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末期駐藏大臣成德的事跡及其歷史作用

王 川 劉朋樂

（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 610000）

自清代雍正年間正式設立駐藏大臣以來，先后有一百三十余人擔任了駐藏大臣或駐藏幫辦大臣，[1]在這些駐藏大臣中，雖然所處時代有差異，個人能力有優劣之分，品質良莠不齊，“宜有裨于藏政者良多，而弱于斯職者不乏其人”[2]，可謂賢愚各異，最終的邊疆治理成效高低有別，得失互見。但不論功過，這些駐藏大臣均是清朝中央政府治藏理念的主要執行者和核心人物，代表著中央王朝“神圣的尊嚴和至高的權力，更體現了國家主權的意志”。[3]尤其是精明能干的駐藏大臣，從僧格、成德、和琳、和寧、松筠等人，到孟保、赫特賀、滿慶、文碩、張蔭棠、趙爾豐等，更是在西南邊疆治理上，奮發有為，卓有建樹。正因駐藏大臣在西藏社會歷史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和獨特影響，學界對駐藏大臣的設置時間、施政措施、歷史影響等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對其中的部分代表人物，如：傅清、和琳、松筠、有泰、聯豫、趙爾豐、張蔭棠等更是予以了較多關注。①學界有關駐藏大臣人物代表性的研究有：鄧銳齡：《關于琦善在駐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問題》，《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劉忠：《試論清代駐藏大臣松筠對西藏的改革》，《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6期；王川：《駐藏大臣瑞元史事考》（載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第85-9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周偉洲：《駐藏大臣琦善改訂西藏章程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張永攀：《駐藏大臣趙爾豐與西藏》，《人民論壇》2010年第11期；鄧銳齡：《清代駐藏大臣色楞額》，《中國藏學》2011年第4期；平措達吉等：《駐藏大臣有泰評述》，《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車明懷：《晚清變局中的駐藏大臣》，《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葉?。骸恶v藏大臣孟保與森巴戰爭》，《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平措達吉等：《駐藏大臣奎煥評述》，《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杜望：《論傅清的政治命運和治藏貢獻》，《民族史研究》2017年第1期；康欣平：《晚清駐藏大臣文?；I藏析論》，《西藏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4 期；康欣平：《駐藏大臣溫宗堯籌藏試探》，《西藏研究》2020 年第1 期；李令令、康欣平：《駐藏大臣聯豫與波密之役》，《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22年第3期等。

縱觀目前學界有關駐藏大臣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效，但是，綜合而論，關注晚清時期駐藏大臣的成果較多，關注雍正、乾隆年間駐藏大臣社會治理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見。另一方面，就駐藏大臣個體研究而言，在一百三十余人駐藏大臣之中，實際蒞任者一百余人，僅有二十余人被予以學界關注，而其他相當一部分駐藏大臣尚未得到研究者足夠的重視。[4]本文關注的駐藏幫辦大臣鈕祜祿·成德(1728-1804年）即尚未受到應有關注的駐藏大臣之一。實際上，成德籌辦藏事期間，正值廓爾喀兩次入侵西藏，行伍出身的他多次配合鄂輝、?？蛋驳热擞帽鞑?，協助制定了西藏善后章程，為抗擊外來侵略、維護西藏地方穩定作出了較大貢獻。有鑒于此，本文嘗試以駐藏幫辦大臣成德為主要研究對象，梳理其生平事跡，總結其歷史功績，進而探討乾隆朝末期駐藏大臣在西藏社會治理中產生的重要影響。

