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看待大城市“虹吸現象”

陸銘

從“大城”到“強城”，背后是時代因素在推動，要理解“強城”，首先需要解釋“大城”在發展中出現了哪些問題。

首先，是城市之“大”不同維度的失調問題。當前對城市之“大”的理解，可能包含人口多，城市面積大等維度，從這一視角出發，當前中國的情況是城市面積擴張得很快，但城市人口增長的步伐未能跟上，也就是所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問題。

其次，是城市之“大”的空間分布問題。當前大城市的擴張速率是齊步走還是存在差異化？我們認為出現了兩類典型問題：一是可以更大的城市受到了限制，例如上海、北京、深圳；二是城市體量沒有進一步擴張的潛力，但盲目進行新城建設，工業園區建設，超出了城市區位和自然條件決定的發展潛力。

建設統一大市場就要暢通國內大循環，暢通國內大循環就要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這是國家戰略。在各個地方以稅收、GDP為主要發展導向的背景下，當前城市發展存在每個地方“片面貪大”的情況，這一做法需要得到扭轉。

“強城指數”需要科學設置，過去研究城市發展，主要是看經濟體量、面積、人口這些大指標，當引入高質量發展的理念后，是否有一些其他的維度需要納入，例如經濟發展質量、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創新能力。這些指標不一定“大”，但它們代表了城市的競爭力和發展可持續性。

客觀而言，城市之“大”確實有利于部分指標的數據表現，對應的經濟學原理就是規模效益，城市運營成本被攤薄，人口集聚也能促進產業和消費市場的規模效益形成，促進人才集聚。

在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因為很多發展資源由政府控制，城市“做大”有多種途徑可以實現，但盲目加大城市土地開發，搞借債投資建設的“大城”不一定具有可持續的競爭力，甚至可能導致地方政府產生過度投資沖動，引起債務壓力過重等一系列問題?！皬姵恰钡摹皬姟贝砹丝沙掷m的高質量發展，以及對城市周邊的發展帶動作用。結合這些研究與觀察，我認為“強城”就是有競爭力、有帶動力、有可持續性的城市，和當前強調的高質量發展相呼應。

需要指出的是，對城市之“強”的理解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例如中國社會傳統發展觀念中會認為生產和消費是對立的，重視其中一方就必然會忽視另一方面。但我的新認識是：生產即消費，消費品質的提升和消費服務業的發展，本身就有利于提高城市勞動生產力。

中心城市發展體量更大，有利于發揮對外圍的聯動作用，隨著城市發展從“大城”向“強城”轉變，這種聯動作用是否也將隨之變化？

城市與城市間存在長期的競爭合作關系。當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不夠高、經濟規模不夠強、產業鏈不夠長時，城市間的競爭關系大于合作關系，低端產業的產業鏈短、附加值低，城市間的競爭接近于零和博弈，互相挖產業是常態也難以避免；當現代化程度提高后，現代產業的規模經濟延長了產業鏈，產業鏈的上下游關系就會體現為城市間的輻射、帶動與聯動作用。

具體而言，城市之間會形成某種特定分工，比如核心大城市發展現代服務業，實際上也服務于自身及周邊中小城市的制造業。例如，上海的生物醫藥、機器人研發，生產實體可能落在蘇州或常州，在數實融合的發展思路下，一些在大城市集聚的基于大數據的生產服務型企業，輻射范圍涵蓋長三角乃至全國。

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社會存在一種片面理解，即大城市會虹吸周邊中小城市的資源，剝奪其發展機會。這其中存在兩個認識誤區：

一是如果只單純將城市視為特定的行政建制區劃，對區域邊界外必然會表現為虹吸現象，但如果將大城市視為一個都市圈的核心地帶，所謂虹吸實際上是大城市成長為都市圈過程中，郊區也受到了中心城區的帶動，整個都市圈形成了區域經濟的增長極，發揮了區域輻射帶動作用。我們的調研顯示，一個現代大城市對外圍制造業的輻射帶動作用范圍集中在100公里左右的半徑以內，這是客觀的經濟規律結果，對于省域內經濟的集聚發展既不需要盲目抑制，也不需要刻意扶持。

二是部分省份和區域是否適合扶持第二中心要結合地方發展的實際需求。中國具有雙中心的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沿海省份，其中一個是省會，另一個是大港口。中部的省份例如安徽，省會合肥具備產業集聚能力但并不臨江，因此臨江的蕪湖發展成為第二中心具備現實必要性。而在其他的中西部省份，省會本身就是具備行政和經濟功能的大城市，也是省內自然地理條件最好的地區，這時，是否需要通過行政力量打造第二中心還需結合城市發展規律判定。

城市群內部（或者說省域范圍內）較外圍的地區，需重點關注兩個維度：一是與中心城市的距離，遠離中心城市的地區不宜貪大；二是自身的特色產業，要加強競爭力，從而與中心城市間構成分工協作、優勢互補、梯度發展的功能格局。

（摘自《理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