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勞動參與率的趨勢、結構與國際比較

錢 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 北京 100010)

勞動參與率是經濟活動人口(就業人口與失業人口之和)與勞動年齡人口(16～65歲人口)之比,反映勞動力資源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程度,是市場經濟國家重要的人口就業指標(1)勞動年齡人口分為經濟活動人口和非經濟活動人口。非經濟活動人口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沒有工作能力不能參加工作的,如喪失勞動能力者、因病退職人員等;另一類是因服役、求學等原因不能參加工作的,如軍人、在校學生、家務勞動者、退休人員、服刑犯人、在家庭農場或家庭企業周工作低于15小時的勞動者等。在勞動年齡人口中減去以上7類人員,其他部分的勞動力可以稱為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人口與失業人口。。黨的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要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利用、穩定勞動參與率、提高人力資源利用效率。當前,我國新的人口發展階段必然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1],我國勞動參與率變化也將呈現一些新的特點。因此,需要做好前瞻性分析和預判,盡早做好戰略性應對部署,促進我國人口與經濟社會長期均衡發展?；趪医y計局近3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們分析了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和城鄉的勞動參與率特點,利用國際勞工組織數據,比較了我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勞動參與率變動的差異,最后對未來勞動參與率變化趨勢作出預測,并提出對策建議。

一、文獻綜述

勞動參與率作為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了中國的勞動參與率問題,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對中國勞動參與率整體變動趨勢的分析與預測。Feng等[2]使用中國家庭調查數據發現中國的勞動參與率一直在下降,尤其是在1995—2002年失業率有明顯上升的特征,勞動參與率的下降特征也尤為明顯。馬忠東等[3]運用普查數據研究發現,中國勞動參與率的年齡模式趨向于穩定的“倒U型”,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和城鄉差異,預測到205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和比例整體上都呈現先增加后減少的趨勢。吳要武等[4]研究發現,2010 年以來中國的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持續下降,本地人口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整體呈波動下降趨勢,流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水平相對較高。

二是分析影響中國勞動參與率變動的因素。蔡昉等[5]指出,勞動參與率受潛在勞動者對于工作收入與閑暇選擇偏好的影響,此外,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因素還包括個人保留工資、家庭收入規模、性別、年齡等。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和水平、勞動力市場狀況等也影響個人的勞動力供給,進而影響整體勞動參與率。從長期來看,許多國家都經歷過勞動參與率降低的過程。郭琳等[6]發現經濟增長和大學擴招會導致勞動參與率下降,而勞動參與率降低又會降低人口紅利的作用力度。周祝平等[7]通過對中國、巴西、法國、印度、日本和美國的勞動力參與率進行比較,發現年輕型人口明顯比老年型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更高,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參與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收入水平與勞動力參與率之間存在著“倒U型”曲線關系。Tong等[8]發現,子女數量對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有直接影響,相比于農村女性,生育子女的經濟壓力對城市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替代效應更明顯。余家林等[9]的研究發現,家庭財富增加使得部分勞動年齡人口退出就業市場,從而降低勞動參與率,家庭財富每增加1%,就會導致勞動參與率下降0.19個百分點,財富增加致使勞動者以照顧家庭為由退出勞動力市場。

三是分析中國勞動參與率的結構性特征。南亮進等[10]發現,中國的勞動參與率與產業化的相關系數在0.4～0.6;中國男性的勞動參與率高于女性,同時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高于同期美國和日本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改革開放之后隨著適齡青年就學率上升,青年的勞動參與率出現下降趨勢。王金營等[11]發現,1990—2000年,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從15歲開始逐步上升,在20～25歲達到高峰并保持穩定直到45歲,45歲之后勞動參與率隨年齡的不斷增加而降低。齊明珠[12]的研究發現,隨著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15～24歲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有較大下降空間, 25～4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基本保持穩定狀態,45～64歲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略有下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分析了我國勞動參與率的主要特點,發現男性勞動參與率要高于女性,初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最高,農村人口的勞動參與率要高于城鎮人口,青少年和老年組的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13]。

