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保險對我國家庭消費的影響

張宗怡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070）

一、引言

投資、出口、消費一直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大核心力量。近十年來，我國經濟增長更多的是由投資和出口推動，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這一核心力量在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進程中一直不及投資和出口，雖然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呈大幅增加趨勢，但我國居民的消費率卻一直處于低水平。擴大消費需求，增加居民消費，解決消費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是當前政府和眾多學者普遍關注的問題。引起消費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很多，社會保障制度和消費需求的關系不容忽視，尤其是在社會保險中占比最大的養老保險。因此，探究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具備重要的現實意義。

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和養老保險制度的健全，國內學者也越來越關注養老保險與家庭消費的關系，但由于研究方法和數據選取等問題，至今未得出明確結論。針對二者的關系主要有以下三種代表性觀點，第一是養老保險促進了家庭消費支出。褚文杰等（2020）利用2009-2018 年黑龍江省統計年鑒數據，以灰色理論為基礎，以養老保險覆蓋率、繳納率等六個基本養老保險指標的樣本數據為依據，分析得出居民消費水平隨基本養老保險水平的提高而提高。[1]王亞柯和劉雪穎（2020）利用2018 年CHIPS 數據研究得出參保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對促進家庭消費支出有顯著影響，對低收入家庭和老年組家庭效果更佳明顯。[2]臧旭恒和李曉飛（2021）選取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2013-2017 年三期的微觀家庭面板數據，從收入效應和預期效應兩方面研究養老保險“多軌制”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得出養老保險能夠促進家庭消費支出，不同參保類型家庭的消費支出和養老保險的保障程度正相關。[3]第二是養老保險抑制了家庭消費支出。白重恩等（2012）采用了我國2002-2009 年城鎮住戶調查數據研究發現：養老保險改革前，若居民被養老保險覆蓋并且繳納養老保險費之前的收入標準維持穩定，那么當期的繳費壓力會顯著降低該家庭的消費水平，養老保險繳費率的上升最終基本全部轉化為消費支出的降低。[4]侯平森（2021）以重慶為例，研究提出養老保險繳存會降低居民當期可支配收入，居民當期消費又與收入關系密切，進而養老保險繳存對居民消費存在消極影響；同時根據預防性儲蓄理論，居民繳存養老保險會降低他們為預防養老儲蓄的動機，從而增加促進居民遠期消費。[5]第三是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不顯著。李珍和趙青（2015）利用1987-2012 省際面板數據，并依據我國養老保險制度轉型過程構建了基于中國經驗的消費函數模型，他們發現在轉型前養老保險會抑制居民消費，轉型過程中有微小的促進作用，轉型后養老保險的保障水平幾乎不會影響居民的消費水平。[6]王旭光（2017）利用CFPS 數據和斷點回歸設計得出在不考慮樣本存在自選擇的問題時，是否參加新農保不會對60 歲以下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產生影響，參加新農保對60 歲以上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有積極影響；如果考慮樣本的自選擇問題，是否參加新農保則不會顯著影響農村居民消費。[7]

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總結，發現學者們關于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這一問題的研究雖在研究方法和實證模型上有所限定和擴展，但研究結論存在分歧，并沒有形成一致的觀點。已有研究中養老保險對城鎮家庭消費和農村家庭消費影響的對比研究還較少，也較少引入心理因素分析問題?；诖?，本文利用CFPS2018 年截面數據展開研究。

二、我國養老保險與家庭消費的發展與現狀

（一）我國養老保險的發展與現狀

近年來，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持續增多，由2011 年的61573.3 萬人擴大到2020 年的99864.9萬人，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人數由2011 年的28391.3 萬人擴大到2020 年的45621.1 萬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參保人數由2011 年的33182.0 萬人擴大到2020 年的54243.8 萬人，年均增長率分別為5.41%，5.61%，5.52%。在人均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方面，城鎮職工和城鄉居民的人均繳納金額均成逐年遞增趨勢，但兩者間的差距逐漸拉大，2011 年城鎮居民人均繳納7834.3 元，城鄉居民人均繳納450.9 元，差值7383.4 元；2020 年城鎮職工人均繳納13505.0 元，城鄉居民人均繳納1271.2 元，差值12233.8 元。人均繳費金額的提升一定程度說明了居民對養老保險信任度和依存度的增強，城鄉差距擴大也說明城鄉發展失衡。

