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區”建設背景下廣州和深圳的技術創新流動網絡演化研究

鄭舒桐 楊鈺琳 李文輝

摘要：廣州和深圳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重要力量，技術創新流動網絡廣度不斷提升。廣州和深圳的發展有不同的定位，兩地應合力打造技術創新“雙城”互動的典范。廣深兩地應提升技術創新勢能，形成錯位互補的區域技術創新流動格局，以及創新與產業深度融合、顯隱性知識相互促進的發展態勢。同時，要發揮民營企業和科技中介機構在技術創新流動中的積極作用，推動構建企業為主體、產學研高效協同、深度融合的創新體系。

關鍵詞：技術創新流動；創新網絡；粵港澳大灣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

【中圖分類號】 F124.3/G30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3.03.003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和深圳作為珠三角地區雙中心城市一直備受關注，廣州和深圳可持續性協同發展問題也顯得越來越重要。在經濟轉型升級、就業創業、政府科技政策、科技創新能力、科技創新經驗等方面，廣州和深圳常常被置于同一比較框架之中。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先后發布。在此背景下，廣州和深圳加快合作步伐，旨在聯手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努力成為全球創新發展最具活力和最有競爭力的“雙子城”。探討廣州和深圳的技術創新流動網絡演化，對發揮中心城市各自優勢、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協同效應和整體效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區域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廣州和深圳均為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是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對周邊區域發展具有重要的輻射帶動作用[1]。廣州和深圳均處在優越的地理位置上，且擁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豐富的技術創新資源。廣州和深圳的技術創新流動，具有典型意義。

本研究以廣州和深圳作為主要研究區域，具體研究對象為廣州與深圳各創新個體之間的創新技術轉移專利。

（二）研究方法與指標

本研究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分析廣州和深圳技術創新流動的社會網絡演化關系。其流動網絡是以廣州和深圳中的創新個體為節點、以專利技術轉移關系為邊、專利項數為邊權重所構建的加權網絡，并通過UCINET軟件進行可視化分析。研究構建了網絡整體層面指標和網絡節點層面指標評價體系（表1）[2]，并從廣州—深圳、深圳—廣州兩個維度和整體、個體兩個層面進行分析。

（三）數據來源與整理

研究中涉及的技術轉移專利數據，來源于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檢索網站數據庫。①專利計量信息提取。在數據庫專利權轉移“變更前地址”和“變更后地址”欄，分別輸入廣州和深圳兩個城市的名稱，提取2019年12月31日及之前廣州和深圳的技術創新流動專利計量信息。②地理空間和個體信息匹配。對技術轉移專利計量信息中的專利名稱、申請（專利）號、登記生效日、變更前權利人（讓與人）、變更后權利人（受讓人）、變更前權利人地址、變更后權利人地址等進行編碼化處理，識別每項專利對應的廣州和深圳地理空間信息和創新個體信息。③數據信息核準。通過大量的人工校驗，甄別和剔除系統無法自動識別的錯誤數據，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科學性。④根據技術創新個體屬性，將其分為科技中介機構、高新技術企業、民營企業、高校和個人。其中，高新技術企業是指民營企業中通過了國家高新技術認定的企業，其相關數據在民營企業中不重復統計，以突出高新技術企業在技術轉移網絡演化中的獨特作用。

數據整理統計過程中發現，數據庫內有記載的廣州和深圳技術創新的專利技術流動最早出現在1995年，且數量變化與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出臺、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等重大政策有一定的關聯。因此，將數據分為1995—2007年、2008—2013年、2014—2019年三個階段。

二、實證研究分析

（一）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網絡演化

1. 整體網絡演化特征

圖1為以廣州和深圳各創新個體為節點，以專利技術轉移關系為邊、專利項數為邊權重生成的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整體網絡示意圖。從中可以看出，參與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的個體節點數量越來越多，網絡規模不斷擴大，有些節點在不同階段均處于網絡中心位置，使網絡呈現一定“小世界”特征，即網絡結構呈較明顯的“大分散、小聚集”趨勢，核心節點向網絡中心聚集的趨勢增強[3]。

