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魯迅《狂人日記》的“重寫型”小說※
——兼及“‘新’事新編”作為一種創作模式的意義

古大勇 鄭麗霞

內容提要：《狂人日記》問世以來，出現了多篇對其進行“重寫”的小說。這些小說或對“前文本”主題進行“復述”，表達對于“吃人”真相的發現以及“救救孩子”的吶喊；或對“前文本”主題進行創新性“變更”，立足于作者所處時代，進行多向度、多層面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東南亞作家的“重寫型”小說，則重點表現南洋“華文斷根”的困境，表達對遺忘華語和華族文化的“新遺民”的批判?！犊袢巳沼洝纷鳛橹袊F代文學的“開山之作”，不斷被后人“重寫”這一現象，應賦予其一種象征性意義：區別于以往“重寫型”小說以古代經典作為重寫的“前文本”，而將“前文本”轉向現代經典，開創了與“‘故’事新編”模式相對的“‘新’事新編”模式；“‘新’事新編”作為一種嶄新的創作模式和文學創作現象，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視和關注。

“重寫”（rewriting）是中西方文學中一種常見的文學現象，哈羅德·布魯姆曾宣稱，“偉大的作品不是重寫即為修正”，“一首詩、一部戲劇或一部小說無論多么急于直接表現社會關懷，它都必然是由前人作品催生出來的”。1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頁?！犊袢巳沼洝穯柺酪詠?，出現了數十篇對《狂人日記》進行“重寫”的小說，民國時期甚至形成了一個“重寫”的熱潮，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也有多篇《狂人日記》“重寫型”小說。所謂“重寫”，是“對早期的某個傳統典型或者主題（故事）”的“復述”，“只不過其中也暗含著某些變化的因素——比如刪削，添加，變更——這是使得新文本之為獨立的創作”，“在主題上具有創造性”。1D.佛克馬：《中國與歐洲傳統中的重寫方式》，范智紅譯，《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本文在首次搜羅到多篇民國時期《狂人日記》“重寫型”小說的基礎上，擬從經典“重寫”的視角，對這些小說進行整體性研究。

《狂人日記》的“重寫型”作品（不完全統計）

一 “吃人”真相的發現和“救救孩子”的吶喊——“重寫型”小說對于《狂人日記》主題的“復述”