（二）我國居民消費的發展與現狀

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升，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2011 年的15160.9 元增長到2020 年的27007.4 元，年均增長率6.63%。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2011 年的5221.1 元增長到2020 年的13713.4 元，年均增長率11.33%。在居民消費結構方面，我國城鄉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都在整體上呈遞減趨勢，意味著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在總支出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居民消費選擇愈加多樣化，生活水平有所提升。另外，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偏低于同期的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說明我國城鄉發展存在一定差距，城鎮比農村富裕。

三、養老保險對我國家庭消費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影響的作用機制分析

行為經濟學家Thaler 和Shefrin 等人將預期理論應用于消費行為的分析，提出了行為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以現實中對人們消費存在重要影響的行為因素為切入點，認為人們在消費時會面臨當期消費還是延期消費的決策問題，為延期消費在現階段儲蓄，就需要犧牲眼前的效用，這是一種通過強大的“意志力”控制管理自己，以避免由于當下商品的誘惑導致消費行為的過程，會帶來“心理成本”。同時，這個決策問題會讓消費者陷入一種自我矛盾的困境，于是行為生命周期理論針對這種情況利用“雙重偏好結構”展開分析：消費者同時存在兩個完全相反的行為偏好，一個是只重視即時利益，傾向于眼前消費，更多依據感情做出選擇的“行動者”，另一個是更重視長遠利益，注重終身效用最大化，更多依據理性分析做出選擇的“計劃者”。Thaler 和Shefrin 引入“心理賬戶”來解決這兩個不同偏好之間的沖突。他們依照資產的來源將其區別成現期收入、現期資產、未來收入這三個不同的心理賬戶，現期收入賬戶由于眼前消費最具吸引力，所以把該賬戶中的資產用于儲蓄減少消費所付出的心理成本最高；現期資產賬戶所需付出的心理成本其次；未來收入賬戶所需付出的心理成本最低，因此，消費者更喜歡優先用現期收入賬戶滿足自身需求。并且心理賬戶中資產存量的多少會影響吸引力的程度，余額越多，吸引力越大。所以，如果將資產從較高消費傾向的心理賬戶移動到較低消費傾向的心理賬戶，可以增加儲蓄降低現期消費（張力和陳加旭，2011）。[8]依據行為生命周期理論，養老金屬于未來收入賬戶，對當前消費的刺激最??；而養老保險繳費來自于現金收入賬戶，會增加居民消費的心理成本。但隨著近年來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以及養老金待遇水平的不斷提高，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居民的心理壓力，使他們從行動者向計劃者轉變，促進家庭消費支出。

根據對行為生命周期理論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享有養老保險對居民的家庭消費有促進作用。

2.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行為影響的作用機制分析

養老保險制度屬于一種國家干預政策，它通過影響參保者一生中的收入流來影響其消費行為。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有征收和發放兩個機制。從征收階段考慮，60 歲以下參保的城鄉居民需按規定繳納保險費用，這可看成一種強制性儲蓄，會減少參保者當期的可支配收入，進而對當期的消費水平產生消極影響，這被稱作“擠出效應”。同時，城鄉居民參保養老保險使得他們對退休后的收入水平更加樂觀，降低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從而會削減現階段的預防性儲蓄，增加消費，這被稱作“預期收入效應”。所以，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作用方向由這兩種效應的孰大孰小共同決定。從發放階段考慮，年滿60 周歲符合領取規定的城鄉居民可按月領取養老金，這直接增加了老年人當期的可支配收入，可能會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和意愿，從而增加消費支出。