一、駐藏之前南征北戰的軍功

鈕祜祿·成德(1728—1804），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為道光皇帝第三任皇后孝全成皇后（即咸豐帝生母）之曾祖父。鈕祜祿氏是滿洲八大姓之一，也是滿族最古老的姓氏，意為“狼”，是以狼作為部族原始圖騰象征的一個族群，主要分布在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流域、長白山區。[5]滿洲貴族出生的成德早年進入健銳營充當前鋒，這是清代禁軍中較為特殊的一支部隊，又稱“健銳云梯營”，是乾隆專門為平定大小金川而設立的特種作戰部隊，由滿蒙八旗中精銳二千多人組成。[6]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1761—1767），成德均在八旗禁軍中任職，由于平日英勇果敢，先后任藍翎長、副前鋒校、前鋒校、委署前鋒參領等職，官至武官從五品。

早年的成德，跟隨清軍征討青海、新疆的準噶爾、葉爾羌等部族，《清史稿》中記載其“從征準噶爾、葉爾羌，俱有功”[7]。乾隆朝中期，位于中國西南的緬甸貢榜王朝（1752—1885）不斷對外擴張，緬軍數千軍隊大舉侵犯云南普洱府，“邊境一日數驚”[8]。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清廷派將軍富察·明瑞以云貴總督兼兵部尚書出征緬甸，成德跟隨明瑞“自錫箔進兵，攻賊舊小蒲坡，中槍傷，戰猛拜、天生橋、猛城諸地?！盵9]后來，明瑞戰死于緬甸猛臘，朝廷震驚，遂以大學士富察·傅恒為經略，阿里袞及阿桂為副將軍，領兵參加清緬戰爭。成德又跟隨阿里袞、傅恒等人，轉戰在緬甸諸戰場，“從副將軍阿里袞攻頓拐，毀其寨。從經略大學士傅恆渡戛鳩江，自猛拱、猛養進兵，敗賊於新街”[10]，立下赫赫戰功。

乾隆三十六年（1771），成德跟隨定邊右副將軍溫福征小金川，展現出過人的戰斗意志。溫福到達打箭爐后兵分三路，溫福出巴朗拉（今巴朗山）；提督董天弼自甲金達（今夾金山）援達木巴宗（今達維鎮）；總督阿爾泰自約咱攻僧格桑（叛亂的小金川土司）。在攻打巴朗拉的戰斗中，成德協助攻打斯當安等碉寨，多次身負重傷但依然“裹創力戰”，向克資哩、古布濟、八角寨諸地進軍，隨后又繼續“自空卡、昔嶺進兵，屢捷，累遷四川川北鎮總兵”[11]。

乾隆三十八年（1773）春，溫福的軍隊行徑至功噶爾拉山（今四川小金縣西北）一帶時，敵軍憑借險要的地勢和堅固的碉堡阻礙清軍進攻，溫?！安粡V咨方略，惟襲訥親、張廣泗以碉卡逼碉卡之故事，修筑千計，所將兵二萬余大半散于各卡……得不償失，士心解體”[12]，駐軍木果木（今金川縣卡撒鄉），并令提督董天弼分軍屯底木達（今小金縣撫邊鄉）。是年六月，大小金川的土司頭人突襲清軍底木達大營，提督董天弼戰死，清軍糧草補給被切斷。隨后敵軍進攻木果木大營，由于毫無準備，清軍萬余人馬驚恐混亂，互相踐踏，死傷不計其數，溫福也在慌亂中中槍身亡。[13]

此時，成德正駐軍小金川境內，由于大軍的潰敗，成德駐守的美諾官寨亦被敵軍攻陷。乾隆聽聞清軍的潰敗后大為驚訝，“急調健銳、火器營二千，吉林索倫兵二千”增援，并任命阿桂為定西將軍，豐升額、明亮為副將軍，嚴令剿滅叛亂。[14]成德也因戰斗的失利被暫時革去官職，但仍繼續留任原有的職位。阿桂在任定西將軍后，清軍士氣大振，在及時調整軍事將領和用兵策略后，小金川的戰事迅速轉好，“將軍阿桂令自南山攻取阿喀木雅，會領隊大臣額森特、總兵海祿三道并進，擊東溝賊碉，殲賊甚眾。路頂宗、明郭宗諸營卡皆下”[15]，“十月，攻下資哩。用番人木塔爾策，分師由中、南兩路進，潛軍登北山巔，遂取美諾，明亮等亦克僧格宗來會，凡七日，小金川平”[16]。小金川平定后，乾隆大喜，賜予成德黑狐冠，并令其官復原職，同時下令清軍迅速移師進剿大金川。

