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芬紋樣在中國的傳播與會通

儀德剛 錢怡

摘要：作為在世界文化藝術交流史中頗具影響的格里芬紋樣的起源和在中國本土的傳入、傳播與發展，是紡織服飾史和絲路交流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學術問題。結合新近出土的文物和史料發現，文章認為格里芬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紀的古埃及，隨后傳播至兩河流域和古希臘，并伴隨歐洲大陸的“羅馬化進程”向東傳播，通過北方草原民族傳入中國西北地區。元代以格里芬為主題的納石矢織金錦，從藝術和織造技術上綜合反映出了這一歷史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盛況。對格里芬紋樣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對中西方物質文化交流的路徑和范圍理解更加細化，對中國絲織品紋樣史也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關鍵詞：格里芬;有翼神獸;紡織品紋樣;納石矢;中西交流;傳播與會通

中圖分類號：TS941.12;K865.9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0017003（2023）070124

作者簡介：

儀德剛（1971），教授，博導，主要從事技術史、物理學史及科技戰略的研究。

格里芬（Griffin）是西方神話傳說中鷹首獅身的有翼神獸，它在世界文化藝術交流史占有突出地位，中國學者對有翼神獸的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對南北朝陵墓石獸的發掘［1］。近百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研究者對有翼神獸的關注及新的田野考古成果不斷涌現，學術界對有翼神獸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入，從研究的年代、研究的地域和研究的范圍均有所擴展［2-7］。有翼神獸崇拜是遠古先民動物崇拜現象的一種普適表征，世界上許多古老文明的神話傳說都存在有翼神獸的形象，中國本土也有著深厚久遠的翼獸文化及本土化的翼獸形象。先秦時期的《山海經·海內北經》中對窮奇描述為“窮奇狀如虎，有翼”，《史記》和《后漢書》等古代典籍中也有諸多關于有翼神獸如“飛廉”“應龍”“龍馬”“天祿”“辟邪”“扶拔”等形象的文字記述。近代中國田野考古中也出土了一些有翼神獸實物，其中最早的證據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8-9］。一些廣泛傳播的有翼神獸形象從遠古流傳至今，其已脫離了原始動物崇拜而內化為各民族文化內核的一部分，比如在中國瑞獸形象是天祿和辟邪，而在西方則有象征力量與勇氣的格里芬和雙頭鷹等。

圖騰文化是古人對現實世界的觀察與想象，格里芬是人類主觀創造的產物，是多種客觀實體形象的組合，它和中國的龍鳳紋等均是史前狩獵時期古人自然崇拜心理的一種反映。鑒于前期文獻和互補文物材料的缺失，前代學者尚未梳理清楚格里芬沿草原傳播路線和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歷程?！耙粠б宦贰背h的提出使得研究者的目光重新聚焦歐亞大陸，格里芬起源于人類最古老的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并且在歐洲和中亞地區廣為流傳，其作為“一帶一路”上中西文明交融的典型藝術話題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新時代對格里芬紋樣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對中西方物質文化交流的路徑和范圍理解更加細化。本文從時間演變的角度出發，對格里芬紋樣的概念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對格里芬紋樣的起源、傳入中國可能的路線及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做了深入探討。通過立足于中西文化雙向交流的研究視角，結合紋樣造型特征及紋樣織造技術的深入分析，可以讓人們更加全面和客觀地了解中西方之間文化交流的盛況。

1格里芬紋樣的概念、起源與傳入路線

1.1格里芬紋樣的概念

最初意義上的格里芬紋樣指的就是鷹首（鳥首或有喙）獅身并且長有雙翼的神獸形象，但是格里芬在隨后的傳播過程中，與其他各民族文化產生交流融合出現了諸多形象變種，一部分仍然保留其部分造型特點，一部分與當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形象［10］。在此種背景下，學者在對不同文化系統中的格里芬形象進行研究時，會采用不同的格里芬概念，容易造成混

