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影響研究
——基于村莊環境、村莊制度的調節效應

賈亞娟,周 星,趙敏娟

鄉村振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讓億萬農民生活得更美好。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既要讓鄉親們的“錢袋子”越來越鼓,也要讓村莊越來越美(1)朱雋.建設宜居宜業美麗鄉村[N].人民日報,2022-06-08(5).。美麗鄉村的建成離不開農村環境的治理與改善,在影響農村環境的眾多污染源中,農村生活垃圾因來源、結構、組分的復雜,已成為當前我國農村地區的主要污染源之一(2)DENG M, LIU H T, OUYANG Z.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oastal rural domestic waste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in China[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2(6):131670.,然而,傳統粗放的混合處理已經不能實現農村生活垃圾的有效治理和生態環境的根本改善(3)賈亞娟,趙敏娟,夏顯力,等.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模式與建議[J].資源科學,2019(2):338-351.。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要持續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打造美麗鄉村,為老百姓留住鳥語花香田園風光”(4)以綠色發展理念引領鄉村振興[EB/OL].(2021-07-14) [2022-09-1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218591732052300&wfr=spider&for=pc.。因此,持續有效推動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有助于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

農村生活垃圾源頭分類可以有效減輕后續收集與轉運壓力,降低混合處理帶來的二次污染,推動生態宜居“美麗鄉村”的建成與農村人居環境的全面改善。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具有一定的益社會性與外部性,農村居民是生活垃圾源頭分類的主體(5)賈亞娟,趙敏娟.農戶生活垃圾源頭分類選擇偏好研究——基于社會資本、環境關心的雙重視角[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1(10):40-47.,鼓勵農村居民積極參與分類回收是解決農村環境問題的關鍵途徑(6)JIA Y J, CHENG S J,SHI R.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s’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in Northwestern of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pollution perception[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12):1-9.,而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農村居民是否愿意進行源頭分類,實際分類行為如何,分類意愿與實際行為之間是否存在悖離,直接影響著分類治理的后續環節以及整個治理成效。因此,探究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產生的內在機理,研究影響分類意愿向實際行為轉化的關鍵因素與主要障礙因子,具有重要的現實與理論價值。

近幾年,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相關研究不斷豐富,有關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行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類意愿(7)姜利娜,趙霞.制度環境如何影響村民的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基于京津冀三省市村民的實證考察[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1(5):139-151.、分類行為(8)張書赫,王成軍.農戶參與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行為機理研究[J].生態經濟, 2020(5):188-193.(9)朱紅根,單慧,沈煜,等.數字素養對農戶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及行為的影響研究[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35-53.等方面。學術界關于意愿與行為悖離的研究主要涉及親環境行為(10)趙和萍,蘇向輝,馬瑛,等.情理整合視域下干旱區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1(11):89-96.、綠色出行(11)蔡潔,劉煒,馬舒悅.西安市居民綠色出行行為與意愿悖離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1(11):31-37.、地理標志農產品消費(12)吳春雅,夏紫瑩,羅偉平.消費者網購地理標志農產品意愿與行為的偏差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9(5):110-120.、綠色生態生產種植技術(13)李福奪,尹昌斌.農戶綠肥種植意愿與行為悖離發生機制研究——基于湘、贛、桂、皖、豫五省(區)854戶農戶的調查[J].當代經濟管理,2021(1):59-67.等多個領域。在生活垃圾治理方面,陳紹軍等分析了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14)陳紹軍,李如春,馬永斌.意愿與行為的悖離: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機制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9):168-176.,許增巍等探討了生活垃圾集中處理的農戶意愿與行為的悖離(15)許增巍,姚順波,苗珊珊.意愿與行為的悖離:農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農戶支付意愿與支付行為影響因素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6(2):1-6.,但農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制度等問題仍顯著存在(16)FAN Z G, WANG J W. Model and suggestions on classified treat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J].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3):1-8.,且農村居民參與生活垃圾治理的意愿與行為普遍存在不一致現象(17)ZHOU S Y, QING C, GUO S L, et al. Why “say one thing and do another” a study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armers’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J]. Agriculture, 2022(8): 1159.,重點關注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及其影響的研究仍需進一步補充。綜上,現有文獻極大地豐富了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研究領域,為分析農村居民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提供了一定理論支撐,但仍存在些許不足,主要存在如下表現:(1)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實際分類行為悖離的影響機理缺乏深入探究;(2)計劃行為理論多用于研究個體的行為動機(18)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50):179-217.,強調意愿對行為有直接決定作用,但并非充分必要條件,意愿與行為的悖離時有發生,但基于計劃行為理論探究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深層原因的相關研究較為欠缺;(3)村莊環境、村莊制度等因素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影響有被提及(19)賈亞娟,趙敏娟.環境關心和制度信任對農村居民參與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影響[J].資源科學,2019(8):1500-1512.,但在意愿與行為悖離中的調節作用仍有待研究。

