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談：黑暗時期的道德影響力
——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拉貝和他的朋友們

柯偉林(W.C.Kirby)

哈佛大學教授

藍道夫·特斯塔(Randolph Testa)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項目副主任

托尼·孫(Tony Sun)

哈佛大學菲利普斯布魯克公共服務和學術中心青年學者

陳謙平

南京大學教授

張 生

南京大學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學教授

王衛星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楊夏鳴

江蘇省行政學院教授

凌 曦

《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副主編、高級編輯

托馬斯·拉貝(Thomas Rabe)

跨越時空的道德力量：拉貝與南京大屠殺的啟示

柯偉林(W.C.Kirby)

哈佛大學教授

我首次訪問南京大學歷史系是在1984年，當時張憲文教授任歷史研究所所長，此后我一直與南京大學的同仁們互相交流學習。今天，我們在此共同紀念拉貝并討論黑暗時期道德領導力的歷史。

首先讓我們回顧約翰·拉貝在1937年的處境——身在遠隔重洋的異國工程師，擔負著為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建設現代化電網的工作任務。正當事業小有進展之時，南京乃至整個中國突然遭到日軍入侵，且母國德國與侵略者結盟。日本侵略者違反國際戰爭法規和人道主義原則，在南京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拉貝與其同事們以及成千上萬的南京民眾，在此情況下遭受著極大的生存威脅。南京淪陷前，許多外國人和中國人都逃離了這座城市，但約翰·拉貝卻選擇留下，并且帶來了改變。

約翰·肯尼迪在任美國總統之前所著的《當仁不讓》一書，描述了個體在政治上勇敢堅守原則的事跡，而拉貝的故事可視為另一個領域的“當仁不讓”。約翰·拉貝留在南京，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生命。他對中國與中國民眾生命的尊重，在某種意義上甚至超越了他對其所屬政黨——德國“國社黨”——的忠誠。拉貝在其有生之年除了中國國民政府授予的“采玉”勛章外，并未因此獲得其他榮譽，但不可否認，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勇敢抗爭的一分子，一如作為抗擊法西斯的西班牙國際縱隊志愿軍以及為了抗戰遷移至西南大后方并堅持八年的數百萬中國人。

艾義英和葛道榮老人作為幸存者回憶了南京大屠殺的悲??；拉貝先生雖然已不在世，但他的記憶保存在《拉貝日記》之中。親歷者的記憶讓世人能夠了解1937年發生在南京的這段歷史，這對中國甚至世界來說非常重要。

歷史可以幫我們看到過去、預測未來并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其中顯而易見的是，人類可以憑借國家的名義做出極其可怕的事情?；仡櫲哲娫谀暇?、德國人在奧斯維辛以及美國在柬埔寨所做的事情，還有美國原住民的遭遇等等，即可發現這類暴行不僅僅是日本或德國獨有的做法。

另一點是，一些相對沒有權力的人如拉貝，他們出于義務與責任盡力去避免浩劫，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去避免這種災難。日軍侵占南京期間，拉貝先生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是致命的，稍有不慎就會遭遇不測。拉貝作為一個外國人，而且他的國家德國正與日本結盟，他的德國人身份使其可以擁有外國“觀察者”的責任和能力，以獨特的優勢來保護中國人民。

第三點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歷史中可見。戰后那些對于全人類犯下罪行的罪犯，必將在軍事法庭得到相應的懲罰，如紐倫堡和東京的國際法庭審判，所以戰犯一定會也必須會在未來為他們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懲罰，正義一定會到來。

還有一點是藝術與記憶。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它是讓大家回憶過去那段慘痛歷史的一種形式。此外，拉貝先生的日記以德文、英文、中文等多種語言出版，還有以影視作品等形式來緬懷、記憶這段歷史。藝術以無與倫比的方式來捕獲一些歷史的時刻，這一描述或許能展現藝術與歷史二者的關系。

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像拉貝所處時代那樣黑暗，但烏云仍然密布，部分國家與地區間沖突和戰爭不斷，大國則為即將到來的沖突做準備，似乎沖突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鮑勃·迪倫(Bob Dylan)所寫的那樣：“余暉未盡，寒夜卻已來臨” (It's not dark yet, but it's getting there)。我們并不需要在戰爭中尋找新的英雄。歷史學家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 (A.J.P. Taylor)認為，“戰爭在爆發之前從來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在這個時代，英雄們可以站出來阻止戰爭，拯救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后代，不再重演85年前在南京發生的悲劇。

