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演變

〔摘要〕作為時代的標本，電影行業的興衰沉浮能夠折射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歷史演變。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積極改造電影行業，將電影放映深入到廣大鄉村和工廠，一大批歌頌工、農、兵的電影涌現，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隨著“雙百方針”的恢復，中國電影在探索中成長，電影創作呈現多樣化特征。進入新時代，中國電影市場的全球影響力顯著提升，以新主流電影為代表的國產電影彰顯了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和中國精神。未來，為了實現文化強國的目標，應該堅定不移地以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為指導，守正創新，自信自強，為人民、為時代創作，推動中國電影的持續繁榮發展。

〔關鍵詞〕電影政策；文化觀；中國共產黨；文化強國

〔中圖分類號〕D25；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921（2023）04-0023-12

〔基金項目〕2022年寧夏回族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新時代習近平關于文藝工作的理論創新研究”（22NXCKS03）

〔作者〕揭祎琳，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文化觀是“一定主體對‘什么是文化、為何發展文化、怎樣發展文化等問題的認識和看法”①。中國共產黨文化觀是黨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不斷認識文化，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的科學思想指南，是黨科學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進行的文化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最新理論成果，其具體內涵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調整和豐富。中國共產黨文化觀以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為理論基礎，以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實踐為養分，為中國共產黨持續深入開展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是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發展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民族性、科學性、人民性、開放性和實踐性。

從學術界現有研究來看，關于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研究成果比較豐富。學者們主要從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思想淵源①、主要內涵的與時俱進②、毛澤東和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化觀③、新時代以來文化建設的守正創新④等方面進行探析。與此同時，關于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在對中國共產黨文化觀進行探究時，有必要確立一個抓手和載體。例如，可以從電影、戲曲等具體領域加以觀察，創新研究視角，拓展研究路徑，兼顧歷史廣度和理論深度，進而總結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的成就，為當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自信提供鏡鑒。

“中國電影文化植根于中華文明和偉大民族精神之中。在近120年的發展歷程中，無論是救國、興國、建國、富國，還是強國的歷史時期，都是社會變革中文化陣地的排頭兵和先鋒隊?！雹?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新中國電影已經走過了70多年的風雨歷程。與全球電影行業相比，中國電影在特殊的社會歷史語境下呈現出鮮明的發展演進脈絡?？紤]到電影的公共性與建構性，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迅速將電影納入到管理日程之中。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有關部門頒布的政策條文等都在引導和規范著新中國電影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有鑒于此，本文主要以電影行業為切入點，通過梳理和回顧新中國電影70余年發展歷程，進而探討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演變，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設電影強國的具體路徑。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電影業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文化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涵，中國電影發展也因此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具體而言，在不同階段，中國電影市場的影片構成、類型樣態、工業水準以及票房表現等方面都打下了深深的時代烙印，折射出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具體內涵。

（一）1949～1978年：社會主義人民電影的創建、鞏固與曲折發展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對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中國進行了論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①。

在推進文化建設的過程中，電影成為掃除舊文化、發展新文化的重要抓手?！笆吣辍保?949～1966年）是中國大陸創建和鞏固社會主義人民電影的歷史時期，也是中國電影現代化進程的奠基階段。這一時期，中國電影的發展與政治形勢密切關聯。

新中國成立前夕，電影放映更多是從經濟效益和市場等層面考慮，觀眾愛看什么被當作電影放映的重要參照，國產片在中國電影市場的占比相當有限，電影在廣大農村地區的影響力甚微。在中國各大城市，美國電影泛濫，百部電影中有75部以上是好萊塢出品的，可見美國電影對于城市觀眾的影響之深。② 比如，抗戰勝利后，天津上映的電影中只有20%為國產片，80%為美國進口影片③；1949年，在上海放映的電影中，從蘇聯進口的影片只有12部，占6%，而從美國進口的影片多達142部，占67%④。

新中國成立后，電影生態發生巨變。就發行放映體制而言，國家掌握了電影發行網絡，全國電影院的片源、排片和發行等業務都必須服從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⑤及下屬分公司統一調配，一大批優秀的電影作品被送往廣大農村地區放映，一個覆蓋全國的電影放映網逐漸建立起來。電影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藝術形式，在廣大城市和農村逐步普及，逐漸為廣大人民群眾熟悉熟知，發揮了傳播弘揚主流意識形態的積極作用。正如毛澤東所言：“無論高級的或初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雹?1949年底，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周揚在文化部電影局召開的第一屆行政會議上指出，新中國的電影必須堅定地繼續貫徹工農兵方向，反映革命和建設等時代主題。① 工農兵方向在國產電影的類型和題材等方面得到了充分體現。此類影片以工農兵為主角，展現他們在革命、建設事業中的歷練過程，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縫合進此類成長故事的講述之中，進而建構觀眾對于人物乃至時代的認同。以這類電影的海報為例，背景色多以紅色為主色調，有著“紅色年代”的寓意，英模人物常常居于海報的中心位置，目光堅定，如同一尊雕塑。

