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與亞洲經濟
——新領域及其新問題

[日]平川均

一、前言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很可能被定位為亞洲經濟增長的一個新階段。俯瞰過去超過半個世紀的亞洲經濟，“一帶一路”可能處于亞洲地區發展路徑延伸線上，是乘“時代之勢”的新思路。的確，它受到的批評也很強烈。國家利益優先、霸權主義、“債務陷阱”等各種批判聲浪高漲，支撐的論據也不乏事例。但是，評價應從多方面進行。除了對倡議本身的考察之外，還需要從與沿線國家的關系，以及該政策的國際意義及其批評的合理性等多個角度進行綜合判斷。

基于對上述問題的認識，本文首先考察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誕生的過程、背景和意義，并從兩個方面論述其作為對外政策的特點；其次，概述沿線國家與“一帶一路”的關系；再次，闡釋中國在亞洲經濟發展機制中的作用；第四，探討近年來高漲的對“一帶一路”的批評；最后，基于日本和美國對該倡議的應對，思考“一帶一路”的未來。

（一）習近平主席和“一帶一路”倡議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 年提出的以國外基礎設施建設為中心的國際發展理念。同年9 月和10 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并以歷史上的絲綢之路為例，宣布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構想作為“一帶一路”，在2014 年11 月的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公布。但當時國際社會對這一構想的關注度并不高，“一帶一路”構想在海外受到關注是在第二年以后。

2015 年3 月，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共建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以下簡稱《愿景與行動》）?！耙粠б宦贰痹谕?0 月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獲得通過，并在2016 年3 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明確為同年開始的“十三五”規劃中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政策舉措。

2012 年11 月，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關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夢想”重要講話。2017 年10 月，中共十九大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引領下，到2035 年經濟科技實力進入世界一流國家行列，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帶一路”被定位為中國的最高政策。

西方發達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持負面看法的較多。但考慮到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歷史，中國的領導人希望在建國100 周年的前夕，作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中國再次成為一個領先的世界大國，這一點并不令人驚訝。但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一帶一路”作為對外政策更應受到重視?！耙粠б宦贰背h的性質和潛力如何？它將給中國乃至國際社會帶來什么？這是重要的國際問題，需要審慎探討。

（二）“一帶一路”倡議誕生的背景及意義

“一帶一路”倡議匯集了之前的多種因素、政策和項目（伊藤，2015；伊藤，2018；大橋，2016）。它們可以歸納為以下六種：（1）自上而下的構想；①即上文（一）的內容，故而下文從（2）開始論述——譯者注。（2）經濟的大國化，龐大的外匯儲備和對外資本輸出；（3）資源的安全保障；（4）國內生產過剩和新常態下的對策；（5）應對TPP 的措施；（6）國內少數民族發展策略，新版西部大開發政策（平川，2017c；平川，2018c：89—90）。

（2）2005 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1 萬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2012 年，當習近平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時，其規模達到3.9 萬億美元，比日本1.268 萬億美元的3 倍還多。對外直接投資額從21 世紀初的20 億美元左右，于2013 年達到1,078 億美元，2015 年達到1,457 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投資國。20 世紀90 年代末中國采取“走出去”戰略，而“一帶一路”是“走出去”戰略的延伸。

（3）發展帶來的資源消費量也急劇上升。2000—2014 年，中國在全球資源消費所占的比重，鐵礦石從18%增至57%，煤炭從29%增至51%，銅從13%增至57%，石油從6%劇增至12%（內閣府，2015：28—29）。

資源保障是中國經濟增長生死攸關的問題，也是一個安全問題。圖1 顯示了2000 年以后世界主要國家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可以看到，21 世紀以來中國對周邊國家、中亞和非洲國家的依賴程度急劇上升，因為中國的資源進口激增。根據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中心的世界能源發展金融分析，2000—2018 年中國能源開發資金總額達2,442 億美元，其中1,863 億美元即76%，用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2018 年比例為93%（GCI,2019）。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過去集中于資源開發，“一帶一路”和資源安全被認為是合二為一的。中國海軍進入印度洋的所謂“珍珠鏈”戰略，以及與巴基斯坦、緬甸的經濟走廊建設，都與能源供應通道的資源安全保障密切相關。

圖1 主要國家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2000 年、2010 年、2014 年

（4）2008 年末，中國為應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采取了4 萬億元（6,000億美元）的國內經濟刺激政策。當時，它甚至被認為拯救了世界經濟，但其后遺癥是以基礎設施行業為中心的國內生產過剩。中國制造業整體的產能利用率從2007 年的79.4%下降到2014 年的71.0%；在基礎設施相關行業中，黑色金屬加工從81.2%下降到66.1%，玻璃和水泥等非金屬礦物從80.7%下降到66.8%，以及有色金屬加工，如鋁，從80.7%降至69.4%，運輸，如船舶，從78.9%降至73.1%（內閣府，2015：11）?！耙粠б宦贰睘檫@些產業提供了另一條出路。而且，中國的經濟至2010 年代初期連續30 年保持10%左右的增速。而從2012 年開始，增長率連續3 年在7%左右?！耙粠б宦贰币簿哂袘獙@種“新常態”的功能（佐野，2016）。