亂。根據目前的研究，筆者認為格里芬紋樣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的概念，分別是狹義上的格里芬、廣義上的格里芬和泛意義上的格里芬（有翼神獸），如圖1所示。狹義上的格里芬即格里芬最初的形象，鷹首（鳥首或有喙）獅身并且長有雙翼，引自古埃及雕刻調色盤局部（藏于英國牛津大學阿什莫爾博物館），如圖1中①所示。廣義上的格里芬為狹義格里芬的變種，主要為其頭部特征改變，包括獅首、獸首和人首等，圖1中②為蒙元時期織金錦袍局部線描稿，內蒙古達茂旗地區前蒙古汪古部墓地遺址出土;圖1中③為巴澤雷克墓出土氈制鞍墊圖案局部;圖1中④為蒙元時織金錦局部（藏于克利夫蘭博物館）。泛意義上的格里芬（實為在自然界并不存在生物實體）則擴大到一切非鳥類的有翼神獸，圖1中⑤為神獸金飾（藏于陜西歷史博物館）;圖1中⑥為蒙元龜甲地瓣窠彩錦局部線描稿，內蒙古集寧路遺址出土;圖1中⑦為北朝天馬連珠紋錦局部;圖1中⑧為蒙元織金錦局部（藏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圖1中⑨為戰國青銅翼獸（藏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本文中格里芬采用廣義格里芬概念，包括狹義格里芬及其變種，泛意義格里芬在本文中則用有翼神獸指稱。

1.2格里芬的起源

翼獸崇拜作為遠古先民動物崇拜現象的一種普適表征，存在于世界上許多古老文明中，如古埃及的斯芬克斯（Sphinx）、古希臘的齊美拉（Chimera）、波斯的拉馬蘇（Lamassu）和森莫夫（Senmurv）等。格里芬是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西方翼獸之一，具有鮮明的造型特征及文化融合象征。公元前三千紀左右格里芬就已經出現在尼羅河流域。圖2為古埃及（NaqadaⅢ，公元前3300—前3100年）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神廟區出土的雕刻調色盤及局部放大［11］，可以看到上面刻有的神獸形象，結合了鷹（“百鳥之王”）和獅子（“百獸之王”）的最佳特征。該造型奠定了日后格里芬的典型特征，鷹首獅身及巨大的雙翼。值得一提的是，希拉孔波利斯又被稱為鷹之城，因在其遺址挖掘出大量鷹隼遺骸而得名，在遺址中還發現有獅子和老虎等珍稀獸類動物遺骸，這也部分印證了格里芬形象源于遠古人類動物崇拜的猜想。

1.3格里芬的傳入路線

東周時期中國至少存在兩種類型的翼獸形象，一種是中國本土化翼獸形象，如圖3［12-14］所示幾種典型的翼獸形象;另一種則是外來的格里芬形象，基本保留了格里芬的造型特征，如圖4［15-17］所示。將圖3與圖4對比可以看出，該兩種類型翼獸具有明顯不同的造型特點，因此推測其同源的可能性較低，應有著其各自獨立的演化發展路線?；诖?，筆者將通過一些出土實物對格里芬傳入中國的可能路線進行探討。