關于《狂人日記》的創作意圖和思想主題，魯迅說：“《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1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頁。；魯迅還在致許壽裳的信中說：“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魯迅：《180820·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卷，第365頁?！犊袢巳沼洝吠ㄟ^狂人“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的十三則日記，揭露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封建禮教的“吃人”真相，狂人亦發現自己在無意中吃了其妹子的幾片肉，成為吃人者的同謀，產生了“罪”意識，日記的結尾，狂人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從進化的角度將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民國時期不少“重寫型”小說屬于對于前文本《狂人日記》的“復述”，在主題立意、基本內容、情節結構等方面和《狂人日記》頗為類似，甚至有的連小說中的人名、語言表達、細節都沿襲《狂人日記》。如作品中頻頻出現了陳老五、趙家的狗、狼子村、大哥、妹妹等名詞；而模仿魯迅《狂人日記》中“大哥吃了妹子的肉”“狂人勸轉大哥不要吃人”“陳老五送飯”“何先生看脈”“狼子村吃人”“趙家的狗看我兩眼”等情節或細節內容在多篇小說中都有出現。例如：“我不明白哥哥為什么害死了妹妹還要害我，哥哥的心眼兒里不糊涂，為什么作這慘無人道的事呢”（石卜《狂人日記》）；“李醫生去后，我叫老張請了大哥來，哀求他說：‘這吃人的事情是做不得，何況你我還是同胞手足’，‘胡說’，大哥一撒手走了”（佚名《狂人日記》）；“趙家的狗，近日來更覺可怕，兩眼灼灼放光……我的妹妹，是被她娘親的大哥吃掉的，今天的肉？依我推測，那一定又是誰的弟弟，我不敢吃……”（馬志超《續“狂人日記”》）；“何大夫今天又來了，他替我診了脈?！贩椭?，依然是趙家的狗……狼子村吃人的事，依然在重演著，這慘絕人寰的事，到何日方能滅跡？……陳老五咬著下唇笑，似乎我身上一有了肉，也會裝在碗里”（佚名《狂人日記遺補》）。再如，魯迅《狂人日記》中“救救孩子”的吶喊也回蕩在民國“重寫型”小說中：“他們都是一伙，有什么辦法呢？現在我只有祈禱著上帝，救救還沒有遭難的孩子們”（馬志超《續“狂人日記”》）；“孩子已無法可救了?！译m被我的大哥吃掉，我卻不愿去吃我的弟弟”（華江《一個孩子的日記》）；“去救小孩子們，自然他們感到不安。他們的靈魂已經死了，將要扼死小孩子們的靈魂”（劉奇師《續“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的振聾發聵之處在于狂人發現了“仁義道德”的歷史“吃人”真相，類似的情節或主題也依然出現在“重寫型”小說中。例如：“閑著無事，我就拉過《生活新編》來看，我的眼前一陣黑，定睛看時，不斷地有兩個字從字里行間涌出來：‘吃人！’‘吃人！’”（佚名《狂人日記》）；“我的書都教他燒光了，留在別墅里的都是些古老的線裝書，孔子教我‘樂天知命’，孟子教我‘舍生取義’，岳飛教我‘莫等閑，白了少年頭’，鄭板橋又教我‘難得糊涂’，充滿著矛盾的論調，才真的會使人看得發瘋”（姚紫《新狂人日記》）；“我知道這疊書也想吃我，一定也和大哥同謀”（華江《一個孩子的日記》）。不過，將“吃人”（“令人發瘋”）的主體限定為具體的書目或人物，有狹隘之嫌，無法達到“前文本”的批判高度與深度。

新加坡瞿桓《瘋人日記》對魯迅《狂人日記》瘋人／常人的二元對立結構以及“真的人”概念進行有意識的模仿和“復述”。小說主人公吳仕麒是一個高等學校的高材生，但卻被周圍的人認定為瘋子，然而無論是瞿桓《瘋人日記》中的“瘋人”，還是魯迅《狂人日記》中的“狂人”，都是“瘋于外面明于中者、實瘋人中之獨不瘋者”不被庸眾所理解的“清醒者”“先覺者”。瞿桓筆下的這位“瘋人”還自詡為“真人”，這里的“真人”，顯然是受到魯迅《狂人日記》中“真的人”概念的影響?！罢娴娜恕笔腔谶M化論而產生的名詞，是與“野蠻的人”“蟲子”相對而言的，近似于尼采所說的“超人”，“真的人”脫離了“吃人”的野蠻性，是人性進化發展的最高階段。

二 “救救社會”——“重寫型”小說多向度、多層面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

不少“重寫型”小說從多個維度、多個層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各種問題，對社會的黑暗面進行揭露和批判，表達了“救救社會”的呼喊；而在進行社會批判的同時，還展開有針對性的文化批判或國民性批判；從思想主題上突破前文本《狂人日記》的限制，表現出對前文本的創造性“變更”。

“救救社會”主題表現在以下多個方面：（一）“救救城市底層小人物”。香港作家陳浩泉《香港狂人》采用狂人“日記體”形式表現城市底層小人物的悲劇命運。小說中的狂人余守義，出生于香港底層社會，勤奮正直，憤世嫉俗，不懈奮斗，充滿理想主義精神，但遭遇的卻是一系列殘酷社會現實，被逼得精神失常，跳樓自殺，被香港社會無情吞噬。日記以狂人的絕望控訴了殖民地香港社會的黑暗“吃人”本質，表達了“救救城市底層小人物”的主題。（二）“救救小學教員”。和柳在其小說開頭交代了寫作緣由：“這年間，我又看了許多悲慘的小學教員，心為之一酸，寫成此篇?！崩?，小說細致刻畫了小學教員悲慘生活的細節：“生活卻像五行山，壓得你不能喘氣，我的心冰冷了……我的褲子正破著一洞，我不能換上第二條?！保ê土缎驴袢巳沼洝罚ㄈ熬染燃儩嵉那嗄辍?。唐品璠筆下的狂人喊道：“我是個純潔的青年。人??！救救我！救救純潔的青年！”（唐品璠《新狂人日記》）小說表現了鬼魅橫行、金錢主宰的社會對于純潔青年的引誘與扼殺。（四）“救救農村、救救基層”。當代作家邵芳衡《新狂人日記》揭示了21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出現的各種典型社會問題，如光棍村、艾滋病村、藥品暴利、農民看病貴等醫療問題，貧富差距、基層官僚主義和基層權力腐敗現象，股市黑暗與危機問題等，表達“救救農村”“救救基層”的呼喚，體現了作者直面社會黑暗、關心民生疾苦的知識分子責任感和社會關懷意識。

