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交媒體情報提升國家安全水平

張力偉　劉際昕　畢昆

關鍵詞：開源情報；社交媒體情報；國家安全；應用優勢；優化路徑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23.07.002

[中圖分類號]C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821（2023）07-0014-09

自Web2.0時代以來，社交媒體已經嵌入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社交的空間、場域、形態、價值等多個維度徹底改變了人類的交互方式。而“Z時代”數字原住民的興起則代表著社交網絡作為未來人類的社會行動規則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新興的交互空間意味著新的信息生產與傳播方式，亦代表著可觀的情報潛力，同時也對情報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在社交媒體時代如何有效開展情報收集與分析工作成為當前各國（地區）情報研究的重點。例如美國前國防部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就曾直接指出社交媒體是“美國的重要戰略資產”。隨著安全環境的不斷復雜化，以及社交媒體使用得更加廣泛、深入，從社交媒體的信息中提取的“社交媒體情報”（Social Media Intelligence，縮寫SOCOMINT）是情報搜集與分析的重要工作。在競爭情報領域，社交媒體情報被認為是公司決策和績效的戰略知識來源，通過社交媒體，企業能夠廣泛搜集來自客戶、產品和市場的相關信息，進而助力決策。除了競爭情報領域之外，社交媒體情報則被廣泛地應用于國家安全領域，用來關注國家安全的情報環境以及收集和分析危機事件信息。根據美國蘭德公司（RAND）出臺的研究報告，美國通過社交媒體上的數據分析出了敘利亞內戰中使用化學武器的事實。

整體審視現有研究，學術界和情報界取得的共識是，社交媒體情報對于偵測與感知安全風險，提升各類國家安全決策（經濟、政治、社會以及公共衛生等）的效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目前對于社交媒體情報和國家安全的相關性研究還比較零散，尤其是國內研究還缺少社交媒體情報助力國家安全的整體性的分析。例如，有的研究介紹了社交媒體情報的一般性概念，有的研究關注社交媒體情報的數據挖掘，有的研究則聚焦于對社交媒體中特定行為的安全威脅分析。以上研究為理解社交媒體情報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但是對于社交媒體情報助力國家安全的分析，需要提供一個系統化、綜合化的解釋，在厘清其優勢和挑戰的基礎上，把握社交媒體情報在國家安全工作中的運用方向。有鑒于此，本文將整合當下社交媒體情報和國家安全的文獻，詳盡地闡釋社交媒體情報在提升國家安全中的作用，并探討社交媒體情報在使用過程中可能的優化路徑。一方面，本文旨在進一步提煉社交媒體情報對于國家安全的價值；另一方面則為國家安全的情報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和現實參考。

1社交媒體情報：概念、特征與構成要素

根據文獻檢索，“社交媒體情報”的概念首次出現在《情報與國家安全》（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雜志上。2012年，學者大衛·奧曼德（David Omand）等在文章《社交媒體情報導論》（Introducing Social Media Intelligence）中指出，在一個社交媒體無處不在的時代，國家安全界有責任將社交媒體引入到情報工作當中，社交媒體情報同人力情報（ Human

Intelligence）和圖像情報（Imagery Intelligence）共同成為國家安全情報框架中的組成部分。這既是信息技術進步的必然產物，也是社會中各類風險的現實倒逼。利用社交媒體進行恐怖主義宣傳、策劃暴力犯罪，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社交媒體情報已經超越一般性的媒體情報，在國家安全中具有獨特的研判價值。沒有哪一種情報能像社交媒體情報一般深入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清晰有效地呈現出整個社會的動態變化。因此，情報界需要對社交媒體中的信息進行挖掘和分析，尋找到威脅國家安全的風險點。

社交媒體情報既是一個“靜態”的概念，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動態性旨在說明社交媒體情報從海量的社交媒體數據中被提取、分析、研判的過程。按照情報的巢型結構概念，社交媒體情報由數據（Data）沿著信息（Information）與知識（Knowledge）進行形態轉變，進而轉化成情報（In-telligence）。根據學者的總結提煉，社交媒體情報的概念可以被界定如下：社交媒體情報的主要目標是開發維護國家安全的情報產品以及像其他形式情報一樣減少決策中的“未知”，是采用侵入式或非侵入式的方式識別、驗證、收集、分析來自社交媒體的數據和信息的過程。簡單來說，社交媒體情報的過程契合了普遍意義上的情報周期（Intel-ligence Circle）環節，并且社交媒體情報的搜集、分析與運用也符合風險治理的一般框架。圖1展示了社交媒體情報的概念框架。