（5）它也成為應對TPP 的舉措。2009 年底，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決定加入TPP 談判，4 個原成員國（文萊、智利、新西蘭、新加坡）加上美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秘魯和越南5 個國家，共9 個國家的談判進展順利。2012 年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入，2013 年日本加入，成為TPP12 國，2015 年10 月達成大致協議。雖然因特朗普總統的上臺而受挫，但TPP 作為奧巴馬總統“重返亞太”政策的一環，具有圍堵中國的意圖。為了避免在太平洋上與美國發生沖突，北京大學的王緝思于2012 年提出了“向西進軍的西進論”（山本，2015：6）?！耙粠б宦贰痹谶@方面也是應對TPP 的策略（青山、天児，2015）。

（6）“一帶一路”倡導的6 個經濟走廊，也是對中亞、南亞、東南亞等的開發。借助“一帶一路”的機遇，發展黑龍江、內蒙古、新疆、云南、廣西等相對貧困地區，這是始于2000 年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延伸。

實際上，“一帶一路”包含了這些國內國際因素。而且，政策的側重點和對象的范圍也隨情況而變。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伊藤亞圣說：“一般的說法稱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暫定65 個，但這種說法既沒有確鑿的論據，也沒有連貫性，而且沒有相應的政策……極其籠統”（伊藤，2018：18—19）。①中國國家通信中心2017 年版報告提到的是64 個國家（國家信息中心等，2017）。另外，最近有很多報告指出是70 個國家。非洲一開始就被包含在“一帶一路”中，2017 年5月，拉美作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延伸加入了合作范圍。2018 年1 月發表的《北極政策白皮書》將北冰洋路線稱為“冰上絲綢之路”，并納入倡議。

那么，“一帶一路”倡議僅僅是拼湊的口號嗎？大國化的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如何定位自己，要成為什么樣的國家？這個問題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國際社會，都極為重要?！耙粠б宦贰毕笳餍缘亟缍诉@種發展方式。

（三）“一帶一路”倡議的兩面性——霸權和公共產品

在本節，我們將首先從《愿景和行動》的角度來看待這一概念。

《愿景與行動》指出了絲綢之路精神（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利）和基于《聯合國憲章》的五項原則（尊重主權、互不侵犯、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以及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雙贏和互利關系?！耙粠А卑ㄖ袊衼啞砹_斯—歐洲（波羅的海）、中國—中亞—西亞—波斯灣—地中海、中國—東南亞—南亞—-印度洋等路線，“一路”指的是中國沿海港口—中國南?！《妊蟆獨W洲和中國沿海港口—中國南?！咸窖蟮拈_發路線。經濟走廊包括建立經濟和貿易產業園區、通過建設交通、能源基礎設施來實現互聯互通、促進技術標準化等，而且也有提及環境方面。

然而，這里值得關注的是“一帶一路”所設想的走出去機制。末廣昭指出，中國的對外經濟活動是“貿易、投資、援助‘三位一體’的開展，或者是貿易、投資、援助、對外經濟合作‘四位一體’的開展”（末廣，2018：107）。這種開發方式讓人想起從日本援助經驗中看到的東亞發展結構。自21 世紀以來，日本形成了“作為成功案例的日本模式”，這是一個三管齊下的方法，通過援助發展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然后由私營部門投資，以增加貿易。另外，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設立出口加工區和接受直接投資的出口主導型發展，形成了引進外資政策和投資以及貿易發展的鏈條。這些東亞經驗，被運用在“一帶一路”上。發揮援助機構作用的是開發性金融機構，包括下文提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絲路基金”以及國家政策性銀行。

雖然《愿景與行動》的表述很模糊，但上述發展方式也包含了以沿海開放為杠桿的中國發展經驗，它似乎在這一構想中有所體現。交通基礎設施、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工業園區的設立促進了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擴大了貿易，形成了富有生機的增長模式。它是在國際發展合作的框架內推動的。

除了與各國的雙邊合作機制，中國還開展了與地區組織的合作，如上海合作組織（SCO）、東盟+中國（10+1）、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亞歐會議（ASEM）、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CASCF）和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發展合作。

