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國際雙循環就業依存度的測度與分析

戴艷娟　沈偉鵬

關鍵詞：新發展格局；雙循環；就業依存度

一、引言

世紀疫情沖擊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如今，世界經濟復蘇仍然乏力。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以及我國自身資源稟賦條件的深刻變化，黨中央審時度勢做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決策。2020 年5 月14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此后又多次進行了闡釋和定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關系與競爭新優勢、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抉擇。2021 年3 月11 日閉幕的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從國家發展規劃的高度對構建新發展格局作出部署，黨的二十大報告則進一步從增強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水平和質量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

2022 年12 月26 日，在經歷近三年的抗疫斗爭后，中國政府對新冠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標志著中國正式邁入后疫情時代。當前，我國正處于疫后經濟復蘇和高質量發展時期，穩就業工作依然艱巨繁重。通過測算本地勞動力就業對不同循環的依賴程度，能夠準確了解各地區就業對國內和國際循環的依存關系，對更好識別和發揮各地比較優勢、落實就業優先政策、緩解就業矛盾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縱觀已有文獻，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政策背景、理論邏輯、科學內涵、實施路徑等方面的闡釋和分析均形成較為一致的認識（汪發元，2021；裴長洪和劉洪槐，2021；錢學鋒和裴婷，2021；江小涓和孟麗君，2021；黃群慧，2021；倪紅福等，2022）。對于我國的國內國際循環參與格局，現有研究基本指向一個共識：總體上我國雙循環參與特征與對外開放戰略聯系緊密，表現為從改革開放至今外循環占比先升高再逐步降低，當前已轉為以內循環為主。

目前我國經濟參與雙循環的數量關系和演變規律的研究中，對于新發展格局的定量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關于雙循環的測算方法與角度存在較大差異。大部分研究通過測算最終需求對增加值的拉動作用，衡量我國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程度（林衛斌等，2022；陳全潤等，2022；黃仁全和李村璞，2022；蘇利君和梁俊尚，2021），也有的研究通過對增加值進行分解得到雙循環的占比規模（黃群慧和倪紅福，2021；黎峰，2021；陸江源，2022；陳昌兵，2022）。另外，丁曉強等（2021）基于貿易比較偏好視角構建省際調出和出口偏好指數，考察了中國經濟內外循環的導向選擇。丁曉強和張少軍（2022）利用各省份統計局的投入產出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區域擴展投入產出表構建了經濟雙循環依存度指數、集中度指數和競爭優勢指數，測度了各省份經濟雙循環的規模。

現有研究中從最終需求出發對雙循環規模進行測算的文獻不在少數。周玲玲等（2021）指出，從最終需求視角探討中國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可以為“十四五”期間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提供重要參考。一方面，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依然具有較大不確定性。2021 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將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其中預期轉弱和需求收縮主要從需求側風險可能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進行了解讀?？梢?，需求約束是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較大挑戰。另一方面，從自身特征看，如今中國已從過去的供給約束型經濟體發展成為擁有強大生產供給能力的需求約束型經濟體，雙循環視角下的需求側改革具有重要意義（金碚，2021）。鑒于此，本文選擇基于最終需求視角，對雙循環進行定義和測度。

上述關于中國經濟雙循環的定量研究中大多是基于世界投入產出表從我國整體經濟的視角進行探討，對區域層面雙循環的測算相對較少?，F階段，各地區如何找準自身定位和比較優勢，以更好地融入和服務國內國際雙循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本文利用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從勞動力的視角出發，測度不同類型產業對國內國際循環的依存關系，有助于各級政府合理引導產業布局，統籌發展和安全，實現更高質量更充分的就業，提升就業依存的外循環質量和內循環可靠性。同時，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包含的各省份出口和省際貿易數據，為定量分析各省份參與國內國際循環提供了數據基礎；勞動力作為生產投入要素構成部分商品價值，商品的需求反映了勞動力的需求。因此，在投入產出模型中，勞動力及其參與生產的商品同處于經濟循環的供給端，內生的區域勞動力供給與外生的商品最終需求之間便可建立供需依存關系，進而可以以就業依賴本省、其他省份和國外的最終需求比重作為衡量各省份就業的省內、省際和國際循環相對程度的指標，探究區域就業的國內國際循環依存度。

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其一，在研究視角上，從勞動力參與角度探究雙循環，對現有關于中國各區域參與雙循環的定量研究形成了有益補充，與我國當前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就業優先政策相呼應，為因地制宜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量化依據和決策參考。其二，在研究方法上，既有文獻主要基于增加值對國民經濟內外循環參與進行分解，雖亦能反映雙循環格局，但在理論模型與現實意義上與就業依存關系仍有一定差距，難以準確測度經濟循環的就業效應。投入占用產出模型在傳統投入產出表基礎上添加了部門占用的各種要素，如資金、勞動力、自然資源等，在經貿領域常用于評估對外貿易的就業拉動效應，本文將其應用于雙循環測度，方法簡便，結論可靠。其三，在研究內容上，文章利用各地區就業規模數據構造勞動力投入占用產出模型，通過計算特定來源的最終需求對區域就業的帶動能力，著重刻畫了區域經濟往來背后隱含的就業依賴關系，從勞動力投入的視角定量分析我國各區域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相對水平及變化特征，并捕捉其中的行業和區域異質性，拓展了雙循環測度分析的研究視角，豐富了現有的度量指標。

