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程度、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

朱晶婷 郭飛云 林贇

一、引言

隨著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的不斷提升，數字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占GDP總量的39.8%，是拉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對世界經濟貿易發展和消費就業帶來深遠影響，同時為國內產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國務院、國資委2020年印發《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為推動國企加快實現數字化轉型做出重要部署，明確國企數字化轉型的基礎、方向、重點和措施。數字化經濟3.0時代，人才、技術和資本等創新因素對企業績效產生深遠影響。創新已成為新時代背景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以科技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破解當前經濟發展中突出矛盾和問題的關鍵，也是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重要抓手?！笆奈濉币巹澲赝怀鰟撔碌氖滓匚?，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毫不動搖地貫徹新發展理念，將改革和創新視為根本推動力。

制造業是國家整體實力與國際競爭力的體現，提升制造業企業創新能力，對增強我國戰略科技力量，提升我國經濟創新力，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具有重要作用。中國企業經歷了技術創新、市場改革和疫情沖擊等多重洗禮后，已全面加速數字化轉型，并逐步進入成熟期。然而企業間的數字化成熟度已顯現分水嶺，數字化鴻溝不斷擴大，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面臨投入大、周期長和回報慢等難題，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數字化通過挖掘潛在資源，提升運營效率和優化業務系統等方式直接提升企業績效，同時數字化為創新活動提供技術保障，以數字化賦能技術創新間接提高企業績效。數字化程度、技術創新和制造業企業績效相輔相成，厘清三者之間的作用機理，實現三者同頻共振，對于提升地區發展質量和效益意義深遠。廣東省作為我國數字化建設的重要省份，依靠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豐富的創新資源，無論是在企業服務、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領域的數字技術層面，還是在智能制造、醫療數字化、智能汽車為代表的數字化應用層面，都位于全國前列?；诖?，本文以廣東省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數字化程度、技術創新與制造業企業績效的關系，以有助于豐富現有的研究體系，為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借鑒。

二、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一）文獻綜述

1.數字化程度測度。范合君和吳婷(2020)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從消費數字化、生產數字化、流通數字化和政府數字化4個維度構建數字化程度測度指標體系，采用主分量分析和專家打分方法進行測度。周青、王燕靈和楊偉(2020)在深入研究數字化水平影響創新績效的基礎上，提出區域數字化水平應從數字化接入、裝備、平臺建設和應用水平四個維度來進行測度。趙宸宇(2021)利用文本挖掘技術構建企業層面的數字化發展指標，從直接、間接和異質性傳導機制三個維度闡述數字技術發展通過提升自主創新水平和調整人力資本結構間接作用企業服務化水平的內在機理。唐若楠、金瑤和張蔚虹(2021)在產業關聯理論的基礎上通過部門聯系平衡法對兩業融合程度進行評價，利用完全投入衡量制造業數字化水平，研究結果表明制造業數字化水平與科技創新能力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樓永和劉銘(2022)運用文本挖掘法建立企業數字化程度的指標，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實證研究中小企業智慧轉型升級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Bogner E, Voelklein T和Schroedel O等(2016)研究認為數字化是信息的整合和優化，且與自動化程度密切相關。Lenka S, Parida V和Wincent J.(2017)基于4個工業制造企業的定性數據，對三大基礎數字能力進行詳細描述，研究數字技術是如何利用感知能力和快速響應建立與客戶共創共贏的長遠合作機制。AMR Martínez和FE García-Muia(2021)結合電子政務管理、基礎設施的技術發展水平和公民的技術能力，選取電子參與指數、移動寬帶訂閱、固定寬帶互聯網和互聯網用戶衡量數字化水平。

2.企業績效影響因素。

（1）政策法規因素：李子彪、孫可遠和呂鯤鵬(2018)研究表明政府財政激勵政策通過增加企業研發投入，從而提高企業創新水平。陳晨、孟越和蘇牧(2021)采用三重差分模型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國家創新政策有助于幫助企業緩解融資壓力并提高市場競爭力，從而在短期內促進企業創新能力和績效提升。蔣艷秋(2021)研究財政和稅收政策、融資約束和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財稅政策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激勵作用，同時財政政策比稅收政策的影響更大，融資約束在財政和稅收政策與創新績效之間起部分中介效應。陳艷、周園媛和紀雅星(2021)以我國光伏產業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產業政策可以有效提高企業創新績效和經營績效。周麗儉(2022)通過研究財稅激勵政策、所有權性質和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發現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2）制度環境因素：李平和丁寧(2018)基于東道國制度的特殊環境，研究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整體上具有高度的制度依賴性，且這種制度依賴性對東道國制度環境和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績效的關系有正向調節作用。周陽敏、趙亞莉(2019)將企業制度環境分為法律環境和市場環境，認為在制度環境下外部關系與政治資本具有一定的中介效應，而且與國企相比，民企更需要通過減少制度障礙來獲得政治資本，從而提高企業經營績效。年婷婷和尹宗成(2020)從制度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和資源理論方面研究社會責任和制度環境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認為制度環境通過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從而提高企業財務績效，同時企業社會責任提高企業財務績效受制度環境的影響。