根據目前查找到的格里芬實物考古資料并參考標準地圖（審圖號GS（2016）1567號），筆者對其傳播路線進行了推測，如圖5所示。公元前3000年左右尼羅河流域古埃及最早出現格里芬形象，隨后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兩河流域地區也出現了格里芬的形象，古埃及與兩河流域成為格里芬對外傳播的中心。格里芬紋樣跨越地中海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到達古希臘，在古希臘傳播發展并深度融入古希臘文化中，在古希臘地區考古發掘中有大量格里芬形象實物出土。隨著古羅馬的崛起與擴展，希臘文化中的格里芬形象也隨之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傳遍歐洲，并對歐洲圖騰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斯基泰民族為中亞細亞區域的草原游牧民族，具有很強烈的動物崇拜文化，其在地理上分布的地區也很廣，西自黑海以北，東至伊犁河下游，南達古波斯的北部邊疆，在其與古亞述、古希臘和古伊朗等民族發生接觸交流的同時，格里芬紋樣也傳入斯基泰文化中。位于南西伯利亞的巴澤雷克墓出土了公元前5—前4世紀的格里芬紋樣羊毛氈制鞍墊，蒙古國諾彥烏拉山谷也出土了公元前1世紀—1世紀的格里芬紋樣絲絨氈毯，說明此時期斯基泰文化與東亞文化已有交流。通過對以上分析進行推測，格里芬傳入中國本土可能存在兩種路線：其一是通過古絲綢之路路線，經由中西亞地區傳入中國;其二是通過北方草原民族路線，經由北方的斯基泰和蒙古國等草原民族傳入中國。國內許多學者［3，18-20］認為，格里芬主要通過中國北部的斯基泰草原民族傳入中國，筆者也基本同意這一觀點，并補充更多實物佐證進行詳細討論。

圖5中各小圖樣分別引自：1）雕刻調色盤（局部），希拉孔波利斯神廟區出土;2）圓筒印章（局部），藏于大英博物館;3）格里芬金屬板（局部），藏于大英博物館;4）牌匾（局部），藏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5）格里芬金屬牌（局部），藏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6）氈制鞍墊圖案（局部）;7）鎏金青銅皮帶扣，藏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8）格里芬的頭飾，藏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9）格里芬石牌（局部），藏于大英博物館;10）鳥形格里芬圖案的中國絲織品（局部），蒙古國境內諾彥烏拉山谷匈奴墓葬群出土。

鹿是北方草原民族重要的動物主題，S形卷曲的巨大鹿角是典型的斯基泰藝術特征，圖6（a）［21］、圖6（b）［22］是中國北方地區出土的戰國晚期飾品，圖6（c）［23］是哈薩克斯坦出土的銅牌，鷹首神獸頭部有著夸張的由多個鷹首構成的彎曲長角，身體為馬的造型，刻有裝飾云紋。該造型與俄羅斯南烏拉爾山區菲利波夫卡1號庫爾干出土的格里芬形金器柄和俄羅斯戈諾阿爾泰巴澤雷克2號冢墓出土的頭飾造型風格相似，具有濃厚的草原斯基泰藝術風格。因此據此推測，東周時期中國北方已經與北方草原民族產生了較為深入的文化交流活動，此為格里芬通過北方草原民族路線傳入中國的推測提供了可能的時代文化背景。內蒙古出土的格里芬石牌和蒙古國境內諾彥烏拉山谷匈奴墓葬群出土的格里芬圖案絲織品均繪有格里芬與動物的戰斗場景，兩者的構圖及動物造型具有較高的一致性，是格里芬通過北方草原民族傳入中國的有力佐證，如圖7［24-25］所示。

圖7與圖4均為東周時期出現于中國北方草原的格里芬紋樣，但是兩者卻有著明顯的造型差異。圖4中的格里芬與古希臘的格里芬造型更為接近，如圖8［26-30］所示。根據現有資料，筆者推測其可能是經由斯基泰民族傳入中國。公元前7世紀左右，斯基泰人占領古亞述和古巴比倫地區，并成為古希臘密切的軍事和貿易伙伴，希臘人為斯基泰人提供其制作精良的手工藝品和武器等，斯基泰人則提供其戰斗力強悍的奴隸、木材、糧食和其他農牧業產品。黑海沿海地區甚至出現了希臘裔斯基泰的混血部族，可見當時兩者文化融合之密切。公元前5世紀之后斯基泰迎來了其繁榮時期，由于貿易和統治，其希臘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在此背景下，中國于公元前4—前3世紀左右出現了具有希臘風格的工藝品，其經由斯基泰傳入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經由中亞傳入是否也有可能？如圖9［31-36］所示為公元前8—前5世紀左右中西亞地區的格里芬紋飾，可以看出其造型特征基本保持一致且穩定，彼此之間具有連續性，基本保留了古亞述公元前2400年左右的造型特征。與此同時，其與中國地區出現的格里芬具有明顯的不同特征，據此推斷格里芬經由中西亞地區傳入中國的可能性不大。