由于社交媒體使用的公開性與廣泛性，因此社交媒體情報是一種開源情報。以我國的社交媒體使用情況為例，微信、微博、短視頻平臺、貼吧、論壇等社交媒體都是社交媒體情報的數據平臺。社交媒體的公開性和身份的匿名性也決定了社交媒體情報搜集的特征，包括：

1）情報搜集的隱蔽性。社交媒體上的用戶大多為虛擬身份，為情報搜集提供了隱蔽的環境，大幅降低了情報人員暴露的風險。根據當下社交媒體設置程序編程接口（API）的特征，通過特定的技術手段就可以抓取海量的信息。

2）情報分析的便捷性。社交媒體中的信息一旦屬于社會熱點問題，便會在短時間內引爆輿情并形成極化，從而有利于情報機構迅速捕獲相關的信息與動態。以我國的“微博反腐”為例，當貪腐官員的腐敗線索被曝光在微博之上時，便會引發大規模的“網絡圍觀”，形成輿情，從而為紀檢監察機關提供相應的線索。如此一種輿情極化效應降低了情報分析的成本。

3）情報搜集領域的多元性。社交媒體上分布的信息內容多樣，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在如此繁多的信息類型中搜集情報，有利于把握各個領域的安全態勢。例如，美國公共衛生專家就利用推特（Twitter）上的信息分析HIN1疫情走勢，相較于傳統的流行病學調查方法，通過社交媒體上的公共衛生信息分析流行病走勢，操作更加便捷且效率更高。

4）決策響應的敏捷性。這一特征被稱為“接近實時的態勢感知”（Near Real-time Situational Aware-ness）。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信息相較傳統媒體具有“先發制人”的特征，并能夠迅速形成極化效應，所以社交媒體信息的流量分析可以允許情報機構更快地識別新出現的事件，進而迅速作出決策響應。

然而，單純的信息（Information）并不等同于情報（Intelligence），社交媒體上的信息轉化為社交媒體情報需要明確內在的內容要素構成。借鑒時空數據（Spatio-temporal Data）中的3個基本要素——何時（When）、何地（Where）以及何種內容（What），學者羅列了社交媒體情報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3個要素之間并不是相互獨立的關系，在任何兩種要素的疊加中，可以為預測第三種要素提供相應的信息，這有利于在情報要素不完整的情況下為情報分析提供思路，其具體的關系如下：

·When+Where→What：在給定的時間和地點中，可以大致鎖定事件的范圍。

·What+When→Where：在確定的事件范圍和特定的時間中，可以大致鎖定事件發生的地點。

·Where+What→When：在特定的地點和事件范圍中，可以大致推斷事件發生的時間。

對于情報而言，以上3個要素的部分提取或者全盤搜集，也不能夠保證情報的準確性。因為情報本身就涉及“可能性”的問題，尤其在情報溝通（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的環節中，更需要考量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才能為有效的決策提供必要前提。故而，在結合社交媒體情報3個要素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分析“可能性”，即學者提供的第4個要素“是否”（whether）。本文用圖2來說明4個要素之間的關系。

2社交媒體情報對提升國家安全水平的優勢

安全與風險息息相關，任何領域的風險都能夠演化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根據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容，國家安全的涵蓋面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安全是一個復雜的“大概念”。對于社交媒體情報來說，其對國家安全的意義在于自身的國家安全情報特征，并且社交媒體情報的特征和價值也能夠契合于“大安全”中的各個組成部分。具體來說，社交媒體情報對提升國家安全水平的優勢可以從兩個維度展開：第一，社交媒體情報是國家安全情報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時代有效運用社交媒體情報可以極大地豐富國家安全情報來源，可以有效提升國家安全的風險感知和識別分析能力；第二，社交媒體情報的全源情報價值有利于推動情報融合，在總體安全觀的部署下建立“大情報”框架，有助于實現國家安全的整體性治理。

2.1社交媒體情報是國家安全情報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身存在提升國家安全的情報價值

