合理估測，而杭州未來科技城則注重“市場虹吸資源效應”，在市場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引導之間尋求“供需共振”平衡，吸引了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材料等大批產業入駐，提升產業聯動性和共振性，為市場發展提供滿足民需的優質產品和服務，形成生產要素可持續集聚的“閉環效應”。

2. 拓寬政府城鎮政策的開放程度，暢通高效物流體系

地方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對于地方經濟發展具有“正相關性”，政府對于城鎮政策的開放程度越高，物流體系進入到該城鎮區域就越暢通，也就越能吸引各類生產要素在就近城鎮化區域集聚，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和供給鏈，化解市場各類“梗阻”帶來的風險，助力城鎮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國“京津冀都市圈”“長三角地區”“粵港澳大灣區”等特大區域的發展，都重視政策開放性和暢通物流體系方面的積極作用。我國改革開放初中期的需求側管理，以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刺激性拉動經濟增長，并不是凱恩斯主義的簡單刺激，而新時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是新供給主義的減稅增資，它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拓寬經濟發展的“開放程度”，提升生產要素轉型升級的科創活力，暢通高效物流體系，依靠勞動、土地、資本、技術、創新等要素的科學配置，提升生產要素使用效率和收益，實現經濟“軟著陸”的平穩增長。因此，拓寬政府城鎮政策的開放程度，暢通高效物流體系，降低運輸鏈和供應鏈成本，有助于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可持續集聚。

3. 激勵企業對生產要素轉型升級，催生新的消費模式

生產決定消費的對象、方式和質量。生產要素轉型升級，不僅提升了生產效率和生產力水平，也會進一步創造新的消費模式，如智能手機的從無到有、大數據引導的“元宇宙”消費、數字技術下的“直播消費”等。企業推進“技術創新”“要素升級”“要素革命”，既要靠內部的企業“R&D”投入，也需外部的政府激勵制度。一方面，地方政府推進就近城鎮化生產要素“期望集聚”過程中，要結合本地經濟發展情狀和地理特點，深化地方財政科技經費分配使用機制改革，選擇符合國家規劃導向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人工智能、綠色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2項或3項，平衡科創投入的分布領域，化解研發不均衡的結構性矛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完善招才引才政策和服務人才的機制，吸引人才帶項目加入企業和安居城市，激發創新活力，并發揮科技型骨干企業引領支撐作用，營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業成長的良好環境，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

4. 提升生產要素集聚的創崗效應，增加有效就業供給

就近城鎮化通過政府調控和市場調節的共振作用來集聚生產要素，組建生產體系，推動分工專業化，提供更多就業渠道和工作崗位。生產要素集聚的創崗效應，不僅增加了有效就業供給，也使得城鎮居民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從而轉化為現實消費力，擴大城鎮消費市場，以消費拉動生產，進一步助力社會再生產，形成生產要素“期望流動”的集聚效應。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就近城鎮化區域內的生產體系逐步由粗放型到集約型再到高精尖型發展，實現傳統產業和未來產業統籌兼顧，產業體系也日益多元化，形成了物聯網、集成電路、生物醫藥、高端化工等在內的不同產業集群，構筑了上海生物醫藥園區、無錫金投集成電路產業園、杭州智慧谷、南京國家第三代半導體技術創新中心等產業園區，均釋放了生產要素集聚的創崗效應。因此，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可持續集聚，需要提升生產要素集聚的創崗效應，增加有效就業供給，培育“有支付能力”的消費市場。

5. 夯實共同富裕的公正分配機制，滿足人民民生需求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發展理念，主張“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實現“共同富?！钡闹袊浆F代化[1]。從公共性角度看，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集聚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發展經濟的有力方式，它通過集聚生產要素有效組合企業和搭建生產體系，推動科技創新，盤活市場要素，供給就業崗位，讓人民公正地共享發展果實。事實上，生產要素集聚組合所搭建的企業，可通過參與ESG、改善企業財務績效、提升生產要素使用效率“做大蛋糕”，也能夠改善企業內部的要素分利“分好蛋糕”，促進共同富裕在企業層面的“優先兌現”[24]。共同富裕的公正分配機制是導致生產要素在就近城鎮化區域可持續集聚的動力源，沒有公正的“利益分配”機制，生產要素參與生產、流通、交換等各個環節就失去了存在價值，也就無法調動生產積極性，導致城市更新行動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失去“要素支撐”。因此，夯實共同富裕的公正分配機制，滿足民生需求，可為就近城鎮生產要素可持續集聚提供內生動力。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劉玉娟，王華華，張紅陽.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集聚的驅動力問題研究[J].經濟問題，2022（9）：99-106.