基于以上問題,本文將村莊環境、村莊制度納入計劃行為理論,構建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研究框架,深入探究其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影響機理;基于陜西省863個農村居民的微觀調查數據,運用Probit模型實證檢驗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影響方向和影響效果;進而剖析村莊環境、村莊制度對農村居民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直接效應,以及在我們“主觀規范-意愿與行為悖離”“分類態度-意愿與行為悖離”“知覺行為控制-意愿與行為悖離”影響路徑中的調節效應。本研究可以為降低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回收意愿與行為的悖離,從根源解決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問題提供一定參考。

一、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 理論分析

計劃行為理論是研究個體意愿與行為的經典理論,該理論突出個體主觀心理與其意愿行為之間的關系,認為行為規范、主觀態度以及對行為的自身控制能力等三個因素會作用于個體的意愿行為(20)LIU Q, XU Q, SHEN X, et al. The mechanism of household waste sorting behaviour——a study of Jiaxing, China[J]. IJERPH, 2022(4):1-12.,且意愿會對實際行為產生一定影響(21)勞可夫,吳佳.基于Ajzen計劃行為理論的綠色消費行為的影響機制[J].財經科學,2013(2):91-100.。當然,主觀心理因素也會導致個體意愿與實際行為的悖離,即意愿與實際行為之間會存在不一致現象(22)李昊,李世平,南靈.農戶農業環境保護為何高意愿低行為?——公平性感知視角新解[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18-27.,且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實際分類行為的悖離過程包括一系列連續的環節,也就是主觀規范、生活垃圾分類態度以及知覺行為控制是農村居民在分類行為實施前選擇、判斷、比較和分析的過程,反映了農村居民進行生活垃圾分類行為的意愿強度,是影響其分類意愿向實際行為轉化的首要條件。Schwartz所提出的規范激活模型(23)SCHWARTZ S H.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altruism[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77(10): 221-279.,強調道德規范的重要性,在綠色環保以及親環境行為等方面被廣泛應用,認為個體對環境的態度取決于其基本的價值取向,個人規范對其行為意愿有直接影響(24)潘鶴思,孫先民.基于TPB-NAM的森林旅游企業親環境意愿影響因素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2(5):193-199.,也就是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實際行為會受自身的主觀規范性的影響。此外,農村居民對于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預期收益”越高,也就是說居民對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效果的前景越看好,認為分類治理可以為個體、家庭、社會帶來更多的顯性或隱性收益,比如環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生活居住環境持續改善等,其進行分類的態度就會越積極,分類意愿與實際分類行為的統一程度就越高(25)暢倩,顏儼,李曉平,等.為何“說一套做一套”——農戶生態生產意愿與行為的悖離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21(4):85-97.。