文章后續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論述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理解和把握；第三部分介紹核心測度指標就業依存度的構建方法、投入產出表和地區就業規模數據的獲取和處理；第四部分分別從國家層面和區域層面分析總體產業、服務業和制造業的國內國際循環就業依存度異質性特征；第五部分總結研究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新發展格局的基本理解與把握

推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僅需要從質的方面深刻理解其提出背景、理論邏輯和政策內涵，還需要從量的角度準確把握各地區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量化特征。

從質的方面理解，構建新發展格局既有其背后的客觀必然性也有我國積極把握經濟發展規律下的戰略主動性。一方面，過去依托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使中國成功實現了經濟趕超（Lin and Wang，2020），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發展極大提升了中國的經濟實力，人均財富的積累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在深刻改變我國資源稟賦的同時也重塑了競爭優勢，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愈發難以滿足我國產業升級的需要。同時，社會發展帶來的巨大的消費需求為中國立足國內市場的專業化分工、通過區域間貿易繁榮經濟提供了堅實后盾（丁曉強等，2021）。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國際形勢的變化，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產業鏈供應鏈面臨重塑，可控性大大降低，依托國際大循環的發展模式在當前環境下對我國發展安全提出了挑戰。因此，“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成為我國百年變局下的必然選擇；同時，“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意味著構建新發展格局既非對國際循環的偏廢，亦不是對國際市場的淡化或放棄，而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從過去瞄準國際市場的客場經濟全球化，轉變為基于國內市場的主場經濟全球化（劉志彪和凌永輝，2020）。并且，建設強大的國內循環體系能為一國出口的比較優勢提供先決條件，推動提升國際循環參與水平（Krugman，1980）。故而，以國內大循環為建設重點，在著力暢通內循環的同時發展外循環，能夠對國際要素和資源形成強大吸引力，提高配置全球市場資源要素的能力，最終提升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如何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就成為我國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從量的角度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首先需要明確中國及各省份在國內國際循環中的定位與作用。地區間資源稟賦和經濟基礎的差異決定了不同地區對外開放的梯度性，不同地區的不同產業、相同地區的不同產業，乃至不同地區的相同產業在雙循環參與中都可能有不同的特征和導向，這就要求我們對各地區雙循環的參與程度及其變遷進行測度和分析。準確把握各地區雙循環參與的特征和導向能盡量避免地方政府陷入盲目布局的困境、削弱國家發展戰略的實施成效（丁曉強等，2021）。從整體上探究中國參與雙循環的文獻已比較豐富，而作為實際參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實施者，各省份在國內國際循環中是什么樣的定位、參與程度如何，是地方政府共同面臨的課題，同時此類研究也有待完善。從地區層面探討區域總體和各類產業的雙循環參與特征將有助于各地發揮比較優勢，緩解地區間發展不平衡、部分地區部分產業發展不充分的矛盾，高質量構建新發展格局。

三、測度指標與數據說明

經濟循環不僅體現在商品、服務及資本的循環，還體現在勞動的循環。通過測算最終需求所拉動的勞動力就業規模占比，可以側面反映一國及地區的循環特征。

（一）就業依存度指標的構建

從勞動力就業層面考察地區參與雙循環的特征，首先需要構建基于最終需求的就業依存度指標。利用投入產出表可描述不同產業間物質關聯的特性，參考劉遵義等（2007）、Los 等（2015）的方法，本文引入就業系數，運用投入占用產出模型對中國不同地區間的最終需求就業依存關系進行分析。

其中，分母為地區各產業總就業規模。（2）式表示基于區域間投入產出關系，受地區各項最終需求拉動的地區就業人數占其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即地區對地區的就業依存度；進一步，通過將最終需求來源地區分為本省、外省和國外（出口），即可測得基于最終需求的省內、省際和國際循環就業依存度。這一指標刻畫了區域勞動力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特征與格局，能夠較好回答諸如“某區域產業就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何種循環所拉動”的問題。

（二）數據說明

1．投入產出表

綜合考慮投入產出表的可得性和編制質量，本文選取中國碳排放核算數據庫（China emissionaccounts and datasets， CEADs）編制的2012 年和2017 年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作為分析基礎；在投入產出表的編制方面，CEADs 基于引力模型估計區域間貿易流量（李敬和劉洋，2022），各表均已通過總產出校驗且第二象限“其他項”占比較小，滿足投入產出表編制的質量要求。另外，該系列表為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在中間使用和最終使用象限區分了國內品和進口品，能精確劃分不同類型最終需求的經濟貢獻，對雙循環的測度更加穩健。