表2反映了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三個階段和總體網絡整體層面特征。從網絡節點數來看，總體節點數為974，即有974個個體參與到了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網絡；不同階段的節點數逐漸增加，從第一階段的60個增長至第二、三階段的330個和656個，增幅分別為450%和98.79%，說明有越來越多的個體參與到了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網絡。從網絡邊數來看，總體邊數為1461條。不同階段邊數逐漸增多，從第一階段的69條，增長至第二、第三階段的390條和1002條，增幅分別為465.22%和1569.23%，說明越來越多的個體間建立了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的關系，網絡廣度逐漸提升。從網絡密度來看，總體網絡密度為0.003，網絡較為稀疏；第一階段網絡密度為0.039，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分別為0.007和0.005，說明隨著參與個體的逐漸增多，個體間實際連接關系數遠小于潛在的關系數，轉移創新技術網絡越來越稀疏。從網絡平均路徑長度來看，網絡距離從第一階段1.111增加至第二階段1.776和第三階段2.038，呈不斷上升趨勢，說明網絡距離不斷增加，個體間轉移創新技術的信息和資源傳遞可達性有所減弱；總體網絡平均路徑長度為2.025，說明兩個個體間至少需要3個節點牽線搭橋，才可建立創新技術轉移關系。

2. 個體網絡演化特征

表3至表6反映了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總體網絡（1995—2019年）節點層面特征及分階段特征，僅列出指標值排名前五（含并列）的情況。

節點度方面，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占據第一位，節點度為68；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和華南理工大學分別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節點度分別為23和17；廣東工業大學和廣州市恒策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四位，節點度均為13。在三個不同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第一階段排在第五位，節點度為1，第二和第三階段均排在第一位，節點度分別為28和42；華南理工大學從第一階段的第一位下降至第二階段的第三位，節點度分別為2和7，第三階段不在前五行列；廣東工業大學第一和第二階段分別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節點度分別為2和9。第一階段，畢舒、廣東藥學院、廣東工業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并列排在第一位，節點度均為2；廣東保千里電子技術有限公司、廣東藥科大學、陳曲波等其他56個個體并列排在第二位，節點度均為1。第二階段，中山大學、張建華、黃紹中和廣州門德納米科技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四位，節點度均為3。第三階段，占據第二和第三位的個體分別為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和廣州市恒策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兩者節點度分別為22和13；廣州梵智產品設計有限公司和深圳達森特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四位，節點度均為9。由此可見，科技中介機構、高校和個人均在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網絡廣度拓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節點強度方面，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和楊松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節點強度分別為117和59；廣州鶴一互聯網科技有限公司和恒大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三位，節點強度均為53；廣州TCL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TCL新技術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五位，節點強度均為49。在三個不同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在第二和第三階段均排在第一位，節點強度分別為37和80；深圳德潤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在第一、第二階段分別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節點強度分別為28和15。第一階段，廣州德潤環?？萍及l展有限公司和深圳德潤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一位，節點強度均為28；謝光照和天維紡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三位，節點強度均為5；廣東保千里電子技術有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電子有限公司、廣州雅剛實業有限公司和深圳寶珀實業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五位，節點強度均為3。第二階段，朱斌和廣東工業大學并列排在第三位，節點強度均為14；許錦標和楊松并列排在第五位，節點強度均為12。第三階段，廣州鶴一互聯網科技有限公司和恒大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二位，節點強度均為53；廣州TCL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TCL新技術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四位，節點強度均為49。由此可見，高新技術企業、民營企業和科技中介機構均在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網絡深度挖掘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度數中心度方面，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占據第一位，度數中心度為0.227；楊松占據第二位，度數中心度為0.020；排在第三位的是廣州鶴一互聯網科技有限公司和恒大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兩者度數中心度均為0.103；廣州TCL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TCL新技術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五位，度數中心度均為0.095。在三個不同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在第二和第三階段均占據第一位，度數中心度分別為0.803和0.230；深圳德潤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在第一、第二階段分別占據第一和第二位，度數中心度分別為1.695和0.326。第一階段，廣州德潤環?？萍及l展有限公司和深圳德潤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并列占據第一位；謝光照和天維紡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并列占據第三位，度數中心度均為0.303；廣東保千里電子技術有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電子有限公司、廣州雅剛實業有限公司和深圳寶珀實業有限公司并列占據第五位，度數中心度均為0.182。第二階段，朱斌和廣東工業大學并列占據第三位，度數中心度均為0.018；許錦標和楊松并列占據第五位，度數中心度均為0.015。第三階段，廣州鶴一互聯網科技有限公司和恒大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并列占據第二位，度數中心度均為0.153；廣州TCL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TCL新技術有限公司并列占據第四位，度數中心度均為0.141。由此可見，高新技術企業、民營企業和科技中介機構在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網絡中均具有核心地位，它們在網絡中居于重要位置，對于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的信息和資源的傳遞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中間中心度方面，排在前五位的是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廣州市恒策科技服務有限公司、華南理工大學和廣州梵智產品設計有限公司，中間中心度分別為0.524、0.054、0.039、0.036和0.03。在三個不同階段，廣東工業大學從第一階段的第一位下降至第二階段的第二位，中間中心度分別為0.058和0.111；華南理工大學從第一階段的第一位下降至第二階段的第四位，中間中心度分別為0.058和0.039；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在第二和第三階段均占據第一位，中間中心度分別為0.701和0.459。第一階段，畢舒、華南理工大學、廣東工業大學和廣東藥學院并列排在第一位，中間中心度均為0.058；廣東保千里電子技術有限公司、廣東藥科大學、廣州德潤環?？萍及l展有限公司等剩下56個個體中間中心度均為0。第二階段，深圳明陽電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排在第二位，中間中心度為0.05；廣州門德納米科技有限公司和華南理工大學并列排在第四位，中間中心度均為0.039。第三階段，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廣州市恒策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廣州梵智產品設計有限公司和深圳木江木貿易有限公司分別排在第二至第五位，中間中心度分別為0.108、0.087、0.065和0.055。由此可見，高新技術企業、高校和科技中介機構均處在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網絡的關鍵路徑上，它們通過中介作用將不同創新個體聯系起來，從而提升網絡中創新技術轉移的資源和信息的流動效率。