Guagnano等學者提出的“態度—情境—行為”理論(26)GUANGNANO G A, STERN P C, DIETZ T. Influences of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hips: a natural experiment with curbside recycling[J].Environment &behavior, 1995(5): 699-718.,認為綠色環保意愿行為是個體內在環境態度與外在情境制度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外在情境因素是個體是否實施綠色環保行為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而且外在情境因素在個體認知態度與意愿行為之間具有一定的調節作用。另外,“態度—情境—行為”模型也指出個體的心理認知、態度會影響其綠色低碳行為,而且環境、制度等外在情境因素會在其中起到調節作用(27)王建明.資源節約意識對資源節約行為的影響: 中國文化背景下一個交互效應和調節效應模型[J]. 管理世界, 2013(8): 77-90.。

(二) 研究假說

綜上分析,本文將村莊環境、村莊制度納入計劃行為理論,構建了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及其影響機理的研究框架(見下頁圖1),探究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以及村莊環境、村莊制度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直接作用,進而剖析村莊環境、村莊制度在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與農村居民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影響路徑中的調節效應。下文詳細解析研究框架中的影響路徑。

圖1 研究框架

1. 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與農村居民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根據計劃行為理論,農村居民的行為不僅受意愿控制,同時受主觀規范、參與態度和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后者影響程度的增強有助于個體意愿向實際行為的轉化,降低意愿與行為的悖離。主觀規范反映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時感知到的社會壓力(28)張露,帥傳敏,劉洋.消費者綠色消費行為的心理歸因及干預策略分析——基于計劃行為理論與情境實驗數據的實證研究[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49-55.,也就是周圍人比如家人、朋友和鄰居的積極行為會影響其分類意愿向實際行為轉化的決策(29)聶崢嶸,羅小鋒,唐林,等.社會監督、村規民約與農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參與行為——基于湖北省的調查數據[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21(9):2264-2276.。農村居民在看到周圍人的實際行為后,自身易受其帶動,更愿意積極進行生活垃圾分類,分類意愿與實際行為的一致性程度較高。分類態度是農村居民對生活垃圾分類某些特定行為措施的喜愛或者不喜愛程度。態度是減少悖離現象發生,促進農村居民分類意愿向實際行為轉化的關鍵影響因素(30)問錦尚,張越,方向明.“源頭分類”視角下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有效路徑——基于全國五省的調查分析[J].農村經濟,2021(3):26-33.,具有正面積極的垃圾分類態度評價的農村居民更加支持垃圾分類處理方式,對生活垃圾分類處理所預期到的環境收益更高,能夠抑制意愿與行為的悖離。知覺行為控制是指個體所具備的經驗能力以及對執行某特定行為所預期到的困難,它反映個體對促進或阻礙執行行為因素的知覺(31)張圓剛,余向洋,程靜靜,等.基于TPB和TSR模型構建的鄉村旅游者行為意向研究[J].地理研究,2017(9):1725-1741.,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知覺行為控制表現為其對分類方法、措施的了解程度以及可能的時間與資金投入,如果農村居民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時間、資金等可以進行生活垃圾分類,則其較高的分類意愿越容易轉化為實際行為,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可能性越小。綜上,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向實際行為的轉化會受到主觀規范、分類態度和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 主觀規范顯著負向影響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

H2: 分類態度顯著負向影響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

H3: 知覺行為控制顯著負向影響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

2. 村莊環境、村莊制度與農村居民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農村生活垃圾治理作為一項重點環境整治問題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雖然在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村容村貌有所改善(32)盧春天,王辰光.村莊環境“問題”的基層建構與實踐困境[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6):88-95.,但生活垃圾污染、污水隨意排放等問題仍然存在,農村人居環境提升空間較大。良好的農村人居環境是增強農村居民積極參與分類,使其分類意愿有效轉化為實際行為的重要外部保障(33)劉春霞.河南省農村地區人居環境治理:問題與對策——基于鄉村振興背景[J].農業經濟,2022(5):49-51.,能降低意愿與行為悖離現象的產生。當前,農村只有部分地區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體系(34)蔣培.規訓與懲罰:浙中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的社會邏輯分析[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103-110.,而完善的村莊制度是激發農村居民進行生活垃圾分類的重要支撐力(35)ZHENG D, SHEN J, LI R,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key factors determining rural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behavior in China: a meta-analysi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2(8):11076-11090.,可以為實施分類行為營造一定的情境與氛圍,增強其分類治理的信念,促進分類意愿向實際分類行為的轉化。對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4: 村莊環境顯著負向影響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

