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生存時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的實踐策略

邱程　彭啟福

摘 要：數字化生存為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構建了一個多元化、開放性的場域，并形成新的特征：在主客關系方面，基于數字賦權的個性彰顯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威；在信息獲取方面，基于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阻礙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送達；在敘事方式方面，基于“流量為王”的形式優先排擠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內容；在人際對話方面，基于時空離散的虛擬交流誤讀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含義。政治邏輯和網絡邏輯矛盾、技術邏輯和倫理邏輯矛盾、資本邏輯和價值邏輯矛盾、作者邏輯和讀者邏輯矛盾是沖擊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體系的深層次原因。因此，應權衡權威消解和關系再造、技術遮蔽和數字解蔽、工具理性規制和教育供給引導、技術跟進和限度超越等關系，巧用、善用數字技術賦能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引領思想政治教育數字化轉型。

關鍵詞：數字化生存；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數字資本；數字技術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23）09-0109-07

美國學者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認為，“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1］61，當下，人類生存于一個由數字構建的活動空間，呈現出數字化生存狀態。數字技術賦能投資、生產、流通和消費等各個環節已經成為一種新常態，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成為滿足人們物質產品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化生存改變了傳統的思維方式、認知模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行為方式、生產方式、勞動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對象也由“數字移民”逐漸轉變為“數字原住民”。學術界敏銳地察覺到數字化生存的機遇與挑戰，深入研究了數字化賦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特征、困境、技術、方式、方法、路徑等。話語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媒介，是決定教育最終成效的關鍵性因素。因此，深刻剖析數字化生存時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的場域特征、邏輯矛盾、優化路徑，有助于充分把握數字空間話語的生成邏輯和傳播邏輯，深入推動思想政治教育數字化轉型，從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一、數字化生存時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的場域特征

法國學者皮埃爾·布迪厄認為“場域”是“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網絡，或一個構型”［2］。換言之，“場域”是指受一定行為準則約束并由特定關系（權力關系、對應關系，等等）支配的活動領域。數字原住民的思維方式、認知模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學習方式等改變了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的主客關系、信息獲取、敘事方式、人際對話模式，為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構建了一個多元化、開放性的場域?；跀底仲x權的個性彰顯、基于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基于流量為王的形式優先、基于時空離散的虛擬交流，成為新場域的顯著特征。

（一）主客關系特征：基于數字賦權的個性彰顯

數字化生存具有的“‘賦權本質”［1］232，打破了傳統社會的權力邊界，使個體成為享有實體權力且個性鮮明的主體，重構了主體和客體的關系。在傳統的話語傳播模式中，社會背景為話語傳播劃定了清晰的邊界，構筑了無形的壁壘，話語傳播者（主體）和受眾（客體）的權力具有非對稱性。話語傳播者控制話語傳播的流程，享有議題的發起權和終結權。話語傳播者往往基于自身需求，面向受眾開展“無差別、單方向的話語傳達”［3］，受眾則無法有效參與話語的生成過程，只能被動地接收話語內容。這是一種主客關系明確、單向傳遞的“發布式”話語傳播模式。數字化生存背景下，數據的流動性、開放性和普及性打破了話語權的界限和壁壘，平衡了話語傳播者和受眾的權力關系。受眾可以有效參與話語的生成過程，影響話語的傳播過程，評價話語的傳播效果，從而影響話語傳播者的行動。受眾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無差別、平等、自主地選擇感興趣的話語。同時，受眾被賦予話語權，可自主推動話語生成，從受眾變成話語傳播者。數字賦權促使話語傳播模式由“發布式”轉變為“對話式”。個體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被激活，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雙向互動趨勢日益明顯?！霸跀底只娴那闆r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統計學中的一個‘子集”［1］159，“我”不再是被動性的客體，而是具有自主性的主體?！皞€性”取代“共性”成為關注焦點，個性彰顯也成為邏輯必然。