至于“一帶一路”的經濟效果，有可能發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作用。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位經濟學家估計，中國政府將在“一帶一路”上支出1 萬億美元（Shivshankar,2017）。麥肯錫和野村控股公司也估計，“一帶一路”的投入將達到每年1500 億美元的巨額資金（Guardian,May 12,2017; Nomura Asia Special Report,April 16,2018）。因此，“一帶一路”也被稱為中國的“馬歇爾計劃”?！榜R歇爾計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對歐洲的巨大復興援助。中國政府公開否認這一表述，但《南華早報》援引一位IMF 前經濟學家的說法，推測“一帶一路”支出額是馬歇爾計劃的12 倍，占中國GDP 的9%（The South China Moring Post: SCMP,August 8,2016）。

另外，關于“一帶一路”倡議的英文表述，中國政府選擇了Initiative，而不是Strategy。這被認為是淡化中國的主導性，采用了中立的表達（Xie,2015）。另外，用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代替了一般使用的OBOR（One Belt One Road）。OBOR 強調“一個”，據說是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而進行的替換（Una,2016）。據悉，在“一帶一路”研討的過程中，2014年就舉辦了數百次會議（Xue,Xu,2015）?！耙粠б宦贰笔墙涍^精心考慮構想出來的政策，足見領導人的重視和倡議的重要性。

另外，在倡議中還有一點值得關注，從一開始中國就提出“一帶一路”將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習近平主席在2014 年11 月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中國為亞太提供“公共產品”，而王毅外長在2016 年3 月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了“一帶一路”的成就，稱已有70 多個國家和組織愿意合作，30 多個國家簽署了協議，稱其是國際公共產品。2017 年5 月，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的講話中也強調了自由貿易，其中明確指出“一帶一路”是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East Asia Forum,May 15,2017）。在2018 年12 月的國際研討會上，外交部長王毅表示，中國又與50 多個國家和組織達成了合作，簽署了140 多項協議，他提到了習主席的講話，“一帶一路”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公共產品（Wang,2018）。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前所長河合正弘也注意到“一帶一路”被視為國際公共產品，并對中國的行動寄予厚望（河合，2016；Kawai,2017）。

歸根結底，“一帶一路”既是中國的國內政策，又是中國的對外政策，既是經濟政策，又是政治外交戰略。這是具有兩面性的國際發展合作構想。不過，任何國家都或多或少在對外政策上追求國家利益。一個國家追求自己的利益無可厚非?！耙粠б宦贰本哂兄袊婧蛯ν庳暙I的兩面性。正因如此，才能強調雙贏合作和互惠互利。問題在于國際公共產品論的說服力，包括未來的可能性在內，需要慎重考慮。

二、沿線國家和“一帶一路”倡議

（一）亞投行和新興國家的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的對象地區現已達到70 個國家，遍及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東歐和非洲等。這些地區對這一倡議反應如何，它帶來了什么？在回應這個問題之前，先探討被視為“一帶一路”融資機構的亞投行。

亞投行成立之初，只有3 個發達國家——美國、日本和加拿大——決定不加入，理由是缺乏透明度等問題。然而，第二年即2016 年8 月，加拿大決定申請加入。2015 年12 月成立時成員國數為57 個，2017 年6 月增至80 個國家和地區，截至2019 年3 月達到93 個，遠遠超過日本和美國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ADB）的67 個成員國。

這一事實意味著什么？中國發起設立該機構的背景是，中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的運營不滿，但最重要的還是以亞洲為中心的新興國家對基礎設施的需求。2009 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表的一份報告估計，2010—2020 年期間，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總額為8 萬億美元，年均7,000 億美元的巨大缺口（ADB,2009）。①2017 年亞洲開發銀行預計2016—2030 年基礎設施需求總額為26 萬億美元，維持增長所需投資額為每年1.7 萬億美元（ADB,2017）。這為中國成立亞投行提供了依據。亞投行與現有國際機構合作并行，而非競爭。亞投行的構想是滿足新興國家對基礎設施的需求。

（二）沿線國家及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回應

實際上，沿線國家雖然各自存在問題，但總體上都積極認可“一帶一路”的益處。東盟部分成員國雖然與中國存在南海爭端，但對于亞投行的成立從構想階段就持歡迎態度，并參加了2017 年5 月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已故東盟前秘書長蘇林2017 年底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一帶一路”符合東盟國家對基礎設施資金的需求，明確指出“東盟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馬凱碩也表示，在中國避免公開追求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大部分亞洲國家肯定回答愿意合作”（日本經濟新聞，以下簡稱日經，2017.12.5）。

2015 年9 月，在雅加達至萬隆的高鐵建設招標中，印尼新總統佐科決定讓中國企業中標，令日本大為不快。這條鐵路建設之后麻煩不斷，但總統的決定背后隱藏著龐大的基礎設施資金問題。雖然現在融資方式受到質疑，但無疑存在著巨大的基建需求。