就國產電影而言，可以按照生產出品單位將其大致劃分為私營廠和國營廠兩種類型。在諸多因素影響下，全國私營電影制片廠于1952年初完成國有化。到1956年，國營電影制片廠、新聞攝影隊以及影片經理公司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國營系統的電影工作者達3000余人，形成了完整的產、供、銷體系。②

從譯制片的發展看，“十七年”的明顯特點是美國電影被清除出國內銀幕，而蘇聯電影被大規模譯制和放映。據統計，這一時期我國引進的857部外國影片中，蘇聯影片有421部，比例高達49%左右。③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一方面是為了清除美國電影對我國的“不良影響”；另一方面，中國在電影引進上實行“一邊倒”戰略，因為國產電影生產能力受限，所以大量且有選擇地引進蘇聯電影。從1949年到1955年，主要譯制反映蘇聯衛國戰爭、渲染愛國主義精神的電影以鼓舞士氣，如《列寧在十月》《小英雄》《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等；1956年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進口電影的題材更加豐富，一大批反映工農業建設的影片、人物傳記影片以及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得以與中國觀眾見面，例如《勞動與愛情》《作曲家格林卡》《我的童年》《靜靜的頓河》等。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大眾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許多觀眾觀看和理解蘇聯電影存在各種困難。針對這一情況，有關部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翻譯更加通俗和口語化；加強對電影的宣傳和講解；對于情節復雜的影片加入解釋性文字等。1954年刊登在《文藝報》上的一篇文章便從配音著眼，提出配音演員的臺詞要從口型、思想感情和音色等方面貼合原片。④ 同時，蘇聯影片配有排版簡約、內容豐富的電影說明書，可以作為幫助觀眾看懂劇情的學習資料。蘇聯電影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新中國的熱情，和國產電影一道為我國人民群眾提供了充滿奮斗精神、樂觀態度的精神食糧。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的電影事業受到很大沖擊，“制片業幾乎癱瘓，到1978年制片廠只剩下12個”①。這一時期我國的電影生產呈現單一化局面，“樣板戲”電影成為宣揚“以階級斗爭為綱”等極左意識形態的銀幕教科書。就譯制片而言，數量非常有限，并以朝鮮、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等國的電影為主。

總體看來，從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黨和國家對電影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為工農兵服務”的理念貫徹在電影制作、發行和放映的各個環節。受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影響，電影行業發展呈現出曲折起伏的特點。美蘇冷戰、朝鮮戰爭和中蘇關系惡化等國際關系的變動，也深深地反映在我國引入譯制片的種類和數量上。

（二）1978～2012年：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電影業的探索與轉型

“文化大革命”以后，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結合時代發展特點提出了許多關于文化建設的新論述。鄧小平明確指出：“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雹?隨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得以全面恢復，文藝界的創作積極性被極大激發，電影創作環境漸趨寬松。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推動了人們思想空前解放。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我國電影領域呈現出多樣化和多元化趨勢。一大批具有反思和創新意識的電影導演追求個體啟蒙，張揚個體自由，在所創作的電影中個人話語的比重明顯提升，實現了與國家話語的相互補充。以陳凱歌、張藝謀等為代表的國內第五代導演，拍攝了《黃土地》《紅高粱》等一系列電影佳作。受到第四代導演“求真求實”與歐洲“作者電影”的影響，他們的作品具有一些共同特點，如對人生、歷史、民族和社會進行反思；“探索”與“實驗”的色彩比較濃郁；審視歷史話語下的“個人”，追求技法革新，探索新的電影語言；等等。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電影界也出現了一些創作上的不良傾向：有的奉行金錢至上、娛樂至上的理念，炮制低俗之作；有的標榜個性獨立，忽視電影的社會功能；等等。面對商業化大潮的沖擊，1987年3月，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首次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③這一創作口號。1991年2月7日，時任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局長的滕進賢在《人民日報》發文，闡述這一口號“旨在呼喚我們的銀幕應弘揚時代精神，表現我國正進行著的偉大的改革；旨在呼喚我們的電影工作者應有強烈的時代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①。