H5: 村莊制度顯著負向影響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

3. 村莊環境與村莊制度的調節效應。村莊人居環境改善問題關乎每個農村居民的切身利益,農村居民所處村莊環境制度是導致其意愿與行為悖離的主要因素之一。村莊環境、村莊制度政策等外在情境因素在直接影響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行為是否悖離的同時,還存在一定程度的間接影響。良好的村莊環境以及完善的規章制度可以提升農村居民對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主觀規范性、分類態度及知覺行為控制能力,推動農村居民參與環境治理的集體行動,強化意愿向實際行為的轉化(36)蔡潔,劉煒,馬舒悅.西安市居民綠色出行行為與意愿悖離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1(11):31-37.。舒適優美的村莊環境會提升農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數,正向強化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態度,為了保持并優化生活環境,農村居民會積極采取綠色低碳行為,比如垃圾分類、清掃門前衛生等,分類意愿在提升的同時實際分類行為也相應增加,悖離的現象就會得到有效抑制。另外,村莊制度的不斷完善可以有效改變村莊治理的結構,提高治理效率,降低農村居民分類時所預期的困難,推動實際行為的產生,而且村委會的組織力度、財務透明度以及生活垃圾治理等相關村莊制度也可以降低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的為難情緒(37)賈亞娟,趙敏娟.環境關心和制度信任對農村居民參與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影響[J].資源科學,2019(8):1500-1512.,提高農村居民的主觀規范性和知覺行為控制能力,其分類意愿受到相關制度鼓勵的同時,分類行為實施也會更加便捷,從而增強分類意愿與實際行為的一致性。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6: 村莊環境在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與農村居民意愿和行為的悖離之間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H7: 村莊制度在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與農村居民意愿和行為的悖離之間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二、 數據來源、變量描述與模型設定

(一) 數據來源

本文以陜西農村地區為研究區域,依據“區(縣)—鄉鎮—自然村—農戶”分層與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展開,在綜合考慮各區(縣)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比例等社會經濟條件基礎上,每個區(縣)選取3個,共12個鎮/街道,每個鎮/街道選取3～6個自然村,共52個自然村進行調查,其中普通鄉村40個,鄉鎮駐地7個,城郊結合地5個。所調研的52個自然村中,有8個村子將生活垃圾隨意倒在村口,39個村子將生活垃圾進行統一混合填埋處理,2個村子通過焚燒處理生活垃圾,而僅有3個村子推行分類處理并建設有可腐爛垃圾處理設施。另外,52個自然村中有30個村子進行了生活垃圾墻體宣傳,40個村子實施了相應的獎懲制度以及36個村莊推行了生活垃圾治理評比等相關活動。

52個自然村中,每個村子隨機抽樣15～20個,共對900個農村居民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獲得有效數據樣本863份。其中,有246個農村居民不進行生活垃圾分類,全部混合倒掉;有59.68%的農村居民(515個)將生活垃圾分為兩類處理(可回收與不可回收),這主要由于農村居民生活相對節儉,出于對具有經濟價值生活垃圾的考慮,將可回收垃圾進行變賣以補貼家用;有72個農村居民將生活垃圾分為三類(可回收、可腐爛和其他),據調查了解,這部分農村居民有些在家中將可腐爛廚余垃圾進行簡單發酵,用于種植蔬菜花卉等,有些是用家里的剩飯剩菜喂養雞、豬等牲畜;還有30個農村居民將生活垃圾分為四類處理(可回收、可腐爛、有毒有害和其他)。