上述研究從不同方面回答了中國勞動參與率怎么變化、為什么變化和將來如何變化等問題,對于理解中國的勞動參與率問題具有重要幫助。但是,回顧文獻發現,很多研究成果年代較遠,有的重要研究是21世紀初期的成果,相關數據和反映的事實雖有價值,但不能解釋當前的最新情況。另外,由于國家統計局等機構不披露勞動參與率數據,因此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微觀調查數據開展分析的,這些數據有時難以全面反映國家勞動參與率的總體情況。最后,很多研究專注于中國的勞動參與率變化情況,缺少國際比較,難以反映同期勞動力參與率變化的一般性規律?；谝陨峡疾?我們運用最新的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結合可比的國際數據,對我國勞動參與率作出預測和展望。

二、我國勞動參與率的歷史趨勢特征

(一)我國勞動參與率總體趨勢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參與率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圖1顯示,1980年我國勞動參與率為79.5%,并在1983年達到83%的峰值,此后至1989年基本維持在79%以上,期間年均降幅為0.06%。1990—1999年我國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從1990年的79.17%下降到1999年的77.06%,10年間下降了2.11個百分點,期間年均降幅為0.3%,降幅有所擴大。2000—2009年我國勞動參與率持續下滑,勞動參與率從76.82%降至71.58%,10年間降低了5.24個百分點,期間年均降幅為0.78%,降幅持續擴大。2010—2019年除個別年份外,我國勞動參與率依舊持續走低,從70.96%降至69.14%,但降幅收窄至1.82%,年均降幅收至0.29%。2020年我國勞動參與率降至68.06%,為近20年新低。

圖1 1980—2020年我國勞動參與率基本變化趨勢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

(二)我國勞動參與率的性別和年齡差異

分性別來看,我國男性勞動參與率整體上比女性高大約13個百分點,男性和女性勞動參與率均呈現下降趨勢(見圖2)。其中,男性勞動參與率從1990年的85.03%下降至2021年的74.29%,降幅達10.74個百分點,年均降幅約為0.45%。女性勞動參與率從1990年的73.02%下降至2021年的61.61%,降幅為11.41個百分點,年均降幅為0.56%,女性勞動參與率降幅高于男性。

圖2 1990—2020年我國分性別勞動參與率變化趨勢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

分年齡區間來看,根據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不同年齡段勞動參與率(2)第七次人口普查計算的是就業參與率,指的是就業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在無法準確獲得經濟活動人口數據的情況下,就業參與率也可以大致反映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情況。由于2020年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未披露失業人口數據,涉及縱向比較時本文使用的口徑為勞動參與率,即就業人口數與16歲及以上勞動年齡人口數的比。根據第五、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經驗數據,勞動參與率一般比就業參與率低3%～5%。呈現3個主要特征:一是隨著年齡段上升,勞動參與率先升后降,呈現“倒U型”曲線的變動趨勢特征,勞動參與率的峰值在30～44歲;二是相比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第七次人口普查各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均有所下降;三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勞動參與率在多個年齡段都高于第五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這與全國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的情況有所不同(見圖3)。需要關注的是,相比于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勞動參與率中,15～20歲和21～24歲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下降幅度較大,分別為-33.92%和-30.16%;65～69歲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有所增加(增幅約為1.96%)。另外,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70～74歲和75歲以上的老年人勞動參與率均呈降低趨勢,其中,2020年這兩個年齡段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分別為17.37%和6.53%。

圖3 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分年齡段勞動參與率分布情況數據來源:第五、第六、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下同。

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勞動參與率有顯著的年齡和性別分布差異,表現為24歲之前,由于學習、入伍等原因,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在80%以下,其中15～19歲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約為50%。25～44歲這一年齡區間的人口勞動參與率保持在高位水平,如25～29歲男性的勞動參與率高達96%,這也是青年就業的第一個高峰階段,45～64歲年齡區間的人口勞動參與率逐步下降,表明有些勞動者開始退出就業市場。從性別角度來看,24歲之前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但是在24歲之后的各年齡區間中男性勞動參與率都高于女性勞動參與率,這是由現代市場經濟條件家庭勞動分工、產業結構和市場主體需求等因素決定的(見圖4)。

