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陜西方志俗字研究
——以《雍大記》為例

郭香溢

(山東大學 儒學高等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199)

一、《雍大記》及方志俗字的研究價值

(一)《雍大記》簡介

《雍大記》,纂修者為明代著名文學家,“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他任陜西提學副使期間分輯編寫《雍大記》,工未完,即因病去官,該志遂由時任僉事的周宗化接續完成?！队捍笥洝肥堑谝徊客ㄖ拘再|的關于陜西乃至中國西北的地方志書,此志廣泛記載了古雍州,即以今陜西為中心,包括寧夏、甘肅等地在內的中國西部地區的人文地理風貌?！队捍笥洝饭踩?卷一至卷八為《考易》,介紹古雍州的地理沿革。卷九至卷十三為《考跡》,主要介紹古雍州的古跡名勝。正如明代藏書家吳岫在本志卷末所題,該志為“關陜全志中之以佳品哉”[1],匯聚了大量文史資料,對當今修纂地方志和考察西部地區人情風貌都具有重要價值。

明嘉靖三十六卷刻本《雍大記》內容豐富,不僅是研究明代西北輿地變革與社會風俗的重要歷史文獻資料,還是明代地方志俗字研究的重要語言文字資料,能從中管窺明代陜西地區文字的使用情況及地方政府對俗字的態度。另外,現階段《雍大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歷史地理領域,尚未有俗字相關研究著作。俗字的通俗性、方域性、時代性決定了相比《雍大紀》中的人物傳記及文學作品,其中的地理沿革和風景名勝能保留更多的俗字,更能直觀反映出刻書時文字的使用狀況。故本文俗字的研究范圍為《雍大記》的一至十三卷,即《考易》和《考跡》兩部分,暫不涉及十三卷之后的人物志和藝文志。

(二)《雍大記》研究價值

1.《雍大記》自身研究價值?！队捍笥洝繁袑嵉乜疾旌驼饕墨I相結合的修志方法,并對歷史資料的取舍采取審慎的態度,為歷史地理學、民俗學、社會學研究提供了較為可靠的文獻資料。在文獻征引方面,何景明汲古勾陳,探賾索隱,參考引用了大量古籍文獻和實錄資料?！队捍笥洝匪Y料種類繁多,類型豐富,包括官方正史、地理圖籍、神話傳說、文學作品、金石銘文、小學字書等。這些品類眾多的文獻資料不僅為考證地理名勝和風俗變革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證據,對古籍整理、?？?、輯佚也有重要價值。

2.以《雍大記》為代表的地方志俗字研究價值。方志突出的地方性、編纂的連續性、內容的廣泛性、記載的多樣性、鮮明的時代性等特征和俗字的方域性、通俗性、任意性、區別性、時代性等特點相契合。方志記載的地理名勝與當地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方志用字也深受方言俗語的影響。從《雍大記》的刻書年代及編纂者的角度而言,明代印刷字體風格的變化和《雍大記》志出眾手的編纂特點,使其在文字使用方面具有獨特之處。從用字出發研究《雍大記》,可管窺明代嘉靖年間民間用字的特點及地方政府對待俗字的態度,豐富漢字發展史。漢字的正俗關系會隨著時間而不斷發生變化,研究方志中的俗字對探明方言本字、闡明漢字構形發展理據及研究方志用字的文化內涵具有重要價值。

二、《雍大記》俗字類型

本文借鑒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中對俗字的判定標準及定義,采用廣義俗字的概念,以現代通行繁體字為正字參照系,認為“俗字是區別于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2]1。在《雍大記》俗字實際情況的基礎上,首先將所有俗字分為異寫俗字和異構俗字兩大類,其次再詳細區分這兩大類下俗字的不同類型。

(一)異寫俗字

參考王寧《漢字學概要》中的理論[3]92,本文認為異寫俗字是同一個字(音、義、用完全相同的字)因寫法不同而造成的區別于正體字的形體差異。漢字的層級結構包括筆畫和部件兩部分,故異寫俗字又可分為筆畫異寫俗字和部件異寫俗字兩大類。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可知,筆畫異寫俗字和部件異寫俗字的區分標準為改變筆畫是否會使部件相混。若因筆畫改變引起部件相混,則歸為部件異寫俗字;若僅為單純的筆畫變化而不涉及部件,則歸為筆畫異寫俗字。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雍大記》中的俗字并非均可涇渭分明地劃分成彼此完全獨立的類型,對于個別兼具兩種分類特性,在分類上模棱兩可的俗字,本文則究其主流,選擇形變中的主要因素對其進行分類。在統計各類俗字數量時,若一字中包含兩種不同的俗字類型,則按照其主要類型歸納統計。