(二) 變量選擇與描述

1. 因變量。本文的因變量為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是否悖離,為二分類變量。結合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以及預調查,分類意愿問題設置如下:“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可提高垃圾處理效率、改善農村人居環境、降低垃圾處理費用支出,而生活垃圾的分類治理需要農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分類習慣,您是否愿意將您家中產生的生活垃圾進行分類處理”。農村居民的實際分類行為通過問題“目前您家里產生的生活垃圾,您是否已經對其進行分類處理”進行測度。意愿與行為兩個問題的答案均為“是=1,否=0”,統計分析時將“有意愿有行為”“無意愿無行為”設定為相一致不悖離,而“有意愿無行為”“無意愿有行為”則認為言行不一、意愿與行為悖離。

2. 預測變量。本文的預測變量包括核心自變量和調節變量。核心自變量。根據計劃行為理論以及相關研究(38)暢倩,顏儼,李曉平,等.為何“說一套做一套”——農戶生態生產意愿與行為的悖離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21(4):85-97.,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行為會受其主觀規范、分類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的核心自變量為主觀規范、分類態度以及知覺行為控制,每個變量選取2～4個觀測變量作為研究指標(指標問題詳見下頁表1),各問題答案選項及賦值為“很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較同意=4,非常同意=5”。為提高數據結果的準確性與穩健性,本文運用SPSS 21.0軟件對主觀規范、分類態度和知覺行為控制10個指標問題進行因子分析,通過克朗巴哈系數Cronbach′s α進行信度檢驗,檢驗結果為0.797,說明本文所設計的計劃行為理論指標體系量表具有較高信度;通過KMO和Bartlett球形檢驗進行效度分析,KMO值為0.839,Bartlett球形檢驗值為5 474.219(P<0.001),顯著性良好,通過了KMO檢驗和Bartlett球形檢驗,說明樣本數據具有較好的信度與效度。

表1 因子分析的原始指標

調節變量。根據理論與文獻分析,結合農村實際情況,本文通過“您所在村莊的環境衛生怎么樣”“您所在村子是否經常發生環境污染事故(比如生活垃圾污染等)”以及“目前的村莊環境衛生(如生活垃圾治理等)是否需要進一步改善”三個問題來表征村莊環境。村莊制度通過三個問題來反應:“您所在村子村委會組織動員力度如何”“您所在村子財務(村集體收入、分配及公共支出等)透明度如何”“您所在村子有關生活垃圾治理的制度是否完善”。村莊環境與村莊制度各問題的答案選項均采取李克特五級量表,分別賦值為1、2、3、4、5(詳見下頁表1)。本文對各指標問題運用因子分析法進行降維處理,提取公因子,村莊環境與村莊制度各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分別為68.896%、63.495%,且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3. 控制變量。相關研究表明,農村居民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以及在本村居住的時間等均會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的意愿與行為產生影響(39)姜利娜,趙霞.制度環境如何影響村民的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基于京津冀三省市村民的實證考察[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1(5):139-151.,故本文選取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居住時間、家庭年收入、家庭總人口、是否為黨員和是否為村干部作為控制變量。在受訪農村居民中男性多于女性;平均受訪年齡在51歲以上;受教育時間平均約為8年,也就是初中文化程度;大部分受訪者在本村居住時間較長,多為43年以上;受訪者家庭年收入平均為6.379萬元;平均家庭總人口為5人左右;受訪者中黨員和村干部的占比較小。具體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含義及其描述性統計

(三) 模型設定

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主要表現為“有意愿無行為”和“無意愿有行為”兩種形式,對問卷數據檢查后發現受訪者出現“無意愿有行為”的悖離形式尚未發現,故本文數據研究的悖離現象為“有意愿無行為”。農村居民意愿與行為的悖離是二分類變量,故選用Probit模型進行分析,預測精度更高,模型的計算公式:

(1)