2格里芬紋樣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格里芬紋樣至遲在東周時期已經通過北方草原民族路線傳入中國。下面將對格里芬紋樣傳入后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做一個概括的梳理。

2.1秦漢時期

圖10［37-38］為河南洛陽孫旗屯出土的一對有翼神獸石雕，由于該造型廣泛出現于南北朝和兩漢時期的墓葬石刻中，諸多學者對其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對該造型給予了專門的命名：頭上長有雙角的為辟邪，頭上長有單角的為天祿。圖11［39-40］為漢錦中的翼獸文紋樣，可以看出其形象與鷹首獅身的格里芬及戰國時期的格里芬造型均差異較大，雖然仍為翼獸造型，但軀干部更接近于中國牛羊虎犬等本土動物［41］。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雖然格里芬紋樣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傳入中國，但是秦漢以后并未在中國廣泛傳播開來。秦漢至元朝這段歷史時期，中國廣泛傳播的翼獸紋樣更多的是本土化有翼神獸造型［6，20］，并非來自西方的格里芬。

2.2魏晉南北朝與隋唐五代時期

魏晉南北朝與隋唐五代時期是中國古代對外文化交流的高峰時期，其王朝統治者具有少數民族血統，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玄奘求經、絲綢之路等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事件均發生在這一時期。翼馬紋是這一時期最具特色的翼獸紋［42］，出土了較多翼馬紋的紡織品（圖12）［43-45］。

2.3兩宋及元朝

兩宋時期是中國古代美學的巔峰時期，陳寅恪曾評論道“華夏民族的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朝是一個典型的文人社會，崇尚淡雅簡約的理性之美，因此兩宋時期的紋樣多以植物花鳥與幾何紋樣為主，翼獸紋主題的紋樣主要以體現等級地位的龍鳳紋等為主。

狹義和廣義意義上的格里芬紋樣繼戰國之后于蒙元時期盛行。元朝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元帝國的疆域版圖橫跨歐亞大陸，從遼東一直到東歐，基本涵蓋了今天所謂的遠東、中亞、西亞和歐洲東部。元朝時期中原漢民族和中亞等民族同為蒙古人管轄，雙方在日常的交流中發生接觸和影響，彼此的文化也在碰撞中融合和發展，格里芬紋樣也在這種中西文化大交融的時代背景下再次于中國傳播開來?，F存元朝時期的紡織品中有較多具有格里芬主題，因此本文后續將重點以元朝時期的格里芬紋樣紡織品為例，從紋樣造型與織造技術兩個角度來分析其背后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流盛況。

2.4明清時期

元朝之后明朝恢復漢族統治，因此具有濃烈西方特點的格里芬紋樣再次淡化，龍紋等本土化翼獸成為漢民族持久的經典紋樣，一直流傳至今。清朝雖然也是少數民族統治，但是清朝的漢化程度較高，在紋樣上多繼承明朝傳統，其比較有特色的翼獸紋如翼虎形象，經常出現在軍旗上。

縱觀中國的翼獸紋樣演變歷程，歷史上每一次對外交往的高峰期，文化上都會有相應體現。戰國后期格里芬造型逐漸淡化，中國則出現了更多本土化的翼獸。這種變化反映出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差異。鷹和獅作為草原動物，更為中亞北亞等草原民族所喜愛和崇拜。戰國時期出土的幾件鷹首造型的文物也均是偏中國北部的三晉地區，其與北方草原民族接觸交流較密切，更容易受到斯基泰西伯利亞草原藝術風格的影響。蒙元時期特殊的民族融合大背景為格里芬紋樣在中國的再次流行提供了文化土壤。