具體而言，選取的2012 年投入產出表根據各省份單區域表和海關數據編制，并基于國家尺度數據對各省份數據進行了校正；2017 年表選取了和2012 年行業分類相同的表，且增加值率經過一定的修訂。其他編表信息詳見中國碳排放核算數據庫（CEADs）。

在盡量保留細分行業信息的前提下，本文將原表42 個部門合并至35 個，合并部門信息詳見附錄。

2．勞動力就業數據

各省份勞動力就業數據來源于各省份統計年鑒和《中國勞動統計年鑒》?，F有研究通常直接以城鎮單位從業人員數量來表征就業人數，雖然這樣操作簡便且數據識別較精確，但由于在大部分行業中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行業主體容納了更多的勞動力就業，因此本文將城鎮私營單位從業人員、個體從業人員等同時納入就業統計以更好刻畫各行業就業情況。各省份統計年鑒通常將就業行業數據劃分為包括制造業大類在內的19 個行業，而《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各地區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據對行業的劃分則更加詳細。因此，本文結合以上兩方面數據，采用《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各地區制造業細分行業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量比例，將從各省份統計年鑒中得到的制造業從業人員總量分配至細分行業，從而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官方統計數據中的就業總量和結構數據，對勞動力就業情況的刻畫更加完整。

由于各省份統計年鑒在勞動力就業數據的統計描述上存在一定差異，本文按照如下原則進行數據選擇和處理：年鑒中的“全社會行業就業”數據直接采用；若無法確定分行業就業總量，則按照合理假定比例進行總量約束下的分部門就業人數分配。具體而言，若統計年鑒中未提供全社會各行業就業人數，以三次產業就業量為總量約束，假定各行業“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數”比例與全社會各行業總就業人數比例相同，進行三次產業就業人數約束下的分行業就業人數分配。

同時，為探究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就業依存特點，筆者借鑒幸煒等（2016）和李方一等（2018）的分類方法，將服務業根據要素密集度特征劃分為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借鑒黎峰（2022）的劃分方式，將制造業按照生產制造的專業化水平和迂回程度分為傳統制造部門和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部門，具體如表1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在服務業分類方面，本文未將“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等納入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中，主要考慮到這些行業屬地化服務的特點比較突出，且更具備公共服務行業的性質，公益性強于商業性，對推動各地形成雙循環參與比較優勢、實現更大規模的勞動力高質量就業參考意義不強，故只考察了市場化程度更高、更具商業化性質的信息、金融、研發、商務服務等行業。

四、雙循環就業依存度的測算結果與分析

本節將首先從國家大區域層面考察內外部就業依存格局的轉換特征并嘗試解讀其中的影響因素，然后分別從產業總體、制造業和服務業層面對中國各區域國內國際循環的就業依存度進行分析，進而探究我國各地區在參與雙循環中的區域和產業異質性特征（限于篇幅，測算詳細結果備索）。

（一）國家層面：區域整體分析

綜合來看，在整體上我國勞動力就業的國際循環依存度從2012 年的15.76%下降到2017 年的11.97%，降幅為3.79%①。正如第三章所述，各地區各產業的就業內外部依存關系及變化具有自身特點，可能各不相同?；陔p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政策背景和理論邏輯，聯系已有文獻，我們可以從區域產業結構升級、就業崗位創造和勞動力流動三方面因素理解其對全國層面國內國際循環就業依存格局變化的影響。

首先，我國要素資源稟賦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些變化使得我國難以再走低端化、粗放式的發展模式，在一系列內外部因素驅動下，產業升級成為發展趨勢和必然要求。產業就業在過去多年持續向第三產業轉移，服務業就業占比在2021 年已達48%，而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的提高決定了區域就業更多參與國內循環，經濟循環必然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林毅夫，2021）。產業結構的差異是導致區域間就業的內外部依存特征差異的重要原因，而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不同地區根據自身發展條件和戰略定位在產業轉型升級的路徑選擇上存在分野，高端服務業隨著制造業向先進制造業轉型而逐步興起，部分地區圍繞高新技術企業引進一批從事如法律事務、財務咨詢的高端服務企業，或培育一批從制造業獨立出來從事技術支持業務的服務化企業。在缺乏高新制造產業發展基礎的區域，產業升級路線選擇則轉向傳統服務業。

與此同時，隨著東部地區勞動力要素成本優勢減退、環境規制趨嚴，在東部地區大力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背景下，制造業開始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為優化生產力空間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我國順應發展趨勢實施區際產業轉移戰略，通過建設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等方式在中西部地區主動引入東部轉移產業。區際產業轉移是由要素供需條件變化所引致的一國內部產業（企業）調整區域間空間布局的經濟現象（馬子紅，2008），已有研究發現實施區際產業轉移不僅為承接地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熊凱軍和張柳欽，2022），還改善了當地就業技能結構（陳龍和魏誠一，2022），推動資本、技術等要素資源的空間流動和集聚（孫曉華等，2018），同時產生空間溢出效應，優化區域間投資和創新格局（關愛萍和魏立強，2013）。產業結構升級與區際產業轉移共同構成了過去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區域產業發展的兩大動態特征，并深刻影響多尺度下中國經濟及勞動力就業的內外部依存格局。