接近中心度方面，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深圳市深電高科電氣有限公司、黃偉、深圳市穎發電子有限公司、深圳市英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派爾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等71個個體并列排在第一位，接近中心度均為0.111。在第一階段，畢舒、華南理工大學、廣東工業大學、廣東藥學院、王婕如、深圳安琪食品有限公司、欣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12個個體并列排在第一位，接近中心度均為1.724；在第二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黃少偉、深圳米視生物醫療有限公司、深圳市古方中藥飲片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融財富貿易有限公司、旭宇光電（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圣馬歌科技有限公司等28個個體并列排在第一位，接近中心度均為0.331；在第三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深圳市深電高科電氣有限公司、黃偉、深圳匯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湖大谷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派爾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等35個個體并列排在第一位，接近中心度均為0.164。由于網絡比較稀疏，接近中心性比較突出的節點不多，接近中心性相對較大的節點與其他節點的網絡距離較小，距離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網絡中心位置更近，它們占據各個體節點間連接路徑的重要位置，受其他節點的控制較少，在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中更具有優勢地位。

（二）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網絡演化

1. 整體網絡演化特征

圖2為以廣州和深圳各創新個體為節點，以專利技術轉移關系為邊、專利項數為邊權重生成的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整體網絡示意圖。從中可以看出，有越來越多的創新個體參與到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的網絡中去，有些節點在不同階段均處于網絡中心位置，使網絡呈現一定“小世界”特征，即網絡結構呈較明顯的“大分散、小聚集”趨勢，核心節點向網絡中心聚集的趨勢增強[4]。

表7反映了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三個階段和總體網絡整體層面特征。從網絡節點數來看，總體節點數為801，即有801個個體參與到了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網絡。不同階段的節點數逐漸增加，從第一階段的62個增長至第二、第三階段的321個和498個，增幅分別為417.74%和55.14%，說明有越來越多的個體參與到了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網絡。從網絡邊數來看，總體邊數為2059，不同階段邊數有所波動，從第一階段的138條，增長至第二階段的1228條，增幅為789.86%，說明在前兩個階段有越來越多的個體間建立了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的關系。第三階段節點數為693，相較于第二階段1228有所下降。從網絡密度來看，總體網絡密度為0.006，說明網絡較為稀疏；第一階段網絡密度為0.073，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分別下降至0.024和0.006，說明隨著參與個體的逐漸增多，轉移創新技術網絡越來越稀疏。從網絡平均路徑長度來看，網絡距離從第一階段2.788增加至第二階段3.424和第三階段5.463，說明個體間在網絡中的距離不斷增加，轉移創新技術的信息傳遞性和資源可達性有所減弱；總體網絡平均路徑長度為4.407，說明兩個個體間至少需要5個個體的中間作用，才可建立創新技術轉移關系。