3元代格里芬紋樣紡織品反映出來的中西文化交流

格里芬是元代紡織品紋樣中最具中西文化融合特征的紋樣，現有的研究多從藝術角度出發，僅對格里芬的造型特征進行研究，本文則從紡織品的角度出發，結合紋樣造型特征與紡織品的織造技術來探討其背后的中西文化交流現象。另外，在探討格里芬紋樣背后的中西文化交流現象時，現有的研究更側重格里芬紋樣的傳入及其本土化，本文則從雙向交流的角度出發，探討了中國龍鳳紋輸出到西方后與其格里芬紋樣的融合現象。

3.1格里芬紋樣所反映出來的中西文化交融

圖13［46］為中國內蒙古達茂旗地區前蒙古汪古部墓地遺址出土的織金錦袍。錦袍的右衽底襟和左下擺夾層及兩個袖口處均采用變形格里芬紋樣的織金錦制作。該織金錦上的格里芬紋樣為團窠構圖形式，《宋本玉篇》中記載道“穴中曰窠”，其中“窠”是指圖案元素呈圓形閉合組合的排列樣式，每個團窠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相當于一個大的組合紋樣主體。

團窠的構圖形式在唐代絲織品中多見，其經常與具有典型波斯風格的聯珠紋結合構成聯珠團窠樣式，以增加對中亞和西亞地區的絲織品出口［47］。兩宋時期文人畫和自然寫實主義風格盛行，其紋樣主題多為植物花鳥類，因此其構圖上多為連續紋樣。蒙元時期少數民族文化進入中原地區使得團窠的構圖形式再次興起。

圖13團窠內為對稱人面獅身格里芬紋樣，人面頭頂王冠并長有卷曲的鬃毛，獅身呈S形扭曲的腳踩尾造型，其翅膀上裝飾有云紋，兩翅相接頂端生蓮，在團窠空白處和團窠外裝飾卷草紋。云紋在中國歷史悠久，商代就已經出現，是一個包含中國古人“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裝飾紋樣。元代格里芬的翅膀上裝飾有卷云紋具有商周時期青銅器鳥類翅膀紋樣的特征［8］，這是來自西域的格里芬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的一個較好的例證。

圖14［48］為現藏于克利夫蘭博物館的蒙元織金錦紡織品，長124.00cm、寬48.80cm，其團窠內和團窠外分別裝飾有不同的格里芬紋樣。團窠內為一對人面獅身格里芬，團窠外有一對鷹首獅身格里芬，團窠內人面細密的卷曲鬃發具有很強烈的希臘化藝術特點。這件絲織品中格里芬的翅膀上均裝飾有云紋，獅尾分別裝飾有龍首和獸首，由此可見中國本土的云紋和龍的造型特征已經被吸收融入，具有較強的中西文化融合特征。

圖15［49-50］為三件不同地區的格里芬紋樣織金錦，均為團窠構圖，團窠內為一對鷹首獅身格里芬，團窠外裝飾織物紋樣。其中圖15（a）的元代織金錦紋樣為雙層團窠內寫有阿拉伯文字;圖15（c）伊朗織金錦的團窠則具有濃郁的伊斯蘭紋樣特征。三對格里芬紋樣造型特征基本一致，鷹首為橢圓尖尖的樹立長耳、卷曲的鬃發，及眼下水滴型裝飾，翅膀上均具有中國云紋特征，這與圖14中的格里芬造型特征相符。由此可見，三對不同地區的格里芬紋樣造型特征既具有較大的共性，且均融入了中國的云紋特征，同時又結合了不同民族的造型特點，具有濃郁的文化融合特征。