消費壓力感知是現階段專家學者在研究消費行為時的關注焦點，是指居民在進行消費活動時察覺到的心理壓力水平。當前眾多研究表明，壓力感知會顯著影響居民的儲蓄行為和消費水平，總體而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壓力可能使居民更傾向于增加當期儲蓄，因為財務約束和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是壓力的主要來源，增加儲蓄可以有效降低居民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壓力可能會導致個別消費項目的支出增加，這些項目大多是居民認為的必需品或者居民在壓力作用下認為必需的消費，原因是這種支出可以增加他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控制感，緩解心理壓力。居民對消費壓力的感知大多是由以下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家庭收入和資產的限制導致居民只能根據消費項目的重要程度優先滿足一部分需求，這造成居民在排序抉擇時心理壓力增加；另一方面是未來的收入水平可能會產生波動、消費環境也難以預測，導致居民產生心理壓力并影響其消費決策。然和這對應的是，養老保險的“預期收入效應”可以降低不確定性帶來的消費壓力感知，養老保險的“擠出效應”可以提高居民的收入和資產限制導致的消費壓力感知?？偟膩碚f，養老保險的“預期收入效應”“擠出效應”通過對居民的消費壓力感知的作用來影響其消費行為，作用方向取決于兩種效應的力量對比。值得注意的是消費壓力大小受消費事件的重要性、不確定性、有利性以及年齡、性別等個人特征影響，所以養老保險對于消費壓力感知的影響在不同項目，不同人群中存在區別（田玲和劉章艷，2017）。[9]

根據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2：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促進作用受到消費壓力感知的影響，不同消費項目和不同人群受消費壓力感知的影響越大，促進作用越小。

（二）數據來源及變量選取

本文實證部分利用的數據為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8 年的截面數據，并在最初數據的基礎上展開了處理。首先，篩選出研究需要的變量，并且刪除了數據缺失的樣本以及調查結果為不知道和不適用的樣本。其次，剔除戶主年齡小于16 歲的樣本以及數據嚴重失真的樣本，本文認為食品消費和日用品消費是家庭不可缺少的支出，因此剔除這兩項為0 的樣本。接下來為了降低數據的波動性以及克服變量間的非線性問題，對各項消費支出、家庭收入、家庭資產加1 之后取對數進行標準化處理。

本文旨在研究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被解釋變量就是家庭總消費支出（pce），為了更加詳細的分析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具體影響，將食品、衣著鞋帽、家庭設備及日用品、文教娛樂、醫療保健這五個有代表性的支出細項也作為被解釋變量，同時本文又將家庭消費劃分成生存型消費（survival）、發展和享受型消費（development）兩類以研究養老保險對家庭不同類型消費的影響，其中，生存型消費由食品、衣著鞋帽、居住、交通通訊支出加總得到，發展和享受型消費由家庭設備及日用品支出、文教娛樂、醫療保健、其他消費支出加總得到。

本文的解釋變量為是否享有養老保險（ins）。城鎮從業人員可以參保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城鎮非從業人員可以參保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農村居民可以參保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機關或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可能沒有參加社會養老保險項目，但他們離退休后會由工作單位發放離退休金，也視為參保養老保險；此外居民還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擇是否參保商業養老保險。戶主作為家庭風險的主要承擔者，其社會保障情況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家庭的社會保障水平，若戶主參與以上任意一種，則認為其所在家庭享有養老保險，賦值為1，反之為0。

消費決策大多從家庭層面做出選擇，家庭特征會對家庭消費產生影響；同時，戶主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也是家庭風險的主要承擔者，其個人特征也會對家庭消費產生影響，所以本文選取了一系列家庭特征變量和戶主的個人特征變量作為控制變量。

表1 變量說明

（三）模型構建

根據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本文建立最基本的OLS 回歸模型，全樣本模型如下：

其中，代表截距項，代表擾動項，分別表示家庭的總消費支出、生存型支出、發展和享受型支出、食品支出、衣著鞋帽支出、家庭設備及日用品支出、醫療保健支出、文教娛樂支出。

進一步考慮到城市和農村養老保險本身的差異性以及經濟發展水平、消費習慣的不同，有必要對二者進行分別研究。在研究養老保險對城鎮和農村兩個地區的影響時將全樣本按照戶主戶口類型分為兩類，分樣本模型如下：

