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走出去”需重點關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

文/孟寒 編輯/蔡正坤 王亞亞

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加速，各國對關鍵環節、核心技術和重要資源的競爭日趨激烈。同時，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變幻波譎云詭，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面臨不確定性上升。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具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完備的制造業產業集群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在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過程，中資企業既具備一定的稟賦優勢，也面臨新的挑戰。

中資企業“走出去”既是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分工、布局國際生產網絡的重要方式，也是保障國內能源資源供應、增強國內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重要著力點，還是我國與國際產業鏈價值鏈深度融合、延緩“脫鉤”的重要抓手。因此，中企“走出去”需重點關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不斷增強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掌控力。

中企“走出去”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保持較快的增速。來自商務部的數據，2022年，我國對外全行業直接投資1465億美元，同比上漲0.9%。其中，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169億美元，增長2.8%；截至2022年末，中國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存量超過2.5萬億美元。近年來，中企“走出去”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呈現新的特征。

一是中資企業對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掌控力不斷上升。在產業鏈供應鏈上游，“走出去”中企對關鍵資產和重要資源的掌控力逐漸增強。2022年11月，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下稱《投資統計公報》）?！锻顿Y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中國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采礦業對外直接投資金額分別為122.3億美元和82.4億美元，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比重較2019年分別上漲4個和1個百分點（見附圖）。在產業鏈供應鏈中游，中國制造業企業布局全球產業鏈愈加成熟。一方面，由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技術和研發資源豐富，“走出去”中企將部分研發環節布局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豐富、市場潛力大，“走出去”中企將部分生產環節布局于發展中國家。以手機行業為例，2017年以來，我國國內手機市場日趨飽和，技術相對成熟，海外市場成為國產手機品牌開發的藍海。美國國際數據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數據顯示，2021年以小米、三星、維沃（vivo）、真我（realme）、歐珀（OPPO）為代表的中國手機企業出貨量占印度手機產量的84.2%。在產業鏈供應鏈下游，中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布局生產性服務業?！锻顿Y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中國批發零售業對外直接投資281.5億美元，連續多年保持較快增長，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比重較2019年上漲1.2個百分點；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50.7億美元，同比增速35.5%。

二是中資企業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能力不斷上升。近年來，中國涌現大量世界一流跨國企業，整合全球資源能力大幅提高。一批龍頭企業、隱形冠軍、獨角獸、“專精特新”企業主動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網站顯示，截至2021年底招商局港口共投資參資25個國家和地區的42個港口，有效維護了全球供應鏈暢通，提高了物流體系風險應對能力。青山、紫金礦業布局全球鎳礦、鋰礦等新能源礦產，支撐其全球新能源領域領先地位。此外，中企積極融入歐美生產網絡，不斷增強利益融合，延緩“脫鉤”。2022年8月，寧德時代宣布在匈牙利與梅賽德斯—奔馳合作建設第二座歐洲工廠，投資規模約為73億歐元，規劃動力電池產能100GWh，計劃為奔馳、大眾、寶馬等供貨，積極融入歐洲市場內部。

三是中資企業順應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趨勢加速布局東盟。東盟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企把握趨勢加快布局該區域。東盟官方網站數據顯示，2021年，流入東盟外國直接投資金額高達1792億美元，同比增長46.6%，流向制造業的比例為25.8%。其中，來自美國、歐盟、東盟內部、中國和日本的投資分別占22.5%、14.8%、13.1%、7.7%和6.6%。東盟日益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合作的延伸、嵌入和補充?！锻顿Y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中國對東盟投資197.3億美元，增速連續兩年保持22%以上，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為11%，較2019年上升1.5個百分點。以紡織服裝業為例，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為規避美國加征關稅，部分中資企業將工廠設在東盟國家，從中國國內進口中間品，在東盟國家組裝加工。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對東盟出口紡織品491.2億美元，同比增長24.9%。其中，以紡織織物、紗線為代表的服裝中間品和原材料占比超過八成。

中企“走出去”構建產業鏈供應鏈的挑戰

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過程中，世界各國紛紛出臺舉措保障本國產業鏈安全，中企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風險不斷上升，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面臨挑戰。