表2 展示了2012 年和2017 年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產業的省際循環與國際循環就業依存情況，從中可以一窺在產業結構升級、區際產業轉移等因素作用下各區域板塊勞動力就業的內外部依存格局及其變化情況。從循環參與的演化規律看，我們不難得出以下幾點發現：其一，從省際循環占比變化看，區域間經濟往來日益密切；其二，不同地區循環參與偏好的變化呈現異質性，在服務業方面東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參與省際循環日益活躍，在全產業和制造業方面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國際循環依存度明顯提升，而在全產業和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業方面西部地區相比于東部地區國際循環參與度的降低更加輕微。結合后文分省份的測算結果可知，這與西部部分省份在打造對外開放新格局方面的優異表現密不可分。綜上，國際循環的參與重心在2012 年到2017 年間有從東部地區向其他地區邊際轉移的趨勢，但不同產業的重心變化特征不一，中部和東北部的國際循環參與提升較為顯著。

最后，區域間勞動力流動也是影響整體勞動力就業內外部依存關系的因素。已有研究表明，暢通的要素流動有助于打破產業低端鎖定，降低產業升級對比較優勢的路徑依賴（譚志雄等，2022）。勞動力的暢通有序流動一方面能降低要素錯配、減少效率損失，提升經濟整體供給水平和質量，增強國內循環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有助于釋放消費需求，達到“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高國內循環的可靠性。當前，各地區在放松勞動力跨區域轉移限制的同時著力提升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公平性，使勞動力要素的創新活力充分涌流、內需充分釋放，經濟和就業循環的重心整體進一步向國內轉移。

（二）地區層面：產業整體分析

圖1 展示了利用2012 年和2017 年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測算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就業依存度占比情況（包括省內循環、省際循環和國際循環）。從整體上看，各省份就業大多由國內需求拉動，國內國際循環占比具有明顯的區域異質性。

2012 年，31 個省份的平均省內循環就業依存度為57.11%，省際依存度為28.62%，國際循環依存度為14.27%。省內循環方面，除海南省外其余省份就業依存度均大于40%。相對更依賴于省內循環提供就業的省份主要有寧夏、山西、云南、四川、湖北、青海和西藏，依存度均大于60%。其中，山西和云南在70%左右，湖北、青海和西藏接近或超過80%。這些省份都為中西部省份，省內循環度高或是由于當時經濟開放程度較低。參與省際循環的就業比例較高的省份有河北、吉林、甘肅、重慶、安徽、海南，這些省份主要為糧食、原材料和能源供給地。國際循環的就業依存度較高的省份有天津、福建、山東、上海、廣東、浙江，均為東部省份，其中廣東和浙江超過30%。

與2012 年相比，2017 年31 個省份的平均省內循環就業依存度基本持平，為57.33%，平均國際循環占比降低約3.79%，省際循環上升至32.17%，這從側面反映了我國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實現經濟發展的趨勢，區域經濟關聯互動水平有所提高，區域分工范圍擴大。不同區域就業依存關系也變化各異。從省內循環看，基于省內最終需求帶動就業比例較高的省份主要有湖南、山西、寧夏、四川、青海、西藏和湖北，其中，除四川、西藏和青海的省內就業依存度有輕微下降外，其余省份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整體來看，有15 個省份的省內依存度是下降的，其中除上述三省份外，其余均為2012 年省內依存度較低的省份，說明就業依賴于省內市場還是省外（國內）市場取決于一省的經濟稟賦和在相關產業鏈中的定位，這些省份產業依托國內市場的趨勢有所增強。作為中部地區核心省份，湖南和湖北制造業產業體系的日益完備使其更加依賴本省市場帶動就業，省內循環依存度上升；從省際循環看，有21 個省份的就業依存度有所增長，平均增幅為7.6%。參與省際循環的就業比例較高的省份除上海和海南外均為內陸省份，主要包括貴州、內蒙古、重慶、黑龍江和吉林。這說明內陸地區近年來隨著國內產業鏈和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參與國內經濟循環的深度有較明顯的增加，而上海作為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橋梁，發揮了更大的聯系整合作用，海南也因脫貧攻堅、免稅購物、特色旅游等與大陸省份聯系日益緊密。從國際循環看，云南、貴州、寧夏和重慶的就業依存度有所上升，表明西部地區部分省份在參與外部市場方面與東部地區相比有自身的步調和節奏，這可能是由梯度式開放模式下東西部發展基礎和環境的差異所導致（蔡昉和王德文，2002），“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中歐班列開行為上述地區打造內陸開放新高地提供了重要契機。因此，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需要因地制宜，采取差異化發展戰略，引導內陸區域參與國際和省際循環，沿海地區加強國內循環參與。