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域下，國家安全情報的內涵也超越了傳統的范疇，涉及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安全情報都可以被納入到國家安全情報的范疇當中。當代國家安全情報以保障國民安全為宗旨，是維護總體國家安全的基石和內在驅動力，也是國家安全治理的重要依據。隨著社交媒體日益成為公眾和組織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社交媒體上產生的各類信息極大地豐富了原始情報數據。通過深度挖掘和使用社交媒體中的信息，情報分析人員能夠在網絡世界里盡可能地接近和了解更真實的個人或群體，并能夠準確預測這些個人和群體的活動。通過提取與網絡社交媒體相關的元數據，對賬號注冊信息、發帖時間、發帖地點、發帖設備以及轉發、關注、點贊、回復、提及、超鏈接等社交網絡信息進行綜合分析，能夠挖掘出重點賬號以及幕后的操縱者。有鑒于此，社交媒體情報已經成為國家安全情報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安全局勢的不斷復雜化，國家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傳統安全問題，還需要應對各類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非傳統安全點多面寬，廣泛潛藏于國家和社會的各個領域。與此同時，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多樣化特征，既表現在威脅種類、風險來源、影響后果的多樣化，也反映在威脅源頭、傳播鏈條、傳播方向的多樣化。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開源情報工作可以對全球的信息和資源實行24小時的持續搜集，并通過對這些信息進行分析和處理得到情報產品。因此，開源情報可獲得非對稱性的優勢，從而彌補秘密情報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方面的不足。作為開源情報的重要來源，社交媒體上的任何活動都會留下痕跡，對這些痕跡進行監測和分析，有利于實時掌握個人或組織的動態?？傮w來看，社交媒體情報更多體現了國家安全情報中的“反情報”維度。但是，社交媒體情報對于國家安全的價值也超越了傳統的反情報定義。根據著名情報學家洛克·約翰遜（Loch K.Johnson）的定義，反情報就是要挫敗外國情報機構、恐怖團體和國內顛覆者采取的敵對行動。除了根據社交媒體情報打擊間諜活動和顛覆活動之外，社交媒體情報的應用場景更加廣泛，總體表現為通過感知與分析安全風險，為國家安全的各項決策提供依據，這是社交媒體情報助力國家安全的優勢之一。根據目前社交媒體情報的應用情況，社交媒體情報較為廣泛地應用于4個基本的國家安全場景：第一為反間諜工作，用于及時感知境外情報機構在社交媒體上的間諜、滲透、顛覆等活動。第二為警務工作當中，用于打擊犯罪和遏制恐怖主義；第三為化解社會沖突，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工具；第四為文化安全領域，用于偵測社會流行觀念和思潮的基本特征。

1）社交媒體情報在反間諜工作中能夠精準識別高危賬號，助力定位風險源頭。利用社交媒體來從事間諜、滲透以及顛覆等活動是情報活動的重要表現。例如，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提出所謂“互聯網自由”戰略，正式將通過社交媒體顛覆他國政權當成美國的一大策略。與此同時，域外勢力不僅使用國內外各種社交媒體在中國境內開展反政府宣傳，并且利用AI技術操控政治機器人參與網絡傳播，以達到傳播虛假信息、煽動群體性事件等目的。通過特定的技術手段，可以精準地識別和控制域外勢力操控的高危賬號，并能夠精準地對政治機器人進行有效識別，然后在社交媒體平臺中封禁或者移除這些機器人賬號。

2）社交媒體情報參與警務工作能夠提升恐怖主義識別效率，便于偵測網絡上的激進行為。警務工作是社交媒體情報運用得最為廣泛的場景，尤其是對恐怖主義安全威脅的識別和分析。從國外情報界的經驗中看，類似于ISIS等恐怖主義組織傾向于使用社交媒體招募恐怖分子、傳播恐怖襲擊的信息等。美國國土安全部和聯邦調查局很早就將社交媒體作為研判恐怖主義的情報源，通過對社交媒體上的信息進行分析，能夠偵測到群體激進行為的特征，為提前響應提供決策依據。

3）社交媒體情報參與社會矛盾糾紛治理能夠打破信息不對稱的格局，提升風險回應的效率。作為政府治理的基本工具，社交媒體情報為政府化解社會沖突提供了信息來源。隨著社交媒體在政務流程中的嵌入性不斷增強，社交媒體政府（Social Media Government）成為數字時代的政府新形態。鑒于目前諸多的社會矛盾沿著社交媒體傳播，證明社交媒體對社會矛盾產生了深刻影響。社會矛盾和技術手段客觀上的相互交融，要求社會治理遵循新的信息傳播規律、融入現代數字技術。從具體的手段來看，政府通過監測社交媒體上的信息，能夠打破信息不對稱的格局，及時回應公眾，化解社會矛盾。