（3）企業創新因素：沈飛、周延和劉峻峰(2021)研究發現專利執行保險對企業的創新具有明顯的“創新激勵”作用，特別是在提高創新投入和產出方面。賈振全(2021)基于戰略柔性角度，探究創新、戰略柔性與企業績效三者之間關系和影響機制，研究發現研發投入和產出對我國創業板企業經營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高鵬斌、吳偉偉和于渤(2017)采用元分析方法對管理創新與企業經營業績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發現管理創新與企業經營業績顯著正相關，且二者的關系受情境因素的影響。秦亞玲和王楚明(2021)以國有企業為研究對象，研究國有企業管理創新對績效的影響，結果表明國企經營管理創新對績效的影響具有同步性和連續性，但作用持續的時間有限。

（二）研究假設

1.數字化程度與企業績效。隨著企業數據管理能力的持續提升和數字化工具的不斷完善，能有效解決企業組織運行效率低下問題，推動組織工作數字化改革。數字化能提升企業價值，保障企業數字化戰略平穩落地，為提高業績和利潤開辟新的渠道。數字化轉型賦予企業更持久的生命力，數字化程度的提升可以為處于成長和衰退階段的企業帶來新的活力。數字化程度是流通企業市場競爭力提升的有力保證，流通組織數字化轉型，不但可以提高企業供應鏈績效，而且可以通過組織化程度、流通體制化水平和流通效率等途徑間接提升企業績效。企業由于所掌握的資源不同，數字化對消除產品和服務同質化，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具有重大意義?；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1：

H1：數字化程度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

2.數字化程度與技術創新。數字化程度在技術創新中尤為重要，現代企業的顯著特點是將新興數字化技術應用于生產全過程，而數字化程度的高低是企業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王永偉、李彬和葉錦華等(2022)研究表明只有與數字化有效結合，才能幫助企業打造可持續的競爭優勢，數字化能力成為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基石。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占據優勢地位，就必須不斷利用數字化實現技術創新。企業發展和創新是一個持續、緩慢的過程，受社會、商業和技術環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動態發展過程。綜上可知，數字化程度的持續提高帶來技術創新的蓬勃發展，數字化程度是技術創新的基礎和關鍵?；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2：

H2: 數字化程度與技術創新顯著正相關。

3.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數據作為一種新型基礎性生產要素，與現有業務融合發展實現突破式創新，催生數字化新業態和新模式，甚至實現破壞式創新。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升企業創新水平，實現創新驅動下高質量發展。數字技術發展能夠間接促進企業服務化轉型，有利于人力資本結構的優化與創新能力的增強，提升企業服務能力。數字化發展以服務為導向，能提高企業銷售凈利潤率、職工人均產出和每股稅后利潤，實現業績提升和價值增長，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制造業數字化高度融合可以有效促進制造業企業發展，增強技術創新能力。數字化程度和技術創新均能有效促進企業績效水平提升，而技術創新能力是企業數字化的核心，三者間的關系和作用機制環環相扣?；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3：

H3: 技術創新在數字化程度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起中介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

本文結合研究實際和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2015-2020年廣東省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剔除樣本中存在嚴重數據缺失的企業，最終得到447家樣本企業。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Wind數據庫和RESSET數據庫。

（二）變量選取及定義

1.被解釋變量：本文以凈資產收益率為被解釋變量，用符號ROE表示，采用凈利潤與股東權益平均余額之比來衡量，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

2.解釋變量：本文以數字化程度為解釋變量，用符號DT表示，采用詞頻統計次數來衡量，數據來源于新浪財經網站。通過收集2015-2020年廣東省制造業上市公司年報，利用特定關鍵詞的出現頻率作為數字化程度的衡量指標。

3.中介變量：本文以研發強度為中介變量，用符號ROG表示，采用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來衡量，數據來源于國泰安和Wind數據庫。

4.控制變量：本文從資產、持股、現金和銷售等方面選取控制變量，包括：資產負債率，以期末負債總額/年末資產總額來衡量，用符號Lev表示；管理層持股比例，以管理層持股數據/總股本來衡量，用符號Mshare表示；現金流比率，以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總資產來衡量，用符號Cashflow表示；銷售收入增長率，以(本年銷售收入/上一年銷售收入)-1來衡量，用符號SGR表示，數據來源于RESSET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