在乘勝追擊攻打大金川的戰役中，成德表現出英勇無畏的戰斗意志，不僅“偕總兵特成額等分兵綴賊”[17]，還與散秩大臣普爾普、總兵官達色、內大臣海蘭察等人密切配合，攻克了堅固的碉寨數十座，以及該布達什諾木城、遜克爾宗（今金川縣勒烏鄉附近）等大金川土司占領的軍事要地，時?！皫П坝旯搅褐?，徹夜無倦，賊遂棄碉而遁”[18]，取得了軍事上極為重要的勝利，乾隆因此賜其“賽尚阿巴圖魯”①“賽尚阿巴圖魯”在滿語中意為“可嘉獎的勇士”。[19]的稱號。在接下來繼續進攻勒烏圍、噶喇依等地的戰斗中，成德先后擊敗了甲爾納寨、赤布寨、噶爾丹寺、日則丫口、遜克爾宗等地的敵人，最終同大軍會師勒烏圍，“進克甘都瓦爾、黃草坪等處”[20]，金川土司頭目索諾木只好率其所屬“二千余人出噶喇依寨，奉印信跪獻于軍門，生即俘獲，兩金川平”[21]。

平定大小金川后，乾隆皇帝大喜，詔令“圖畫功臣五十人于紫光閣”，成德因戰功卓越列前五十功臣。在功臣畫贊中，對成德的評語為：“沉舟側畔，鼓棹為難。受創復進，其心審丹。似若而人，不勝屈指。養育八旗，報非虛飾”[22]，不難看出，多次受傷仍然勇往直前，是其受到朝廷嘉獎、并位列平定兩金川紫光閣功臣前五十的主要原因。

成德率軍平定大小金川方四十余歲，正值年富力強之際，也是其軍事指揮才能迅速提升的階段。經此一役，成德被擢升為四川提督（全稱為“提督四川等處地方總兵官”），一躍成為統領四川軍務綠營的最高軍事長官，掌管著川北鎮、重慶鎮、建昌鎮、松潘鎮等地的綠營軍，能夠調動的總兵力達三萬余人。實際上，在大小金川的作戰過程中，健銳營出身的成德善于攻打敵人堅固的碉寨，多次攻克各樣的防御建筑，取得了赫赫戰功。

成德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作戰經歷，以及與當地民眾的交流溝通，無疑極大地提升了成德的指揮作戰才能，加深了他對于邊疆民族的認識，也為其日后進入西藏積累了較豐富的治理經驗。

二、三次進藏建立功勛

（一）平定藏東“三暗巴番”之煽亂

“三暗巴”是清代典籍中對西藏昌都三巖地區的稱呼，除此以外亦有“三艾”“薩安”“散演”“三昂巴”等多種記載，其地大致位于今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貢覺縣、芒康縣等地，“東瀕金沙江，由北至南分別為上巖、中巖、下巖，隔江與德格、白玉、巴塘毗鄰；西望寧靜山，與江達、察雅相接?！盵23]由于地理位置等特殊原因，“三暗巴”地區在清代“不屬藏亦未附漢”，當地人“以搶劫殺人為雄”[24]，成為中央及地方政府勢力鞭長莫及之地。