4）社交媒體情報參與文化安全治理能夠直觀發掘社會情緒，有利于直接偵測網絡上流行的錯誤思潮。社交媒體是一個國家的社會情緒晴雨表，解讀社會媒體的情報能夠直觀解讀一個社會的情緒狀況。操縱情緒和情緒反操縱成為社交媒體時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掌握一個國家社交媒體的運轉，就掌握了這個國家絕大部分人的話語、行動與社會變化趨勢。一些社交媒體賬號通過“帶節奏”、制造謠言等方式傳播錯誤的社會思潮。在這種情境下，通過輿情監測、推文監測、情緒監測、用戶監測等提煉社交媒體情報，根據用戶分群的畫像研究確定用戶角色、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鏈流動，幫助鎖定敏感用戶，識別風險信息傳播源。

2.2社交媒體情報有利于在情報融合中實現國家安全的整體性治理

社交媒體情報作為開源情報的另一突出特征在于能夠有效推進情報融合。當前國家安全形勢錯綜復雜，各安全要素之間相互影響。這種復雜性決定了要通過信息處理技術和情報方法，發現信息之間的關聯。在此過程中，情報融合是基礎性工作。而開源情報涉及各個安全領域，尤其社交媒體情報的內容廣泛地涵蓋了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各個領域的情報交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情報融合。

根據發達國家（地區）的情報工作經驗，情報融合是實現情報共享、提升情報工作效能的重要前提，尤其在國家安全局勢復雜化的當下，情報融合能打通不同部門之間情報工作壁壘，在情報共享中使情報工作高效運行，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傮w國家安全觀中的各個安全領域都有自身相對獨立的情報工作，只有統籌各領域的情報工作，建立“大情報”工作，才能使中國國家安全情報在實踐中發揮出最大效能。在這個意義上，社交媒體情報的開源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個情報領域之間的界限，能夠進行跨域安全情報搜集，通過常態化的大數據分析可以同時對多安全領域或復合型安全問題提供有效的決策參考，從而推動情報融合，實現情報的跨界運用。

社交媒體情報推動的情報融合同時能夠推動國家安全的“整體性治理”，這是社交媒體情報助力國家安全的另一重要優勢。隨著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情報驅動的整體性治理強調安全問題的回應要從“分散管理”到“整體聯動”，特點是多主體、多目標、多任務。整體性治理是總體國家安全觀視域下的重要治理模式，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強調，強化國家安全工作協調機制，完善國家安全法治體系、戰略體系、政策體系、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構建全域聯動、立體高效的國家安全防護體系。由于安全問題的復雜性和場景之間的交疊性，無論是情報分析還是問題回應，需要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同配合，構建一個系統化、多層次、多領域的國家安全治理體系。圖3提供了一個社交媒體情報參與國家安全整體性治理的框架。

根據圖3，社交媒體情報對于國家安全整體性治理的核心價值在于：第一，在情報搜集和分析階段，社交媒體情報的全源性和開源性打破了各部門機構之間的信息數據孤島，并且提供了全樣本、全方位的動態安全數據。每一個部門機構都可以實時監測搜集社交媒體上的信息流，研判潛在的安全風險點，研判安全事件的發展走勢。第二，在風險監測預警階段，不同部門機構之間能夠在共同可獲取的社交媒體數據基礎上迅速實現社交媒體情報的共享，并在不同部門所分析的不同情報之間進行整體性的情報協同分析，提煉出社交媒體情報中“What”“When”“Where”“Whether”各要素，根據安全風險的可能性進行及時預警。第三，在安全風險的應對階段，社交媒體情報為特定安全問題的回應提供了兩方面的優勢：一方面，通過對社交媒體情報各個要素的分析，能夠精準把握安全風險的“時一空”內容，進而作出回應的決策；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上的輿情信息可以幫助有關部門及時把握公眾心理，通過及時有效的風險溝通引導公眾的風險認知，化解由公眾認知偏誤導致的次生風險。第四，在安全治理的全過程中，社交媒體情報的場域特性和動態性強化了社交媒體情報的“干預性”特征。一方面，社交媒體情報可以對涉及國家安全的相關問題進行動態搜集、分析和追蹤，提供持續性的動態情報；另一方面，社交媒體情報可以成為“反情報”的場域，對國家安全問題的網絡策源與傳播采取精準的“干預”手段，作為安全風險回應的有效補充。