圖4 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分性別和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分布情況

(三)我國勞動參與率的城鄉差異

我國勞動參與率還有明顯的城鄉差異,從城鄉角度來看,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各年齡段中鄉村的勞動參與率都高于城市和鎮的勞動參與率,尤其在49歲之后的年齡段,鄉村勞動參與率下降幅度較小,城鎮勞動參與率下降幅度較大,導致城鄉勞動參與率差距擴大(見圖5),表明大齡或高齡農村勞動力參與經濟活動比例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鄉社會保障水平存在差距。

圖5 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分城鄉和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分布情況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我國勞動參與率的分布情況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相比于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76.82%),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勞動參與率(70.96%)下降了5.86個百分點,其中,男性人口勞動參與率下降了4.78個百分點,女性人口勞動參與率下降了8.87個百分點;二是多數年齡段的男性勞動參與率顯著高于女性,且相比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男女性別間勞動參與率差距有所擴大(見圖6);三是城鄉勞動參與率差距依然明顯,農村勞動參與率出現16～25歲年齡段下降和55～65歲年齡段上升的情況(見圖7);四是分城鄉和性別來看,城市50歲以上女性和60歲以上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出現明顯下降,相比于城市和鎮,鄉村男女性別間的勞動參與率差距更小。無論是城市、鎮還是鄉村,30～50歲這一年齡區間的勞動參與率都在高位。

圖6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分性別和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分布情況

圖7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分城鄉和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分布情況

三、當前我國勞動參與率的結構分布特征

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均按照前后一致的口徑公布了16歲以上人口、經濟活動人口、就業人口和失業人口數據,為判斷2000—2010年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創造了條件。但是,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公開發布的指標包括分年齡段和性別的人口,分城市、鎮、鄉和性別的人口,以及按10%抽樣的分城市、鎮和鄉的就業人口?；谶@些統計資料與數據,我們可以估算出分性別、分城鄉和分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也就是就業人口與16歲以上經濟活動人口的比,大致反映不同性別、不同地區、不同年齡段勞動力人口的資源利用情況(3)基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們無法統計勞動參與率情況,但可以估算出分性別、分城鄉和分年齡段的就業參與率,也就是就業人口與15歲以上經濟活動人口的比。兩個口徑的主要聯系是二者的核算基數相同,即公式的分母均為勞動年齡人口數,區別主要體現在公式的分子不同,即勞動參與率的分子為就業人口與失業人口之和,而就業參與率的分子為就業人口數。在失業率較低的國家或地區,二者在統計結果上十分接近。。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我國總人口數為14.43億,其中15～64歲的人口總數為9.65億,占比約66.87%,這是適齡勞動人口的總量。按同一年齡區間估算的就業人口數約為6.23億,2020年我國的勞動參與率約為64.56%,比當年公布的勞動參與率(68.25%)低3.69個百分點。分性別看,2000年男性適齡勞動人口總量為4.96億,就業人口總量為3.68億,男性勞動參與率約為74.2%。女性適齡勞動人口總量為4.69億,女性就業人口總量為2.55億,女性勞動參與率為54.37%。分城鄉看,城市適齡勞動力總量為4.22億,就業人口總量為2.62億,城市勞動參與率約為62.09%;鎮適齡勞動力總量為2.22億,就業人口總量為1.38億,鎮的勞動參與率為62.16%;鄉村的適齡勞動力總量為3.21億,就業人口總量為2.23億,鄉村的勞動參與率為69.47%。