清代的史書典籍中，對“三暗巴”較早的記載出現在乾隆朝。據《清實錄》記載稱，乾隆五年（1740）十月丁未，當時擦瓦龍頭人桑阿報：“三艾營官欲點三路士兵，往攻怒子”，云南總督公慶“派撥官兵五百名，帶同士練人添防沿邊內地緊要卡隘，分別堵御”[25]。該段文獻中記載的“怒子”即生活在云南一帶的怒族人，由此可見，為了維護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治安穩定，清政府至遲在乾隆初年就已經注意到“三暗巴”地區的亂象，并派遣軍事長官加以節制。此后的一段時間，“三暗巴”及其周邊地區屢有“夾壩”（即搶劫）事件發生，當地土司頭人運送的茶葉、貨物、馬匹等物資常被劫掠。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巖人安錯、白馬四郎、達罕綽吉等人甚至公然劫掠了“大皇帝隨旨賞給怙主達賴喇嘛”[26]的茶包。于是，清廷震怒，決定出兵進剿“三暗巴番”，以維護當地的治安進而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

成德作為總兵全程參與了此次平定“三暗巴番”的重要任務，與成都將軍特成額共同“督兵捕治”。當成都將軍特成額、總兵成德等人率領的“大批漢、滿、金川官兵”[27]，加之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噶倫公班第達的軍隊，以及巴塘、理塘、察雅等地土司的武裝到達“三暗巴”地區后，三暗巴賊匪安錯大驚失色，接連表示“情愿獻出從前所搶人馬”，“嗣后斷不敢搶奪”[28]。但特成額毫不理會，迅速派遣副將鄂輝、總兵成德、江卡游擊袁國璜從西北、西南兩面進攻，不久便攻破首犯安措的寨堡，并將首伙各犯正法。隨后，乾隆皇帝下令“急派綠營官兵駐三暗巴就近要隘……彼處番民嚴加約束”[29]。此后一段時間，“三暗巴”地區“夾壩”事件大幅減少，清朝中央政府也借此機會在該地區清查戶口、征收賦稅，鞏固了在藏東地區的統治。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平定“三暗巴番”安錯之煽亂，是一場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川邊康區土司頭人共同發起的聯合行動，成德、特成額等人在最終的奏報中稱“全獲首伙各犯”[30]，取得了完全的勝利。而后在如何治理“三暗巴”上，乾隆認為“三暗巴素不安分，是以遣派官兵嚴辦。如平定后，仍可照常辦理”[31]，可見，派兵平定后“仍可照常辦理”才是中央政府對這一地區用兵的落腳點。這一用意是清政府試圖將這一地區納入“業已模式化的邊地政治體系的具體舉措”[32]，即通過處理該地區的糾紛，在藏東地區逐漸形成了“國家—土司—頭人”一體化的政治治理模式。

（二）征討兩次入侵西藏的廓爾喀

與西藏的西南境外，喜馬拉雅山南麓，有一塊被稱為巴勒布的地方，廓爾喀就是巴勒布大大小小的部落之一。乾隆三十四年（1769），廓爾喀部族的首領巴勒提那蘭（Prithvinarayan）武力吞并了陽布（今天的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廓庫穆（巴德崗）、葉楞（帕坦）等其他幾個部落，成為了與西藏相臨的一個強大的政權，并與西藏地方有著較為密切的商業往來。[33]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爾喀因西藏聶拉木等處第巴“妄增稅課”“鹽摻雜質”以及新舊銀錢折算等方面對西藏當局不滿，在噶瑪噶舉紅帽系活佛沙瑪爾巴的挑唆下發動侵藏戰爭，相繼占領西藏與尼泊爾交界的濟嚨、聶拉木和宗喀三地。[34]于是，乾隆皇帝遂“命成德為參贊大臣，督兵偕總督鄂輝、駐藏大臣侍郎巴忠會剿”[35]，下令“成德此時著帶印前往，俟鄂輝到彼，再換回在省彈壓。如鄂輝察看現調各兵不敷堵剿，不妨據實奏聞，再帶二、三千名前往應用，以期迅速藏事”[36]，要求對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大加懲戒，以達到永靖邊陲的效果。

