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與楊德祖書》文藝觀念與創作心態探微

⊙肖雨薇［哈爾濱師范大學，哈爾濱 150025］

《與楊德祖書》是曹植集中表達其文藝觀念的一篇作品，根據文中“仆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來看，此文作于曹植二十五歲時，也就是建安二十一年。古往今來的學者在探究討論建安時期所產生的文藝思想時多數將目光落在曹丕的《典論·論文》上，而極少有人給予曹植此作應有的重視，劉勰評《典論》“密而不周”，評《與楊德祖書》卻是“辯而無當”①，對此文的態度可以說是不怎么認同的，而站在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重新研讀此文，可以發現《與楊德祖書》作為曹植興起而作的書信體散文，其觀點新穎、不拘一格，論證語言凝練，全篇洋洋灑灑，意到筆隨，處處閃耀著哲理思辨的光芒。

一、以“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引發的討論

首先曹植討論了創作者應當采取何種創作態度的問題，他在文章一開始揭示了建安文人多高自標置的現象：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

曹植在這一段中列舉了六個人，分別是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玚和楊修，以上文士在未被曹操招攬到麾下之前均自視甚高，用曹植的話說便是“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但曹植對他們的看法如何呢？

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纮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

曹植認為他們雖各自有才，但“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這句話只是個引子，接下來作者開始論證，交代了自己為何會有此看法：

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仆贊其文。夫鐘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嘆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陳琳不擅長辭賦，但是常自謂與一代辭宗司馬相如是同一流的，曹植在書信中含蓄地嘲諷了他的問題，但陳琳反而到處宣揚曹植贊賞了他的文章。陳琳如此曲解文意的行為讓曹植很不滿，以至于他特地向楊修解釋了一下，他認為鐘子期對音樂準確的鑒賞力直到現在都被世人所贊嘆，他當然也不會做與鐘子期相反的“失聽”者而胡亂贊嘆他人的作品，從而引起后人對自己的不滿。曹植向楊修傳遞這一段文字的用意很明顯：一方面曹植自幼文采富艷，被當世視為“繡虎”，他的心氣是很高的，陳琳作賦水平不怎么樣，卻宣稱曹植欣賞自己的作品，無疑是暗中貶低了曹植的鑒賞能力，這一點令曹植很苦惱，他向楊修交代了一下這個事情，算是自清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文中這一段也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既說明了他認為陳琳等人自視甚高卻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的原因（因其在個別文體上的造詣不高），又用陳琳不擅辭賦卻不正視自身缺點的現象引出了下文關于“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的討論：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仆潤飾之，仆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仆：“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后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嘆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雖然曹植認為陳琳的辭賦寫得不怎么樣，但他同時也認為世人的著述不可能沒有毛病，所以他常常希望別人指出他的問題，有寫得不好的地方，應當及時改正。其實這兩句也照應了上面所說的陳琳的問題，曹植喜歡別人“譏彈”自己的不足之處，陳琳的辭賦寫得不好，所以他也用同樣的方式“譏彈”了陳琳的缺點，目的應該是希望對方能像他一樣及時察覺到不足，不曾想到陳琳的做法與他南轅北轍，這件事情引發了他對于文人創作態度的思考。接下來曹植舉了一個例子，說丁廙作了一篇小文，讓他幫忙潤飾，但他自認為才華不及丁廙，于是拒絕了，丁廙勸他說不必因此束手束腳，文章的好壞由作者一人承擔，后人不會知道是誰修改了文章，曹植對這種說法深以為然。從這里可以看出曹植的創作態度是很謙遜的，首先他能夠承認自己的文章存在不足，并愿意接受他人的批評；其次在丁廙請他修改文章時，他的拒絕理由是“自以才不過若人”，曹植文才為建安第一，丁廙無論地位還是文采都與他相差并非一點半點，曹植如此說法，可以說是謙遜至極了。郭沫若卻在《論曹植》中說：“你看他這目中無人之概，別人都‘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大約只有他才能夠吧……好一位標準的文人相輕的才子，不以誠意待人而出之以嘲，使人認以為真，又在背地里罵人……曹植自己這樣背地里批評人，其實是謾罵，而又痛恨別人批評他……”這不僅有失公允，而且可以說是毫無根據，一味憑借主觀想法胡亂臆斷，完全扭曲了曹植對陳琳辭賦以及文學創作的真實態度。將目光轉回到原文，曹植在討論完與丁廙交涉之事后，緊接著說起了孔子制《春秋》，他說孔子寫文章經常要和別人交流修改，以至于他的《春秋》完成之后，連子游、子夏這樣的人都不能改動一字，比《春秋》的言辭還完美的，從來都沒有見過。如果說前面講到的為丁廙潤飾之事讓人感到無甚意旨的話，那么讀完這段話就可以看出曹植真正想要表達的觀點：世人的著述都存在不足之處，只有多與他人交流溝通并及時修正問題，才能夠彌補不足，達到賢人“不能措一辭”的完美程度。如此看來，上文中曹植之所以將丁廙之言“認為美談”，應當是欣賞丁廙放任他人批評修改自己文章的態度，曹植認為這種創作心態是開朗豁達的，也是值得創作者效仿的。