式中y代表因變量“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實際行為是否悖離”,y=1時,表示“有意愿無行為”,也就是言行不一、意愿與行為相悖離;當y=0時,表示農村居民“有意愿有行為”,即意愿與行為一致不悖離。γ表示各變量系數,X代表自變量、調節變量與控制變量,即農村居民的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所在村莊環境、村莊制度、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本村居住年限、家庭年收入、家庭常住人口數以及是否為黨員或者村干部。

三、 實證分析

(一) 多重共線性檢驗

由于各變量之間的高度相關會使模型失真或難以估計準確,因此,在回歸分析前先對核心自變量、調節變量以及控制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檢驗結果顯示,VIF均值為1.61,各變量 1/VIF值均小于1,說明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村莊環境、村莊制度以及各控制變量之間不存在共線性問題。

(二) 內生性檢驗

本文基于計劃理論框架研究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現象,未用結構方程模型對核心變量及其誤差進行分析,易產生內生性問題,主要表現:(1) 核心變量均通過主觀指標測量,各解釋變量的誤差項間可能存在相關關系;(2) 主觀指標測量選取的調研地區均為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試點村相鄰的非試點村,具有一定代表性,其政策宣傳推行力度較一般村鎮更為深入,當地居民對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的了解程度也較高,由此可能會出現樣本選擇偏差問題?；谝陨蟽牲c,本文選取適用于解決由互為因果和樣本選擇偏差造成內生性問題的Heckman二階段模型對數據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進行檢驗與模型修正。檢驗值IMR均大于0且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回歸模型中存在內生性問題,實證分析以模型修正后的回歸數據為基礎,檢驗結果及修正后回歸結果如下頁表3所示。

表3 Probit模型回歸結果

(三) 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溫忠麟等學者的相關研究(40)溫忠麟,侯杰泰,張雷.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的比較和應用[J].心理學報, 2005(2): 268-274.,自變量、調節變量為連續變量時,可通過層次回歸檢驗調節效應,通常情況下需要將自變量與調節變量進行中心化處理。因此,本文運用二元Probit模型進行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影響實證分析,并采用Heckman二階段法修正模型,實現了1至3的層次回歸:回歸1是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直接影響效應;回歸2將村莊環境、村莊制度納入模型1進行直接效應分析;回歸3將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分別與村莊環境、村莊制度的交互項納入回歸模型2,考察村莊環境、村莊制度在“主觀規范-意愿與行為悖離”“分類態度-意愿與行為悖離”“知覺行為控制-意愿與行為悖離”影響路徑中的調節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1至3的LR卡方檢驗值均達到1%的顯著性水平,說明該模型是適用的。

1. 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村居民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影響。表3的回歸1檢驗結果顯示,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均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表明農村居民的主觀心理因素對其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影響較強,也就是農村居民的自身規范性、對生活垃圾分類的態度看法以及對生活垃圾分類處理所預期的困難程度顯著促進分類意愿向實際行為的轉化。

主觀規范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抑制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說明自身規范性越好的農村居民分類意愿與實際分類行為相悖離的可能性越小?？赡艿慕忉屖寝r村居民進行生活垃圾分類時所感受到周圍人的社會壓力越大,進行生活垃圾分類的意愿越強,采取實際分類行為越多,其分類意愿轉化為分類行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分類態度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促進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向行為的轉化,說明農村居民對生活垃圾分類治理認識越清晰,其分類意愿與行為的一致性越高,也就是說分類態度越積極的農村居民表現出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可能性越小。知覺行為控制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知覺行為控制高的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一致性程度高,也就是說農村居民對生活垃圾分類信息越了解,認為自己越有足夠的能力、時間、資金等進行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其分類意愿與實際行為悖離的可能性越小,即分類意愿更容易轉化為實際分類行為。在這里,假設1、2、3均通過了驗證。