時任四川提督的成德得到指令后，立即率綠營軍一千人先頭部隊火速馳援，七月二十二日從成都出發，十月初八方到達后藏扎什倫布，隨即分赴各戰地前線。但由于戰地遙遠，戰場的情報十分不及時，這種“遲誤不實的情報造成了指揮調遣的混亂”[37]，四川總督李世杰等人時而奉旨發兵增援，時而遵行撤兵的旨意，軍事部署一度十分被動。第二批繼進的由成都將軍鄂輝率領的駐防滿洲士兵、總兵張芝元率領的金川屯練土番五百余人，于十一月十二日才到達后藏。而第三批由總兵穆克登阿率領的綠營兵一千則于年底才到達后藏。先后到達西藏的清軍共計二千五百余人。

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二月初九日，鄂輝率領的部隊與先行入藏的成德部隊在第哩浪古（今日喀則定日縣境內）會師，但由于天氣寒冷、大雪封山，清軍沿著小路繞道行經了一個多月才到達沖突所在的宗喀等地。與此同時，乾隆派來統籌辦理西藏事務，懂得藏語的理藩院侍郎巴忠，卻授意西藏地方政府噶倫丹津班珠爾私下與廓爾喀議和，而廓爾喀派出的代表正是從西藏出走、六世班禪的弟弟沙瑪爾巴。清人昭鏈在其《嘯亭雜錄》中說：“巴忠自恃近臣，不復為鄂成二人所統屬，遂自遣番人與廓爾喀講和，愿歲納元寶一千錠，以贖其地。廓爾喀欲立券約以為憑信。時達賴喇嘛不可，而巴忠欲速了其局，遂如約而歸?！盵38]經談判雙方議定：廓爾喀撤出西藏的邊境，西藏許諾給予廓爾喀三百個元寶，每個元寶五十兩，共計一萬五千兩。但該議和內容中甚至連這三百個元寶是一次性交付還是每年均需交付都沒交代清楚，因而埋下了巨大的隱患。[39]

當然，這樣的議和明顯背離乾隆皇帝征戰廓爾喀的初心，而巴忠、鄂輝二人草草議和，并未將真相上奏朝廷。從目前所見史料看，成德作為四川提督是十分反對議和做法的，如《清實錄》記載：“成德尚以帶領多兵，應行打仗，不當與之說和，與巴忠等爭執，以致意見參差。其卒歸于說和完事者，自因鄂輝、巴忠一系將軍，一系欽差，成德職分，在伊二人之下，不得不隨同辦理?！盵40]可見，正是由于職務和影響均在鄂輝、巴忠二人之下，在據理力爭而沒有取得成效后“即以此議入奏”[41]，向清廷奏明了此事。還師回成都后，成德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被授予成都將軍，成為“駐邊彈壓，固足以震懾諸番”[42]的重要將領，其職權“除管理本省八旗駐防事務外，另為川西藏區之最高軍政長官”①“成都將軍”設立之初與其他各省駐防將軍職權略有不同，除管理滿洲八旗防務外，還兼統綠營的防務，負責川藏地區的行政、巡防等。[43]。

巴忠、鄂輝等人“許銀贖地”的做法雖然使得廓爾喀暫時從西藏退兵，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相反暴露了廓爾喀人敲詐勒索的本心。在漫天要價西藏地方無力滿足的情況下，廓爾喀人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上旬再次武裝入侵西藏，很快攻占了聶拉木、濟嚨、宗喀、定日、薩迦等地，直逼后藏扎什倫布，駐藏大臣保泰急忙派兵將年僅十歲的七世班禪額爾德尼遷往前藏。[44]八月二十日，廓爾喀兵占領扎什倫布寺，大肆燒殺搶掠，“其商上所貯銀器綢緞等物俱被賊掠去”[45]。