（二）信息獲取特征：基于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

在媒介技術高度發達的數字化時代，大數據處理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成為算法推薦的前提條件。算法推薦通過全面收集并深度加工個體的網絡行為數據，形成千人千面的個體精準畫像，并基于內容、協同過濾、關聯規則等多種形式向潛在客戶精準推送其需求的產品和服務。算法推薦往往比個體更了解其偏好和需求，幫助個體構筑一座虛擬隔離墻，形成信息“過濾氣泡”。在算法推薦邏輯的主導下，個體既可以根據偏好直接訂閱相關內容，又可以被動接受人工智能算法的推薦。從本質上看，算法推薦是人工智能代替個體抉擇的過程，它自動過濾不符合個體興趣偏好的內容，程式化、公式化地推送為個體“量身定做”的信息。算法推薦和個體網絡行為數據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算法推薦會不斷強化個體的偏好，刺激個體獲取感興趣的內容，個體的網絡行為數據又會進一步提升算法推薦的精準性。如此循環往復的結果會導致數據剝奪，個體在不知不覺中被剝奪了獲取其他內容的權利，沉浸在一個狹隘的信息世界中，被封閉在“信息繭房”中?！靶畔⒗O房”促使具有同類偏好的個體相互接近，形成具有封閉性質的“趣緣群體”?！斑^濾氣泡”則促使具有不同偏好的個體相互隔離，形成交往阻礙。兩者相互作用導致群體“認知結構圈層化”［4］。群體認知結構圈層化導致群體變成一座座“信息孤島”，致使社會群體間割裂與對立，影響社會的安全穩定。

（三）敘事方式特征：基于“流量為王”的形式優先

“流量”原本是交通領域的詞匯，主要指單位時間內通過特定區域的交通工具數量或者行人數量。在數字化生存時代，流量成為信息技術的專業術語，通常被用來描述網絡平臺信息的訪問量。流量的統計指標包括網絡平臺獨立用戶數量、總用戶數量、信息瀏覽數量、單個用戶瀏覽數量、用戶平均停留時間等。簡言之，流量就是網絡行為數據量，它“塑造了一種新的社會整合和運行秩序”［5］。在數字化生存時代，日常生活實踐和網絡平臺密不可分。網絡平臺行為數據就是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數字化呈現，是智能算法推薦的前提條件，其數量大小決定智能算法推薦的精準程度，并決定行為數據能否轉變成商業利益。網絡行為數據量（流量）作為衡量社會關注度的關鍵性指標，與商業利益構成一個正相關函數。由此，網絡平臺分析用戶數據并不僅是為了方便用戶的生活，而且是為了塑造用戶生活方式，提升流量變為商業利益的能力。只有掌握了流量，才可以在商業交往中占據優勢地位。受商業利益的驅動，現實生活世界“被算法抽象為流量的平臺世界”［6］，“流量為王”的理念應運而生，“流量拜物教”［7］由此形成。信息成為一種載體，流量成為目的。信息不是個體生活的“營養劑”，而是個體關注的“觸發器”。在個體信息載荷范圍內，提高流量產生的效率，制造短小、快捷、新穎、奇特的信息成為最優選擇。片段化的消息更易于填充個體的碎片化時間，迎合個體快餐式閱讀需求。最終，“流量為王”必然導致形式優先于內容。