道德領導與社會變革

藍道夫·特斯塔(Randolph Testa)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項目副主任

在極端環境中，拉貝、魏特琳等國際人士在南京設立安全區，進行人道主義救助，因而被人們稱為“活菩薩”。他們都是普通人，卻做出極其了不起的事情。這其中道德勇氣有何意義，對今天又有何啟示？

哈佛大學開展了道德領導力的議題研究，發現日常和極端情況下的道德有相似之處，如一些日常的道德行為是可以擴展到極端情況下的道德領導力之中，從而探究普通人進行道德領導的形式。因此，研究拉貝、魏特琳等國際人士如何保護那些手無寸鐵的南京市民，并設立南京安全區的行為是非常有必要的。通過回顧拉貝的檔案不難看到，道德勇氣是領導社會變革所必需的重要特質。

道德領導與個人選擇

托尼·孫(Tony Sun)

哈佛大學菲利普斯布魯克公共服務和學術中心青年學者

關于魏特琳和拉貝，大家都有獨特且深刻的印象。在那個黑暗時期的大部分人，精神上或瀕于崩潰，但也有一部分人的行為令人出乎意料，憑一己之力在當時的處境下做出他人無法想象的改變，約翰·拉貝與魏特琳即屬于后者。他們身為黑暗時期的普通人，卻因其不平凡的壯舉而被譽為“南京人民的活菩薩”。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拉貝作為一個德國商人、西門子公司在南京的商業代表，卻組織建立了南京安全區，拯救了數十萬難民；魏特琳則是一位具有獻身精神的教育工作者，拯救了無數的婦女與兒童。

筆者認為，各行業工作者從他們身上可以學到的最有價值的是，無論從事何種工作，都有可能在某一時刻被置于絕境之中，此時，即是需要道德引領的時刻。個人有義務運用自己的道德和責任感去做正確的事情，并鼓勵其他人也這么做。當今世界似乎已很難見到南京大屠殺那樣的暴行，然而道德領導力在促進組織成功和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等方面仍起著重要的作用。

日常工作能否以及何時引導個人走向不平凡是未知的，但仍需要提高道德標準并準備做出正確的選擇，即使這或許意味著個人的犧牲。道德勇氣對于教育者的整體道德領導力發展從未像今天這般重要。希望通過拉貝和魏特琳的事跡，我們能夠將道德領導力融入使命和工作之中。

道德領導與國際政治

陳謙平

南京大學教授

從拉貝和他同事們的事跡來看，道德領導力對于當今世界的發展方向極其重要。約翰·拉貝和安全區的同事們是在南京遭受屠城時勇敢地站出來，用道德力量拯救中國人民的英雄。他們用道德的力量保護了在安全區內避難的約25萬民眾。

1938年1月31日，時值中國春節，在拉貝住所避難的600多位中國難民，稱拉貝為幾十萬人的“活菩薩”。因為真菩薩無法做到的事，拉貝和他的同事們卻做到了。但是面對中國難民的贊譽，拉貝在日記中的記述是“承受不起”，“我不敢對這份在無數的鞭炮聲中獻給我的禮物有絲毫的興奮，因為2月4日一天天迫近了。這一天，這些可憐的難民將無一例外地從我這院子里的難民收容所被趕出去。但我仍然希望能用我的德國國旗來防止最糟糕事情的發生。上帝保佑??！和這幫道德敗壞的日本兵痞曠日持久地斗來斗去，我已經厭倦了?！?1)約翰·拉貝著，劉海寧、鄭壽康、李清華等譯：《拉貝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445頁。拉貝先生已經盡最大努力保護中國民眾，尤其是在看到他放出去的許多年輕女性又受到日本士兵的奸淫后，他毅然出面去跟德國使領館交涉，還因此一度與德國外交官羅森關系有些緊張。

1938年4月15日，拉貝回到德國后連續舉行報告會，揭露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他還曾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報告，正是這個舉動令他被蓋世太保逮捕。他在致希特勒的信中稱，自己寫報告是為了履行對朋友許下的諾言及通報南京平民所遭受的苦難。言出必行，這正體現了拉貝的道德力量。拉貝，他并不是一個有相當影響力或有權力的人。但是道德力量是永恒的，必然能夠得到回報。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位充滿“正義感和人道主義精神”(2)約翰·拉貝著，劉海寧、鄭壽康、李清華等譯：《拉貝日記》，第2頁。的德國商人。