戰事上報朝廷后，此前處理藏務的侍郎巴忠竟然投湖自盡。乾隆帝聞訊后大怒，“朕之初意，原不欲勞師遠涉。今賊匪肆行侵擾，竟敢搶掠扎什倫布，不得不聲罪致討……此事勢在必辦，竟無二義”[46]，于是革去了駐藏大臣保泰、雅滿泰二人的職務，“命鄂輝、成德督兵定藏自贖”[47]。后來，因戰事尚不明朗，成德在進軍西藏過程中受阻，乾隆以“濡滯失機，奪將軍，予副都統銜”[48]，并派遣?？蛋病皫ьI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統領勁兵進剿，以期迅奏膚功。?？蛋仓跒閷④?，海蘭察、奎林著為參贊”[49]。到藏不久，乾隆又將?？蛋策秊椤按髮④姟?，這是乾隆朝之前從未授予過的尊貴稱號，可見皇帝對此次戰事的重視程度。

在接下來的戰斗中，清軍攻打了被廓爾喀人占領的聶拉木，該地“兩山夾峙，中亙山梁”，廓爾喀軍“據險拒守，拼死抵御”[50]，使得清軍面臨著較大壓力。為此，成德與時任建昌鎮總兵穆克登阿連夜行軍，“成德攻寨西北，穆克登阿出西南，擲火彈殺賊，破寨，盡殲守寨賊，無一得脫者”[51]，取得了反擊的初步勝利。此后，?？蛋怖^續向濟嚨進兵，“令成德等分道進屯德親鼎山，克敵卡，自俄瑪措山進，迭克果果薩寺，乘夜取札木鐵索橋。又自江各波邁山梁趨隴岡，與彥吉保會；逐賊至利底，與?？蛋矌煏?，所向克捷?！盵52]在《清實錄》中，乾隆帝如是評論此次進軍：“成德人雖粗疏，但伊曾任將軍、提督，經歷戎行，且聶拉木地方究系成德克復，?？蛋灿跐鷩到顺\匪后，統兵深入，其聶拉木、濟嚨一帶，或慮賊匪抄截，不可不豫為堵御，應即令成德、臺斐英阿在彼處一帶率兵分駐，往來策應，以壯聲援，更為萬妥?！盵53]在清軍強大的攻勢下，廓爾喀接連敗退迅速逃離西藏，之前攻占的失地全部收復。

乾隆帝聞訊后大喜，寫詩志慶道：“報至喜翻成欲泣，念馳憐切詎惟嘉”，并希望清軍“復番境已壓寇境，陽布摧枯望不賒”[54]，繼續乘勝追擊。是年（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庚子，清軍進入廓爾喀境內，欲直取其首都陽布（今加德滿都）。大將軍?？蛋?，參贊大臣海蘭察，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總兵諸神保等兵分三路前進，“即令成德等于聶拉木一路前趨陽布中間總匯處所帶兵堵御，以為大兵后路聲援”[55]，“遂入賊境，賊舉國來據于噶多溥，?？蛋卜智瓣牉槿傻乱嗫髓F索橋，進至利底”，“凡六戰皆捷，所殺四千余人”[56]。是年七月初八日，廓爾喀國王拉特納巴都爾遣使乞降，隨即雙方議定，廓爾喀與安南一樣，為清藩國，五年一貢。至此，反擊廓爾喀入侵西藏的戰爭取得完全勝利。

（三）充駐藏幫辦大臣及離藏后的事跡

擊敗入侵的廓爾喀后，成德以副都統銜充駐藏幫辦大臣，“圖形紫光閣，前十五功臣，以成德為殿”[57]。在《平定廓爾喀十五功臣圖贊序》中記載稱：“紫光閣圖功臣像，各為之贊，自平定西域、兩金川、臺灣、逮此凡四次。首大學士一等忠銳嘉勇公兩廣總督?？蛋?，終副都統街駐扎西藏協辦事務大臣賽尚阿巴圖魯成德”[58]。其他十三人尚有：大學士阿桂、和珅、王杰、孫士毅，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尚書福長安、董誥、慶桂、和琳，總督惠齡，護軍統領臺斐英阿、額勒登保，副都統阿滿泰。能夠與?？蛋?、阿桂等功勛卓著之人共同入選“前十五功臣”，足以看出其在平定廓爾喀入侵戰斗中的功績是得到了乾隆皇帝認可的。