綜合來看，社交媒體情報從情報搜集與分析、風險監測與預警、安全風險回應等角度提供了從“預防”到“回應”的全鏈條安全治理機制，為國家安全整體性治理提供了有效助力，契合了建設新時代國家安全體系的要求，對提升國家安全的整體性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價值。

3未來社交媒體情報運用的優化路徑

外部環境的深刻變革為情報學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應對更為復雜的國家安全形勢，需要更大限度地發揮社交媒體情報的效能?？偟膩砜?，信息過載、情報失真以及社交媒體情報的使用倫理問題是社交媒體情報分析和運用面對的挑戰。針對這些問題，本文進一步結合社交媒體情報研究、情報分析研究等新成果，分析未來社交媒體情報運用的優化路徑。

3.1錨定“信息過載”和“情報失真”的問題，提升社交媒體情報的分析水平

理想情境下的情報過程是情報機構能夠在社交媒體的海量信息中準確地厘清不同要素，進而精準定位國家安全事件的場景。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海量的數據和信息不僅會為搜集與分析帶來困難，而且分析出來的情報可能本身也存在失真的特征。

第一種問題是情報搜集與分析中常見的“信息過載”（Information Overload）和“處理差距”（Pro-cessing Gap），這體現出數據量和數據分析方法之間的不平衡關系。為了應對這一問題，首先就是要確定情報搜集的目標，“只有確定了情報的核心目標，才能夠正確地解碼情報”。根據近年來國際情報學界對社交媒體情報的研究，提升社交媒體情報的分析水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在社交媒體海量的數據中，要根據國家安全的場景對數據進行過濾，針對場景進行有針對性的數據監測；其次，提高信息技術工具的應用率，廣泛地將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網絡分析、自然語言處理、聚類分析等手段應用到數據搜集和分析當中。根據安全議題的演化規律，對數據進行分層處理，按照數據顯示出的風險等級進行歸類，以供決策者對不同等級的風險做出不同的響應；第三，提升情報分析人員的能力水平。在情報分析中，機器和人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優勢，二者都不能夠被對方完全替代。情報學作為一種認知科學，人的作用是不可能被抹殺的。正如一名情報學專家指出：“相機再簡易，也不能夠替代專業的攝影師”。在情報分析方面，國內學者針對原有情報分析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分析為中心”的情報方法。該方法指出，多學科知識的整合以及不同背景專業人員的合作已經成為情報分析研究的共識，針對復雜的國家安全問題，社交媒體情報分析也必然要依靠跨學科、跨領域的情報分析團隊來完成。另外，不同領域的情報分析人員也要提升情報分析的共性能力，即提升對推理、概率和不確定性、數據分析和假設檢驗、可視化和信息管理等理論的理解。

第二種問題則關注了情報存在的失真問題，即情報的內容難以和情報的目標實現根本性的契合。在屢見不鮮的“情報失敗”案例中，情報界開始反思，指出如何在情報不準確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提升情報的價值。為了回答這一問題，國外情報界的新近研究提出了一種“內在主義”的情報方法（Interalist Approach）。傳統的情報分析更多是結果導向的，即致力通過情報為決策提供更加可靠的證據和準確的判斷，而內在主義的情報方法則更多關注情報內在的特征。這種分析方法對于社交媒體情報的搜集和分析而言具有良好的借鑒價值：第一，關注社交媒體情報所嵌入的背景，在復雜的社會系統中（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分析情報中事件可能產生的原因。一方面為安全風險的“源頭治理”提供線索；另一方面有助于構建國家安全問題的新場景。第二，在社交媒體情報的What、When、Where以及Whether的各個要素中凸出關注“Whether”要素，在情報不準確的假設中分析未來所有的可能性，并在協同分析中對不同的可能性進行優先性排序。第三，站在決策的角度，分析決策者針對情報內容可能采取的回應方式，并對其進行評估，這有助于站在決策者的立場上去分析情報的重要性。