考察地區間就業依存關系變化特征，可以發現，2012 年-2017 年，31 個省份中有24 個省份拉動別省就業的平均水平呈正增長。其中，河南、江蘇、浙江、陜西、湖北和重慶位居前六，從地理位置上看東中西部經濟大省均有涉及，表明區域間的產業聯系在空間上逐步緊密且存在“地區引領”特征，這與李敬和劉洋（2022）基于網絡視角的分析結論相近。

從最終需求類型看，2017 年，全國31 個省份就業對國內最終消費、投資和出口的依存度平均為54.15%、35.37%和10.48%，而在2012 年消費、投資和出口的比例僅約為50.6∶35.1∶14.3?？梢娤啾扔?012 年， 2017 年國內循環中投資創造的就業比例基本穩定，消費和國際循環創造就業的能力呈現此消彼長態勢，2017 年31 個省份整體上消費作為拉動就業的引擎作用顯著增強。這是我國“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著力培育消費市場、推行一系列擴大內需政策的結果，同時也是大國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然而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我國消費市場需求側受到較大沖擊，消費者收入減少。后疫情時代如何提振消費市場，充分釋放內需潛力，發揮消費的經濟引擎作用，需要相關政策的持續發力。更進一步，本文考察了各省份的異質性特征，結果如圖2 和圖3 所示。結合圖2和圖3 的左圖可以發現，省內投資需求對就業的拉動效應有所收縮，2012 年大部分省份在15%～30%之間浮動，且有多個省份超過30%，而2017 年僅有極少數省份（如湖北和山東）超過30%，較大值從2012 年的40.72%（西藏）、38.12%（湖北）下降至2017 年的31.55%（山東）和31.15%（湖北）。省際投資需求對19 個省份就業的拉動作用總體有所增強，從地域看這些省份分布在全國東中西部各個區域，圖中虛線整體略微向外擴張。這表明我國地區間經濟往來逐步密切，在此期間各地重大基礎設施投資對來自大范圍的商品和勞動力等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在消費需求方面，省內循環和省際循環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都有較明顯的增強，增幅靠前的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區，如內蒙古、青海、河南、西藏等，以及東北地區。

從區域層面看，不同經濟圈內部省份間的就業依存關系也呈現不同特點，本文以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為例進行分析。如表3 所示，在京津冀地區，2012 年和2017 年，河北、天津、北京對經濟圈內其他省份的就業依存度依次降低。其中，與2012 年相比，2017 年北京對京津冀中其余兩省份就業依存度下降0.32%，天津和河北則分別上升0.76%和1.49%。觀察北京對其他各地區的就業依存關系可知，從2012 年到2017 年，北京的就業更多依靠省際循環來拉動，北京對全國28 個省份的多項最終需求（包括投資和消費）有所增加，對天津和河北的就業依存度總體下降，說明北京作為區域經濟中心對天津、河北的就業拉動作用較強，但北京的省外循環更多依賴京津冀地區以外的省份，京津冀互補發展的格局有待進一步形成，一體化建設需要持續推進。在長三角地區，從2012年到2017 年，滬蘇浙皖四省市對區域內其他省份的就業依存度分別增長3.72%、0.87%、1.19%和下降1.46%，區域內就業的相互拉動關系較為緊密，且仍在進一步加強，側面反映出長三角地區良好的一體化基礎。因此，為充分挖掘和利用長三角一體化的優勢，推動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2019年1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將長三角一體化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

（三）地區層面：產業異質性分析

在總體上初步進行就業依存度的國內國際循環分析后，進一步從產業異質性的角度探索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就業依賴關系，對精準識別地區比較優勢、捕捉地區產業動態演變規律具有重要意義。

1. 制造業異質性分析

比較各省份制造業和全產業的國內國際循環就業依存度可以發現，除黑龍江省制造業相比全產業的就業更多依賴于省內循環外，其余地區更依賴外部市場；制造業的國際循環依存度顯著高于全產業，具有明顯的外部需求依賴特征。我國作為“世界工廠”，向全球提供了豐富的制造產品。

從制造業看，相比于2012 年，2017 年各省份依賴于國際循環的就業占比平均下降3.49%，依賴于省內和省際循環的平均占比均有所上升。2017 年，在省內循環方面占比較高的地區除河北外都是中西部地區；參與省際循環的就業占比和省內循環占比呈較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前者比重較高的地區后者比重則較低，但省際循環占比高的仍大部分為中西部地區。參與國際循環活躍的地區均為東部省份，絕大部分是沿海省份。江、浙、滬和北京的制造業就業對國際循環依存度超過40%，廣東達到55%。這反映了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東部沿海省份是制造業出口的橋頭堡，江浙滬地區制造業就業國際依賴特征明顯。從最終需求的類型看，2017 年全國31 個省份對最終消費、投資和出口的就業依存度之比約為32.3∶44.1∶23.5，表明制造業總體屬于投資驅動型產業。

為探究不同類型制造業的國內國際循環就業依存特征，本文將制造業劃分為傳統制造部門和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部門進行分析。