（四）人際對話特征：基于時空離散的虛擬交流

“在前現代社會，社會生活的空間維度都是受‘在場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動支配的?，F代性的降臨，通過對‘缺場的各種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間從地點分離了出來，從位置上看遠離了任何給定的面對面的互動情勢?！保?］在數字化生存時代，人際對話模式發生重大變化，由“人—人”對話模式轉向“人—機器—人”對話模式?！叭恕恕笔且环N傳統對話模式，它要求對話雙方處在同一個時間和空間，整個對話是一個受現實社會倫理規范約束的人際關系互動過程。與此相比，“人—機器—人”是一種特殊的對話模式，其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異化為人與機器之間的關系。由此，整個對話過程被割裂為“人—機器”和“機器—人”兩個相對獨立的環節。每個對話主體只需要完成其中一個環節，剩余的環節由其余對話主體完成。在自身和機器“對話”的過程中，對話主體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其他對話主體只是一個概念性、虛擬性存在。在此環節，對話主體不但不受制于其他對話主體，而且會產生一種“以我為主”的錯覺。由此可見，作為物化存儲設備的機器為時空離散和虛擬交流提供可能，對話各方并不需要在同一時間和空間同時出現，而只需要完成自身話語表達和信息傳遞。從本質上看，這種通過機器虛構形成的關系并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關系，它不完全受制于真實社會的倫理關系，甚至可能完全背離真實社會的倫理關系。這種異化的人際關系卻產生了“一種真實的征服”［9］，有可能消解現實社會人們的道德情感，導致現實社會中人際關系的“冷漠和疏離”［10］。這種人機“對話”模式導致時間、空間、其他對話主體虛擬化，個體會認為，只有“我”是真實的存在，只有我所在的空間和時間才是真實的。

二、數字化生存時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的內在矛盾

政治邏輯和網絡邏輯矛盾、技術邏輯和倫理邏輯矛盾、資本邏輯和價值邏輯矛盾、作者邏輯和讀者邏輯矛盾，是塑造主客關系特征、信息獲取特征、敘事方式特征、人際對話特征的深層次原因。在主客關系方面，基于數字賦權的個性彰顯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威；在信息獲取方面，基于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阻礙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送達；在敘事方式方面，基于“流量為王”的形式優先排擠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內容；在人際對話方面，基于時空離散的虛擬交流誤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含義等方式，這些因素導致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體系受到全面沖擊。

（一）政治邏輯和網絡邏輯矛盾：基于數字賦權的個性彰顯消解話語權威

毛澤東同志曾用樸實的語言道出了政治的真諦：“所謂政治，就是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保?1］政治邏輯是凝聚共識、形成話語權威，是從“個性”中尋找“共性”，是一個“求同存異”的過程。雖然網絡空間也以尋找“共性”為目的，但是它更是彰顯“個性”的平臺。網絡邏輯體現差異、消解話語權威，是從“共性”中釋放“個性”，是一個“求異存同”的過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較強的政治屬性，其本質就是“意識形態的教化和灌輸”［12］，其內容、原則、方法都必須服從這個本質規定，其話語也必然“承載著意識形態發展需要”［13］。這里所說的意識形態是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上層建筑，也就是主流意識形態。就中國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通過權威話語引導受教育主體正確認識國際國內形勢，堅持“兩個確立”，做到“兩個維護”，堅定“四個自信”，自覺培育并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引領力。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就是政治邏輯展開的過程，也是為政治服務的過程。在數字化生存時代，網絡邏輯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個體的主體意識被激活?！皵底只鎸嵸|上就是去中心化、去權威性，社會關系逐漸擺脫傳統的‘金字塔結構，從一種扁平狀態進入平面狀態?！保?4］受“個性”彰顯的內在驅動，部分個體表現出“去中心化”“去權威性”特征，對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存在一定的抗拒感，不再愿意被動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此外，每個個體都有發聲的機會，導致“話語權泛化”［15］，歷史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新自由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潮趁虛而入，影響主流意識形態安全。