當然，作為行伍軍人出身的成德，雖然在戰場上表現得十分勇猛，乾隆帝也認為其“素尚勇往”，但由于缺乏主政地方的行政經驗，加之平定廓爾喀第一次入侵時未能及時制止巴忠、鄂輝等人的議和，最終乾隆皇帝未將其作為駐藏大臣的第一人選，而是以副都統銜讓其充任駐藏幫辦大臣，協助駐藏大臣和琳、松筠等人處理藏中事務。比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戊戌，乾隆帝在醞釀駐藏大臣人選時就指出：“而成德才具，亦止可在藏幫辦，不能總理一切。目下有和琳在彼主持經理，自可倚恃。俟二、三年后，松筠亦已在京休息數年，伊系軍機章京，尚為更事，維時再令松筠前往，更換和琳。而成德隨同和琳辦事二、三年，于藏務漸能熟悉，令其幫同松筠，亦可無誤?！盵59]可見，乾隆帝對作為軍人“久歷行陣”[60]卻“不能深知大體”[61]的成德的任命還是十分謹慎的。

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已卯，已六十六歲的成德專任杭州將軍，乾隆在上諭中說：“成德前在廓爾喀辦事，迎合巴忠，獲咎甚重。經朕加恩寬宥，賞給副都統銜，命往駐藏協同辦事。嗣因伊年邁，令其來京?，F在杭州將軍員缺一時簡用乏人，若即將伊補授，未免稍優，著仍以副都統銜前往署理。此時杭州將軍印務尚有吉慶暫署，成德即著來京請訓，再赴新任”[62]。在擔任了近兩年駐藏幫辦大臣后，成德因年齡的原因被調任杭州將軍，兩年后的嘉慶元年（1796），再次轉任荊州將軍。

在擔任荊州將軍期間，湖北一帶爆發白蓮教起義，教匪聶杰人、張正謨等倡亂於枝江、宜都，成德隨即偕總督惠齡攻打宜都灌灣腦山，命令手下矯健的兵士“各持草束拋擲火彈弓透賊人，所埋地雷聲振山谷”，“惠齡與成德、文圖、富志那各率將弁兵勇，分四路齊進，攻克外層賊墻，賊匪不能抵御，退入二道墻內，官兵即將賊尸填平溝濠前進，賊匪紛紛潰散，內有賊百余跪地哀號乞命”[63]。最終將率眾在枝江起義、川楚白蓮教起義最早的發起者張正謨擒拿。這也是成德擔任駐防將軍生涯中最后一次大規模的作戰。

嘉慶四年（1799），年過七旬的成德致仕，嘉慶九年（1804）卒。成德有一子名穆克登布，曾隨父征金川，授藍翎侍衛，累擢直隸提標游擊。穆克登布有一子名頤齡，襲爵，二等侍衛，是宣宗孝全皇后之父。道光十四年（1834年），冊立皇后禮成后，成德被追封為三等承恩公，謚號“威恪”。

三、駐藏大臣成德的功績及其歷史作用

在短暫擔任駐藏幫辦大臣期間，憑借多次進藏征討的經驗、民族邊疆地區社會的治理經驗，以及勇猛剛毅的做事風格，成德積極配合駐藏大臣和琳、松筠等人處理藏中各項事務，在維持地方穩定、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