1.筆畫異寫俗字

筆畫異寫俗字是指因筆畫變異而產生的俗字,包括筆畫的增加、減少、移位、變形、連斷等五種情況,若因筆畫改變而使一部件與另一部件混同,我們則將其歸在部件異寫俗字中的部件混同類俗字里,如“宀”與“冖”、“日”與“口”、“免”與“兔”等。此類俗字具體舉例如下。

2.部件異寫俗字

部件異寫俗字指由于隸定、草書楷化、書刻習慣、字形內部類化等原因造成的部件簡省、部件混同、部件易位等變化,但這些變化未形成新的構字理據,仍然屬于異寫俗字范疇。部件異寫俗字又可細分為部件簡省俗字、部件增加俗字、部件混同俗字、部件易位俗字。

(1)部件簡省。部件簡省類俗字指省略字中的某個部件或用筆畫簡單的部件代替復雜部件,但并未影響構字理據的一類俗字。簡省的部件分為兩種情況,若簡省后的部件能改變構字理據,則屬于部件異構俗字中的部件簡省類俗字,若簡省后的部件不成字或不能表達簡省前的構字理據,則屬于部件異寫俗字。

(2)部件增加。部件增加類俗字是因受書寫習慣或形近字的影響在字中增加某個部件,起到強調字義或區分字形的效果而并未影響構字理據的一類俗字?！队捍笥洝?41個俗字中有5個部件增加類俗字,約占所統計俗字總量的1.13%。

(3)部件混同。部件混同類俗字是出于書寫習慣、隸定、筆畫變形、筆畫增減、音近替代等原因而使字中的某個部件和另一部件混同,但并未影響構字理據的一類俗字。常見的部件混同有:“十”與“忄”、“廴”與“辶”、“彳”與“亻”、“木”“方”“扌”、“巳”“己”“已”、“厶”與“口”、“彡”與“氵”、“束”與“朿”、“宀”與“冖、“廠”與“廣”等。

(二)異構俗字

異構俗字與異寫俗字的差別主要體現在構字理據上。異構俗字指音與義都完全相同,而在構件、構件數量、構件功能等方面起碼有一項和正字存在差別的一組字?！队捍笥洝分械漠悩嬎鬃謹盗肯鄬^少,本文對異構俗字的分類從寬處理,將異構俗字分為構形模式不同的俗字和構形模式相同而音義部件不同的俗字兩類。

1.構形模式不同

2.構形模式相同而音義部件不同

構形模式相同而音義部件不同的俗字主要包括改變義符、改變聲符、增加義符三種不同類型?！队捍笥洝?41個俗字中有59個構形模式相同而音義部件不同類的俗字,約占所統計俗字總量的13.37%。

(1)改變義符。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從同一字的不同義符可以窺探當時社會的變遷和文字使用者思維認知的變化?！队捍笥洝?41個俗字中有38個改變義符類俗字,約占所統計俗字總量的8.61%。

(2)改變聲符。語音存在古今、地域的差別,故文字使用者為了更精準地表達某字的讀音,常會更換文字中的聲符,由此產生了改變聲符類俗字?！队捍笥洝?41個俗字中有14個改變聲符類俗字,約占所統計俗字總量的3.17%。

(3)增加義符。為了強化文字的表意屬性,文字使用者會增加文字的某些義符,由此產生了增加義符類俗字?！队捍笥洝芬恢潦?41個俗字中有7個增加義符類俗字,約占所統計俗字總量的1.58%。

“燬”本義為火?！墩f文解字》:“燬,火也。從火毀聲?！洞呵飩鳌吩?‘衞矦燬?！薄墩f文解字》:“毀,缺也。從土,毇省聲。古文毀從?！薄盃S”字乃增加義符“火”以表示因火而引起的毀壞?！盃S”與“毀”同為形聲字,但聲旁及所從之形均不相同。俗字“”除增加義符“火”外,還按同音替換的原則將部件“臼”替換為“舊”。

三、《雍大記》俗字特點

俗字存在于漢字發展的各個時期,隨著印刷術的普及和正字字書的編寫,明嘉靖時期的刻本文獻相比于魏晉及唐五代時期的鈔本文獻而言,俗字已大為減少,文字的結構也日趨規范化。然而漢字演變具有漸進性,很多非正體的字形仍然以俗字的形式存在于某些文獻中。嘉靖刻本《雍大記》一至十三卷中的441個俗字總體呈現以下特點。