拉貝是納粹黨員，戰后他先后被蘇聯政府和英國政府逮捕。而中國政府得到這一消息后，立即向英國和蘇聯發出擔保函，并且提供了“艾拉培”的名字以及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中國難民的大量證據。南京人民在得知拉貝入獄的消息后自發捐款，籌集營救拉貝出獄的費用。1946年6月，拉貝終于被無罪釋放。

筆者去德國收集資料時，慕尼黑西門子公司總部的副總裁曾幫忙搜集拉貝的資料，其中有一份為居住在拉貝故居的600多位難民的感謝信和簽名。拉貝先生對現在的西門子公司來說是一個標志性人物，對中德關系的發展也有重要貢獻，在中國被列為十大著名國際友人之一，中國人民會永遠記住他。

1946年6月拉貝給南京寫信，表達生活困窘的境況。因其居住在柏林的英軍占領區，拉貝陷于只能給孩子煮菜湯、大人吃干面包的絕境。消息傳來，南京市民再次踴躍捐款，幾天之內就捐了2000美元并轉寄到德國。同時南京市市長沈怡，通過使領館找到了拉貝的地址，后又輾轉通過駐歐外交官，在瑞士購買了四大包食品寄給拉貝。

在當今世界，尤其是在俄烏沖突的背景下，道德領導力和德治的塑造更顯重要。人類如何和諧相處，不僅是重要的命題，更為當務之急。老子認為上善若水為統治者應有的品質，即領導人應該像水一樣，善于幫助萬物而不與萬物相爭，這就是德治或德政，筆者認為這也是當下國際政治領袖應具備的素養。

道德良知與世界和平

張 生

南京大學教授

筆者有四點與大家分享。第一點，拉貝當年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這個選擇是基于他的良知和道德。正是這個選擇，使其超越了一個漢堡商人的身份，成為在世界歷史當中有重要影響的人。與拉貝一樣做出選擇的，當時在南京城內還有20余位國際友人，其中有14位美國人，5位德國人，1位奧地利人，還有2位白俄。在南京城外還有1位德國人與1位丹麥人。這24位外國人在戰爭烏云正在聚集時，聽從內心召喚，做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這個決定，不僅拯救了數以萬計的南京平民的生命，也讓他們個人成為我們關于戰爭與和平永久記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點，他們的經驗已經成為世界性的經驗。在拉貝和他的朋友們組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之前，這些由民間人士所創建的組織并不被承認為正式的國際組織。但在這之后，像他們這樣由民間人士創建，出于人道主義目的救助平民的組織，被承認為正式的國際組織形式之一。在國際法中，他們的經驗也可以應用其中。他們做出的努力，已經成為全人類的財富。這提示我們，個人也是歷史的創造者。

第三點，拉貝和他的伙伴們，在當時南京極端恐怖的情境之下，發揮了自己的道德領導力。在此之前，他們都沒有擔任過官方的職務，歷史把他們推到風口浪尖的時候，他們都把自身最大的能量發揮了出來。拉貝在日本士兵面前表現出來的堅毅和勇氣，是他最大的倚靠，也感染了在南京的其他外國人。他們經常遭到日軍威脅，有的是被槍指著，有的被日軍的刺刀刺傷，但他們都沒有退縮。這樣一個群體，所體現出來的道德的勇氣和力量，始終令人感動。他們的表現，也影響了當時在南京的中國士兵和平民。很多年后，幸存者回憶起他們，都會想到他們勇敢無畏的神情和舉止。

第四點，世界形勢的變化和演進并不是與平民無關的。所有的事情都與我們有關，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更好的環境，甚至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聜チ纸淌谡J為，“烏云正在聚集”，“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拉貝和他朋友們的經歷，可以使我們獲得道德的支持，追尋良知的指引，為世界和平做更多的事情。

雙重時代際遇中拉貝的選擇

姜良芹

南京大學教授

成功的人道主義努力需要極高的政治的和歷史的睿智，從這個角度來說，拉貝給予我們很多啟發。拉貝故事的特殊之處在于南京大屠殺和納粹時代的雙重相遇。拉貝是德國“國社黨”在國外組織的一名黨員，他曾經代理“國社黨”南京地方小組的組長。而正是他的特殊身份，使其被推舉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并且使得救助20萬難民的計劃得以實現。