（二）技術邏輯和倫理邏輯矛盾：基于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阻礙話語送達

技術邏輯是指通過數據之間內在的關聯、模板設置或公式連接，自動對數據之間的準確性進行判斷和檢查，達到有效鎖定問題、縮小查找問題范圍的目的。在技術邏輯視域中，只需要進行科學判斷即“是”和“非”的判斷，而不需要進行價值判斷。倫理是一系列規范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行為準則，是從哲學層面考察道德現象，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在倫理邏輯視域中，道德判斷往往優先于技術判斷，也就是“道德標準”優先于“技術標準”。正如前文所述，算法推薦就是典型的技術邏輯。算法推薦遵循以下三個邏輯順序：其一，尋找個體網絡行為數據的內在關聯，分析個體偏好并將這種偏好公式化、函數化。其二，根據代表個體偏好的公式和函數，向個體推送相關信息或者幫助個體屏蔽相關信息。其三，根據個體后續的網絡行為數據，不斷優化公式和函數，提高推送精準度。在整個邏輯進程中，算法推薦并不是以倫理標準審視個體偏好的價值，而是以技術標準不斷進行“是”和“非”的判斷。如果某條信息符合公式和函數規律和個體偏好，那么算法系統將自動向個體推送此信息，否則就會直接屏蔽此條信息以避免降低推送精準程度。這里就存在一個倫理風險點：如果個體偏好背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那么“算法推薦加強了‘信息繭房的‘回音壁效應”［16］，成為個體免受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打擾”的精準保護傘，也成為個體逃避和削弱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幫兇”。

（三）資本邏輯和價值邏輯矛盾：基于“流量為王”的形式優先排擠話語內容

資本邏輯的目的就是促進資本不斷擴張，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實現價值增值。資本邏輯促進了現代社會快速發展，但是資本擴張也導致了無窮無盡的價值危機。價值邏輯的目的就是突出價值判斷的重要性，強調行為的意義和價值。價值不是被評價對象本身的特性，而是主體所具有的普遍正當性規范。在數字化生存時代，數據成為生產要素，也成為生產和交往的重要基礎。雖然網絡平臺記錄了海量的用戶行為數據，但是并非所有的數據都能進入生產環節，給平臺帶來豐厚利潤，形成數字資本。然而絕大多數的數據屬于冗余數據，不僅無法給網絡平臺創造價值，反而會增加其運行成本。剩下的少量數據也并不能直接創造利潤，也不能直接變成資本，必須經過一定形式的生產轉化，“變成了數據——流量，才真正被資本化，成為數字資本主義下牟取利潤的資源和工具。在一定意義上，數字資本主義并非以數據為中心，而是以數據——流量為中心的資本主義”［17］。在資本邏輯的驅使下，人們追逐流量、制造流量，使得“流量為王”成為必然。正如前文所述，“流量為王”必然導致形式優先于內容、忽視價值判斷。資本的目的不是傳遞正確的價值觀，而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內容重在說理和敘事，往往不符合“短小、快捷、新穎、奇特”等特點，因而不是制造流量的最佳選擇，基于“流量為王”的形式優先會排擠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內容。

（四）作者邏輯和讀者邏輯矛盾：基于時空離散的虛擬交流誤讀話語含義

筆者認為，可以引入詮釋學的方法解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意義被誤讀和扭曲的過程?！霸忈寣W就是以寬容、平等的態度展開對話，以達到相互間的和諧理解與詮釋?！保?8］讀者、文本和作者是詮釋學的三個基本要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相當于作者，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內容相當于文本，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相當于讀者。詮釋學視域中的“理解和解釋”主要通過讀者和作者之間的對話實現。數字空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雙方不在同一個時空的特殊對話，兩者的對話要通過文本作為中介，這就為讀者誤解甚至扭曲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含義埋下了伏筆。其一，詮釋學距離成為讀者誤讀文本的第一個原因。詮釋學距離不僅包括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和空間距離，而且包括文化學意義上的距離。時空離散和文化圖景差異導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對象存在顯著的視域差別。詮釋學距離“造成了他們之間生活的陌異化……成為他們達到正確理解的障礙” ［19］，成為誤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含義的重要原因。其二，“先入之見”成為讀者誤讀文本含義的另外一個原因。不同的生活經歷導致讀者帶有無法克服的“先入之見”。因此，讀者在閱讀文本和理解作者的過程中，無法擺脫自身視域的限制，自覺嵌入主觀性判斷，誤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含義。事實上，詮釋學距離和“先入之見”不僅存在于作者和讀者之間，而且存在于讀者和讀者之間。由此，不同的讀者對相同的文本會產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