成德的主要歷史作用和治藏功績，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隨從乾隆帝“十全武功”之下，南征北戰、開疆拓土，建立武功。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十二歲的乾隆帝將自己在位期間十次重大的軍事成就編寫進了《御制十全記》當中，在這“十全武功”的戰爭中，成德參與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緬戰爭、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大小金川、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兩次平定廓爾喀等多次彪炳史冊的戰役，可謂乾隆帝開疆拓土的重要追隨者。軍人出身的成德因作戰勇猛、英勇無畏，在平定大小金川戰爭中身負重傷依然勇往直前，在平定廓爾喀入侵中更是多次風雪兼程，表現出令人崇敬的戰斗意志。正因如此，成德多次受到乾隆皇帝的嘉獎，進而先后擔任總兵、成德將軍、駐藏大臣等軍事要職。成德參與的這些戰爭，是乾隆皇帝為了加強國家統一、維護領土完整的重要舉措，更是乾隆年間國力鼎盛的突出呈現。從這個層面而言，成德一生最突出的貢獻當屬其跟隨乾隆“十全武功”征戰沙場的軍事成就無疑。

（二）積極治理邊疆尤其是西藏，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在早期駐藏大臣的心目中，“西藏系極遠邊疆”[64]，如何在西藏邊疆地區實施有效的社會治理，成為了成德積極思考的問題。

在擔任駐藏幫辦大臣期間，成德積極協助駐藏大臣處理地方性事務，協調土司頭人與寺廟僧人之間的關系。比如，西藏文物管委會收藏著一件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琳與成德辦法給扎什城萬壽寺主持的令牌，上面詳細記載了協調萬壽寺每年為皇帝念誦萬壽經典時所需費用的事件，要求西藏地方的各管事頭人必須要“照舊例支給”，“務將潔凈之物按數發足”，“第巴處交納青稞亦須浩凈交足，不許摻合草渣充數”[65]等。

此外，成德海多次率領小規模部隊平定青藏高原周邊“夾壩”事件，這在《清實錄》等文獻典籍中，均有記載。

可見，成德在擔任幫辦大臣期間，對西藏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做出了積極的努力，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效果。

（三）積極協助駐藏大臣處理藏中事務，在維持西藏地方穩定等方面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效。

清朝在擊退入侵的廓爾喀后，發現西藏地方各項制度十分廢弛，藏中地方官員庸碌無為，社會系統渙散無力，駐藏大臣“內不足鎮撫番眾，外不足綏和外藩”，“達賴喇嘛惟知坐靜安禪，不能深知外事；噶倫等平時任意舞弊，有事又不能抵御”[66]，遂決心改革西藏地方各項制度，制定了《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成德亦為該章程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在該《章程》內容中，最明顯的表現便是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之間共同辦理事務的關系，規定駐藏大臣是代表清朝皇帝派來駐藏的欽差，藏中各項軍事、行政措施的頒布，達賴、班禪需同駐藏大臣商定。

據成德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進京奏報中稱：“和琳辦事甚妥。且見達賴喇嘛不行叩拜，達賴喇嘛惟命是聽”[67]?？梢?，經過成德等人一段時間的制度建設、落實整改之后，駐藏大臣治藏的法規制度進一步完善，駐藏大臣的權威得到進一步提升。

總而言之，上述例舉的這些成就充分表明，以副都統銜擔任駐藏幫辦大臣的成德在其短暫的任職期間，對西藏地方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發揮了積極的歷史作用，做出了有益的歷史貢獻。但也應看出，滿洲軍人出身的成德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擔任駐藏幫辦大臣，爾后五十九年（1794）便轉任杭州將軍，作為駐藏幫辦大臣處理西藏事務的時間不足兩年。從這個層面而言，成德并非嚴格意義上處理藏務的專門人選，并且其擔任駐藏幫辦大臣時已年過六旬，其生平經歷亦表明其更多是政局動蕩時期派往西藏維持地方穩定的那一類官員。這樣的任職經歷和年齡限制，使得成德擔任駐藏幫辦大臣期間對西藏地方治理的貢獻，亦有所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