拉貝是如何做到使這兩種身份不產生矛盾的？筆者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作為商人的拉貝，他所秉持的商業理念，不僅僅是追求商業利益，而且是在擴大對華貿易的同時，尤其注重服務好西門子公司產品的使用者，即所謂的客戶。而當時的南京經過首都十年建設計劃的經營，已成為一座擁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當時南京的市政建設卓有成效，像通訊、發電、自來水等基礎設施大多使用了西門子公司生產的電力設備、技術和產品。南京淪陷前后，為了維護好這些使用中的與正在調試的產品，并保護西門子公司在南京的雇員的生命安全，拉貝不顧個人安危選擇留在南京，做他認為作為一個漢堡商人應該做的事情。

第二點，作為道德領袖的拉貝，是一個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拉貝從19歲開始就在海外游歷，他不僅是為了生活而游歷，同時對人生也有很高的精神追求。因此在被推舉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后，拉貝當仁不讓。他甚至利用自己德國“國社黨”黨員的身份給希特勒寫信，希望德國元首出面說服日本同意在南京設立安全區的計劃，同時還對日軍在南京的反人道暴行進行多方阻止和持續抗議?？梢哉f，在南京大屠殺中拉貝選擇了道德正確。

拉貝的故事，對正處于不斷變動的時代的我們而言有什么啟示？拉貝和他的同事們有一個值得我們汲取的地方，那就是人類韌性的力量。在南京難民的心中，拉貝的形象是高大挺拔、堅不可摧的；而魏特琳則像湖邊的蘆葦堅韌不拔，彎而不折。面對日軍的大規模暴行，他們意識到沒有人是可以獨行的。為了提高韌性，他們將留在南京的外國人和中國同事組織起來，發揮每一個人的智慧和力量，設立了安全區這樣一個特殊的組織架構和管理模式，傾盡全力保護南京難民的生命安全。他們的義舉開創了在現代軍事沖突之下救助平民的人道主義的新模式。從這個角度說，拉貝的故事可以帶來很多力量和智慧。

道德力量的幾點省思

王衛星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85年前，以德國人拉貝為主席，魏特琳、貝茨、米爾斯、馬吉、威爾遜等一批留在南京的外國人及部分中國人所組成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以及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于日軍在南京大肆屠殺、濫施暴行之時，挺身而出，拯救了許多中國人的生命。筆者長期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現就這段慘痛歷史中體現出的人類道德力量談幾點感想。

第一，道德的力量是偉大的，是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南京大屠殺中，以拉貝為首的留在南京的外國人所做出的正義之舉即是人類道德力量的體現。正是這種道德的力量，使其在危難關頭選擇留在南京，并挺身而出，保護了數十萬平民。同時，他們不斷與日本外交官及日軍交涉，抗議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道德力量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義。這種力量超越了國家與民族的范疇。來自德國的拉貝、來自美國的魏特琳以及來自丹麥的辛德貝格等一批外國人，憑借道德的力量，合力改變了南京大屠殺期間無數中國人的命運與最終結局。

第二，通過對近百年來世界歷史的觀察和研究，不難發現近代以來大規模的暴行往往與戰爭密切相關，如納粹屠猶、南京大屠殺等。因此，避免類似悲劇重演的根本在于避免與制止戰爭。在戰爭與和平的天平上，道德的力量象征著和平的籌碼，每增加一份道德的力量，即增加一份和平的籌碼，當其達到足夠分量時，人們就有可能制止戰爭，避免人類陷入戰爭的泥潭，進而避免大屠殺悲劇的重演。如今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已104年，距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已過去77年，雖然今日之世界范圍內并未有大規模戰爭，但局部戰爭與沖突不斷，在這些局部戰爭與沖突中仍時常醞釀著暴行與悲劇。因此依靠道德的力量來感召每一個人就有可能避免戰爭，進而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

第三，道德的力量需要得到廣泛而有效的傳播。拉貝、魏特琳、貝茨、馬吉等人身上體現出的道德力量，不應僅在歷史學者群體中有所認知，尤其不應僅限于研究南京大屠殺或納粹暴行的學術群體范圍內，其道德感召力應在國內國際廣泛傳播，從而對當今及未來世界發揮作用。如約30年前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公映后，影片中拯救了許多猶太人的辛德勒，這位德國納粹黨人的名字及這段歷史，由鮮為人知變為家喻戶曉。相對而言，在南京大屠殺中，拉貝、貝茨、魏特琳等人的名字雖然在中國知者甚多，但在國際上仍然有許多人不甚了解，他們當年在南京保護和救助許多中國平民的事跡仍需要進一步傳播，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的道德力量也需要大力傳播和弘揚。作為歷史研究者，除在學術方面圍繞這段歷史進行研究外，還需要通過傳播加強拉貝等人的道德力量在世界范圍內的感召力，讓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及不同群體都了解這段歷史，都感受到拉貝等人身上體現出的道德力量與責任擔當。只有盡可能多的人受到高尚品質和道德的感召，才有可能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