這一時期，中國廣泛開展雙邊和多邊外交，譯制片呈現出數量多、地域廣、類型豐富的特點。美國、日本、法國和英國等國家的影片被引進中國，《亡命天涯》《泰坦尼克號》《追捕》等影片贏得了我國許多觀眾的青睞。引進不同類型的電影有利于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在文化領域的深入交流，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民群眾多元化的審美需求。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我國電影創作較為活躍，新的風格正在孕育，譯制電影呈現繁榮景象，商業娛樂電影影響力愈來愈大。以改革開放為背景的國產電影展現了人們面對改革開放的復雜心態，在向往和憧憬新生活的同時不乏迷茫和彷徨，經濟大潮中的人心、道德和倫理一定程度上受到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挑戰。

（三）2012年至今：新時代電影市場的迅猛發展

習近平明確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雹?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文化建設視作“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闡明了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應遵循的方向與原則。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③的目標，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進行了展望，明確提出“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④。作為大眾文化產品，電影有必要自覺肩負建設文化強國的光榮使命，實現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進入新時代以來，在多年市場化和產業化改革的基礎上，中國電影的產量規模和市場體量迅速擴大，中國電影市場對全球電影票房增長的貢獻率不斷增加。隨著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電影越來越成為人們日常文化娛樂消費的重要項目之一。中國電影已經成為全球電影發展的重要引擎，中國電影市場也毫無爭議地成為了全球最重要的電影市場。以博納影業為代表的一大批民營電影企業不斷發展壯大，他們以市場為導向，推出了一大批叫好又賣座的商業電影，成為國產電影的重要生產者。

據國家電影專資辦發布的《2020年度中國電影市場數據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電影總票房達到204.17億元，因疫情影響比上年減少68.23%，但首次票房位居全球市場第一。其中，國產電影票房為170.93億元，占總票房的83.72%；票房前10位影片首次為國產影片所包攬。⑤ 可見，中國觀眾對于國產電影的認可度在不斷提升。除票房數據之外，電影產量、觀影人次、放映場次、影院數量、銀幕數量與國產影片的海外銷售收入均實現了穩步增長。

這一時期，國語配音的譯制片受多種因素影響漸趨衰落。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廣大網友在手機這一微型屏幕上就能隨時隨地看電影；二是越來越多網友青睞“原汁原味”的電影，習慣電影原聲輔以中文字幕；三是網絡字幕組的興起更是對傳統的譯制機構造成巨大沖擊。需要強調的是，這一時期我國在電影引進方面有了進一步發展，呈現繁榮景象。世界各國的優質影片被電影公司引進，中國這一廣闊市場被各國關注。一些好萊塢大片在中國同期甚至先于北美上映；部分印度影片如《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和《調音師》等在中國口碑發酵，引發觀眾熱烈討論；第一部引進自黎巴嫩的影片《何以為家》營銷有方，在中國拿下了3億多元人民幣票房。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電影在數量和質量等方面都有了質的飛躍。民營電影企業的崛起推動了中國電影的多元化發展，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共存共生，積極對接不同觀眾群體，輔以電影引進，較好地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新中國成立以來電影政策的演進

中國共產黨文化觀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繼承與弘揚，同時也涌動著鮮明的中國特色。我國電影主管部門全面貫徹“二為”方向①和“雙百”方針，在實踐過程中注重總結經驗，引導電影與時代命題緊密結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電影政策不斷演進，推動電影行業呈現出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景象。

（一）民營電影企業的活力迸發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通過批判清理“舊文化”，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在全社會掀起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活動，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牢固確立，革命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的主導地位迅速形成。與此同時，由于照搬革命時期和蘇聯的一些做法，也帶來了文化的單調與沉悶。剛剛創立的三大國營電影制片廠②生產能力較低，私營電影廠正緩慢恢復元氣。1951年，中國文化教育界開展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運動使得私營電影業感到緊張，加之整個私營電影業不甚景氣的經濟狀況，中央主管部門于1953年完成了對私營電影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比全國工商業公私合營的完成時間提前了三年。

隨著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后，我國的文化事業出現了短暫的春天。但受到國內外局勢以及黨內“左”傾思想的影響，對知識分子群體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最終導致文化發展相對封閉。這一時期是私營電影企業的真空期。這是因為，當時我國的電影事業體制主要是模仿蘇聯而建立起來的，具有比較明顯的行政性和非市場化特征?！斑@種電影生產/發行體制的運行方式是政企合一、按行政指令性計劃指標生產和發行電影，而它的功能和效應，是確保電影以藝術形象完成黨和國家的宣傳教育任務?！雹?/p>