從各年齡段勞動參與率分布情況來看,全國及分性別的勞動參與率分布呈“倒U型”曲線特征。其中,15～19歲年齡段全國、男性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分別為10.61%、12.34%和8.59%;20～24歲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開始上升,全國、男性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分別為51.52%、55.96%和46.53%;25～29歲的全國、男性和女性勞動參與率分別為76.01%、83.83%和67.38%;進入30～49歲年齡段,我國勞動參與率達到高位,全國勞動參與率保持在76%～82%,男性勞動參與率在83%～92%,女性勞動參與率在67%～72%;50歲之后,人口勞動參與率開始下降,其中,在60～64歲年齡段,全國、男性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分別下降至33.84%、42.50%和25.10%。另外,需關注退休人群的勞動參與率,以65～69歲這一年齡段為例,全國、男性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仍高達26.96%、33.88%和20.29%(見圖8),這背后可以反映出我國社會保障和養老服務等方面的問題。

圖8 2020年全國各年齡段分性別的勞動參與率分布情況

與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相似,城市、鎮、鄉村的勞動參與率有所不同,但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的一個新特點是:在15～49歲年齡段,也就是通常意義上勞動力“年富力強”階段的勞動參與率出現城鄉趨同的特征,城鄉差距已經不是十分明顯。勞動參與率的城鄉分化出現在50歲之后年齡區間,鄉村勞動參與率明顯高于城市和鎮的勞動參與率;城市的勞動參與率在50歲節點出現明顯下降情況(見圖9),這反映出城鄉退休制度、社會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務差異對勞動力就業意愿有重要影響。

分性別來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男性勞動參與率無論是在城市、鎮還是鄉村層面,都高于女性勞動參與率,這與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一致。在男性勞動參與率中,分城鄉看,“兩端離散、中間趨同”的特征比較明顯,即15～29歲和55～75歲這兩個年齡區間的鄉村男性勞動參與率都高于城市和鎮,但在30～54歲年齡區間內的城鄉男性勞動參與率十分接近。女性勞動參與率的特點也是如此,但趨同的年齡區間范圍縮小,且離散的時間點有所提前。在50歲之前,城鄉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差距小于男性,但50歲之后的城鄉勞動參與率差距開始擴大,個別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差距甚至超過男性。

四、勞動參與率變動趨勢的國際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同期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相比,勞動參與率在世界范圍內總體有“北升南降”的特點:“北升”是指包括美國、德國、日本在內的一些發達國家勞動參與率出現上升;而“南降”指中國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參與率出現下降(4)比較不同國家的勞動參與率,通常會遇到數據可比性的問題。如果分別從不同國家獲取數據,需要統一不同數據源的定義和統計口徑,尤其涉及到時間序列的比較時,還需要考慮不同國家統計口徑的變化。本文的數據來源為國際勞工組織ILOSTAT數據庫,該數據庫已經考慮各國數據可比性的限制,并在最大程度上修正調整了各國數據,使之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 除特別說明之外,本文國際比較部分不再做數據統計口徑的修正調整。。其中,“升”,有的表現為低水平上的上升;“降”,有的則是在原有高水平基礎上的下降。長期以來,相比于發展中國家,一些發達國家的勞動參與率處于相對穩定的低水平,而一些新興經濟體,由于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原因,其勞動參與率高于發達國家[14]。

以2021年為例,美國、日本、德國的勞動參與率分別為61.66%、65.18%和60.55%,相比于西班牙(57.77%)、法國(55.85%)和意大利(48.57%),這三大經濟體的勞動參與率在發達國家中處于中上水平。發達國家中勞動參與率較高的有瑞典(66.68%)、澳大利亞(65.6%)和加拿大(65.07%)等國。在主要的發展中國家中,勞動參與率呈現分化特征,中國(68.06%)、巴西(61.91%)、俄羅斯(61.89%)和印度尼西亞(65.87%)等國的勞動參與率處于較高水平;而南非(55.76%)、墨西哥(58.81%)等國家的勞動參與率水平較低。綜合來看,盡管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參與率不斷下降,但截至2021年,在近20個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中國的勞動參與率仍位居第一(見圖10)。