中亞也是如此。由于蘇聯的解體，中亞國家于1991 年獨立，并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探尋發展之路。首先，中國牽頭與俄羅斯一道，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并建立了“上海五國”合作機制，2001 年烏茲別克斯坦的加入使上海合作組織正式宣告成立。作為回應，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10 年主導建立了由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組成的關稅同盟，加上亞美尼亞，它們于2015 年建立了歐亞經濟聯盟（EEU），吉爾吉斯之后也參與其中。在這種情況下，以經濟實力為背景的中國所采取的政策就是“一帶一路”國際發展合作。

對能源需求不斷增長的中國來說，中亞是一個豐富的資源供給地區。2009 年底土庫曼斯坦通往中國的天然氣管道建成，對華貿易迅速擴大。在盛產石油和鈾的哈薩克斯坦，中國石油（CNPC）在2005 年收購了加拿大企業哈薩克石油公司，次年開通了連接里海和新疆的全長3,000 公里的輸油管道。在此之前，該地石油大部分運往歐洲，之后便開始供應給中國（ミラー，2018：80）。中國企業在烏茲別克斯坦積極參與管道、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烏茲別克斯坦也開始對中國出口天然氣。原本與中國存在競爭的俄羅斯因2014 年初的烏克蘭問題激化了和歐洲國家的對抗，而在經濟和外交上深化了對華關系。

因此，2015 年7 月，第七屆金磚國家峰會、第十五屆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和歐亞經濟聯盟最高理事會在俄羅斯的烏法先后舉行。此時，還舉行了中國—蒙古—俄羅斯首腦會議，三國就建設對方的旗艦項目——經濟走廊達成協議，還就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進程的啟動達成協議。①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國在2017 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成為正式成員國。

“一帶一路”在南亞的開展較為復雜。自從2015 年4 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CPEC）開始建設。中國把中巴經濟走廊作為旗艦項目，推進瓜達爾港建設、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合作規劃等。從瓜達爾港橫跨巴基斯坦到新疆喀什的公路和鐵路通道開始施工。但是，中巴經濟走廊將經過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主權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由于對所謂中國的“珍珠鏈”戰略感到不安，印度對中巴經濟走廊越來越抵觸，拒絕參加2017 年5 月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次年6 月，中國在不丹聲稱擁有主權的多克拉姆高原修建公路，印度軍隊與中國軍隊因此進行了長達數月的對峙。對印度來說，中巴經濟走廊是國家安全保障上的危機。

進入21 世紀以來，由于本國的發展，印度一直在推進與中亞和歐洲的連接計劃。2000年，它與伊朗和俄羅斯共同建設國際南北運輸走廊（INSTC），通過船舶、鐵路和公路從波斯灣經過中亞和俄羅斯，是以多種方式復合連接印度和歐洲的計劃。后來，土耳其和中亞國家加入這一計劃。印度還于2009 年開始與伊朗合作建設經由伊朗恰巴哈爾港進入阿富汗的基礎設施，這個計劃繞過巴基斯坦。2013 年2 月，印度也參與了孟中印緬經濟走廊（BCIM-EC）構想，這個構想以中國為起點。印度在“一帶一路”之前就參與了這個計劃，足以顯示印度對東南亞的高度關注。

此外，中亞和西亞各國也在著手建設自己的基礎設施?！栋⑹补偷聟f議》（Ashgabat Agreement）是中亞和波斯灣之間的國際多式聯運運輸走廊建設方案，于2011 年在阿曼、伊朗、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卡塔爾之間開始實施，后來在卡塔爾退出后，哈薩克斯坦加入該協議。協議在2016 年4 月生效，巴基斯坦于同年10 月加入，印度在2018 年2月加入。

東歐各國加強了與中國的合作。波蘭于2012 年3 月與中國建立戰略合作關系，開始了以貿易和企業準入為目的的“Go China”計劃。中東歐16 國與中國（CEE16+1）首次首腦會議在波蘭首都華沙舉行。歐盟總部（布魯塞爾）原本就對中國持抵觸心理，對CEE16+1會議的召開更是不滿。因此，波蘭等少數國家被視為破壞歐盟團結的中國盟友（Par 207）。但在此之前，歐盟的對華政策以權宜之計為主急需制定共同的對華政策，因為中東歐16國中有11 個是歐盟成員國。2015 年6 月，歐盟在外交40 周年的歐中峰會上強調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略合作，互認歐洲投資計劃和“一帶一路”為旗艦項目。①然而，直到成書時間，歐盟也沒能推出一個統一的政策。除東歐國家外，在歐債危機中出讓比雷埃夫斯港管理權的希臘也選擇加入“一帶一路”。2019 年3 月，意大利也在習近平主席訪問歐洲期間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針對這些情況，法國與德國產生了疑慮，要求中國與“統一的歐盟”建立“一帶一路”合作關系（日經新聞，2019 年3 月26 日）。