二、關于文學批評的兩個問題

（一）批評者應具備較高的文學修養

有文學創作便有文學批評，前文已說到創作者應虛心接受他人的批評指正，那么接下來曹植自然而然地將話題引向了批評者的素養問題，曹植認為批評者首先應具備較高的文學素養：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

曹植認為有南威的容貌才可以品評美人，有龍泉劍的鋒銳才可以評論其他刀具。也就是說，批評者只有具備相當高的文學才能和素養方才可以評論他人的作品。接下來他交代了得出此結論的緣由：劉修的才能往往不如作文之人，卻喜歡指摘他人的文章；從前田巴在稷下詆毀古賢人，魯仲連批判了一次，便使他終生不敢再傾吐狂言。曹植認為劉修的才能還不如田巴，在當今像魯仲連那樣的人卻不少見?？梢钥闯霾苤仓詫εu者的文學素養提出要求，是有感于諸如劉修、田巴此類自身才能不足卻喜愛指點江山的人而發的，這類人的文學素養不高，卻喜歡依照自身薄見去批評他人的作品，這不僅不會對文章有所增益，幫助創作者完善作品，反而會起到負面作用，這是曹植提出此條見解的根本原因。同時也可以看出，曹植之所以將文章送與楊修勘定，是因為曹植認為楊修是具備“南威之容”和“龍淵之利”的人，楊修作為建安才子之一，雖因種種原因未入《典論》建安七子之列，卻頗得同道好友曹植的賞識。

（二）批評者的審美標準具有多元性

曹植認為批評者的審美標準具有差異性和多元性：

人各有所好尚。蘭茞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曹植首先提出了“人各有所好尚”的觀點，接下來列舉了兩個例子：眾人都喜愛香草，但世間亦有喜歡聞臭之人；《咸池》《六莖》深受人們喜愛，而墨翟卻作《非樂篇》專門指責它們。人的審美偏好不同，對作品的評價自然有所差異，話外音是批評者不能純粹依照自己的喜好來評價作品，符合口味的就加以肯定，不符合的就否定，這是不客觀不理性的。曹植同樣也從創作者的角度探討過“人各有好”的問題，《文心雕龍·定勢》引曹植曰：“世之作者，或好繁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辯白，分毫析厘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矣?！雹谀軌蚍謩e站在創作者和批評者的角度去探討個體間的審美差異，這種思考在文藝理論初萌的建安時期，是非常新穎且難能可貴的。

三、當世繡虎為何言“辭賦小道”

曹植在《與楊德祖書》篇末發表過一段關于辭賦創作的看法：“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

這段話招致了很多批評，尤其是將辭賦稱為“小道”的說法激怒了后世一些文士，簡文帝蕭綱在《答張瓚謝示集書》中就嚴厲地譴責曹植：“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闭J為曹植的言論不可饒恕。但反觀曹植一生的創作，他在辭賦創作方面取得的造詣是相當高的，在建安文人中，曹植的辭賦作品最多，藝術價值也最高，他于黃初四年所作的《洛神賦》更是流傳千年而不凋朽的名篇。曹植對寫作辭賦的態度不僅不輕視，甚至相當鉆研，據《魏志》本傳載：“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余，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雹鄄苤彩畮讱q的時候就可以誦讀詩、論、辭賦數萬句，自少年時就十分重視對辭賦的閱讀與積累；他在《前錄自序》中亦寫道：“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眾，故刪定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彼约簭男酆棉o賦，也寫了很多賦，但自覺“蕪穢者眾”，又精益求精地刪去了一些，作文態度不可謂不嚴謹。又《魏略》曰：“陳思王精意著作，事飲損減，得反胃病?！笨梢姴苤矊ξ膶W事業之苦心經營。若只因為曹植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說過“辭賦小道”之類的話，便得出他輕視辭賦，甚至蔑視文學的結論，未免有斷章取義之嫌。