多篇民國時期“重寫型”小說借狂人之口或通過狂人視角，將批判的火力對準民國時期腐敗黑暗、社會不公、貧窮積弱、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胡飄蓬《狂人日記》敘寫“一個被人類摒棄的人”——狂人在自殺前的情感表現及其對“吃人”社會的揭露和批判。陳實批判了舊社會“人不如畜”的慘狀：“現在我已是沒有家了。我看見那些狗都有一個自己的窠，而我連狗也不如”（陳實《狂人日記》）。夢影批判了民國時期貪官橫行、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的社會現象：“五百元”買的飯，“里面一大半是沙子，窮困的人，怎么吃得起”（夢影《狂人日記》）。

胡越批判貧富不均、民生多艱、國貨衰微、洋貨橫行的舊社會現狀，“滿街都是骷髏，其余便是非人非鬼底乞丐”；“哀吾國貨，慘遭遺棄，既無贍養，又尠救濟，美貨昂首，忍受排擠，原子炸彈，盟邦救急，嗚呼噫嘻，日貨來矣，國會通過，未瞻‘民意’”（胡越《新狂人日記》）。陳小《準狂人日記》批判了當時社會存在的諸如狂印鈔票、物價飛漲、英文崇拜等社會現象。周作人《真的瘋人日記》也通過借古諷今的方式，批判了當時北洋軍閥政府的“欠薪”行為……正是因為舊社會的極端黑暗，狂人們陷入絕望，決定要以“殺人”的極端方式來反抗社會。亡者寫道：“這個世界太不平了……我明天要去殺人，殺社會上一切罪惡的人，我恨他們！”（亡者《狂人的日記》）石拜筆下的狂人叫喊道：“我要殺人，殺那些直接或間接剝削我的人！我相信這些人殺完后，天下就會太平！”（石拜《狂人日記》之另一章）

“重寫型”小說除了集中表現多維的社會批判主題之外，還進行自覺的文化批判或國民性批判。亦群小說敘述了世紀前的某一天，狂人宣布給民眾擺脫禁閉與黑暗、獲得光明與幸福的意見后，得到的卻是民眾的不理解、冷淡與嘲諷，這里的狂人是一個全心全力為民眾謀幸福的先覺者，如同魯迅《藥》中的革命者夏瑜一樣，為民眾流血犧牲自己，卻淪為茶客們的談資。面對庸眾的態度，狂人發出了“弱者的敵人是現在的弱者”“我不痛恨那林里的那些彎曲的、老朽的古松，但我悲傷那些正年青的松木又折了芽”的感嘆（亦群《狂人日記》）。胡越犀利批判了國民性中的“奴性”：“我甘于這個牛馬的稱號，這個稱號加在我底頭上最妥當不過，如果你偏要以‘人’底名義向我呼喚，對不起，我可要罵你底祖宗三代！……我受主人底鞭笞‘勞而不怨’，我邁著奴隸底腳步‘死而后已’……我現在雖然還沒有生出尾巴，但已很能盡那搖尾乞憐的能事了，如果不久的將來我能把尾巴長成，那時我更應當百分之百的歡喜”（胡越《新狂人日記》），小說生動塑造了一個如魯迅所說的“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摸，陶醉”“萬劫不復的奴才”1魯迅：《漫與》，《魯迅全集》第4卷，第604頁。形象。