2. 個體網絡演化特征

表8至表11反映了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總體網絡（1995—2019年）節點層面特征及分階段特征，僅列出指標值排名前五（含并列）的情況。

節點度方面，排在第一位的創新個體是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節點度為39；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二位，節點度均為34；深圳金陽海網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邁遼技術轉移中心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四位，節點度均為9。在三個不同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第一階段排在第一位，節點度為5，第二和第三階段均排在第二位，節點度分別為22和15；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階段排在第二位，第二階段排在第一位，節點度分別為3和32；廣東華博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分別排在第二和第五位，節點度分別為3和7。第一階段，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和廣東華博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二位，節點度為3；畢舒、華南理工大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奇美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五位，節點度均為2。第二階段，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排在第三位，節點度為11；深圳金陽海網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排在第四位，節點度為9；廣東華博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和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五位，節點度為7。第三階段，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排在第一位，節點度為36；廣東電網有限責任公司電力科學研究院和努比亞技術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三位，節點度均為6；深圳邁遼技術轉移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市貝優通新能源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深圳天瓏無線科技有限公司和田藝兒并列排在第五位，節點度均為5。由此可見，民營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中介機構在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網絡廣度拓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節點強度方面，排在前三位的是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的節點強度為913，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的節點強度分別為624和141；廣州酷狗計算機科技有限公司和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節點強度分別為112和106。在三個不同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階段均占據第一位，節點強度分別為88、736和89；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在第一階段排在第三位，節點強度為43，在第二和第三階段均排在第二位，節點強度分別為513和68；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分別排在第二和第四位，節點強度分別為47和94。第一階段，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和廣東華博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分別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節點強度分別為9和8。第二階段，深圳金陽海網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排在第三位，節點強度為103；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排在第五位，節點強度為71。第三階段，廣州酷狗計算機科技有限公司排在第三位，節點強度為61；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排在第四位，節點強度為58；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排在第五位，節點強度為56。由此可見，民營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中介機構在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網絡深度挖掘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度數中心度方面，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和廣州酷狗計算機科技有限公司排在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位，度數中心度分別為0.19、0.13、0.029和0.023；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五位，度數中心度為0.022。在三個不同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階段均占據第一位，度數中心度分別為4.59、9.138和0.263；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在第一階段占據第三位，度數中心度為1.678，在第二和第三階段均占據第二位，度數中心度分別為0.323和0.201；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分別占據第二和第四位，度數中心度分別為2.951和0.059。第一階段，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和廣東華博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分別占據第四和第五位，度數中心度分別為0.351和0.312。第二階段，深圳金陽海網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占據第三位，度數中心度為0.065；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占據第五位，度數中心度為0.045。第三階段，廣州酷狗計算機科技有限公司占據第三位，度數中心度為0.18；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占據第四位，度數中心度為0.172；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占據第五位，度數中心度為0.166。由此可見，民營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中介機構在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網絡中更具有核心地位，它們在網絡中居于重要位置，對于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的信息和資源的傳遞具有更為重要的影響。

中間中心度方面，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和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排在前三位，中間中心度分別為6.556、5.167和4.129；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和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排在第四和第五位，中間中心度分別為2.285和0.761。在三個不同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均排在第一位，中間中心度分別為4.59和9.138，第三階段排在第四位，中間中心度為2.414；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均排在第四位，中間中心度分別為1.475和1.734；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均排在第二位，中間中心度分別為2.951和5.406；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階段排在第四位，第二階段排在第三位，中間中心度分別為0.765和1.842。第一階段，廣東華博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排在第三位，中間中心度為2.077；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奇美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和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四位，中間中心度均為0.765。第二階段，深圳金陽海網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排在第五位，中間中心度為1.575。第三階段，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廣東電網有限責任公司電力科學研究院、深圳市奈士迪技術研發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貝優通新能源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分別排在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位，中間中心度分別為4.549、2.679、2.605和2.34。由此可見，民營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中介機構處在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網絡的關鍵路徑上，它們通過中介作用將不同創新個體聯系起來，從而提升網絡中創新技術轉移的資源和信息的流動效率。

