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桂北“二月八”廟會的共生型景觀重構

摘 要：以廣西桂林市灌陽縣的實踐為例，分析了湘南桂北“二月八”廟會文化景觀與現代科技規劃、培育的農業生產景觀之間存在的內在的文化聯系，可互補文化所需，實現景觀空間的共生，進而認為在文化建設、鄉村振興、非遺保護和旅游發展等呼吁與實踐的背景下，應重新整合與“二月八”廟會有文化關聯的景觀元素，主動營造既體現傳統文化又反映當代精神的景觀空間和文化場域。

關鍵詞：生態；“二月八”廟會；景觀共生

基金項目：本文系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科研基礎能力提升項目“文化生態視域下桂北壽佛信俗文化空間的重構”（2020KY09035）階段性成果。

一、“二月八”廟會文化景觀的構成

“二月八”廟會文化景觀的構成分為物質和非物質兩個層面（表1）。其中，廟會所依托的寺宇、民居、街巷、橋梁等構成的場域為物質形態存在的景觀。湘南桂北的氣候、地理、人文條件孕育了當地建筑的自身體系，在有“二月八”廟會節俗的鄉鎮，仍有很多傳統建筑保存完好，它們典型的地域特征是鄉鎮面貌趨同化的時下一道獨特的風景。同時，由黃陽司扎故事、花燈、花鼓戲、桂劇等各種傳統民間文化事項組成的廟會本身，則是以非物質文化景觀的形態存在。

景觀的構成表現為藝術、生態、人文三大子系統，里面的人文子系統具體表現為各種形式的人類活動，其是景觀學的基礎，也是景觀生成和演替的驅動力[1]?！澳阍跇蛏峡达L景，看風景的人在橋上看你”，不同身份的人的行為方式與活動內容是景觀的構成內容之一。因此，以傳統手工藝圖案、造型呈現視景以及以方言、俚曲呈現聲景的廟會活動是地方文化的集中展示，承載著濃濃的鄉愁。

可見，“二月八”廟會文化景觀的物質和非物質形態構成從思想內涵到表現形式都屬于湘南桂北特定的鄉土社會，具有視覺上的可識別性和精神上的向心力。

二、景觀共生概述

共生原為生物學名詞，是生物學家在19世紀觀察到不同生物種類之間廣泛存在互惠互利的現象后提出的，指兩種生物互不侵害、彼此促進的狀態。將此觀念辯證地用于對異質文化之間關系的認識，即文化生態領域的共生思想[2]。

中國傳統文化中雖然沒有共生的提法，但不乏共生的思想意識存在?，F代意義的共生思想是在二元論的西方理性主義哲學難以闡述復雜世界運行規則的今天，融合東方的傳統智慧后提出的多元世界的發展之道，從哲學的層面回答了世界應該如何存在和發展的問題，實現了“否定之否定”的哲學回歸[3]?，F代意義的共生思想的產生與發展有其時代的必然性，它以圓融的思想解釋和對待一切事物之間橫向與縱向的關系問題，諸如空間上的此處與彼處、部分與整體，時間上的歷史、現在與未來以及繼承與創新，文化上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與外來文化，思維上的藝術與宗教、藝術與科學、宗教與科學、理性與感性等一切物質的或非物質的事物。共生思想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已被廣泛應用于自然和人文學科領域。

共生思想在景觀規劃領域的應用使異質文化的景觀內容從二元對立轉向多元對話。具體而言，從與自然的關系來說，順應生態系統的規律，而非征服；從與其他文化的關系來說，尊重文化種類的差異，而非取代。應避免景觀個體之間的文化對峙，以協調和平衡的方式減少、消解景觀個體之間的文化矛盾，達成文化意義上的整體關聯，實現合作、互惠關系的和諧共生。同時，共生思想認為要使異質文化的景觀內容之間實現對話，找尋而后融匯二者文化中的中間領域，或者說內在的文化共同點是關鍵所在。通過非中心式、跨界式的規劃，使景觀個體不僅增強自身文化的調整能力，也具備開放的外部環境，賦予景觀空間以最大可能的內涵豐富度與功能包容性。

三、“二月八”廟會文化景觀與農業生產景觀的共生

（一）內在聯系

內在的文化聯系是景觀個體之間達成和諧共生狀態的必要條件。湘南桂北傳統的“二月八”廟會文化景觀與現代科技規劃、培育的農業生產景觀作為共生的景觀單元，二者有著各自的文化個性，同時它們的文化差異之中又蘊含著內在的因果聯系（圖1）。

首先，“二月八”廟會是農耕時代湘南桂北地區各城市、鄉鎮的農貿集市，展示、出售各色農耕用具和物資，具有開啟春耕生產的意義，現代的農業生產景觀與該主題相呼應；其次，“二月八”廟會是當地群眾利用廟會的節場空間進行情感交流，開展文藝、體育、娛樂活動的特殊時間節點，其本來所具有的休閑特性與農業生產景觀在時下所被賦予的生態休閑主題遙相呼應。

目前，人們試圖以一種自然、生態、休閑的姿態擺脫城市、工業、機械的捆綁，得以詩意地棲居和出行。在從工業文明往生態文明方向發展的呼吁和實踐中，返璞歸真、回歸自然也已經成為政府和學界共同認可的發展理念、情感需求與道德標準，農業生產景觀因此被賦予了這種人文關懷的意義，它作為“二月八”廟會之延伸內容，正是時代背景下的客觀要求。