中國自2000 年起每3 年與非洲國家舉辦一次中非合作論壇（FOCAC），每三屆舉行一次首腦會議。2015 年的峰會標志著中非“一帶一路”合作的開始，會上通過了《約翰內斯堡宣言》，肯定了“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承諾在農產品出口、海上運輸、港口和工業園區建設、石油和天然氣基礎設施項目等方面進行合作，還承諾將中非發展基金從50億美元擴充到100億美元。會上，習近平主席不僅強調了中國在非洲投資的成就——至2014年中國在非投資額達到1,010 億美元，共3,100 多家公司——而且承諾在到2018 年的3 年內提供總計600 億美元的支持。2018 年中非合作論壇的北京峰會，共有53 國參加，中非雙方分享了發展經驗，并承諾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構建減貧對話體系，并在未來3 年再次提供總額600 億美元的支持。

21 世紀以來，中國和非洲國家的貿易急劇增長，中國是非洲國家的重要出口目的地。同時，中國為非洲鐵路基礎設施和工業園區的建設提供融資。非洲也是一個商業交流和發展前景廣闊的地區。

三、在世界經濟中發展的亞洲經濟和中國

（一）東亞增長三角

本文將中國的經濟發展放在世界經濟和亞洲經濟的框架中來理解，這才能明確中國“一帶一路”的歷史性、階段性意義。

世界經濟結構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處于巨大的變化中，亞洲促進了這一變化。在東亞，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率先成長和發展，進入21世紀，中國承擔起這一角色。圖2 顯示了以美國為基準的東亞、印度和歐盟經濟的相對規模變化。歐盟正在美國的90%到130%之間浮動。但是，東亞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一路追趕美國，90 年代后半期差距一度縮小，之后再次進入追趕過程，并于2010 年超過美國，之后差距不斷拉大。2010 年中國經濟超過日本，東亞地區格局也發生了變化。

圖2 以美國為基準的各地區經濟（GDP）相對規模變化

那么，這種發展機制是什么？一般來說，現代世界經濟是由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先行而后帶動貿易，貿易是投資的延續。亞洲新興經濟體通過引進海外資本和技術，找到了發展的突破口。經濟學理論所闡述的比較優勢，是由企業創造出來的。

圖3 顯示了20 世紀60 年代以來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主要國家或地區的增長率與人口的相關性。從中可以看出，如果將1960—2014 年分為3 個時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實現高增長的國家或地區正從人口較少的NIES 轉向人口眾多的中國、印度等金磚國家。NIES的發展始于20 世紀60 年代后半期，主要通過接受日本和美國的直接投資，利用其發展低勞動成本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消費市場以發達國家為目標。中國還通過在沿海地區建立經濟特區，為1990 年代的快速工業化鋪平了道路（ADB,2015）。這樣一來，東亞就實現了從NIES 到東盟再到中國的地區性連鎖發展。但是，為什么中國和印度會崛起，經濟學未能充分說明。①201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迪頓稱，為什么金磚集團這樣的人口大國會發展，這是經濟學中尚未解決的問題?！敖鸫u集團”一詞不是一個學術概念（Deaton,2013: 254；末廣，2014：5-6）。

圖3 亞洲主要國家或地區各時期人口規模和GDP 平均增長率

但是，跨國企業的直接投資在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這個視角觀察，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機制浮出水面。圖4 是以生產和市場（消費）為坐標軸劃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矩陣表，通過該表的階段式分析，可以呈現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路徑。第一象限是發達國家傳統的相互投資的生產發展模式。第二象限是跨國公司在新興經濟體生產并出口的NIES 型生產發展模式，第三象限是PoBMEs 生產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跨國企業在不斷增長的新興經濟體中尋找潛在的市場，并在當地生產和銷售其產品。新興經濟體的本土企業在這一機制中獲得了競爭力。

圖4 根據生產和市場布局劃分直接投資驅動的新興經濟體發展模式

然而，低工資是NIES 發展的基礎。這種情況下，成功的條件是廉價勞動力的供給能力，其發展催生了國內市場。高供給能力的人口大國會被視為具有增長潛力的投資目的地，逐步向第三象限的發展模式過渡。在此，首先探討日前備受關注的“人口紅利論”。人口紅利是指就業人口相對非就業人口的比例較大的經濟狀況。然而，這一論點忽視了人口規模，無從解釋中國等金磚國家緊隨NIES 發展的原因。

BRICs（金磚國家）一詞的誕生確有根據，但只包含了4 個國家，即便增加南非也未實質改變，具有同類潛力的國家會被排除在外，而合成詞PoBMEs（Potentially Bigger Market Economies）可以彌補其缺陷（平川，2017a,b）。