接近中心度方面，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等234個個體并列排在第一位，接近中心度均為0.176。在第一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和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排在前三位，接近中心度分別為2.117、2.114和2.11，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奇美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和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排在第四位，接近中心度均為2.109。在第二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等22個個體并列排在第一位，接近中心度均為0.462。在第三階段，廣州博鰲縱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奈士迪技術研發有限公司、廣東電網有限責任公司電力科學研究院、深圳市雷凌廣通技術研發有限公司等114個個體并列排在第一位，接近中心度均為0.261。在第一階段，廣東高航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和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與其他節點的網絡距離較小，距離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網絡中心位置更近。但整體來看，由于網絡比較松散，接近中心性比較突出的節點不多，接近中心性相對較大的節點占據各個體節點間連接路徑的重要位置，受其他節點的控制較少，在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中更具有優勢地位。

三、研究結論與相關建議

（一）研究結論

基于1995—2019年廣州和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的專利計量信息及其空間關系，借助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從廣州—深圳、深圳—廣州兩個維度和整體、個體兩個層面，對廣州和深圳技術創新流動網絡的時空演化規律進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1.廣州和深圳的技術創新流動網絡廣度不斷提升，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更為突出。從網絡整體層面特征來看，參與網絡的創新個體數量呈逐漸增加態勢，網絡規模不斷擴大。參與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網絡的個體數量在總體和三個階段均多于參與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網絡的個體數量。兩個創新個體間要建立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的關系，至少需要5個個體在中間牽線搭橋才能實現，而兩個創新個體間建立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的關系，僅需要3個個體的中間作用，說明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網絡的信息傳遞性和資源可達性更強。

2.廣州和深圳的技術創新流動中，民營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中介機構占據重要地位，高校和個人發揮著重要作用。高新技術企業、高校和科技中介機構在廣州向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網絡的廣度擴展、深度挖掘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它們居于網絡的核心位置和關鍵路徑上，對轉移創新技術的信息和資源的傳遞具有重要影響作用。民營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中介機構在深圳向廣州轉移創新技術網絡的廣度拓展和深度挖掘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3.廣州和深圳的技術創新流動具有明顯的創新組織間內部流動現象，主要表現為集團企業子母公司之間以及集團公司與控股公司之間的技術創新流動。如同為恒大集團子公司的廣州鶴一互聯網科技有限公司共向深圳恒大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轉移專利53項。實踐表明，技術創新流動往往伴隨著不確定性和機會主義成分，純市場關系的技術創新流動聯系不夠活躍。而這些同一組織系統內的創新主體具有機構隸屬性和結構相似性，更容易建立彼此信任的關系，從而促進技術創新更加高效地流動，進而刺激創新的產生。另外，過度的組織鄰近也會帶來技術創新流動的路徑依賴，甚至路徑鎖定，因此要增強創新主體間技術創新流動的廣泛性、靈活性和主動性。

（二）相關建議

1.正確把握國家對廣州和深圳的發展戰略定位，拓展創新網絡寬度，打造技術創新“雙城”互動的典范。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指出，“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以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為重點，提升創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痘浉郯拇鬄硡^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破除影響創新要素自由流動的瓶頸和制約，進一步激發各類創新主體活力，建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指出，要“促進人員、資金、技術和信息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動”。2023年6月2日，廣州市新型研發機構協同創新聯盟成立揭牌，標志著廣州新型研發機構從“單兵作戰”邁向“聯動共贏”，區域創新體系的構建邁上新臺階。聯盟依托秘書長單位大灣區科技創新服務中心，建立新型研發機構成果庫，匯聚成員單位的產業化方向、科技成果等信息，通過“進階式”要素市場配置，實現成果線上展示、對接，打造科技成果快速轉化“加速器”，未來會形成更高效、精準、高質量的科技創新流動，實現良性循環。廣深兩地應以此為指引，努力形成技術創新良性互動，不斷拓展技術創新流動網絡寬度，發揮“1+1>2”的協同效應。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目前，北上廣深已建成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數量分別為136家、47家、21家和6家。廣州、深圳地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數量偏少，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不相匹配。因此，廣深兩地要緊緊把握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重組國家實驗室體系的契機，充分利用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努力聯手打造前沿科技領域的“國之重器”與創新高地[5]。廣深兩地還可以發揮已建成的12個諾貝爾獎科學家實驗室的作用，瞄準世界科技前沿，以“引進來”的方式培育更多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前沿基礎研究創新成果，為技術創新流動提供源源不斷的基礎研究動力源泉。