“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化形態更加多樣化。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在“雙百”方針為核心的文化政策指導下，我國的文化格局從自我封閉的一元化走向開放的多元化。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進行了全面闡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雹?/p>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民營電影作為國營電影制片廠的補充，成為一種在探索中前進的新生力量。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改革開放進一步加深，民營電影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紛紛成立。2002年，國務院頒布并實施了新的《電影管理條例》，首次以法律條文的形式肯定了民營資本進入電影制片業。

（二）電影宣傳工作的轉型發展

1978年以前，我國電影宣傳工作幾經沉浮、曲折前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弘揚主流意識形態、動員人民群眾建設新中國的光榮使命。例如，在新中國成立后不到兩年的時間內，長春電影制片廠、北京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制片廠這三大國營電影制片廠，攝制完成了35部故事片、280部新聞紀錄片、6部美術片，以及43部譯制片。③《白毛女》《青春之歌》《紅色娘子軍》等影片受到了廣大觀眾的喜愛和好評。

1978年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牢牢把握文化的社會主義屬性，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強調文藝工作者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發揚文化的包容性，凝聚最大范圍的社會共識，匯聚共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磅礴力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實踐深入，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個文明”，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再發展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以及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文化建設愈發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①，文化被賦予了提升國家軟實力、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深遠意涵。

改革開放以來，電影宣傳工作逐漸擺脫了“政治工具”的標簽，電影的藝術性、觀賞性和娛樂性愈發被重視。電影宣傳工作不斷走向思想解放、個性啟蒙、多元發展。尤其是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宣傳工作進入了一個全面轉型的發展階段。新時代以來，我國出臺了多項有關電影產業發展政策，如2016年出臺《電影產業促進法》，2021年發布《“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等，不斷加大對電影行業的扶持力度，對電影產業發展進行頂層設計和系統規劃。

（三）電影管理機構與管理理念的調整

1950年7月，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文化部成立電影指導委員會。該委員會任務包括：對國營電影制片廠的電影劇本、故事梗概提出意見，對制成后的影片會同各部門審查；對國營電影企業的制片與發行計劃和政策提出意見；對私營電影企業的影片在上映前提出意見；等等。1951年，以批判電影《武訓傳》為標志性事件，中央開始加強對電影宣傳工作的領導，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的基礎上又成立指導委員會常委會和常委會上海分會，對電影宣傳工作進行政策性監督與領導。

電影管理政策隨著時代不斷調整。例如，在“大躍進”運動中，電影宣傳工作的相關領導部門召開一系列會議，提出了電影領域“躍進”的指標、規劃和口號。1958年5月25日至31日，文化部在北京召開由全國27個?。ㄊ校?、自治區代表參加的電影事業躍進工作會議，把電影宣傳工作領域的“大躍進”推向高潮，提出了“省有制片廠、縣有電影院、鄉有放映隊”②的電影事業發展規劃和全黨全民辦電影的口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電影越來越呈現出文化、娛樂和教育等多種功能特征。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電影管理工作。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闡明了文藝的重要作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事業?！瓕崿F這個偉大事業，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雹?他進一步指出：“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經得起人民評價、專家評價、市場檢驗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雹?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規定，由中央宣傳部統一管理電影工作，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對電影傳播功能的愈加重視。

三、文化強國視域下中國電影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文化觀隨時代變遷不斷發展，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開拓創新精神，為新時代電影領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經驗鏡鑒?！靶聲r代中國共產黨文化觀，以建設文化強國為目標，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主題，以堅定中華文化自信為根本，以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為關鍵?！雹?2035年，我國將建成文化強國。電影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載體和文化產物，必將肩負起神圣使命，為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發展貢獻力量。在從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多措并舉，以電影為媒介，講好中國故事，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為人民提供催人奮進的精神食糧，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適應全球化趨勢，增強國際傳播能力

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浪潮中，想要不斷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需要強大的綜合國力作為支撐。與此同時，能否生產出越來越多在國際市場受歡迎的文化產品，也事關中國形象的塑造。