一是海外外資審查限制政策不斷強化，中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產業鏈供應鏈關鍵技術渠道收緊。2022年8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發布的《美國2021年度外資審查報告》顯示，2021年涉及中國投資者審查申報為45項，同比上漲104.5%，其中10項涉及關鍵技術交易。2022年9月歐盟發布的《歐盟2021年度外資審查報告》顯示，2021年歐盟成員國向歐盟委員會提交29項涉及中國投資者可能損害成員國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通知。此外，2022年，美國和歐盟通過芯片法案組建芯片聯盟，中國芯片行業跨境收購舉步維艱。

附圖 2019年、202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行業占比

二是強制資產剝離風險增加，或將削弱中國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聯系。2022年11月，以影響國家關鍵礦產產業鏈供應鏈和國家安全為由，加拿大要求中礦資源、藏格礦業、盛新鋰能等三家中企剝離其在加拿大的鋰礦資產。截至2023年3月，中礦資源、盛新鋰能已經將持有的加拿大公司股權出售。2022年，英國強制要求中國聞泰科技公司全資子公司安世半導體出售此前收購的英國紐波特晶圓廠（Newport Wafer Fab）至少86%的股權。同年，意大利政府以交易參與者未能按“黃金權力”法規（2012年意大利政府制定了“黃金權力”法案，賦予政府保護銀行、能源等對國家利益具有重要戰略行業免于落入非歐盟成員實體的特殊國家權力）通知意政府為由，批準取消中國中車于2018年已完成的對軍用無人機制造商阿爾卑（Alpi Aviation）的收購。

三是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社會風險上升，中企布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安全風險加大。政治上，美國加緊推進“友岸外包”和“印太經濟框架”，中企參與全球產業鏈重構面臨的政治風險上升。經濟上，全球綠色轉型加速，各國對電動汽車等清潔能源技術所必需的關鍵礦物爭奪更加激烈。2022年，青山控股集團遭遇“倫鎳事件”。印度莫迪政府將“查稅武器化”，小米、歐珀（OPPO）等中資企業遭遇稅務風波。中企“走出去”面臨的外部不確定性上升。在國際社會風險上，2023年3月，國際智庫經濟與和平研究所（IEP）公布的《全球恐怖主義指數2023》顯示，2022年，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尼日利亞、緬甸等中國投資較多的國家和地區，在全球恐怖主義排名較高，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投資的中資企業人員和資產安全風險較高。

政策建議

立足商務工作“三個重要”（即商務工作是國內大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樞紐，在新發展格局發揮重要作用）定位，政府需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健康有序發展，支持具有雙循環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鼓勵產業鏈塑造型、供應鏈保障型、價值鏈增值型對外投資，推動投資與貿易融合發展，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效益，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中嵌入更多中國要素，實現利益深度交融，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助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一是合理布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強國內外的產業銜接，鼓勵企業在境外開展技術研發、制造、營銷網絡等領域的投資合作，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鼓勵企業深度參與綠色低碳、數字經濟等國際合作，擴大新能源對外投資，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合作，主動融入全球數字產業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在技術成熟、國際市場有需求的行業，有序推動對外投資，兼顧安全與效率，提高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和市場份額。鼓勵生產性服務業國際化發展，創新發布更多優質公共服務產品，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助推我國產業鏈逐步向周邊延伸和外溢，《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生效后，圍繞我國動力的多層次區域產業鏈將逐步成型，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更加明顯。

二是創新投資方式、優化投資主體。鼓勵企業多元化、多手段、多渠道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綠地投資相較于并購投資受到的監管或審查相對較少，鼓勵企業采用綠地投資、并購、參股、股權置換等多種手段參與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優化投資主體，支持各類所有制、各地區、各層次有條件的企業有序“走出去”，積極培育一批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培育“鏈主”企業及“專精特新”中小微企業“走出去”。加快中企與當地經濟、社會多個層面的融合進程，積極履行法律責任、社會責任和道義責任。

三是加強境外風險防控，著力完善對外投資合作服務保障體系。加強對外投資的保護和救濟，升級投資保護協定，落實《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把規則優惠轉變為企業實際利益，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重構，優化國際制度環境，更好服務中資企業“走出去”。優化對外投資合作多雙邊工作機制，切實解決中資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問題。發揮境外商會作用，內部協調跨境并購，防止中資企業扎堆并購導致內部競爭。統籌發展與安全，完善對外投資合作重點國別風險評估，關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動態，做好盡職調查，提早防范化解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