（二）相互補充

景觀個體之間的相互促進是景觀共生的目的。傳統的“二月八”廟會文化景觀與經過現代科學理念規劃和技術培育的地方特色農業生產景觀之間能夠互相滿足各自的文化所需（圖2）。

“二月八”廟會作為集貿易、休閑、娛樂于一體的綜合體，是一種動態的民俗文化傳承現象，其歷史發展過程便是處在不斷的遷流變化之中。在當前新文化生態之下，它更有根據時代發展、社會狀況和大眾生活調整、豐富自身內涵與外延的需求?，F代科學規劃理念指導下的地方特色農業生產景觀可以為歷史悠久的傳統廟會文化景觀賦予現代農業科技文化的內容，為其注入時代的新鮮因素，在春暖花開之際提供傳統廟會文化項目的同時也引導社會大眾關注農業科學，融入自然環境。

農業生產景觀適時被賦予廟會文化的形式因素與思想內容，可以提高其文化附加值。當農業生產景觀與傳統廟會文化之間形成互動，并因此形成新的文化景觀，農業生產景觀已不僅是人與農業科學、技術之間關系的體現，更是通過具有更大文化輻射力的途徑與形式形成新的人地關系。

四、灌陽的共生型景觀重構實踐

廣西灌陽縣的“二月八”廟會已延續一千余年。近年來，灌陽縣政府在深度挖掘傳統農耕文化的同時關注新技術、新理念對農業生產的促進作用，進行“田種稻、坡種果、山造林”的科學布局，形成了灌江東岸米珠山以灌陽雪梨和黑李為主要栽種品種的萬畝水果帶，而后將具有悠久歷史和盛大規模的廟會節俗與以現代科學理念規劃的萬畝水果帶節令景觀在概念和實踐上相結合。

灌陽在“二月八”期間開展傳統廟會項目的同時，在萬畝水果帶中開展山地自行車騎行、賞花踏青等休閑娛樂活動（表2）。這些活動在每年的“二月八”廟會期間重復上演，已成為當地的新民俗，引領人們能動地與自然互動，在擴展廟會節事內容的同時也進一步擴大了廟會的文化影響。

作為現代農業科技和觀念成果的農業生態美景因傳統“二月八”廟會文化的介入，借助歷史悠久的開耕儀式、農具售賣、耕牛交易等廟會傳統活動內容，使文化內涵由當下的農業科技溯源至刀耕火種式的農耕文明，體現出更為厚重的人文精神，明顯增強了萬畝水果帶的旅游吸引力。同時，更多外地游客前來觀光進一步對水果產品起到了推介、宣傳作用。

灌陽“二月八”廟會文化景觀與萬畝水果帶景觀的共生，從文化衍變的角度而言，是灌陽“二月八”廟會在當前文化生態背景下一次成功的文化同化。文化的衍變存在文化遺傳、文化變異、文化同化和文化異化四種路徑，其中，文化同化是依據主體文化的價值趨向，吸收環境所提供的原料，經過消化、批判而供給自身營養，是對固有文化的保存[4]。在文化同化的作用之下，灌陽“二月八”廟會原文化生態系統的物質文化子系統由原來的街巷、市鎮合并了萬畝水果帶，制度文化子系統民間機構“香花會”變為政府主導、協會協調，精神文化子系統在祈福求祥文化中加入了農業科技文化和生態休閑文化，行為文化子系統則增添了山地自行車騎行、桃梨園游賞等活動內容（表3）。灌陽“二月八”廟會吸收新的文化因子而得以與時俱進地發展，其內涵隨之越加飽滿、豐富。

五、結語

文化生態學的觀點認為，文化現象是動態的有機體，與生物個體一樣經歷著循環往復的發展，永遠處于遺傳變異和新陳代謝的演化過程之中。遺產則絕不僅僅是與過去相關聯，也與過去如何對接現在相關聯[5]。

作為文化遺產的湘南桂北“二月八”廟會具有活態的生命特征，始終在內部系統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下進行著自我繼承和創新，使自身的文化結構和景觀形態不斷由從簡單走向復雜，從單一走向豐富。在社會變遷、文化發展的情勢之下，不能忽視對其進行動態發展的可能性，而應在文化建設、鄉村振興、非遺保護以及旅游發展等呼吁和實踐的背景之下，認真思考和重新整理“二月八”廟會文化遺存與當前科學、文化新事物及地方優秀的自然、人文資源的相互關系，整合與“二月八”廟會具有內在關聯的物質的和非物質文化的景觀元素，激發“二月八”廟會在當前文化生態下新的能量與活力，營造既體現傳統文化又反映當代精神，集歷史文化、道德情操、科學精神、生態休閑于一體的景觀空間和文化場域，促進地方的文化、生態以及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譚瑛.景觀學學科體系的構成研究[J].建筑與文化，2010（7）：80-81.

[2]柳冠中.共生美學觀：對當代設計與藝術哲學的初探[J].裝飾，2008（增刊1）：58-59.

[3]傅嘉欣.協同共生：景觀設計中共生哲學思想的顯現[J].藝術與設計（理論），2008（7）：56-58.

[4]黎德揚，孫兆剛.論文化生態系統的演化[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2）：97-101.

[5]HARVEY D C.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temporality，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01（4）：319-338.

作者簡介：

唐健武，博士，南寧師范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環境藝術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