電影是海外傳播的重要手段。好萊塢電影憑借工業化的水準在世界各國熱映，一些宣揚個人英雄主義的電影頗受各國年輕人歡迎；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改革后在電影題材的廣度上有了重大突破，電影作品屢屢在全球各大電影節上亮相，因而在全球逐漸積累了一定的觀影人群；具有鮮明風格的日本動漫電影也成為其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載體。因此，中國電影要“走出去”，就應當采取全面靈活的市場策略，既要積極弘揚中國特色的美學風格，也要結合各國的具體國情開展電影產業的交流和對話。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美國電影為代表的西方電影從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出發，在對我國國家形象和國民形象進行呈現時表現出明顯的剪裁和歪曲現象。究其原因，就是我們在傳播方面出現了問題?；仡櫄v史，政治傳播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優勢，曾發揮著爭取民心、擴大統一戰線等重要作用。但受種種因素影響，我國的政治傳播存在話語創新滯后于實踐創新、形式較為單一等問題，部分傳統媒體存在程式化傾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傳播效果。

從傳播學的角度而言，黨和國家可以借助電影這一傳播手段進行對外傳播，展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繁榮、改革創新與和平友好的大國形象以及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的政黨形象。以《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影片為例，它們從籌備到開拍各環節都得到了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通過寫實的戰斗場景和曲折動人的情節設計刻畫了鐵骨錚錚的中國軍人形象。

在全球化浪潮中，為了應對好萊塢電影的沖擊與挑戰，緩解文化全球化引發的民族焦慮，保持本國電影的個性與特色，實現中國電影的繁榮復興，推動民營電影企業的發展可謂是關鍵一招。這有利于促進我國電影生產力優化重組，推動電影業各產業鏈的發展，壯大電影產業的投融資渠道，實現電影產業的良性競爭與穩步發展，進而增強我國電影的國際傳播力。近年來，《1921》《長津湖》《你好，李煥英》等國產電影走出國門揚帆出海，向世界展現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故事的魅力。

（二）深耕新主流電影，講好中國故事

主旋律電影兼具意識形態和大眾文化產品的雙重屬性，因此可能會陷入接受焦慮與市場焦慮之中。尤其是在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人們的文化消費漸趨多元化，主旋律電影一度陷入窘境。與主旋律電影相比，新主流電影的內涵和外延更加豐富，是對主旋律電影的守正創新?！靶轮髁麟娪霸趯嵺`中與宏大的國族主題親密合謀，致力達成主旋律、商業化和人民意識形態的組合?！雹?當下，深入挖掘觀眾的真實需求，契合當下觀眾的審美口味，緊貼時代發展的主旋律，制作符合主流意識形態、能夠得到市場認可的新主流電影顯得尤為重要。

以2017年出品的《戰狼2》為例，該片成功塑造了有家國情懷和人民情懷的“中國式超級英雄”形象，讓觀眾產生相應認同感和自豪感，勇奪當年中國電影票房冠軍。2019年春節檔的《流浪地球》，更是憑借精良的制作得到了眾多觀眾的認可，靠口碑一躍成為票房黑馬。2021年國慶檔影片《我和我的父輩》上映，意味著“我和我的”系列電影的成功完結?！皣鴳c三部曲”包括《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我和我的父輩》，以歷史敘述與記憶建構為內核，以新穎的集錦形式和精妙的劇作結構為手段，通過講述個體與父輩（或家鄉、國家）息息相關的故事，以“共同體美學”②增強了觀眾的身份認同和國族意識。該系列電影憑借不俗的質量贏得了票房和口碑雙豐收，充分證明了中國電影工業美學的發展，其中涌動的無限“詩意”，亦成為中國電影民族性的一大例證。①

（三）著眼電影管理，規范市場秩序

網絡電影被稱為“第四票房”，其中不乏優質作品，但也充斥著部分低俗、暴力色彩的電影，對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構成沖擊甚至是挑戰。而即使是院線電影，其中也存在部分宣揚消費主義、個人主義等消極價值思潮的作品。由于觀眾的受教育水平、理性思考能力、藝術鑒賞水準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國家應該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對電影的創作進行引導和規范，同時推動行業自律，提高人民群眾的鑒賞能力，進而降低管理成本與難度，避免陷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

隨著網絡視聽行業的蓬勃發展，為加強網絡視聽行業規范管理，自2022年6月1日起，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對網絡劇片正式發放行政許可，網絡劇、網絡電影開始正式擁有自己的“網絡劇片發行許可證”。置于片頭的“網標”以“網絡視聽”四個字為主體，以朱紅色為底色，時長五秒。從過去的備案登記制到今日之“網標”，意味著國產網絡劇片審查被納入行政許可事項，這有利于推動網絡視聽作品的精品化，使網絡空間擁有更好的文化生態?！敖陙?，在政策與市場的雙重調控之下，網絡電影經歷了從野蠻生長的拓荒期，逐漸走向有序發展的上升軌道?！雹?/p>