陳子展、胡越等人的小說還批判了中國人諱疾忌醫、自欺欺人、“瞞和騙”等國民劣根性。例如陳子展描繪一個如同患了難以治療的毒瘤的“病夫國”：“醫師下了警告，非用外科手術不可?？墒呛康牟∪丝偸桥峦纯嗯挛ｋU，不肯開刀，自己硬裝沒有病，還忌諱人家說他有??；他的親戚朋友雖然明知道他有病，而且是致命的病，礙于情面或害怕的威嚴，又都不敢進言而代作什么主張，也不肯為醫師開刀簽字?！保愖诱埂犊袢俗园住罚┮ψ蟿t劍指南洋華人的國民劣根性：“只要面皮厚，心肝黑，損人利己就能發財”（姚紫《新狂人日記》），中國的“厚黑學”竟然漂洋過海，被華人帶到南洋生根“發揚”。

三 “救救母親”與“新遺民”批判——東南亞作家“重寫型”小說對南洋“華文斷根”現象的表現

新加坡作家梁文?！垛?，有此事》與魯迅《狂人日記》的關聯有二：一是小說的“吃人”主題，二是與《狂人日記》相同的十三則日記體形式，小說的開頭也是以一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來向魯迅《狂人日記》“致敬”?！扳啊笔侵袊糯裨拏髡f中的一種惡獸，生性兇暴，一出生就吞噬其母，喻指兇殘無情、忘恩負義之人?！妒霎愑洝分袑Υ擞薪淮骸扳爸疄楂F，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任昉、劉義慶：《述異記、世說新語》，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60頁。小說以“獍”的視角，敘述他的所見所聞所感，展示多個“吃人”事件。此處共有兩個叫“獍”的少年，一個尚“只是個手抱的幼兒”，“張口就往他母親的手臂一咬”；一個“比我大七八歲”，已經吃了他的母親，而且“一副剛吃飽的樣子，他看到我，吐了牙簽，咧開嘴對我笑，露出尖尖的牙齒”。而我也做著噩夢，母親“把身上的各部分，拗下來拿給我吃”，小說中描寫了這樣一個細節：

有一天，和“母親”一起吃飯的時候，我心不在焉，廚房里端出來一盤菜肴，我望了一眼，是鹵舌頭。我夾了一片舌頭，嘗了一口，口感很好。漫不經心地問，這是什么舌頭？嬸嬸笑著說，這是你母親的舌頭，好不好吃？我惡心地將整片舌頭吐了出來。開什么玩笑？母親很不安地低下了頭。嬸嬸問，怎么啦，你不是最喜歡吃鴨舌頭嗎？你母親一片心意做給你吃，別這么對她。原來是我聽錯了。我望了望父親，父親板起了臉。我只好將那片“母親的舌頭”從飯桌上重新夾起來，索然無味地塞進自己的嘴巴里。1梁文福：《獍，有此事》，新加坡《聯合早報》2004年4月8日。

作者寫這個細節顯然藏有深意，“母語”的英文表達是“Mother Tongue”，直譯成中文便是“母親的舌頭”，而在“我”看來，“母親的舌頭”如同“雞肋”，食之“索然無味”，隱喻著新一代華人對華文的冷淡、斷裂與厭棄，從而表達了作者對于新加坡華人群體中存在的華文認同危機現象的深刻憂慮。