2.提升技術創新勢能，發揮各自技術創新優勢，取長補短，形成錯位互補的區域技術創新流動格局。廣州和深圳要進一步增強技術創新積累。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是僅次于東京—橫濱地區的全球第二大創新集群①。但從年授權專利數量來看，北上廣深分別為20.3萬件②、17.8萬件③、14.7萬件④和27.5萬件⑤。從中可以發現，廣州的創新勢能仍在積蓄，而廣深兩地在集群發展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因此，廣深兩地更應該增強技術創新互動，形成強強聯合、雙輪驅動的軸輻式協同創新態勢，為高效的“雙城”互動提供強勁的技術創新勢能。

廣州和深圳要成為區域協調發展的排頭兵。廣深兩地在創新領域擁有差異化的稟賦優勢，但兩地錯位競合的條件尚未完全齊備[6]。廣州的技術創新優勢在于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創新資源豐富。截至2022年，廣州有82所高校，在校大學生總數達141.26萬人，數量居全國第一。廣州集結了全省97%的國家重點學科、80%的高校，是中國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城市之一；全市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事業單位191家，國家重點實驗室21家，省級重點實驗室251家，市級重點實驗室218家。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54家，省級科技企業孵化器41家（含省級粵港澳科技企業孵化器5家）④。深圳的技術創新優勢在于高新技術和創新創業。2022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5.49%，基礎研究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比重7.25%，企業研發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比重94.0%；新增國家高新技術企業2043家，總量2.3萬家，深圳高新區綜合排名全國第二；有124家國家備案眾創空間和17家市級雙創示范基地；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穩居全國城市首位⑥。因此，廣州應進一步激發高校和科研機構創新活力，深圳應進一步激發高新技術和創新創業潛力，促進創新資源有效整合、錯位流動，形成同頻共振的合力，推動區域高質量協同發展。

3.以產業鏈帶動創新鏈，以顯性知識流動帶動隱性知識流動，形成創新與產業深度融合、顯隱性知識相互促進的發展態勢。從廣深兩地“十四五”發展規劃來看，其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同有異。廣州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醫藥與健康產業、新材料與精細化工產業、智能裝備與機器人產業、新能源與節能環保產業、數字創意產業、智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和軌道交通產業等8個。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生物醫藥與健康產業、新材料產業、高端制造裝備產業、綠色低碳產業、數字與時尚產業和海洋產業等7個。因此，廣深兩地可以根據相類似的產業鏈部署創新鏈，促進產業與創新深度融合發展，增強技術創新互動交流，帶動技術創新在相類似的產業間快速流動，提升創新技術促進產業發展的效率。

廣州和深圳應注重技術創新中隱性知識的高效流動。專利技術轉移主要是技術創新流動中的顯性部分。巴特爾特（Harald Bathelt）等提出的“蜂鳴—管道”（Buzz-and-Pipeline Dynamics）理論認為，知識在區域尺度的“蜂鳴”流動中，應更加注重隱性知識的流動。但在通信與信息技術高度發達、互聯網與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的信息時代，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流動更具復雜性和多元性。在此過程中，區域本地“蜂鳴”所帶來的近距離本地互動，仍然是激發創意、創新和創造的源泉。因此，廣深兩地應深化信息化建設和技術創新流動路徑的挖掘，將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等先進技術應用于孵化轉化平臺，構建“互聯網+”技術轉移服務平臺，提高廣州和深圳轉移創新技術的信息和資源的網絡可達性。同時，廣州和深圳應該積極鼓勵更多有實力的企業在對方城市成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為廣深兩地隱性技術創新流動創造更多的機會和條件。

4.發揮民營企業、科技中介和科技金融機構在技術創新流動中的積極作用，推動形成企業為主體、產學研高效協同、深度融合的創新體系。廣州和深圳應重視民營企業技術創新流動中“多點開花”的作用。根據2022年的數據，廣州共有企業近200萬家，民營企業數量達到90%以上，民營經濟占地區生產總值的40.6%④；深圳有民營企業237.9萬家，占全市企業總量的97.0%，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為55.9%⑦。因此，廣深兩地要發揮民營企業專業化程度高、市場機制靈活、捕捉信息敏銳和緊跟需求導向等優勢，增強其在技術創新流動網絡中的快速聯動效能，形成“多點開花”的效果。