鮑恩典書信中的拉貝

楊夏鳴

江蘇省行政學院教授

筆者在英美檔案文獻資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中，注意到一位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的美國藥劑師鮑恩典在書信中對拉貝的評價。格蕾絲·鮑爾(Grace Louise Bauer)，中文名鮑恩典，1896年 1月20日出生于美國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1919年作為一名醫務傳教士被美國教會(the Christian Temple)派往中國，在金陵大學醫院(今南京鼓樓醫院)負責病理化驗室的工作。1937年她決定留在南京，從事難民的醫療救護工作，1941年回國。在華期間，鮑恩典留有日記(Grace Bauer's dairy of 1937-1941)，以及寫給其母親及家人的500多封書信，其檔案保存于美國納什維爾基督教會檔案館。筆者選取鮑恩典1938年2月18日書信中對拉貝的描述與評價內容譯錄如下：

“在我看來，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他在各方面都很好。盡管如此，他是納粹的堅定支持者，也是希特勒的崇拜者。我常常好奇地想知道希特勒是不是有我們所不了解的另一面？這句話將會使郝小爾特先生感到震驚，不是嗎？拉貝先生是德國人，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救濟工作的負責人，他的工作非常出色，沒有他的幫助，國際委員會本來是不會取得目前所取得的成績的?！?/p>

“上個星期天他還有些自鳴得意。他剛收到來自他公司的一份電報(要他回國)。我必須承認當拉貝走了，委員會的一個非常重要部分也走了。昨天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社交的日子，下午中國朋友辦了一個茶會為拉貝先生送行。不知怎么的，這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活動，好幾次我差一點要落淚。送給他的禮物很漂亮。我們非常感激他所做的一切，這不是出于禮貌的考慮，人們知道他們不是說著玩玩的，對于拉貝的離去，他們感到非常傷感。他對自己要走也感到難過，他本來會很樂意留在這里為民眾服務，但是作為一位商人而不是傳教士，他的公司命令他回去，他的公司幾乎沒有意識到拉貝一直在創造歷史?！?/p>

實際上，西門子公司并非是第一次要求拉貝離開南京。

1946年國際檢察局在搜集日軍南京大屠殺證據時，翻譯了一批德國的外交文件，發現拉貝于1938年1月14日通過德國使館轉給上海董事會的一封信，該信是回復邁爾(W.Maier) 于1938年1月3日的來電。在信中，拉貝也詳細介紹了日軍占領南京后犯下的各種暴行，包括強奸2萬多名中國婦女和屠殺43名發電廠工人。該信后來作為檢方證據，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宣讀。

在信中，拉貝回答了他沒有離開南京前往漢口的原因：一是“今天我通過德國大使館收到您的電報(1月3日)，得知您要我離開南京前往漢口的指示，但為時已晚，德國人已乘‘庫特沃’號船正在前往漢口的路上”；二是“我認為在危難時刻不拋棄逃到我這里來的中國職員，如韓先生一家和其他裝配工，這是我應盡的職責”；三是“我已告訴您，我擔任了南京成立的國際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該委員會的任務是建立一個安全區，為20萬中國平民提供最后的避難所”。

顯然，由于后面的兩個原因，即使拉貝更早收到要求其前往漢口電報，他大概率也不會離開南京。這封信充分展現了拉貝的責任感和人道主義精神。盡管鮑恩典對拉貝的評價可能帶有個人的主觀色彩，但通過拉貝的這封信我們可以看出鮑恩典對拉貝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并無刻意拔高之意。鮑恩典的觀察使我們能夠更加全面地了解拉貝的為人和其當時為南京平民所做的貢獻。