本文變量具體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三）模型構建

1.基準模型。為研究數字化程度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直接效應，選擇凈資產收益率ROE為被解釋變量，數字化程度DT為解釋變量，構建基準模型如(1)所示：

其中，P代表企業，t代表時間，ROE為被解釋變量，DT為解釋變量，Lev，Mshare，cashflow和SGR為控制變量，c代表截距項，ε為誤差項。

2.中介效應模型。在已知自變量對因變量作用關系的基礎上，中介變量可以部分或者全部解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間接影響，因此采用中介效應模型探究制造業數字化程度對企業績效的內部作用機制，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其中，p代表企業，t代表年份，ROE代表被解釋變量，DT為解釋變量，ROG表示技術創新為中介的中介變量，cont為控制變量。

四、研究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對2015-2020年企業績效和數字化程度等相關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樣本企業凈資產收益率均值為0.073，最大值為5.062，最小值為-5.777，說明樣本企業績效總體不高，企業績效存在較大差距。數字化程度的均值為59.003，最大值為1060，最小值為0，表明樣本企業存在沒有進行數字化建設的企業，不同企業數字化程度存在較大差距。企業研發強度的均值為5.76，最大值為304.15，最小值為0，說明不同企業研發強度差距較大。樣本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管理層持股比例、現金流比率和銷售收入增長率均存在較大差異。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Hausman檢驗

本文對面板數據進行豪斯曼檢驗，將被解釋變量ROE、核心解釋變量DT、控制變量帶入模型，結果如表3所示：p值為0.0000，強烈拒絕原假設，表明應使用固定效應模型，而不是隨機效應模型。

表3 Hausman檢驗

（三）回歸分析

采用模型(1)進行基準回歸，結果表明被解釋變量ROE與解釋變量DT的相關系數為3.36，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數字化程度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假設1得到驗證。為避免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出現多重共線性以及異方差性問題，進行VIF檢驗，結果表明所有變量VIF值均小于10，說明不存在異方差性，各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依次對模型(2)、(3)和(4)三個模型進行擬合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歸分析

模型(2)回歸結果顯示，數字化程度的系數為6.00，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程度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模型(3)回歸結果顯示，數字化程度的系數為5.17，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程度與技術創新顯著正相關，假設2得到驗證。模型(4)回歸結果顯示，數字化程度的系數c′在1%的水平下顯著，技術創新水平的系數b在1%的水平下顯著，且模型(3)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以技術創新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顯著，且為不完全中介效應，數字化水平對企業績效存在正向的直接效應和以技術創新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

（四）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本文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通過變更變量衡量方式進行檢驗，采用專利申請數量替代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比例衡量研發強度重新進行回歸檢驗。表5為穩健性檢驗的回歸結果，實證結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5 穩健性檢驗

五、結論與建議

隨著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內外壓力不斷增大，數字經濟是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要推動力。本文選取廣東省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2015-2020年數據為研究樣本，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實證研究數字化程度對制造業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表明：數字化程度與制造業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與技術創新顯著正相關，在技術創新和制造業企業績效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效應。

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1)加快數字化人才培養和引進。數字人才短缺是企業數字化轉型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數字技術普及加大了企業對技術人才的需求。企業應加強培養和引進橫跨多領域、具有更強學習能力、精通數字技術和商業知識的“橋梁型人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人才保障，同時必須重視內部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因此，需明確公司內部各級領導和部門的工作職責，協調推動數據變革，培養專業人才，明確人才招聘、培養、保留和分配的具體方案，建立起整合業務、數據和技術的培育體系。(2)注重數字化轉型與企業整體戰略的系統性。數字化轉型需與企業的總體戰略發展相向而行，應注重與整個企業和行業的匹配和協調。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需要關注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以及研發、采購、物流、營銷和服務等多業態的高度協同。同時，企業需要考慮數字化轉型保持動態性和前瞻性，只要戰略和總體方向正確，就應堅持圍繞企業總體戰略目標展開，同時要與時俱進，優化投資結構，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3)科學利用外部資源推動數字化轉型。數字化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在于數字技術的支撐，將數據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起來，從而實現價值最大化，即“跨界”和“融合”。數字經濟的核心理念是以數據作為基礎資源支撐，將其賦能到各資源主體中，發揮以往難以發揮的價值。企業“跨界”與“融合”的首要任務并非組件一個大規模的數字團隊，而是在現有的人力資源下，制定合適的數字化戰略和方向，提供平臺、抓手和數據，將不同的數字工具、技術和方法結合起來，以賦能和加持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