廣州和深圳應注重科技中介機構的橋梁紐帶作用。廣州和深圳的技術創新具有很高的市場化水平。2022年，廣州技術合同成交額為2645.5億元，在全國城市中排名僅次于北京，位居第二，占GDP比重為9.17%⑧；深圳技術合同成交額占GDP比重也在穩步增長。另外，在“雙區”建設和“雙循環”格局推動下，兩地對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市場需求持續高漲。因此，廣州和深圳應加快培育技術創新轉移轉化中介服務機構，加強從業人員、技術經理人等專業人才隊伍建設，拓展技術轉移市場化增值服務，提升技術轉移轉化服務機構業務能力和水平，推動創新技術精準流動、高效流動。

廣州和深圳應注重創業投資基金的引領作用。針對廣州在推動三地協同創新方面存在的創投不夠活躍等短板⑨，廣州于2023年初發起設立了總規模達2000億元的兩支母基金，分別為1500億元的廣州產業投資母基金和500億元的廣州創新投資母基金，重點投資半導體與集成電路、新能源、生物醫藥與健康等領域⑩。截至2023年初，深圳私募基金已登記管理人3871家，在管基金21555只，在管規模2.2萬億元，均穩居全國前三?。創業投資既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的重要環節。因此，廣深兩地應更好激活創業投資基金的扶植作用，鏈接更廣的創新創投資源，聚集更多的創業投資機構，促進技術、資本、人才管理等創新要素與創業企業有效流動，讓科技金融更好助力兩地科技型中小企業協同創新發展。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M]，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頁。

[2] 李文輝、李青霞、丘芷君：《基于專利計量的粵港澳大灣區協同技術創新演化研究》[J]，《統計研究》2019年第8期，第74-86頁。

[3] 丁煥峰、周銳波、劉小勇：《廣深“雙城”聯動打造世界級創新平臺戰略》[J]，《城市觀察》2021年第1期，第7-22頁。

[4] 同[3]。

[5] 同[3]。

[6] 史欣向、李善民、李勝蘭：《廣深充分釋放“雙城”聯動效應打造世界級創新平臺研究》[J]，《城市觀察》2021年第3期，第60-74頁。

注釋：

①劉曲：《專訪：政策、投入和轉化能力助中國躋身全球創新領導者行列——訪〈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聯合作者薩哈·文施-文森特》[DB/OL]，2021年9月24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4/content_5639064.htm，訪問日期：2023年5月6日。

②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北京市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23年3月21日，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303/t20230321_2941262.html，訪問日期：2023年5月6日。

③上海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2022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23年3月22日，https：//tjj.sh.gov.cn/tjgb/20230317/6bb2cf0811ab4

1eb8ae397c8f8577e00.html，訪問日期：2023年5月6日。

④廣州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廣州調查隊：《2022年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23年5月12日，http：//tjj.gz.gov.cn/stats_newtjyw/tjsj/tjgb/qstjgb/content/post_8972753.html，訪問日期：2023年5月14日。

⑤《深圳特區報》：《深圳市2022年知識產權白皮書》[DB/OL]，2023年4月28日，http：//amr.sz.gov.cn/xxgk/xwzx/mtbd/content/post_10567137.html，訪問日期：2023年5月10日。

⑥覃偉中：《2023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DB/OL]，2023年3月15日，http：//www.sz.gov.cn/zfgb/2023/gb1278/content/post_10484054.html，訪問日期：2023年5月6日。

⑦周元春：《王勇率全國政協調研組來深就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開展專題調研》[DB/OL]，2023年4月29日，https：//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23-04/29/content_30200559.htm，訪問日期：2023年5月6日。

⑧李鋼：《廣州2022年技術合同登記成交額達2645.54億元，連續五年保持全省第一》[DB/OL]，2023年4月26日，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2131593523/7f0d893302001ao19，訪問日期：2023年5月6日。

⑨央視新聞：《大灣區，大機遇、大文章》[DB/OL]，2023年5月29日，http：//news.china.com.cn/2023-05/29/content_85802367.shtml，訪問日期：2023年5月29日。

⑩老盈盈：《創投之城”廣州：這股新勢力在崛起》[DB/OL]，2023年2月25日，http：//www.eeo.com.cn/2023/0225/579502.shtml，訪問日期：2023年5月16日。

?謝惠茜：《深圳創投日：累計實現超816億元重大基金簽約落地》[DB/OL]，2023年5月29日，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3-05-29/doc-imyvkyri5489513.shtml，訪問日期：2023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