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二面

白云天

閑暇時讀《世說新語》，里面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華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難，有個人想搭他們的船，華歆馬上對這事表示為難。王朗說：“船還很寬，為什么不行呢？”后來賊兵追來了，王朗就想拋棄那個搭船的人。華歆說：“之前我之所以猶豫，正是為了預防這一情況?，F在既然已經答應了人家的托身請求，怎能因為情況緊急就拋棄人家呢！”便依舊帶著那個人并幫助他。世人憑這件事來評判華歆和王朗不同的做人方式。

這個故事很有意思。

從中不難看出，王朗前后兩次對搭船人截然不同的態度，皆出于利己：“船還很寬”，多個人也不妨礙自己，所以他讓那人搭船；“賊兵追來”，無疑會殃及自身，所以要拋棄那人?？梢?，王朗在做選擇時，首先考慮是否對自己有利，即使無利，起碼也不能妨礙自己。其實，這種利己主義，也是世間很多人的行事標準。比如你向別人借錢，人家首先會考慮自己手頭寬不寬裕、近期有沒有急用錢的地方，然后才會決定是否借錢給你，這無可厚非。

再來看華歆，其實他也是利己的，甚至把利己做得更徹底。因為剛一開始，他就因種種擔心拒絕那人搭船，理由是不愿做事后諸葛亮。這里不妨做個假設，若后來沒有賊兵追來呢？他豈不是錯失了一個幫助人的機會？可見，他把利己做到了“無為”的程度，其實質是不求有功，只求無過，甚至為了“無過”，他可以什么都不做。

那么，同樣都是利己，當時人們緣何憑此事來判定華歆、王朗不同的做人方式呢？

這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利己，而是利己時后面是否有“賊兵”，在于“賊兵”追來時，你是有為還是無為。這就牽出了一個“信”。雖然華歆是“利”字當頭，卻是“信”字開道，甚至因此寧可無所為；當受情勢所逼，必須有所為時，他則將“信”字一以貫之。而王朗呢，同樣是“利”字當頭，卻是“己”字開道；當有“賊兵”追來，他就趨利避害，將“信”讓位于利己。一個有利有信，一個有利無信，人們由此而判定華歆和王朗不同的做人方式，可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以上“利己”二面，確實關乎不同人的處世方式，望天下君子自鑒之！

【原載《中外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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