[3] 祝寶良.完善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 提升經濟增長質量[J].清華金融評論，2020（11）：49-51.

[4] 陳創練，朱曉琳，高錫蓉.中國城市勞動和資本要素配置效率動態演進及其作用機理——基于經濟增長理論的Malmquist指數和Prodest生產函數法[J].經濟問題探索，2020（12）：89-95.

[5] 李儲，徐澤.經濟新常態下的城市生產要素投入均衡度及形成機制探討[J].生態經濟，2021（11）：92-97.

[6] 鄭筱婷，袁夢，王珺.城市產業的就業擴張與收入的代際流動[J].經濟學動態，2020（9）：59-74.

[7] 杜巍，車蕾，郭玉.就地就近城鎮化背景下農民工生計恢復力測量及現狀[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9（4）：95-104.

[8] 熊愛華，魏玉婷.城鎮化對就業的影響機制及促進就業的路徑研究[J].山東社會科學，2019（12）：73-77.

[9]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王磊，李安琪，楊文毅，等.城際房地產消費流的空間格局與驅動因素研究——以長江中游城市群為例[J].湖北社會科學，2019（12）：46-55.

[11] 王華華.供需共振視閾下地方政府新型城鎮化政策創新研究[J].求實，2016（11）：63-70.

[12] 盛斌，黎峰.經濟全球化中的生產要素分工、流動與收益[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1（5）：1-22.

[13] 王靈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J].中國社會科學，2022（3）：77-96.

[14] 王華華.“驅趕”或“包容”：城市邊緣群體的政治吸納研究[J].探索與爭鳴，2018（3）：101-108.

[15] 張珂涵，張蔚，趙文，等.對外開放、產業結構高級化與高質量發展——以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J].中國市場，2022（14）：53-56.

[16] 童有好.我國政府調控與市場調節失衡的成因[J].改革與戰略，2014（6）：27-32.

[17] Zhao C M，Wen L，Zhao M C.Financial Constraints Impa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J].Economic Survey，2015，32（3）：66-72．

[18] 王玉柱.生產要素組合優化驅動高質量發展的邏輯和改革路徑[J].上海經濟研究，2020（7）：40-48.

[19] 張晴晴.國內半導體產業創新能力影響因素研究——基于上市企業數據實證分析[J].湖北社會科學，2022（9）：74-80.

[20] 楊洋，魏江，羅來軍.誰在利用政府補貼進行創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場扭曲的聯合調節效應[J].管理世界，2015（1）：75-86.

[21] 王圣云，王鑫磊，戴璐.長江中游城市集群的物流——經濟網絡及其空間組織戰略[J].江漢論壇，2012（10）：27-32.

[22] 盛斌，黎峰.經濟全球化中的生產要素分工、流動與收益[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1（5）：1-22.

[23] 唐代盛，盛偉.人口城市化、結構紅利與時空效應研究——以勞動力市場效率為視角[J].中國人口科學，2019（5）：29-42.

[24] 聶輝華，林佳妮，崔夢瑩.ESG：企業促進共同富裕的可行之道[J].學習與探索，2022（11）：107-116.

基金項目：全國黨校（行政學院）系統2022年度重點調研課題“就近城鎮化生產要素集聚的驅動力不足與對策研究——以江蘇省無錫市為例”（項目編號：2022DXXTZDDYKT136）；江蘇省第六期“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優秀青年項目“就近城鎮化中生產要素可持續集聚的風險及化解機制研究”（項目編號：JS2022SSSJ8301）。

作者簡介：王華華（1984-），男，博士，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無錫分院（無錫市行政學院）黨史黨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省委黨?；靥仄秆芯繂T，無錫市社會工作和社區管理學會會長，研究方向為黨建引領就近城鎮化發展。

（收稿日期：2023-02-10? 責任編輯：殷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