2. 村莊環境、村莊制度對農村居民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影響。表3回歸2結果表明,村莊環境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抑制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說明村莊環境越好的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一致性越高?？赡艿慕忉屖?隨著農村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以及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他們也不再僅僅只關注吃飽穿暖,開始重視居住環境,更愿意通過自身的行為去改善村莊環境,其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一致性較高。村莊制度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負向提升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向實際行為的轉化,表明村委會動員能力越強,村莊制度越透明以及生活垃圾分類制度越完善,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可能性越小?？赡艿慕忉屖谴逦瘯慕M織動員可以有效督促、引導居民積極進行生活垃圾分類,透明化的村莊財務情況可以讓居民了解生活垃圾處理的費用支出,完善的垃圾分類治理制度能夠讓農村居民明確垃圾分類方法與過程,因此,村莊制度越完善,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發生的可能性越小,假設4和5在這里通過驗證。

3. 村莊環境、村莊制度的調節效應。在模型回歸3中,納入村莊環境、村莊制度與3個核心自變量的交互項,探究村莊環境、村莊制度在上述路徑中的調節效應。分析前對數據進行了中心化處理,檢驗結果如表3的回歸3所示。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主觀規范、分類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對農村居民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在交互項中,村莊制度與知覺行為控制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其余均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且各交互項的影響方向均為負向,與3個核心自變量的影響方向一致,說明村莊環境、村莊制度在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關系中均發揮著顯著的調節作用。這表明隨著村莊人居環境的改善,主觀規范、分類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向實際行為轉化的影響被強化了?？赡艿慕忉屖?良好的村莊環境影響了農村居民對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的看法,其分類態度更趨于正面性,且在周圍人對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積極行為的影響下,居民自身的主觀規范性得到增強,行動力和知覺行為控制能力隨之增強,假設6在此通過驗證。村莊制度加強了主觀規范、分類態度和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影響作用,即村莊制度在“主觀規范-意愿與行為悖離”“分類態度-意愿與行為悖離”“知覺行為控制-意愿與行為悖離”影響路徑中均發揮了顯著正向調節作用。對此可能的解釋是,隨著村委會組織力度、村莊財務公開透明度以及村莊制度規范完善程度的提高,農村居民對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的意義和重要性更加了解,農村居民的主觀規范得到加強、分類態度提升,同時,完善的制度能夠提高農村居民的知覺行為控制能力,最終使主觀規范、分類態度和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向實際行為轉化的影響作用增強,假設7在這里均通過驗證。

4. 控制變量的影響。在回歸1、2、3中,除農村居民的性別和家庭年收入外,其余變量均對其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具有顯著影響。在影響顯著的變量中:年齡與家庭人口數的影響方向為正向,說明年齡越大的農村居民與家庭人口數越多的家庭產生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可能性越大,可能的原因是年齡越大的居民實施分類行為時的困難與阻力越大,雖然從意愿上愿意分類,但是由于受自身能力的限制,實際分類行為較弱,從而悖離的可能性大;而人口數較多的家庭每日產生的垃圾較多,垃圾的組分更加復雜,在實際分類處理中會更加困難,進而出現意愿較強而行為較弱的現象。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居住時間、居民是否為黨員和是否為村干部四個變量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有顯著負向影響,可能的解釋是接受教育時間越長的居民,對于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垃圾分類方法的了解程度越高,進行生活垃圾分類的積極性越高,意愿與行為的一致性也越高;居住時間較長的居民對村莊的情感更為深厚,對村莊人居環境的改善更為了解,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一致性程度較高;村干部與黨員思想覺悟相對較高,能夠積極響應國家政策,主動參與生活垃圾分類治理,起到榜樣作用,其意愿與行為悖離程度較低。