首先是傳統制造業。從2012 年到2017 年，我國傳統制造業對國內和國際循環的就業依存度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據測算，與2012 年相比，省際、國際和省內循環占各省份就業拉動量的平均比例分別上升12.44%、9.79%和下降22.23%，三者之比約為41.6∶37.6∶20.8，表明總體上傳統制造產品在更大范圍內流動，勞動力就業向國內其他區域和國外市場的依賴明顯增強。為直觀展示省際差異和時序變化特征，本文根據測算結果繪制雷達圖如圖4、5 所示。

具體而言，在省內循環方面，幾乎所有省份的就業依存度均出現下降，其中廣東、廣西、上海、吉林等省份降幅較大，降幅在40%以上；在省際循環方面，僅有浙江、湖北、云南和新疆的就業依存度有小幅下降，在此期間這些省份反映出需求依賴向國際市場轉移的特征，而其余省份表現為正增長；在國際循環方面，除內蒙古外所有省份對國際循環的依賴都有所加深，內蒙古圍繞農畜產品加工、冶金建材、能源等六大支柱產業更多參與國內分工。從變化特征看，各省份勞動力就業的需求依賴在向本省外的市場轉移的過程中，有17 個省份向國內其他地區的轉移大于向國際市場的轉移，說明循環聯系在省份間逐步緊密。

從參與國內循環的地區特征看，地區就業更多由國內循環拉動的地區主要可歸為以下幾類：（1）傳統制造業基礎良好，供給能力顯著高于本省需求，積極融入省際循環。主要有吉林、黑龍江、甘肅和重慶。（2）制造業產業鏈齊全，省內人口較多，需求旺盛，以省內循環為主。如湖南、湖北和四川。（3）人口相對稀少，工業基礎較弱，地處內陸，產品供給主要服務本省需求，如云南、西藏、青海等。

從最終需求來源的區域看，2012 年到2017 年各省份傳統制造業就業參與省際循環的地理分布呈現“多點開花”之勢，透露出各省份最終需求來源的多樣化，且31 個省份中有25 個省份拉動別省就業的能力有所增強。其中，浙江、河南、廣東、四川和云南對其他省份傳統制造業就業拉動的作用廣泛性增強，范圍遍及絕大多數省份。由此可見，我國省際貿易往來復雜化、多樣化的趨勢特征愈加明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市場條件逐步具備。

其次，在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業方面，總體看，2017 年各省份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業勞動力就業參與省內、省際和國際循環的平均比例為46.2∶26.3∶27.4，相比于傳統制造產品，該產業產品更多服務于本省市場。在時序變遷上，國內國際循環占比總體變化較小，但區域間有所差異，福建、陜西、四川國際循環占比下降明顯，市場供需對接大幅轉移至國內；北京、新疆和重慶的國際循環占比均上升15%以上。從需求側考慮，部分區域對省際高技術產品的需求有廣泛且明顯的增加，突出的有浙江、湖北、四川和重慶，這得益于上述地區對高技術制造業的培育提升了產業鏈的精細化分工需求。在存量上，河南、廣東、湖北和浙江的省際需求對其他省份的就業拉動效應最大?？梢钥闯鲞@些地區是所在區域的制造業強省和重要物流樞紐，在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需要高度重視區域產業網絡中重要節點的帶動作用。

靜態特征方面，中部地區和川渝地區表現出內部異質性特征：在中部地區，河南、湖北由省內循環主導，湖南的省內省際循環占比相對平衡，勞動力循環受周邊省份帶動顯著；在川渝地區，川渝分別表現為省內和省際主導型，反映了不同的循環參與導向。從當前看，成渝經濟圈建設是實現川渝產業優勢互補的重要抓手，對將川渝地區打造為暢通西部雙循環發展的重要引擎、推進西部高水平對外開放至為關鍵。廣東和江浙滬地區穩居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產品出口的第一梯隊，京津地區次之；憑借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機電產品出口的增加，新疆的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業國際循環占比提升至48%，同時實現了出口結構從過去以農牧業產品為主向高新技術制造產品過渡的轉變。當前，國內疫情仍在反復，內需提振尚需時日，推動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重點地區的國際市場為重點穩定國際循環參與仍然重要。

從最終需求類型看，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業屬于投資驅動型產業，受投資拉動的增長份額高于制造業整體水平，達到2017 年的52.6%，這是因為電子設備、儀器儀表、機械器材等產品需要更多的研發投入和固定資產投資參與開發和生產，而傳統制造業尤其是食品飲料、紡織加工等產品技術成熟，服務于最終消費的性質也更強。但隨著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愈發重要，最終消費承擔的就業促進職能有所增加，高新技術制造業投資驅動的份額也相對下降，這表現為圖6 中實線的總體收縮。

考察長三角地區和京津冀地區的傳統制造業和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業的內部就業依存度，如表4 所示。結果顯示，相較于2021 年，2017 年在傳統制造業省內循環份額普遍下降的背景下，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的內部依存更加緊密；在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業方面，兩大區域的內部情況不一。京津更多參與區域外循環，河北更加依賴省內循環。滬蘇的省外市場份額增加明顯，浙皖則截然相反，反映出參與循環的不同變動傾向。在存量格局上，上海對區域內其他省份市場的需求明顯強于北京，兩類制造業拉動的就業均占約10%。