圖10 2021年世界主要經濟體勞動參與率對比情況(單位:%)數據來源:國際勞工組織ILOSTAT數據庫,下同。

結合幾個典型國家的勞動參與率變化情況來看,2010—2021年,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勞動參與率處于高位回落狀態,日本和德國勞動參與率略有上升,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勞動參與率相對穩定。東(南)亞國家中,印尼和韓國的勞動參與率都有所提高,但整體水平仍低于中國。金磚國家中,除南非的勞動參與率略有上升外,其他金磚國家的勞動參與率均出現下降趨勢,其中,2016年以來俄羅斯的勞動參與率和2019年以來巴西的勞動參與率的下降趨勢較為明顯。與其他典型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勞動參與率也保持領先,但趨勢上出現下降,而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家近年來出現勞動參與率回升態勢。

從更長的時間維度觀察,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勞動參與率的上升趨勢更為明顯,其中,發達國家女性勞動參與率快速上升是重要原因[15]。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多種因素推動了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上升: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工業化的一般發展規律是第一和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不斷降低,第三產業的比重不斷上升并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服務業為女性提供了更多合適的崗位,增加了女性的就業機會;二是社會和家庭職業分工發生了變化,家庭小型化、生育率下降和就業觀念的變化,導致很多女性外出就業,尤其是女性工作收入增加使得家庭內部勞動機會成本大幅上升,推動了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三是社會福利政策和人口結構變化等其他因素也影響了女性勞動參與率,如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水平的降低,會使適齡女性勞動人口延遲退出就業市場和老齡人口就業率增加。

中國的勞動參與率為何下降?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從15～25歲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變化情況看,這一群體的勞動參與率不斷降低,主要原因是我國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擴張,吸納了更多年輕人上大學、職業教育學校,繼續接受更多教育,這些學生群體成為非經濟活動人口。根據香港科技大學馬忠東等[3]的估算,1982年15～19歲和20～24歲兩個年齡區間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分別高達76.22%和94.04%,到2005年分別降至50.38%和80.62%。二是從50～65歲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情況來看,城市勞動參與率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這與當前我國退休和社會保障制度改善有密切關系,在較好的福利水平下,臨近退休年齡人口的就業意愿出現下降。三是從經濟活動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變化趨勢角度來看,隨著我國少子化(生育率下降)、老齡化趨勢加快,在人口總量相繼出現增速和存量“雙降”的情況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規模出現下降,同時勞動參與率也出現下降,原因在于經濟活動人口出現更大幅度的減少。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明顯下降成為勞動參與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深層次原因是我國傳統文化對家庭分工的影響。

五、我國勞動參與率的變動趨勢預測

基于第五、六和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勞動參與率變化趨勢,估算出過去20年勞動參與率的年均增長率,以此預測至2030年的勞動參與率變動趨勢。在我國高等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退休制度等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得到2030年前我國勞動參與率的變動趨勢。預測結果顯示:到2030年我國人口總量將降至14.04億。根據分年齡的人口預測數據,2022年底我國16～65歲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9.6億,占總人口比重為68.57%,到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降至9.48億,占比降至67.5%。期間,個別年份勞動年齡人口及其占比有反彈,但總的趨勢是下降(見表1)。

表1 2020—203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及占比趨勢預測

基于最近的3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可以分別計算出每10年勞動參與率變動的年均速度,并通過趨勢外推法得到未來9年的勞動參與率年均增速水平。根據時間由近及遠的原則并反復測算得到未來10年(2020年起)勞動參與率年均增速為-0.51%,由此分別得到2024年、2025年和2030年我國勞動參與率分別為67.02%、66.67%和64.99%(見表2)。

表2 2024—2030年我國不同年齡段勞動參與率預測 %

分年齡區間看,16～19歲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將從2024年的8.06%,分別下降至2028年的6.15%和2030年的5.18%。20～24歲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從2024年的46.92%下降至2025年的45.56%,到2028年和2030年分別降至42.74%和40.32%。25～29歲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預計將從2024年的72.93%下降至2028年的69.98%,到2030年降至68.31%。由于求學、參軍等原因,相比其他年齡段,青年群體的勞動參與率處于低位,呈現下降趨勢且降幅高于其他年齡段。