三、數字化生存時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的優化路徑

優化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路徑需要緊扣數字化生存的場域特征，在權威消解和關系再造中，平衡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對象的互動關系，重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威。在技術遮蔽和數字解蔽兩個維度共同發力，巧用社會主義倫理準則規范數字化技術發展，善用數字化技術賦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塑造，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送達。在工具理性規制和教育供給引導中，善用數字資本，堅持以內容為中心，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數字化生成。在技術跟進和限度超越中，以回歸“現實的人”的方式，詮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含義?？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權衡和超越中，巧用、善用數字技術賦能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推動思想政治教育數字化轉型。

（一）消解與再造：平衡互動關系，重構話語權威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威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權威并不是同一個概念，也不存在絕對的正向關聯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要以“主體間性”取代“主客二分”，重構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對象的互動關系。兩者在不同層面分別享有主體地位，“在不同的層面通過自育、互育，協調互動共同成長”［20］。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塑造主流輿論新格局?！保?1］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掌握議程設置權的方式體現主體性。人們對某個議題的關注程度與其被媒介提及的次數成正比。也就是說，雖然我們不能左右教育對象對特定議題的態度，但是可以設定他們關注的范圍。思想政治教育一般遵循“設置議題——生產話語——傳播信息”［22］的運行邏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積極主動地搶占媒體陣地，制定出符合教育對象發展實際的教育方法，旗幟鮮明地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唱響時代主旋律，傳播主流聲音，掌握話語主動權，引領社會輿論導向。同時，要掌握議程設置的技巧，關注傳播進程和輿論導向，適時以話語的“深度”與“廣度”引導教育對象全面、理性分析社會現象、現實問題、命運前途等。其二，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也是激發教育對象主觀能動性的過程。教育對象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學習的過程中，教育對象互相學習并逐步形成學習共同體和師生協同學習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應該向教育對象傳授認識和分析社會現象的方法，引導他們自我學習和自我教育，自覺地按照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要求開展實踐活動。

（二）遮蔽與解蔽：強化技術倫理，保障話語送達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只有被送達到教育對象，在個體間不斷流動，才能實現育人價值?！捌鸪?，我們塑造了工具，最后工具又反過來塑造我們?！保?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巧用社會主義倫理準則規范數字化技術發展，善用數字化技術賦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塑造。數字化技術賦能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就是促進技術和倫理融合發展，在遮蔽和解蔽兩個維度層面共同發力。其一，遮蔽話語雜音，塑造清朗空間。在思想政治話語傳播的多維場景，要借助算法推薦技術有效阻隔話語“雜音”和“噪音”，保障主流話語精準、順暢地送達。通過調節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過程，設置教育對象的關注點，吸引教育對象的注意力，構建思想政治教育清朗空間。其二，解蔽隱藏問題，實現精準思政。海德格爾認為：“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保?4］大數據分析技術賦能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可以有效克服其主觀性、片面性、滯后性等問題。一方面，大數據分析技術可以完成對教育對象的“精準畫像”，為話語傳播提供科學依據，確保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契合教育對象的心理期待，避免主觀經驗論和片面性觀照。另一方面，大數據分析技術可以完成復雜數據的多元回歸分析，實現全要素預測，提前感知話語熱點和輿論暗流，有效應對“黑天鵝事件”和“灰犀牛事件”等。但是，精準思政“可能誘發主導與主體關系異化、數據與人無形對立等潛在爭端”［25］。因此，我們必須權衡數據賦能和數據權威、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全面滲透和靶向展示、個體權利和強制剝奪、關注需求和引領需求之間的利弊關系。