中國共產黨歷來以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為己任，推動著文化觀的形成、發展與創新。③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部署中，文化建設是一項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文化觀不斷與時俱進發展演變，在電影領域有著生動體現，總結其歷史經驗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當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電影行業發展，為民營電影企業打造良好的市場發展環境，推動電影“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任重而道遠，需要久久為功。

（責任編輯 梁灝）

①顏旭：《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文化觀》，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21年，第2頁。

①李白鶴：《新民主主義文化觀的提出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周可：《論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文化觀：從馬克思到毛澤東》，《湖北社會科學》2020年第7期；周向軍、張麗：《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觀及其新時代啟示》，《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等等。

②寧友金、王永友：《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繼承、發展與創新的“三維”邏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2021年第2期；孫成武、李世坤：《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百年演進及經驗啟示》，《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邢紅梅：《中國共產黨百年文化觀的演進邏輯與理論品格》，《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3期；等等。

③陳雷：《鄧小平文化觀的生成語境與人民性》，《鄧小平研究》2019年第5期；陳果：《文藝人民性的歷史傳承與發展》，《文藝論壇》2022年第2期；伍洪杏：《毛澤東的廉潔文化觀及其當代價值》，《毛澤東研究》2022年第4期；等等。

④顏佳華、王張華：《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一脈相承的黨內監督文化觀》，《毛澤東研究》2019年第1期；姚景謙：《論新時代黨的文化建設理論對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繼承與創新》，《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林霽月：《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研究進路與學術取向》，《文化軟實力研究》2022年第5期；等等。

⑤張王虎：《中國電影產業高質量發展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最廣泛傳播的必然》，《中國電影市場》2023年第2期。

①《毛澤東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8頁。

②劉念渠：《看蘇聯電影》，《光明日報》1949年11月7日。

③天津市文化局文化史志編修委員會：《天津文化簡志稿》，天津：天津市文化局文化史志辦公室，1988年，第82頁。

④陳播：《中國電影編年記事·發行放映卷（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685頁。

⑤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于1951年1月15日成立，原名中國影片經理公司，后改為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1958年改用現名。

⑥《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3頁。

①《文化部電影局首屆行政會議 決定今年影片生產計劃 堅定地繼續貫徹工農兵方向》，《人民日報》1950年1月17日。

②季偉、李姝林：《中國電影制片史別話》，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1年，第170頁。

③李亦中：《電影國門滄桑錄——中外電影交流世紀回望》，《當代電影》2008年第11期。

④姜薏：《對翻譯影片的幾點意見》，《文藝報》1954年第5期。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7》，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年，第857頁。

②《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4頁。

③劉帆：《創造性破壞：好萊塢大片影響下中國式大片的發生與發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頁。

①滕進賢：《關于中國電影的主旋律》，《人民日報》1991年2月7日。

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6頁。

③《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62頁。

④《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790頁。

⑤李佳蕾：《國家電影專資辦發布2020年度中國電影市場數據報告》，《中國電影報》2021年2月10日。

①“二為”方向即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所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總口號，規定了文藝工作的總方向。

②這三大國營電影制片廠是指長春電影制片廠、北京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制片廠。

①倪震等：《改革與中國電影》，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年，第38頁。

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24頁。

③尹鴻、凌燕：《新中國電影史1949-2000》，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年，第4頁。

①《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62頁。

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2頁。

③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頁。

①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頁。

②顏旭：《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文化觀》，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21年，第4頁。

①陳旭光、劉祎祎：《論中國電影從“主旋律”到“新主流”的內在理路》，《編輯之友》2021年第9期。

②“共同體美學”具有兩個重要特質，一是集大成性，二是實踐性。具言之，“共同體美學”是一種實踐的美學、共同創造的美學、包容性的美學、動態的美學、有機生成的美學、提供各種可能性的美學、創造未來的美學。

①揭祎琳：《光影中國：國慶三部曲“我和我的”系列電影解讀》，《中國電影市場》2021年第11期。

②慕玲、張新陽：《網絡電影：轉型升級與價值導引》，《電影評介》2020年第17期。

③邢紅梅：《中國共產黨百年文化觀的演進邏輯與理論品格》，《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