新馬學者游俊豪曾指出包括華文在內的新加坡三種官方語言被邊緣化的現象：“新加坡獨立后50年的發展，英文高踞為政府機構、教學機構、商業公司的首要語言，華文、馬來文、淡米爾文雖然各別代表三大種族，但實際上幾乎淪為外語?！?游俊豪：《淵源、場域、系統：新華文學史的結構性寫作》，《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13期，2013年3月。新華作家石君曾感嘆：“新加坡華人有人不讀母語……我還沒聽說過有哪一個國家的人民那么怨恨學習母語的?！?石君：《仰望華文文學的無限藍天》，《熱帶學報》第11期，2006年10月。新華學者陳志銳不約而同地指出：“時代的更替和制度的修訂后，我們極可能又面臨另一族新遺民（此遺又易為遺忘之義）：遺忘華語和華族文化（其實甚至包括其他母語）的新新人類。這批于現代社會中成長的一代人（通常以新加坡獨立后出生為劃分），百分之九十在英文為第一語文的雙語教育制度下成長。雖然身處多種語言的環境（特別是包括中文和方言），然而他們主要大量吸收以西方為主的流行通俗文化（甚至與早期的英校遺民所接受的正統帝國教育大相徑庭），對于中文和中華文化，大概是開始遺忘或者更可悲的是，從來未曾好好記得?！?陳志銳：《新加坡另類的“新三民主義”——試探新華文學中的文化認同與離散意識》，《出人意料入文藝中——文學藝術中的另類現象學》，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9年版，第123頁。參見張森林《新華文學大系·短篇小說集（緒論）》，世華文學研創會2013年版。正因為華文在新加坡面臨邊緣化甚至斷根的危機，所以普遍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特別是華文作家的憂慮，而梁文福就是用小說這一形式來反映這一社會文化現象，在小說的結尾，“獍”終于如《狂人日記》中那位具有罪意識的“狂人”，發出了類似“救救孩子”似的“救救母親”的呼喊，表達對拯救母語、振興華文、重建華文認同的渴望。

有學者認為《獍，有此事》還有更明確的批判指向：“‘獍’則是族裔和國家的雙重寓言。新加坡社會素來有所謂‘精英’（英校畢業生）與‘精華’（華校畢業生）的嚴格區分。語言無非是一種中性的媒介，然而在新加坡，這種語言上的霸權和歧視造成了森嚴的社會等級。小說中所謂的‘精英分子’，指的就是這群‘黃皮膚、白面具’的年輕華人。作者利用‘獍’與‘精’的諧音講述了南洋版的《狂人日記》，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的‘社會精英’在一個極端意義上，無非是正常人類的退化和變種，一個人面獸心的‘獍’而已?！?張松建：《國民性、個人主義與社會性別：新馬華文作家對魯迅經典的重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4期?！垛?，有此事》就是對這種“退化”的“精英分子”的批判。在魯迅《狂人日記》中，狂人勸轉大哥說：“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一點人。后來因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魯迅：《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1卷，第452頁。人類的發展經歷了“野蠻的人”—“人”—“真的人”幾個階段，“真的人”是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性狀態。從“野蠻的人”發展到“真的人”階段，體現了人性的巨大進化。而這些“精英分子”，在作者看來，也許他們的智力水平和物質財富已經完成飛躍性的進化，但從其“忘祖”“拋根”等行為方面來說，反而是退化到“野蠻的人”的低級階段，就如同食母的“獍”一樣，從而對“新遺民”群體作出辛辣的嘲諷。

姚紫《新狂人日記》也對忘祖的“新遺民”進行批判，小說中的“三妹”跟一個“美國回來的”男人很要好，這個男人是一個黃皮膚、扁鼻梁的中國人，“可是談起話來，滿口洋腔，我用華語問他，他還裝作聽不懂”3姚紫：《新狂人日記》，《木桶鴨》，新加坡長河書局1987年版，第89頁。。這無疑也是一個典型的“精英分子”，一個“退化”、人面獸心的“獍”，一個遺忘華語和華族文化的“新遺民”。值得注意的是，“新遺民”批判主題也表現在其他南洋作家創作中，如李龍的《再世阿Q》是對魯迅《阿Q正傳》的“重寫”之作，這個“南洋阿Q”公然叫囂：“什么傳統文化，什么母語，值得多少錢？現在我們講的是錢，不能賺錢的東西我們要來做什么？”1李龍：《再世阿Q》，寒川主編：《華實串串——華中華初文藝紀念集》，新加坡華中校友會1993年版，第403頁?？傊?，這些“新遺民”對華語和華族文化毫不珍惜、棄之如敝履的現象，成為東南亞華文作家心中揮之不去的隱痛。