（四）描述性統計

研究應用Stata14.0 對取對數前的樣本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從表2 可知，我國居民家庭消費的均值為6.14 萬元，最大值為18.2 萬元，最小值為120 元；家庭的生存型消費的均值為3.81 萬元，最大值為6.13萬元，最小值為96 元；發展和享受型消費的均值為2.32 萬元，最大值為166.46 萬元，最小值為24 元；通過以上數據的對比，可以發現當前家庭消費還是以生存型消費為主，并且消費差距較大。從家庭的各項消費支出看，食品、衣著鞋帽、家庭設備及日用品、醫療保健、文教娛樂的支出均值分別為1.92 萬元、0.32萬元、0.99 萬元、0.53 萬元、0.68 萬元，食品和日用品消費占據大半消費空間。樣本中的養老保險參保率為68.59%。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養老保險對我國整體家庭消費的影響分析

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對各項消費支出和是否享有養老保險進行回歸，表3 的回歸結果表明，養老保險對家庭發展和享受型消費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對生存型消費有抑制作用，持有養老保險使家庭發展和享受型消費增加10.9%，生存型消費減少5.0%。由于兩種作用的正負抵消，養老保險對家庭總消費支出的影響不顯著。從計量結果分析，養老保險能夠顯著促進家庭的發展和享受型消費，這與我們的預期是一致的。因為發展和享受型消費包含家庭設備等耐用品，教育、保健等消費支出也是居民基于整個生命周期做出的選擇，這些消費往往是跨期的，同時，從居民的消費心理分析，發展和享受型消費對消費壓力的感知較小，增加發展和享受型消費支出有利于通過提高受教育水平增加未來的經濟收入，也有利于保持身體健康以降低未來受到疾病風險的沖擊，如此，可以增加他們對未來的控制感，緩解心理壓力。而生存型消費中的食品支出、衣著鞋帽支出屬于非耐用品，幾乎是居民每天都要面對的消費支出，居民往往認為其重要性和有利性不及教育和健康等發展和享受型消費支出，當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居民會根據自身經濟狀況進行分配，這些消費項目由于對消費壓力的感知比較敏感而受到抑制。如果居民的收入水平和養老金待遇水平進一步提高，都將表現為促進作用。此外，養老保險對于家庭的各細項消費支出存在不同程度的影響，對食品支出存在負向影響，對日用品、衣著鞋帽、醫療保健、文教娛樂存在正向影響，這也與養老保險會影響居民消費壓力感知有關，消費壓力大小受消費事件的重要性、不確定性、有利性以及年齡、性別等個人特征影響，所以養老保險對于消費壓力感知的影響在不同項目，不同人群中存在區別，進而對于各項消費的影響效果存在差別。

在控制變量方面，居民家庭收入能夠顯著促進家庭消費，回歸系數為0.243，對各細項消費支出都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家庭資產對家庭消費的促進作用為15.2%，對各細項消費支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家庭規模對各細項消費支出和家庭總消費支出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符合客觀事實，家庭成員越多往往開銷越大；戶口對家庭總消費的作用程度為-15.6%，對生存型消費、發展和享受型消費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負向影響，這說明養老保險對于我國城鄉家庭的消費影響存在差異。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消費支出也會越多。孩子較多的家庭對于食品、醫療保健、文教娛樂消費有顯著正向影響，老人較多的家庭對于醫療保健消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都符合我們的預期，是不同年齡階段人群的成長、生活需要?；橐鰻顟B對家庭總消費的促進程度為14.3%，對食品、衣著鞋帽、日用品、醫療保健消費支出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響，對文教娛樂支出有負向影響。

