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流入與全球價值鏈分工

趙曉斐

(山東財經大學 國際經貿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一、引言及文獻回顧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以中間品貿易為代表的全球價值鏈分工不斷發展，中間品貿易在全球總貿易中的份額顯著增加。但金融危機過后，全球生產分工的發展存在諸多“隱患”，貿易保護主義、右翼民粹主義、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摩擦等逆全球化現象不斷涌現。2020 年新冠疫情的暴發，更是給全球價值鏈發展的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新冠疫情以來，各國防控措施導致國際物流受阻，貿易無法正常進行，全球生產分工陷入嚴重衰退。各國推出的貿易刺激政策卻成效微弱，單純依靠政策等“硬手段”已不足以推動全球價值鏈發展重塑。

21 世紀以來，國際移民數量不斷增長。截至2020 年，全球移民總數已經達到2.81 億人，占全球人口的3.6%，相當于每30 個人中就有1 位移民①數據來源:全球移民署，網址:https:∥www.unmp.org/。。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國現存的國際移民以外籍在職工作人員和留學生為主。2018 年中國累計發放外國人才工作許可證33.6 萬份，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國人已經超過95 萬人，來自于韓國、日本、美國、緬甸、越南、加拿大、法國、印度、德國、英國等各個國家，這部分移民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友好政治關系以及穩定的經貿關系產生了積極作用。那么移民流入是否會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產生影響以及產生何種影響?

當前，與本文相關的研究主要有兩類。第一類為移民流入對東道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新古典理論將移民現象歸因于國家之間的工資差距[1-2]。資本要素和勞動力要素的地域分布不均是常態，勞動力會傾向于從勞動力資源豐富、價格較低的國家移入勞動力資源稀缺、價格較高的國家，直到勞動力的跨國流動消除了其在地域上的分布不均。國際貿易中，伙伴國之間普遍存在著市場環境差異和政策變動風險，貿易不確定性較高，受勞動報酬驅動的移民流入將成為東道國特殊的要素稟賦，通過信息擴散效應，促進移民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增長[3-9]。除此之外，移民流入還能通過母國產品消費偏好效應和強化商業信任效應等方式對雙邊貿易產生積極作用[10-11]，但異質性研究發現國際難民、團聚性移民和投資性移民流入對貿易的促進作用相對較小[12]，同時發達國家移民對貿易的促進作用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13]。第二類研究為移民流入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首先，移民流入豐富了本地市場的勞動力供給，能夠降低企業勞動力雇傭成本，有利于擴大企業生產和出口規模[14]；其次，移民流入帶來了額外的外部知識和技術資源，知識、技術等生產要素是企業進行研發創新的重要要素，因而能對企業的生產效率和創新水平產生積極影響[15-16]；再次，移民流入還帶來了信息資源，如企業所需要的出口市場情況、制度環境、經營條件、消費者偏好等相關信息，有利于降低企業對出口市場的信息搜尋成本[17]，從而對企業的出口產品調整、出口目的地調整和出口規模等產生影響[18-19]。

經文獻梳理可知，移民流入對貿易的影響研究大多從信息成本和要素流動角度進行[7，20]，從移民流入角度解讀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研究仍較為缺乏。而且移民流入除其信息擴散效應之外，同樣有助于帶動東道國文化“走出去”，促進多元化和多樣性的思想、理念以及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這種“軟力量”能夠廣泛、深入且持久地對公眾輿論、企業偏好和政府立場產生影響，必將成為推動國際生產分工合作的重要力量?；诖?，本文使用2000—2014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際移民數據庫和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WIOD)研究移民流入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從理論上看，對上述問題的研究將有助于明確移民流入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作用；從現實來看，如果能運用計量方法證明移民流入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作用，對逆全球化背景下推動全球價值鏈發展重塑和提升分工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黨的二十大強調，推動高質量發展，要繼續提升國際循環的質量和水平。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同全球很多國家的產業關聯和相互依賴程度都比較高，在全球產業鏈斷裂風險加大背景下充分發揮在華外籍人員的作用，引領更多企業參與全球生產分工，不但有助于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也有助于推進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和實現高質量發展。