那么被當世人視為“繡虎”的曹植為何會在信中將辭賦比作“小道”呢？縱覽上下文語境，其原因應該有兩點，一是曹植這封書信是伴隨他“少小所著辭賦”一起送去給楊修審閱的，他在發表關于辭賦的看法之前向楊修點明了自己的來意：“今往仆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辈苤舱J為“街談巷說”和“擊轅之歌”一定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民間文學亦有其契合“風雅”之處，可見曹植對于俗文學的重視，但這句話只是同“南威之容”和“龍淵之利”一樣的引子，重點要落在“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上，毫無疑問，曹植所說的“匹夫之思”指的就是他送與楊修的這些辭賦，他將作品送給朋友審閱，先要表示一下謙虛的態度，此句話想要傳達的意思是：連民間不入流的文學也有一定價值，所以即使我的這些辭賦都是粗俗之人的一些思考，但也不能輕易拋棄掉。接下來曹植繼續沿著這種謙遜的口吻，表示辭賦為小技藝，不足以闡發弘深的道理。但他將自少小時寫作的辭賦一通交給楊修請求對方審閱修改的行為，足以說明他對辭賦的真實態度并非像他所說的那樣只是將其當作一個小技藝，若真將其當作雕蟲小技，又要鄭重其事地把文章整理好交給朋友，不免有些矛盾。他之所以稱辭賦為“小道”，大抵是針對自己送閱行為的謙辭，并非是他內心所想。二是正如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所說：“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很好，于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辈苤残郧橹杏邢喈旈_朗、張揚、喜愛炫耀文采的一面，從他初得邯鄲淳，喜不自禁，竟在眾人面前“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等行為就可見端倪。同樣，他的文章寫得極好，卻要擺出一副不把文學創作看得多重要的姿態，他在辭賦方面的造詣也極高，送與楊修的文章一定文采斐然，卻故意和楊修說辭賦是“小道”，結合曹植的性情來看，這種說辭背后存在一定的炫耀心理。此外，考察曹植生平際遇，建安時期的曹植深受曹操青睞，并被曹操視為繼承人人選之一，“幾為太子者數矣”?！杜c楊德祖書》作于建安二十一年，當時曹丕還未立為太子，局勢不甚明朗，花落誰家尚未可知，所以此時的曹植對從政尚抱有極大熱情，渴望在政壇大展身手，成就一番事業，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不愿之做一“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的文人。對于此一階段年輕氣盛的曹植來說，比起文學創作，及時建功立業是更要緊的事務，所以在與摯交好友論及文學時，他忍不住將話題升華到了志向表白，但曹植并未如魯迅所言，說文章是“無用”的，他想傳遞的不過是“功業第一，文學第二”的思考，他將辭賦比作“小道”，也是為了抬高他“勠力上國，流惠下民”的政治志向。

曹植自幼研讀儒家著述，受儒家思想影響很大，對于“三不朽”的思考不免會受到古代儒生的啟發，也就是以“立德”“立功”為先，然后“立言”。他在向友人傾訴完畢生志愿后，又在口頭上為自己留了條后路：“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此要之晧首，豈今日之論乎！”表明如果自己無法在政治上取得功績，那么將會把人生目標轉向“立言”，旁收博采，自成一家學說。而考察曹植在太和年間寫下的“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眾，故刪定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等詩文可以看出，曾以“勠力上國，流惠下民”為首要目標的曹植在人生后期開始強調起著述的重要性——詩人在多次求試而未果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完成了從“立功”到“立言”的心態轉變。

①②〔梁〕劉勰著，陸侃如、牟世金注：《文心雕龍譯注》，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606頁，第396頁。

③〔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