30～34歲年齡段人口的勞動參與率預計將從2024年的78.13%分別下降至2025年的77.45%、2028年的75.71%和2030年的74.4%;同期,35～39歲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分別降至78.79%、77.13%和75.9%;40～44歲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降至2028年的76.78%和2030年的75.56%;45～49歲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將從2024年的76.05%降至2030年的72.72%。2024—2030年,30～34歲、35～39 歲、40～44歲和45～49歲這幾個年齡段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將分別下降3.73、3.52、3.49和3.33個百分點。30～49歲這一年齡區間的勞動力人口正值壯年,是勞動力市場和就業的主要群體,因此,該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高于其他年齡段,但隨著未來我國適齡勞動人口減少、就業結構和技術進步等變化,這一群體的勞動參與率也主要呈下降趨勢。

退休(臨近退休)年齡人口中,50～54歲、55～59歲、60～64歲、65～69歲、70～74歲和75歲以上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將分別從2024年的64.78%、51.55%、31.12%、25.54%、16.92%和6.21%,下降至2030年的61.28%、47.61%、27.16%、23.45%、16.28%和5.72%。2024—2030年,50～54歲、55～59歲、60～64 歲、65～69歲、70～74歲和75歲以上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的降幅分別為3.50、3.94、3.96、2.09、0.64和0.49個百分點(見表2)。相比于其他年齡段人口,影響退休(臨近退休)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變化的因素更多,其中主要受延遲退休政策的影響,部分具有就業能力的低齡老年人的就業意愿可能會增加,老年就業人口規模將會擴大。此外,從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情況來看,養老金水平、醫療保障和養老服務等保障性因素將影響老年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水平。因此,退休(臨近退休)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有反彈和上升的可能。

六、政策建議

勞動參與率從宏觀上反映了一國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從微觀上體現了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意愿和積極性[16]。過低的勞動參與率不利于一國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將對經濟增長、就業、收入、消費等一系列經濟活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我國勞動參與率持續降低需要引起重視。針對我國勞動參與率不斷降低的成因,建議從以下方面逐步提升我國勞動參與率水平。

(一)主動應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和勞動力供給下降的挑戰

預測結果表明,我國人口總量、勞動年齡人口未來將呈“雙降”走勢,從總體上看,我國勞動力供求格局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在未來將更加明顯。提高我國勞動參與率,根本在于實現經濟活動人口尤其是就業人口的合理增長,不斷提升勞動年齡人口的就業意愿。根據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后彎曲的特點,在市場主體和微觀機制上,應加快培育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各項制度,優化就業環境和服務,減少勞動力求職、流動和增收等方面的障礙,減少“躺平”“內卷”等負向激勵,鼓勵勞動年齡人口積極就業。

(二)重點縮小勞動參與率的城鄉差距、性別差距和年齡差距

提升勞動參與率的潛力在女性、在城市、在勞動年齡人口的“兩頭”。建議減輕女性生育、養育孩子等方面的家庭負擔,減少女性就業歧視,保障女性勞動者的基本就業權益。還應重點縮小城鄉勞動參與率的差距,縮小城鄉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提升城鎮化率,保障進城務工人員就業權益。重點提升適齡青年和退休人員的勞動參與率,拓展青年群體職業教育和實習培訓等“干中學”機會,推動彈性退休政策,保障老年人再就業權益。

(三)要關注人口結構、技術進步和社會保障改革等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

要應對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進程加快造成的長期影響,避免未來勞動力代際間加速減少。要應對技術進步對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影響,降低“技術門檻”對“就業門檻”的負面影響,提升勞動力供給質量。要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引導勞動力在生命周期各階段工作投入的時間分布,為勞動力創造養老、醫療和社保等基本保障條件,提升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性,減少勞動力就業的后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