比較探究長三角省份彼此間就業拉動效用相對值，可以發現，在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業方面，浙江對滬蘇皖的拉動效應占滬蘇皖省際總需求的前列，皖蘇滬對域內省份的拉動效應依次遞減。末列示的結果顯示，廣東作為區域經濟龍頭，其對周邊省份的輻射帶動作用明顯偏弱；在傳統制造業方面，長三角區域滬皖、蘇皖間單向就業拉動關系較強，滬浙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緊密關系特征突出。相對地，廣東在傳統制造業層面的就業輻射范圍較廣，同時毗鄰地區的拉動作用有待加強。綜上來看，長三角互聯互通的優勢為高新技術制造業的合作研發和迂回生產提供了良好平臺，而廣東仍需加強在省際循環中的臨近區域帶動作用①。

2. 服務業異質性分析

各地區服務業就業依存度如圖7 所示?？傮w上看，從2012 年到2017 年服務業以重點向省內市場轉移為特征，國內、省內循環占主導地位，平均省內循環依存度升至71.8%，絕大多數省份的外部市場份額有所收縮，其中國際市場拉動的就業占比平均減少5.4%。平均省際循環保持穩定，為22.7%；縱觀各省份，中西部地區省份內循環就業占比都在80%以上，表現為突出的本地化特征。在省際循環方面，重慶、上海、吉林和北京就業依存度均在40%左右，海南達到50%，反映出海南服務業就業與大陸省份需求聯系的緊密性。

從最終需求類型看，消費和投資比例由2012 年的59.5∶29.5 下降到2017 年的54.8∶39.6，服務業就業整體仍是消費驅動型，但投資驅動的就業份額有所增加。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服務業在提高國民經濟占比過程中固定資產投資的擴張導致了總體投資占比的提升。

省際循環方面，相較于2012年，2017年湖南、湖北、江蘇和浙江對其他省份的服務業就業拉動效應有明顯增強。同時，河南、廣東、江蘇和浙江在服務業就業的省際溢出效應上位居前列?？梢?，人口基數在一定程度上為服務業的需求溢出和就業帶動效應提供了支撐，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應重視相關產業的區域布局。

為探究異質性服務業國內國際循環的就業依存特征，以下分別選取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進行分析。

首先是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在三大循環占比方面，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國際循環占比收縮明顯，大多數省份省內循環占比有所上升，省內和省際循環的平均比例約為65.4∶25.9。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省際循環高于行業總體水平，究其原因，是由于服務業中教育、醫療、社會工作等屬于區域間貿易程度較低的部門，相比之下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包含的商貿流通行業如批發零售、交通運輸等更具備跨區域貿易的條件。

從行業角度看，各地區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各類循環的占比基本可代表流通業的循環參與特征。上海是國際航運中心和金融中心，北京是國際交往中心、政治和經濟中心，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就業近五成由省際循環拉動。海南對大陸地區的強依存關系使其流通業省際依存度占至七成。

進一步看，川渝地區，四川和重慶分別以省內循環和省際循環為主體，再次體現出川渝兩地不同的省際聯系特征；遼寧的服務業就業總體依賴省內循環，但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則相反，近五成參與省際循環：相比于2012 年，2017 年有明顯上漲，需求主要來自中東部地區。從這點看，遼寧的流通業發展良好，省際市場大幅拓展。在區域間就業輻射方面，廣東和河南具有絕對優勢，對大部分省份都有較強的就業帶動作用。

在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方面，從2012 年到2017 年，國際循環占比普遍降低，在2017 年僅為6.2%，反映出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顯著的國內循環特征。動態特征方面，吉林、西藏、上海和北京的省際循環就業占比增幅明顯。上海、北京作為現代服務業發達的一線城市，金融、信息、商務服務等知識密集型行業發揮比較優勢參與省際市場的占比有所上升。西藏的勞動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都表現為向省際循環轉移，說明西藏服務業與內地市場的關系逐步密切；遼寧、安徽、寧夏和云南的省內市場占比升幅較大?？梢?，與流通業的省際循環主導特征不同，遼寧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主要服務省內市場。

在需求層面，江蘇、河南和廣東對各省份省際循環的就業拉動效應位居前三，長三角地區拉動效應水平總體偏高，反映出長三角服務業市場需求來源的多樣性。具體看，東北三省中吉林和黑龍江受長三角地區的需求拉動作用明顯，這反映了華東市場對東北地區經濟的重要性。長三角地區作為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增長極，以“買全國”和“賣全國”的“雙重多樣性”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活力和動力。

從長三角地區內部看，滬蘇浙對內部其他省份的就業關聯緊密度有所強化，安徽則大幅轉向依賴省內市場。綜合前文測算結果可知，安徽在長三角地區屬于省內循環型經濟體，需要進一步優化區域分工，提高與區域內其他省份互聯互通水平。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2012 年和2017 年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從“產業帶動就業，就業反映產業”的原理出發，通過測算基于最終需求的國內國際循環就業依存度，從勞動力就業的視角定量分析我國各省份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行業和區域特征，并分別對制造業和服務業進行考察，得出了較豐富的研究結果和細節。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 總體上國際循環和省際循環此消彼長，區域間產業間存在異質性