(四) 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模型分析結果的準確性與穩健性,可以通過因變量觀測問題和選項賦值替換的方法,再次進行回歸檢驗。因此,本文將分類意愿由“您是否愿意將您家中產生的生活垃圾進行分類處理”替換為“將來我會積極進行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將分類行為由“目前您家里產生的生活垃圾,您是否已經對其進行分類處理”替換為“總體來說,我會對生活垃圾分類處理”。替換前的問題均為二分類變量,賦值為“是=1,否=0”,替換后的問題選項采用五級量表,賦值為“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較同意=4,非常同意=5”。對替換后的問卷數據再次進行處理,1、2、3認為無分類意愿或行為,重新賦值為0;4、5認為有分類意愿或行為,重新賦值為1,對再次賦值為二分類變量的意愿和行為的數據進行相乘,相乘結果為1表明不悖離,賦值為0,相乘結果為0表明悖離,賦值為1,將悖離數據再次帶入模型中,回歸結果如下頁表4所示。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由表4中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更換指標問題后回歸分析結果整體變化較小,從回歸1中可以看出核心自變量的顯著性水平與方向未出現變化,仍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刂谱兞恐?年齡和是否為村干部的顯著性有所提升,更加顯著;是否為村干部仍然顯著但顯著性水平有所下降,其余控制變量的影響方向及顯著性并未發生變化。從回歸2中可以看出村莊環境的顯著性降低,但仍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村莊制度的顯著性及方向未發生變化。從回歸3中可以看出村莊環境對“知覺行為控制—意愿與行為悖離”的調節作用減弱;村莊制度對“主觀規范—意愿行為悖離”的調節作用也有所減弱,而對“知覺行為控制—意愿與行為悖離”的調節作用有所增強,所有交互項均顯著,且方向與主效應方向一致,未發生變化。整體來看,核心自變量顯著性水平未發生變化,個別變量的顯著性水平發生變化但仍然顯著,整體結果與原回歸結果的差異較小,說明回歸結果穩健性較高。

四、 結論與啟示

(一) 結論

本文將村莊環境、村莊制度納入計劃行為理論,構建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理論分析框架,以陜西省863個農村居民為研究對象,驗證農村居民主觀規范、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影響,在檢驗村莊環境、村莊制度對農村居民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直接影響基礎上,分析村莊環境、村莊制度在以上路徑中的間接調節作用。具體研究結論如下:

(1) 主觀規范、分類態度以及知覺行為控制顯著提升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向實際分類行為的轉化;(2) 村莊環境、村莊制度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具有顯著直接抑制作用;(3) 村莊環境、村莊制度在“主觀規范-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分類態度-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和“知覺行為控制—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影響路徑中均發揮了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4) 控制變量中的年齡、家庭人口數顯著正向影響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即年齡越大的農村居民與家庭人口數越多的家庭產生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可能性越大,而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居住時間、居民是否為黨員和是否為村干部四個變量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二) 啟示

根據實證分析結果,本研究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政策啟示:

(1) 在推進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進程中,主觀規范對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悖離的抑制作用不容忽視。有關單位和部門一方面可以通過營造村莊環保氛圍,鼓勵農村居民積極實施生活垃圾分類; 另一方面引導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行為發生的居民發揮示范效應,促進周邊居民分類意愿向實際行為的轉化。

(2) 政府、村集體、公益組織等應優先向分類態度、知覺行為控制較強的居民宣傳、推廣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美好前景以及社會、生態效益,以增強該部分居民的生活垃圾分類行為態度,通過分類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的互補,促進其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轉化為實際行為,進而不斷產生外溢作用,影響其他村民采取分類行為。

(3) 有關單位和部門應加強村莊規劃與治理,全面開展村莊環境衛生改善,抑制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現象。在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政策引導下,各地政府、社區要不斷優化村莊環境,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水污染、土壤污染的治理,道路、廣場等公共活動場所的清掃,可以促使居民更愿意參與美好生活環境的維護,強化其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向行為的轉化。

(4) 有關單位和部門應完善村莊制度,加強村委會動員力度,提升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向行為的轉化。村集體在推行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公共事宜中,不僅需要明確生活垃圾的分類標準、優化分類步驟、減少農村居民在實際分類中的困難與障礙,而且可以通過公開村莊財務開支,擴大村委會動員力度等方式,抑制其分類意愿與行為的悖離,進而強化主觀規范、分類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對其分類意愿向實際行為的轉化,從而促進這項公共事宜的持續有效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