（二）世界經濟中的亞洲和中國

亞洲也發生了結構變化，經濟引擎從NIES 轉移到中國、印度這樣的BRICs?；赝?990年代之前的東亞經濟，存在由日本—NIES—美國組成的增長三角結構。日本提供關鍵的資本和中間產品，這些產品由NIES 制造并出口到美國市場。然而，進入21 世紀以來，這一結構升級為由日本和NIES—東盟、中國—歐洲和美國組成的新三角。隨著勞動分工的日益精細化，市場也相應產生。

圖5 顯示了1990 年代以來中國的貿易依存度以及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所占份額的變化。從該圖中可以看出，不斷發展的中國正處于“雙重自立”過程中。貿易比例在2006年達到64%的峰值后，至2015 年已下降近30 個百分點。外資在貿易中所占的份額也在2006年達到59%的頂峰，至2015 年減少了10 個百分點以上。外資占國內工業生產額、固定資產投資的份額也呈現相同趨勢。

圖5 中國的貿易比例和外資在經濟中的指標

不僅如此，一個不斷發展的中國將擴展東亞中心的貿易網絡。從東亞國家貿易伙伴的結構來看，20 世紀90 年代，美國是第一大伙伴，占貿易總額的50%左右；日本直到90年代初是第二大伙伴，占總額的20%左右。但到20 世紀90 年代后半期，中國超過了日本，2005 年超過美國，成為東亞貿易第一大伙伴。2005 年的貿易額，中國占38%，美國占37%，日本為25%（平川，2007：7）。中國已成為東亞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

另外，東亞國家貿易的最大特點是以零部件和加工品形式存在的中間產品貿易占壓倒性多數。圖6 顯示了東亞、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三大經濟圈內貿易產品結構的變化，進入20 世紀90 年代后，東亞地區零部件的市場份額急劇增加，而消費品的份額減少。在NAFTA 和歐盟，消費品的市場份額沒有變化。這意味著企業生產過程間的國際分工擴大了東亞的貿易（木村，安藤，2016）。

圖6 1990—2016 年三大經濟圈區域內貿易類別構成變化

于是，“一帶一路”成為東亞發展路線上的新政策。在東亞的區域內分工結構下，PoBMEs 順勢發展。在全球化時代，東亞已經形成了復雜的貿易和生產網絡以及超越國界的價值鏈。亞洲地區培養出了中產階層，支撐著廣大的市場。這個階段中國將成為中心，并將貿易擴展到歐亞大陸，增加了一個廣闊的泛亞經濟圈形成的可能。

四、“一帶一路”批評意見的考察

（一）對“一帶一路”批評聲音高漲

到了2010 年代中葉，由于南海問題等因素，國際社會的“中國威脅論”急劇升溫。2015 年中國企業獲得巴基斯坦瓜達爾港43 年租借權，2016 年獲得希臘比雷埃夫斯港35年管理經營權，2017 年租借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99 年，隨后在阿曼的吉布提建立海軍基地，等等。

然而，到2017 年末，巴基斯坦、尼泊爾和緬甸合計達200 億美元的水電大壩建設項目相繼被取消。理由不盡相同，提出的問題包括：項目缺乏透明度、抵押品要求過高、無視法律法規、破壞環境和中國利益優先等等（Voice of America,November 5,2017; Voice of America,December 5,2017; The Irrawaddy,January 29,2019）。2018 年3 月，美國全球發展中心（CGD）發表“一帶一路”融資項目評估報告稱，68 個實施項目的國家中有23 個國家存在償債風險，其中8 個國家被評估未來尤其嚴重（Hurley,Morris,Portelance 2018）。同樣在3 月，《日經亞洲評論》和《銀行家》雜志也發表了對“一帶一路”項目的共同調查，指出項目與當地就業沒有聯系，以及對無法管理的債務的依賴等問題。印尼60 億美元的高鐵建設項目被推遲，成本也急劇上升。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馬爾代夫、老撾對華債務龐大，償還風險很高。有人認為，中國更關注地緣政治，而不是經濟（NikkeiAsian Review,March 28,2018）。4 月，歐盟28 個成員國中的27 國駐華大使向中國政府提交聯名信，指責中國影響自由貿易（Heide et al.,2018）。

中亞國家的債務也在增加。2018 年夏天，土庫曼斯坦因對華債務增加導致資金周轉困難，塔吉克斯坦也為了換取巨額貸款而向中國企業“轉讓資源開發權”。新聞報道稱：“中亞作為連接亞歐的‘一帶一路’的要沖，依賴中國的‘陷阱’也凸顯出來?！保ㄈ战?，2018.8.14）

這樣一來，認為中國有意在位于地緣政治樞紐的小國催生債務問題的“債務陷阱”論在世界迅速擴散。2018 年5 月，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領導的在野黨聯盟在大選中戰勝時任總理納吉布領導的執政聯盟。馬哈蒂爾就任總理后的第一項工作是減少本國的巨額債務，中止與新加坡之間的吉隆坡—新加坡高鐵建設計劃，并重新審視已經開工的東海岸鐵路建設。東海岸鐵路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持項目。7 月馬哈蒂爾政府逮捕了前總理納吉布，指控其涉嫌在馬來西亞政府投資基金（1MDB）巨額貪污，隨后對其同謀高盛公司提起訴訟。