從全產業看，2012 年-2017 年，31 個省份平均省內循環就業依存度基本穩定，國際循環和省際循環比重此消彼長。分區域看，中部和東北地區外部循環依存加深，部分西部省份的國際循環和多數內陸省份的省際循環有所上升，省際聯系加強；制造業國際循環依賴明顯，中西部地區省內循環特征突出，新疆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業國際循環參與度顯著提高，中部地區、川渝地區國內循環參與特征異質性顯著；服務業總體依賴省內循環，本地化特征明顯，而重慶、北京、上海和吉林的省際循環占比較高；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北京、上海、吉林省際循環占比有所擴張。

2. 區域間聯系緊密化，區域重要節點引領作用顯著，部分節點建設仍待加強

東中西部地區重要節點地區的引領拉動作用在區域聯系的緊密化中貢獻巨大。在制造業層面，傳統制造業就業參與省際循環的地區分布呈多點開花之勢；在服務業層面，部分人口大省的服務業省際就業拉動效應顯著。遼寧省際循環增幅明顯，廣東和河南具有較強的輻射帶動作用。西藏區域間市場參與度大幅提高。長三角和廣東在拉動其他區域就業方面作用顯著，但仍存不足：安徽需加強長三角區域內的分工協作參與度，廣東需加強對鄰近省份的輻射帶動作用。京津冀地區內，北京對津冀的拉動作用大，但京津冀互補性不足，協同發展格局亟待形成。

3. 消費在經濟循環中的主引擎地位逐步增強

與2012 年相比，2017 年制造業中研發投資需求較大的機電及高新技術制造業消費驅動份額顯著擴張，從產業整體上看，各省份由最終消費拉動的勞動力就業平均占比也由50.6%上升到54.1%左右，表明消費在國民經濟循環中的作用越發重要。

（二）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發現，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 充分認識和把握各地區各產業異質性，因地制宜構建新發展格局

立足各地實際，從具體省份和部門的稟賦出發，精準施策。要加強京津冀和長三角一體化建設，提升分工協作水平和發展效能；充分發揮京津冀、長三角等地方經濟增長極在拉動中西部、東北地區參與省際循環、國際循環中的作用，加強區域間經貿合作；充分利用東部沿海省份國際循環參與水平高的優勢，建立內陸省份與東部省份參與國際循環的溝通協調機制，提高內陸地區國際循環參與水平，使國內國際雙循環在更廣范圍內實現互補和聯通；圍繞廣東、河南、江蘇等人口大省的服務業需求溢出效應，基于地理位置和資源稟賦等條件合理布局相關產業，推動區域服務業供需達到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2. 重視區域循環的重要節點建設，統籌推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在東部地區，長三角地區和廣東省要加強與內陸省份的聯系，提升內陸地區省際循環與國際循環的參與水平；東北三省，要重視遼寧省際循環占比高的優勢，整合內部資源，加強地區合作；中部地區，要發揮河南、湖北等省份的需求溢出效應，加強與西部地區的產業和貿易聯系，增強循環樞紐作用；西部地區，要發揮川渝輻射西部和引領西部開放的作用，發揮新疆陸路口岸貨品集散地作用，利用好中歐班列和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契機，打造西部開放高地。

3. 多措并舉系統施策，促進消費市場健康發展

消費在創造就業、拉動經濟增長方面越發重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消費市場作為支撐。然而，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居民收入下降、對經濟前景的不樂觀等因素導致消費出現較大幅度下滑。政策工具箱要應開盡開，出臺系統性政策，穩投資、穩就業、穩定消費預期。創新臨時救助和轉移支付方式，向收入或就業受疫情影響較嚴重的居民發放無門檻消費券和數字人民幣，提高居民消費意愿和能力，使消費市場較快恢復和增長，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建立完整的內需體系，推進產業數字化，發揮數字經濟在豐富消費場景、提高生產效率、提升服務可貿易性等方面的作用，完善數字經濟人才培養體系，加快傳統產業和勞動力就業數字化轉型，壯大數字經濟相關產業，合理引導新增勞動力向數字經濟領域集聚。

4. 加快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堅實支撐

一方面，各地區產業循環參與特征具有自身特點，暢通的雙循環需要更高效的要素跨區域配置以滿足區域產業參與雙循環的異質性需求；另一方面，降低區域貿易成本是暢通國內循環的必要條件。因此，要推動國內市場高標準聯通，強化統一制度建設，營造良好營商環境。破除地區小循環、暢通區域間循環。要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在勞動力要素方面完善人口跨區域轉移機制，在土地要素市場方面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交易流轉市場。此外，為提升市場潛力、賦能開放包容的統一大市場建設，還應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多渠道降低市場主體交易成本，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