(一)時代共性大于地域個性

《雍大記》的方志屬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中的俗字沾染上地域性的特點,例如《雍大記》第二冊第143頁中出現了當地的方言詞:“黑山,俗名黑土扢靼?！钡鳛榈胤秸拮囊徊恐緯?其中俗字的時代共性遠大于地域個性,絕大部分俗字能在《字匯》《類篇》《正字通》《龍龕手鏡》《玉篇》等歷代主要字書中找到?！队捍笥洝?11個俗字中未見于字書的占比較少,其中字書未收錄的俗字也并非憑空產生、毫無根據,它們多為字書中已有俗字的缺筆或簡省。

《雍大記》俗字時代共性大于地域個性的特點,也說明了俗字并非刻寫者任意為之的結果,其發展演變仍受制于整個漢字發展規律。本文研究內容為地理變革和風景名勝,其地方性較其他種類文獻已較為突出,理論上其用字當呈現明顯的地域性。然整理發現,《雍大記》中的俗字整體上并未突破明代一般用字規律的限制。這也說明了俗字作為正字的一種變體,其本質仍是記錄語言和進行交流的工具,不能完全突破漢字發展規律而獨立存在。

(二)異寫變化大于異構變化

按照漢字構形學的理論,俗字分為異寫俗字和異構俗字兩大類。研究發現,明嘉靖刻本系統《雍大記》的異寫俗字占比遠大于異構俗字。這一方面說明了俗字與書刻者的緊密關系,文字使用者在實際書寫過程中,或出于書寫的經濟原則,或為了更清晰地傳達文字所蘊含的意義,對正字進行一定的改造,證明了黃征教授“俗字生成的根本原則,不是筆畫的多少,而是書寫便捷與否”的觀點。另一方面也說明在明嘉靖時期,文字系統已趨于穩定,漢字系統對俗字的變異具有調控作用。

據整理統計,《雍大記》一至十三卷中的俗字可分為異寫俗字和異構俗字兩大類。異寫類俗字由筆畫異寫俗字(57.13%)和部件異寫俗字(62.80%)組成。具體而言,筆畫異寫俗字可細分為筆畫增加(4.76%)、筆畫減少(8.16%)、筆畫移位(2.04%)、筆畫變形(26.30%)、筆畫連斷(15.87%)五大類。部件異寫俗字可細分為部件增加(9.75%)、部件簡省(1.13%)、部件混同(47.16%)、部件易位(4.76%)四大類。異構俗字由構形模式不同類俗字(0.13%)和構形模式相同而音義部件不同類俗字(13.36%)組成。構形模式相同而音義部件不同類俗字可細分為改變義符(8.61%)、改變聲符(3.17%)、增加義符(1.58%)三大類。

由此可知:

第一,俗字是文字在實際書寫中產生的變體。部件混同、筆畫變形、筆畫連斷都是異寫俗字產生的主要原因。異寫俗字中因筆畫變形、書寫變異、音近替代、隸定等造成的部件混同類俗字在所有俗字類型中占比最高。這說明漢字在使用過程中受同形部件的影響較大,反映出文字使用者在書寫過程中的趨同心理,也說明漢字系統在明嘉靖時期已經趨于嚴密,故筆畫的增加、減少、變形、連斷等細微變化都會引起部件的混同。

第二,簡化類俗字在《雍大記》俗字中占比較高,這正與俗字經濟便捷性的特點相契合。相較于筆畫增加和部件增加,筆畫減少和部件簡省在部件異寫俗字中占比更高,其中部件簡省類俗字的數量比部件增加類俗字多出近9倍,這是因為在文字的實際使用中,出于美觀、區別強調或書寫習慣等原因,單純增加一些裝飾性部件的繁化字,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書寫成本,與俗字書寫便捷的目的相悖,故筆畫和部件增加類俗字較少。

第三,明嘉靖時期文字基本構形模式已趨于穩定。在《雍大記》一至十三卷441個俗字中,僅有5個與正字的構形模式不同,占總量的0.13%。它們主要是因增減義符引起的與正字構形模式的不同。從異寫字和異構字懸殊的數量比中可以看出,明嘉靖時期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為主的漢字構形模式已趨于穩定和成熟。異構俗字中占比較大的是和正字構形模式相同而義符聲符不同的字。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單純地改變構形模式會造成俗字識讀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會使書寫變得更為便捷,反而破壞了既有的漢字構形系統;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或古今語音的變化,文字使用者需要改變文字中一些不符合實際的義符聲符,如“砲”“與”“炮”等。

(三)古體沿襲大于整體創造

(四)正字俗字并用的隨意性

(五)俗字形體構造的綜合性

【注釋】

①【】內為正字,【】后為該俗字在《雍大記》中出現的語境,不同語境之間用“/”加以分隔。

②為節省篇幅,本文用(某/某)的形式來表示《雍大記》中某卷第某頁,如(1/15)表示第1卷第15頁。

③括號內百分數為不同類型俗字在所統計俗字中的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