然而，2019 年初，人們發現，中國政府在2016 年幫助了因1MDB 問題而動搖的總理納吉布，并得到了一個巨大的鐵路和管道基礎設施項目作為回報。340 億美元的巨額資金大部分由中國的銀行提供貸款（WSJ,January 8,2019)）。2018 年7 月，緬甸也宣布將縮減前政府簽署的皎漂經濟特區大型港口開發項目（日經，2018.7.5）。在9 月舉行的馬爾代夫總統選舉中，親中派政黨落敗，斯里蘭卡也在2018 年末誕生了親印度派政府。

“一帶一路”的問題，不限于“債務陷阱”。擴大對華貿易有助于新興經濟體GDP增長，但也有可能導致制造業衰退（丸川，2018）。從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結構來看，其已分化為水平貿易和垂直貿易（宮島，大泉，2018）。新的挑戰正在出現。

（二）批評的合理性

批評者以“債務陷阱”為由對中國施壓。路透社報道，在2018 年4 月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駁斥了“一帶一路”是“中國陰謀”的論調（Reuters,April 11,2018）。的確存在巨額還款問題的國家不斷出現，但這能斷定是陰謀嗎？

在“十一五”期間（2006—2010 年），中國企業掀起了開發海外資源的熱潮，但礦業投資（M&A）的失敗率竟然超過95%（中國經營報，2014.5.31）。2016 年，泰國和中國關于修建連接泰國曼谷和該國東北部的呵叻的高速鐵路的談判，因貸款利率問題產生分歧，最終將技術提供給泰國（三浦，2017：34）。利用40 億美元貸款建設的埃塞俄比亞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貨運鐵路在2018 年投入運行后，因償債問題不得不進行重新協商。因為電力不足，鐵路無法運行。

分析這些失敗案例時，三浦提出了3 個因素：政府主導的方式導致了對項目的寬松評估，外國對中國的防范意識，以及中國公司善用權宜之計（三浦，2017：34，38）?？赡艽嬖谶@樣的情況：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不顧盈利能力，實施超出其能力的項目，或者中方強行放貸，目的都是獲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岡崎研究所，2017）。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SINOSURE）的首席經濟學家表示，中國的很多海外計劃都很草率，造成了巨額的經濟損失，并呼吁中國的開發公司和金融機構應加強風險管理（SCMP,November 16,2018）。

由于這樣的事實，中國開始關注投資失敗的原因。有研究指出，其原因是投資決策的問題、對不同文化理解的不足等。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一篇評論認為，中國企業有充足的國內經驗，但缺少海外運營經驗，而相較于硬件，軟件更是影響成敗的決定性因素（Cainey,2018）。批評是有根據的。但是，批評者也需要自我反思：是否將自己的價值判斷絕對化而進行批判？

在此回顧近半個世紀前的日本，就會發現對日本的批判與現在對中國的批判相當程度是重合的。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和企業的進軍都受到了來自海外的強烈指責。爭議確實是有根據的。經驗不足，中國政府和企業憑借有限的經驗自作判斷，都造成了很多問題。但是，中國將從這些教訓中積累經驗（Cainey,2018）。

實際上，由于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中國已經開始敏感地改變模式。王毅外長在2018年3 月的巴黎演講中表示“一帶一路將‘尊重國際規則，按照市場規則運作’”。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意識到了貸款過多的風險。投資企業也在眾多的指責和失敗中，逐漸意識到風險管理的重要性。中國一位匿名官員表示：“中國當局認識到失敗的事例，正在對全球基礎設施計劃進行微調。他們對粗放實施項目損害中國聲譽并招致怨恨的可能性保持警惕?！保∕arlow,Li,2018）在2019 年4 月北京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習近平主席承諾在基礎設施建設中“遵守國際規則”，并考慮受援國的財政可持續性。

2015 年5 月，中國國務院公布了李克強總理構想的《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國際產能合作），6 月李克強總理在法國提出國際產能合作。這涉及中國的鋼鐵、有色金屬、鐵路和汽車公司以及其他企業在進入第三國時與發達國家的政府和企業合作。在非洲，中國企業與英國政府和企業實施工業合作，這應該能夠彌補中國企業海外經驗的不足。

中國對環境問題的應對也呈現積極的態勢。在2017 年10 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主席宣布“引導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2018 年10 月中國和法國舉辦首屆中法綠色金融國際會議，兩個月后與英國確立“一帶一路”綠色化原則。世界能源研究所的一份文件指出，目前中國的能源投資與低碳政策相悖，但如果政府資金優先進行綠色投資，則可以期待其為“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綠色發展做出巨大貢獻（Zhou,Gilbert et al.,2018）。