道德的力量跨越國界

凌 曦

《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副主編、高級編輯

圍繞本次會議的主題，我有兩點感想與大家分享。第一，南京大屠殺期間中外人士的人道主義救援體現了命運與共的精神，在當下仍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在南京大屠殺腥風血雨的日子里，拉貝和他的朋友們，放棄了撤離南京的機會，選擇和南京人民在一起，向絕境中的難民伸出援手。拉貝還把自己的住宅作為難民收容所，保護了600多名難民。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和拉貝的友誼延續到了今天。拉貝的墓地租期到期后，他的后人將墓碑捐贈給紀念館，南京市在德國柏林為拉貝建了一塊新的墓碑，并為拉貝的墓地續租40年。2020年，紀念館舉辦了拉貝專題展“命運與共——約翰·拉貝及家族與中國的友誼”，約翰·拉貝之孫托馬斯·拉貝先生專門發來視頻致辭。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后，紀念館應托馬斯·拉貝先生的請求，聯系有關方面緊急籌措了3萬只口罩和200套防護服等防疫物資運抵德國，這與拉貝等國際人士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紀念館基本陳列“南京大屠殺史實展”，專門用一個較大的板塊講述拉貝、馬吉、魏特琳、威爾遜等國際人士的人道主義救援善舉，吸引了每年上百萬的觀眾駐足思考。每年11月，紀念館在線下線上舉辦“感恩·南京安全區”國際和平徒步活動，中外人士沿著當年南京安全區的邊界行走，用腳步丈量大愛、致敬人道主義精神。迄今和平徒步活動已經舉辦了六屆。

第二，南京大屠殺是二戰中的國際大屠殺之一，應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記憶。二戰勝利后，南京舉行了全市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公祭活動。1994年開始，南京形成了每年12月13日舉行悼念儀式的制度化安排。2014年，中國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以國之名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在首次國家公祭儀式上，習近平指出：“令人感動的是，在南京大屠殺那些腥風血雨的日子里，我們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眾多國際友人也冒著風險，以各種方式保護南京民眾，并記錄下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行徑。他們中有德國的約翰·拉貝、丹麥的貝恩哈爾·辛德貝格、美國的約翰·馬吉等人。對他們的人道精神和無畏義舉，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崩惖葒H人士的后代以及國際友人代表受邀參加國家公祭儀式、燭光祭國際和平集會等活動，表達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的心聲。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標志著這段歷史的記憶從幸存者的個人記憶、家族記憶，上升到南京這座城市的記憶、中國的國家記憶，直至世界的記憶。2019年，南京的藝術家們創作了歌劇《拉貝日記》，在德國和奧地利巡演。我隨團參加了巡演活動，每到一處，都是座無虛席，觀眾們紛紛對拉貝等國際人士表示敬意，反響熱烈。道德的力量是跨越國界的，講和平不能脫離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拉貝等國際人士的人道主義精神，永遠激勵著我們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我的祖父與南京

托馬斯·拉貝(Thomas Rabe)

祖父在我出生前一年去世，我是從父親的敘述中才了解他的。父親經常給兒時的我們講述自己的青年時代以及祖父的經歷。父親奧托·拉貝于1917年在北京出生，他兼通中文和德文，同時對法蘭克福也有深刻的印象，后來和祖父母一起在柏林生活。

可以想象一下，我祖父當時為何要留在南京：首先，作為西門子公司的員工，他無法做到不顧西門子公司在南京的一切而離開，因而當西門子總部和德國駐華大使向拉貝發來信函勸他離開南京時被拒絕了，實際上當時西門子公司和拉貝的家庭成員都承受了政治壓力，父親也講述了當時祖父的處境非常艱難。另一方面，祖父對日本方面說自己在中國待了30年，兒孫輩也在中國出生成長，結交了許多中國朋友，因此決定留下來。

祖父和其他20余位國際人士都意識到，應仿效上海南市難民區，在南京建立類似模式的難民區。家人們也很難理解祖父為何堅持留在南京，畢竟留在當時的南京是一件危險的事。雖然在國際法上我們的財產是受到保護的，然而實際上誰也無法確定何處能避開日機的轟炸。日機到處轟炸與滿城的日本士兵造成了南京城滿目瘡痍，民眾被屠殺，房屋等財產被毀壞或被掠奪，在這種情況下，祖父等人組織的南京安全區盡可能保護了更多的平民。

祖父于1938年返回柏林后，作了多場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報告并給希特勒寫了一份報告。而在他給希特勒寄信幾天后，蓋世太保對他進行了審訊，同時拿走了他寫的日記和馬吉拍攝的影片膠片。

2001年我來到南京，參觀了祖父在南京的故居，想象著當年這座城市被戰火吞噬。我為祖父等人在如此危境中拯救了無數平民而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