（三）規制與引導：善用數字資本，創造話語內容

資本的生產率是“創造價值的能力，是資本生產價值的程度”［26］。資本追求價值增殖的特性導致技術成為資本綁架和反噬的對象。如果技術是資本增殖的正向推動力，那么資本會深度依附和綁架技術；如果技術阻礙資本增殖，那么資本就會成為技術的“反噬力量”［27］。當前，數字技術成為資本增殖的最佳技術支撐，兩者深度捆綁并共謀完成“數字殖民”［28］。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深化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國各類資本及其作用的認識，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保?9］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認識資本特性，把握數字技術和資本之間的關系，使其為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內容服務。其一，以價值屬性規制工具理性，堅守“內容為王”的原則。內容為王是確保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有效性的底線原則。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駕馭數字資本，防止其無節制地制造“流量拜物教”；以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匡正數字資本行為，彌合價值屬性和工具理性之間的裂痕；以監管制度促進數字資本和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同向同行。其二，以現實需求引導教育供給，推動話語內容數字化生成。推動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供給側改革是提升其有效性和針對性的邏輯必然。數字技術可以根據流行指數、發展趨勢等數據自動生成教育對象可感知、樣式新、內容深、易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要用數字技術修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將主流價值融入教育對象的生活實踐，實現數字話語內容的生動呈現，讓其成為教育對象生活中不可以缺失的部分，從而讓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真正生活化、活起來、火起來。

（四）跟進與超越：回歸現實的人，詮釋話語含義

時代變遷總是與技術革新相生相隨，每個時代都有與之對應的新技術。人類總是在“歷史時代和后歷史時代邊界上徘徊”［30］，既要在時代的限度內跟進最新新技術，又依靠技術超越突破時代性限度。其一，技術跟進。在數字化生存時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應該具備與數字技術屬性相適應的學習能力和應用能力，針對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的主客關系特征、信息獲取特征、敘事方式特征、人際對話特征，善用數字技術賦能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內容呈現。其二，限度超越。依靠數字技術生成的虛擬圖景并不是客觀世界的直觀再現，而是由比特符號創造的數字文本，其根源依舊是文字符號。數字化生存可能導致人們失去深度思維的能力——解讀文字符號的關鍵能力。作者邏輯和讀者邏輯矛盾在所難免，基于時空離散的虛擬交往會誤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含義。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能一味地順從技術的變化，不能讓技術“表現為異己的、敵對的和統治的權力”［31］，而要清晰地把握變和不變的辯證關系。其三，回歸現實的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技術是時代的產物，思想政治教育對象永遠是現實的人，必須在現實世界的維度中關注人的教育問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能把教育對象當作虛擬的個體，而應時刻牢記他們是現實的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培養教育對象的深度思維能力、理性思考能力。教育對象將這些能力和數字生存時代特有的圖景想象能力結合，既可以快速處理碎片化信息，也可以集中精力深度思考，達到正確詮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含義的目的。

結語

話語是人類溝通的重要媒介，包含口語和文本兩種類型。亞里士多德認為：“口語是內心經驗的符號，文字是口語的符號?！保?2］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既離不開口語，也離不開文本，必須以話語為傳播載體。從方法論詮釋學的角度看，話語是理解、解釋和應用的邏輯前提，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前置條件?！八枷胝谓逃顒拥膭撔掳l展離不開話語的轉換和更新?！保?3］因此，要以話語的數字化傳播引領思想政治教育數字化轉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新場域的主客關系特征、信息獲取特征、敘事方式特征、人際對話特征以及導致這些特征的內在矛盾；要平衡互動關系，重構話語權威；要強化技術倫理，保障話語送達；要善用數字資本，創造話語內容；要回歸現實的人，詮釋話語含義。在權衡和超越中，重塑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體系，進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有效性、時效性，增強穿透力、凝聚力、引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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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妮】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網絡空間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生成機理與實踐策略研究”（21BKS179）；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高校輔導員研究項目）“新媒體視域下輔導員人物IP與思政矩陣融合發展的策略研究”（21JDSZ3059）。

作者簡介：邱程（1987—），男，江蘇睢寧人，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常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彭啟福（1963—），男，福建長汀人，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安徽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哲學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和經典詮釋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