余論：“新”事新編、“今典”重寫——一種被忽略但應引起重視的創作模式和文化現象

綜觀以上三類作品，可以看出，民國時期不少“重寫型”小說表現為對魯迅《狂人日記》主題、情節、形式的“復述”，大多止于機械的“模仿”，缺乏思想和藝術上的“創造性”，無法達到“前文本”的思想和藝術高度。當然，也有一些“重寫型”小說表達了“前文本”所沒有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主題，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變更”不足、“創造性”不夠的缺憾?！皠撛煨浴弊顬橥怀龅漠攲倭何母！垛?，有此事》，它既有對“前文本”基本主題和意象的“復述”，更有掙脫“前文本”桎梏的“變更”，表現出主題上的“創造性”和本土性“南洋色彩”，真實揭示了新加坡乃至東南亞國家當下存在的重要社會問題，并通過小說揭示病源，尋求病方。

“今典”是相對于“古典”或傳統“經典”而言，指的是產生于現當代的“經典”。傳統意義上的“重寫”之作往往是從古代的經典中尋找“前文本”，如魯迅的《故事新編》，它的題材來源于作為“故”事的“古（舊）典”，這種創作可稱之為“‘故’事新編”創作模式。而本文中“重寫型”小說所涉及的“前文本”則來源于作為“新”事的“今典”——《狂人日記》，亦即它不是從“故”事中、從古代經典中尋找資源，而是從“新”事中、從現代經典中尋找資源，筆者將之稱為與“‘故’事新編”模式相對立的“‘新’事新編”創作模式。而學術界關于“‘故’事新編”式“重寫型”作品的研究比較深入豐富。2參見祝宇紅《“故”事如何“新”編：論中國現代“重寫型”小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對于“‘新’事新編”式“重寫型”作品的研究，則顯然不夠。

魯迅《狂人日記》發表四年之后，周作人就對之進行“重寫”，《狂人日記》被后人“重寫”的頻率與熱度不亞于一些古代或外國經典作品。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不斷被“重寫”的現象，應賦予其一種象征性意義：昭示了與“‘故’事新編”模式相對的“‘新’事新編”創作模式的創立；當然，與歷史悠久、發展成熟的“‘故’事新編”式創作相比，“‘新’事新編”式創作尚是較為新生的事物，無法與前者形成雙峰并峙、不分伯仲的文學“風景線”，但其年輕而妖嬈的“身姿”也不應該被遮蔽、被忽略。

事實上，“新”事新編、“今典”重寫不是個別現象，就魯迅而言，除了《狂人日記》之外，《阿Q正傳》《傷逝》《故鄉》《祝?！贰犊滓壹骸贰缎腋５募彝ァ贰对诰茦巧稀贰惰T劍》《出關》等小說，《野草》中的部分散文詩，都有大量的“重寫”之作出現；而在網絡上，對魯迅作品的“重寫”“仿寫”“戲寫”之作更是數不勝數。據統計，《阿Q正傳》自誕生以來，其“重寫”之作已逾百部，僅在東南亞的新馬，《阿Q正傳》就有近十篇“重寫”之作。1南治國：《旅行的阿Q——新馬華文文學中的阿Q形象談》，《華文文學》2003年第1期。魯迅之外，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其他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張愛玲、錢鍾書、李劼人等人的經典作品都有后人對之進行“重寫”或“續寫”，如李歐梵1999年出版的《范柳原懺情錄》就是對張愛玲《傾城之戀》的“續寫”。除了現代文學經典“重寫”之外，以“紅色經典”為代表的當代文學經典也進入作家“重寫”的范疇，如《沙家浜》就有數部“重寫”之作，《李自成》《創業史》《半夜雞叫》也分別有當代作家對之進行“重寫”。2吳秀明、陳璧君：《當代文學經典應該如何重寫——以〈車廂峽〉〈黑夜孩魂〉〈半夜雞叫〉為例》，《浙江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如何對這些作品進行系統研究，挖掘其獨特價值，總結“重寫型”創作的成敗得失，探討“新”事新編、“今典”重寫作為一種新的創作模式的意義等，是一個值得好好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