龍、鳳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獸，更是中華文明的象征，龍紋和鳳紋除了本身蘊含的吉祥寓意，更象征著皇權和地位。圖16［48，50］中三件中亞和意大利的織金錦中龍紋和鳳紋分別與有翼神獸組合出現，空白處裝飾有蓮花和佩茲利紋樣，意大利的織金錦上面還出現了變形龍紋的有趣形象，具有非常濃烈的中西融合風格，反映出這一時期中國傳統紋樣也對西方的紡織品紋樣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3.2元代織金錦技術所反映出來的中西文化交融

織物是紋樣的載體，紋樣的表現離不開織造技術的進步。經錦是中國傳統的絲織品，紋樣采用經線起花，唐朝之前中國主要采用多綜多躡式提花織機，雖然可以實現寬幅絲織品的織造，但是也限制了其經向花型的大小。隋唐時期中國和西域地區交流頻繁，來自西亞的織金緯錦開始傳入中國，文獻記載中有：隋開皇中波斯獻“金線錦袍”;開元四年大食獻“金線織袍”?？椊疱\是典型的緯錦絲織品，以金線作為緯線顯花，上述元代格里芬紋樣的紡織品均為織金錦且為元代最重要的絲織品種［51］。

元朝時期織金錦的風靡一方面是由于其尚金風氣盛行［52］，另一方面還源于其受伊斯蘭文明的影響［16］。因此織錦金不僅是精美的紡織品，更代表了財富、權利和地位［53］?！恶R可波羅游記》中多次對元代貴族穿著奢華精美的織金服飾有過詳細的描述，除了供貴族使用，大汗（元代皇帝）還經常以織金錦作為賞賜贈與百官和外邦［54-55］。蒙古國貴族對于織金錦的喜愛使得其不僅生前極盡享用，還要作為陪葬品，這也讓今人有機會一睹其風采。

元朝時期的織金錦有兩種，一種是源自西亞地區的納石矢（Nasij），織物組織結構多為特結型;另一種是中國傳統的織金織物，也被稱為金段子，織物組織結構多為單插合的地絡類［51］。納石矢的紋樣仍然保留有濃郁的西域紋樣特點，如格里芬等;而金段子的紋樣則更多為中國傳統紋樣，如龍鳳紋等［51］。在元朝時期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外來的納石矢和本土的金段子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交流和融合，表現在織造技術和紋樣題材上兩者互有借鑒。從前文對格里芬紋樣的分析中，就可以明顯看出這種中西融合的紋樣特點。明清時期流行的中國本土特結錦，據學者推測其很有可能也是吸取了元代納石矢的織造工藝特點發展而來［20］。在納石矢技術的影響下，中國工匠還創造出了束綜提花織機，可以織造更大尺寸、紋樣更精細的絲織品，從而促進了中國絲織技術的巨大進步［56-57］。

4結論

格里芬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紀的古埃及，隨后傳播至兩河流域和古希臘，并伴隨歐洲大陸的“羅馬化進程”向東傳播開來。格里芬文化通過北方草原于公元前4—前3世紀的戰國時期進入中國西北地區，北方草原民族則一直承擔著格里芬傳入中國的重要媒介。秦漢以后至蒙元的一段歷史時間內，鷹首獅身的格里芬形象逐漸淡出漢文化，本土翼獸造型更加受到中國人的喜愛。元代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及其貫穿亞歐大陸的遼闊疆域再次開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來自西方的紡織品工匠和中國本土從事絲綢生產的工匠得以有機會一起進行絲織品的生產，創造出了具有中西方文化交融特征的格里芬紋樣紡織品。元朝時期以格里芬為主題的納石矢織金錦從造型藝術和織造技術上綜合反映出了這一歷史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盛況，外來的格里芬紋樣融合了本土紋樣的特點，伴隨而生的中國絲織品織造技術也吸收了來自中西亞地區的緯錦技術，從而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格里芬紋樣的研究背后折射出的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況，鑒古知今使得人們能更深刻的理解習總書記“一帶一路”倡議的精神內核，用更加自信、更加包容、更加開放的態度來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和世界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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