表3 全樣本中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

（二）養老保險對我國城鄉家庭消費的影響分析

從戶口異質性樣本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見表4、表5），養老保險對城鎮家庭總消費支出影響的回歸系數為正，但不顯著，對生存型消費的回歸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回歸系數為-0.049，對發展和享受型消費的回歸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回歸系數為0.112，即城鎮家庭持有養老保險會在生存型消費上比未持有養老保險的家庭少4.9%，在發展和享受型消費上多11.2%。養老保險對農村家庭總消費、生存型消費的影響不顯著，對發展和享受型消費的回歸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回歸系數為0.099，即農村家庭持有養老保險會比未持有養老保險的家庭在發展和享受型消費上多9.9%。此外，養老保險對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的食品支出有負向影響，對衣著鞋帽、醫療保健支出、家庭設備及日用品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響，對城鎮家庭的影響程度要大于農村家庭，這說明不同消費項目對于消費壓力的感知不同，食品支出對消費壓力的感知最敏感，農村居民對消費壓力的感知也比城鎮居民敏感，是符合預期的。養老保險對城鎮家庭的文教娛樂支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農村家庭的文教娛樂支出沒有顯著影響。究其原因，參加養老保險使家庭退休后的收入增加，退休金屬于持久性收入，家庭消費支出不會受暫時性收入影響，會受到持久性收入影響，因此參加養老保險減弱了家庭未來的不確定性，會減弱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家庭就會在消費支出上投入更多資金，而和農村地區相比，城鎮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更高，家庭的消費理念和質量追求和農村地區存在較大差別，對持久性收入增加更加敏感，對消費壓力的感知更不敏感，所以受到的影響程度也就更大。同時我們可以發現養老保險對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的醫療保健支出促進作用最大，可能的原因是一般家庭為緩解健康沖擊的預防儲蓄較多，而參加養老保險保障了城鄉居民未來的收入水平不會嚴重下降，以往輕微疾病不就醫的觀念得到改善，同時為預防老年疾病的沖擊，現期的醫療保健支出增加。

在控制變量方面，居民家庭收入、家庭資產、受教育水平、婚姻狀況對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家庭的各項消費支出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與全樣本的研究結果一致。其他控制變量對城鄉家庭消費不同細項消費支出的影響差異也可用城鄉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和居民消費理念的差異來解釋。

表4 城鎮樣本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

表5 農村樣本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

以上的研究結果是以家庭的總消費支出和各細項消費支出作為被解釋變量。為了對模型的穩健性進行檢驗，本文將更改被解釋變量的選取指標，選用家庭儲蓄率來研究養老保險對家庭儲蓄的影響，控制變量與表1 一致。

表6 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表明，養老保險對家庭儲蓄的影響不顯著，與上文被解釋變量為家庭總消費支出的回歸結果相符合，并且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多與被解釋變量為家庭總消費支出時的回歸系數相反，說明模型通過穩健性檢驗。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了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作用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研究假設，緊接著構建基本的計量經濟學模型，隨后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8 年的截面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得到的研究結論如下：（1）從全樣本中，享有養老保險對家庭的生存型消費支出存在抑制作用，對發展和享受型消費支出存在促進作用，由于兩種作用的正負抵消，享有養老保險對家庭總消費支出的影響并不顯著，對各細項消費支出的影響程度也存在差別。這驗證了理論分析提出的研究假設。參加養老保險一方面對家庭收入產生正向預期，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預防性儲蓄的動機，同時居民對不同項目的消費壓力感知不同導致養老保險對各項消費支出的影響效果不同。（2）養老保險對城鄉家庭消費的影響作用不同。在城鎮地區，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與全樣本得到的回歸結果基本一致。在農村地區，養老保險對家庭的生存型消費支出和文教娛樂支出沒有顯著影響，可能的原因是農村地區居民多參保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其對居民的保障水平相對較低，所以在減弱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上的作用有限，進而對消費的促進作用不同于城鎮地區。（3）收入增加是促進家庭消費的動力來源。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增加收入對家庭的各項消費支出均有不同程度顯著的促進作用，對城鎮家庭的促進作用強于農村家庭。（4）受教育水平對于家庭消費也具有顯著的影響。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的各項消費支出越高，尤其對家庭的文教娛樂支出影響最大，這進一步影響了家庭下一代孩子的受教育水平。

基于以上結論，為完善養老保險制度、促進家庭消費提出以下政策建議：其一是繼續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增強公眾的參保意識，著力消除流動性帶來的社會保障障礙，完善外來務工人員和農民工群體的養老保障轉移接續工作。其二，提高養老金待遇水平，拓展資金渠道，增加基金供給，加強養老保險基金的征繳與運營。其三推動養老保險的城鄉均衡，調整農村居民繳納養老保險費用的標準，對農村地區給予更大的財政支持力度，在規章制度、政策參數的制定中對農村地區適當傾斜。其四。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各級政府要健全勞動力市場、完善工資增長機制、實施積極靈活的就業政策、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用人單位和勞動者自身也應注重職業教育培訓，通過提高技能來提高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