自《愿景與行動》發布已經過去5 年，①本文寫于2019 年初，故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2013 年算起為5 年——譯者注。期間“一帶一路”進行了大規模發展。與此同時，許多問題也浮出水面，批判聲浪隨之高漲。如今，“一帶一路”項目已經從雙贏合作的話語階段轉向行動階段、質變階段。中國可以通過經驗教訓積累知識，面對挑戰，按照國際社會的規則增加透明度。這將是“一帶一路”作為國際公共產品走向成功的道路。實際上，中國正在實現這種可能性。

結語：日本、美國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展望

日本和美國未加入亞投行，而是以亞投行成立為契機采取了對抗性政策。時任首相安倍從2015 年底開始實施“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大幅增加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金援助。他宣布了一項政策，要在2016—2020 年間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貸款提高到1,100 億美元，比過去5 年增加30%。2015 年10 月，安倍訪問中亞5 國，承諾為該地區創造超過3 萬億日元（約250 億美元）的商業機會（日經，2015.10.22）。

在2016 年5 月的G7 伊勢志摩峰會上，安倍將一年前計劃的1,100 億美元的融資提高到2,000 億美元，同年8 月出席第六屆非洲發展國際會議，提出非洲“對未來的投資”項目、2016—2018 年政府與民間共300 億美元“高質量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和“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坝√珣鹇浴庇砂脖短岢?，之后又被美國總統特朗普采用，成為日本對外政策的核心（平川，2018a,b）。與此相關聯，2016 年日本官方開發援助總額的72%投入到印太地區（日經，2018.8.14）。

至于“一帶一路”，安倍首相在2016 年6 月由《日經新聞》主辦的“亞洲的未來”晚宴上表達了對該倡議的期望，但前提是接受國際社會的標準。2018 年5 月李克強總理訪日時，中日就第三方市場合作達成了協議，同年秋天還舉辦了第一屆官民聯合委員會和第一屆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論壇約有1,500 人參加，簽署了52 份合作備忘錄（JETRO 專題，2018.10.28）。日本的合作條件有4 點：（1）開放性；（2）透明性；（3）經濟性；（4）財政健全性。然而，日本政府不認為這種合作是“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相馬，2018：19），但可看作是實質上的合作。

另一方面，從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中國的關系來看，他于2018 年3 月以削減對華貿易赤字為由，發起了“美國第一”的貿易戰。兩國于同年7 月、8 月和9 月分3 個階段進行了“3 輪”加征關稅的談判，美國對總計2,50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中國也對總計1,100 億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征收報復性關稅。隨后，從12 月初的“習特會談”到次年3 月初，美國對2019 年初加征2000 億美元中國進口品25%關稅的計劃處于保留狀態，2 月底確定推遲原定于3 月的期限，4 月再次推遲，然后在5 月實施。截至2019 年7 月，對所有剩余進口產品實施的“第四輪”制裁在上月底（6 月）的一次首腦會議上被推遲，但隨時可能加征關稅。②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9 年7 月底厭倦了部長級貿易談判，于8 月1 日宣布，他將從9 月1 日起對所有剩余的進口產品征收10%的“第四輪”額外關稅。然而，8 月13 日，這些產品的60%被推遲到12 月，以避免影響圣誕購物季（日經新聞，2019 年8 月15 日）。

此外，從華為副董事長被捕和其間其產品被禁可以看出，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已經轉變為中國的技術權利問題，它包含著短期談判無法解決的中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實施的所謂“經濟制裁”正在切斷橫跨太平洋的全球企業貿易網絡，特朗普政府的這一政策和施壓被稱為“脫鉤”（Luce,2018; McGregor,2018; Bradsher,2019）。事實上，一些全球領先的企業因為顧慮在中國生產的風險，也在考慮應對這種“脫鉤”的準備。

中美貿易戰不會因某種突發事件而逆轉，這促使中國政府更加堅定地支持自主研發技術，同時減少美國在中國貿易結構中的比重，強化與新興國家的貿易網絡。從另一種意義上說，這是中國對美國的“脫鉤”，“一帶一路”政策的重要性將進一步提升。

這樣的事態最終增加了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產生新疆界的可能性。2017 年11 月特朗普總統在與安倍首相的會談中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據報道，2018 年2 月，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四國共同舉行會談，推進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同年7 月，除印度外的上述3 國就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達成了協議。

印太地區的安全保障引起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尤其是對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與此同時，與中國對抗的基礎設施投資正在興起。著眼于經濟方面，這種競爭關系可能會影響印太和亞歐非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項目融資，使地區經濟基礎向更高水平發展。新的經濟領域作為競爭前沿的可能性正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