3.2重視社交媒體情報過程中的倫理風險，實現維護國家安全和保護個人隱私的平衡

情報過程中的倫理問題始終是情報學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對于是否有“情報倫理”的概念，情報學界始終存在著爭論，一種觀點認為，對情報過程加以倫理約束同樣會限制危害個人與國家安全的信息的揭露，因此，情報的倫理約束反而會對個人和國家的安全造成損害。然而這種論調本身就存在問題，因為情報倫理指涉的對象往往是具體的，而情報的目標在很多情況下是模糊且不確定的。極端地看，如果在侵犯個人權利基礎上獲得的“情報”被證明為沒有價值，那么到底是否應該為情報過程設置道德約束？尤其對于社交媒體情報的搜集來說，其損害個人隱私權的風險更高，尤其是劍橋分析丑聞的揭露，使得安全界進一步去反思大數據分析的優勢和弊端。

社交媒體的特征決定了數字公共領域中倫理問題的復雜性，當用戶在使用社交媒體進行交流溝通的時候，所有的網絡痕跡都會被跟蹤與儲存。社交媒體的產生模糊了隱私權的概念，但這并不意味著社交媒體上不存在公民的隱私權。社交媒體情報的倫理問題在于，應該如何管理以及使用這些數據，換言之，社交媒體數據使用的界限在哪里。第一，如果將社交媒體視為開源情報的數據載體，那么社交媒體情報的數據來源必然是社交媒體上可識別以及可發現的信息，當個人或者用戶出于個體的偏好人為設置訪問障礙的時候，就是社交媒體情報的搜集界限。當然，隱私設置僅僅是個人的行為，隱私設置的內容對于社交媒體的管理端而言仍然是開放的，對于此，社交媒體情報中的倫理問題需要情報機構、社交媒體平臺以及用戶協同參與。不僅情報機構要恪守情報搜集的界限，社交媒體平臺要重視對用戶隱私和偏好的保護，用戶也應該加強自身的數據安全意識。第二，當捕捉和研判到安全風險時，對于公民信息的使用和調取，必須要在法律允許、當事人知情的基礎上展開。再以微博反腐為例，當一張照片上的官員被發現戴著價值不菲的名表時，可以認為其有貪腐嫌疑，但不能在嫌疑的基礎上隨意地去調查其銀行流水?？偟膩砜?，為了回應社交媒體情報的倫理問題，大衛·奧曼德在《社交媒體情報導論》中提供了5條原則：①必須要用充分的、可持續的理由，能夠讓公眾認識到機構搜集和使用社交媒體數據的意義和目的；②必須要有誠實（Integrity）的動機，整個情報過程必須合理明確，并且情報的溝通與使用不應受到任何壓力的影響；③情報手段必須適當且必需。任何情報行動可能造成的損害要與求取的保護價值相一致；④社交媒體情報活動必須由權威機構授權，并受到相應的監督；⑤盡可能地使用開放獲取的資源，“秘密的”情報手段只能在授權的基礎上“不得已而為之”。

4結語

面對愈加復雜的國家安全形勢，應當全面提升情報工作的水平。隨著網絡時代的深度演進以及網絡技術的不斷升級更新，社交媒體將在人類社會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由此，社交媒體情報立足于其優勢，可以進一步發揮情報的“耳目”“尖兵”作用，在推動情報機制的協同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其應用場景，拓展情報的循證決策空間，并在完善風險預警體系、應急管理體系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基于社交媒體情報對于提升國家安全水平的優勢，本文提供了一個整體性、系統化的分析，用以說明社交媒體情報和國家安全之間的相關關系。從研究局限的角度看，本文偏向于規范層面的理論分析和討論，而社交媒體情報所涉及的情報周期是一個實操性、應用性的問題，因此未來的相關研究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第一，立足于現有理論基礎，從技術層面分析社交媒體情報的搜集和分析問題，例如態勢感知、協同分析，進一步從應用的角度理解社交媒體情報的國家安全價值，提升社交媒體情報的技術和方法。第二，結合現有社交媒體情報的應用案例，分析社交媒體情報在具體使用過程中仍可能存在的不足和局限，從而有針對性地提出更具現實意義的社交媒體情報應用的優化方案。第三，進一步強化比較研究，借鑒情報理論與實踐的先進經驗。必須時時警示，情報是一把雙刃劍，不適當的情報工作不僅不會維護國家安全，反而會在損害公眾權利的同時產生新的安全風險。因此，社交媒體情報工作要錨定其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方位，廣泛學習參考國外情報界有關社交媒體情報工作和研究的新方法新經驗，在提升技術與重視倫理的角度協同提升社交媒體情報的效能。質言之，未來有關社交媒體情報的研究要將理論和實踐有機統一起來，全方位拓展社交媒體情報的研究價值和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