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第一，從移民流入角度解讀全球價值鏈分工，探尋推動全球價值鏈發展重塑的新路徑；第二，從搜尋匹配成本和文化好感度兩條途徑進行機制分析；第三，進一步考察了移民流入對制度質量不同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差異性影響，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移民群體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異質性影響。

二、機制分析

移民流入主要通過縮減搜尋匹配成本和提升文化好感度兩條途徑促進全球價值鏈分工發展。

搜尋匹配成本方面，Stigler[21]構建了搜索理論的基本框架，認為搜尋匹配成本源于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產品資訊與交易對象資訊的搜集，搜尋匹配成本的降低能提高產品的可及性，可以使消費者找到更為稀有和更加合適的產品。Diamond[22]將搜尋匹配成本引入到一般均衡分析，提出了著名的“Diamond 悖論”，該理論認為搜尋匹配成本是引致市場失靈的重要因素。搜尋匹配成本同樣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國際貿易中語言、制度、文化等非正式壁壘普遍存在，這些天然劣勢極大地阻礙了全球生產中的跨國分工匹配[23]。移民流入將信息流、資金流以及物流等帶入東道國，能夠通過群體內部共享與外部溢出降低信息不對稱性，擴大東道國生產商的供需搜尋范圍和分工配置范圍[24]，成為國際生產分工的樞紐。而且20 世紀以來，知識性移民的數量逐漸增多，成為移民活動的主要形式，這些新移民的遷徙不再只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移民遷徙范圍的擴大更有助于進一步弱化國家之間的空間地理限制。同時，移民流入有助于縮短搜尋匹配時間，提高搜尋匹配的效率，減少生產商之間的交易摩擦，提高生產分工效率。

文化好感度方面，隨著全球要素流動的加快，文化、意識形態、國家形象、價值觀念等“軟力量”在貿易催化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成為比較優勢、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傳統貿易理論的重要補充?！败浟α俊笔且粐鵁o形的力量資源，能通過意識形態、文化、觀念等對他國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其中，全球化時代的移民遷徙承載著知識、技術以及文化，是國家間“軟力量”認知、傳播和交互的重要渠道。移民流入能充當東道國與海外聯系的橋梁，通過東道國文化傳播、正面形象樹立、好感度提升等間接方式作用于全球價值鏈分工，文化好感度的提升有利于拉近兩國間的心理距離，使企業之間更容易建立信任，減小經貿交流的障礙，從而有利于深化兩國間的生產分工，提升全球價值鏈分工水平。例如，中國傳統文化中吃苦耐勞和知書達理的民族形象，可以通過在華移民的認同和傳遞提升國外企業對中國的好感度和信任度，“中國年”“我眼中的中國”等短視頻征集活動，通過示范、宣傳和傳播的形式，使中國文化和中國形象的全球關注度不斷上升。隨著雙邊貿易逐步深化為全球價值鏈分工，這種“軟力量”越來越成為推動從產品設計、原材料提供、中間品生產與組裝到成品銷售、回收等所有生產環節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分工的重要力量。

三、計量模型

(一)基準計量模型

為研究移民流入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效應，本文利用“國家—行業—年份”三維面板數據建立計量模型，在現有研究[25-29]的基礎上，使用Wang 等[30]的前向分解法測度因變量全球價值鏈分工，核心自變量是移民流入:

其中i、k和t分別為國家、行業和年份。被解釋變量GVC表示全球價值鏈分工，解釋變量Immigrant表示移民流入，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包括行業勞動時間、行業資本存量、外國直接投資、固定資本比率和關稅，vi、vk和vt分別表示國家、行業和時間固定效應。為降低異方差，本文計量回歸中的所有變量均取對數形式。

(二)指標度量

移民流入:OECD 和聯合國等機構均有對移民的統計數據。其中，聯合國國際移民數據庫每5 年統計一次，目前僅有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2019 年的數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際移民數據庫為OECD 國家2000—2019 年的統計數據。為有效檢驗移民流入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實際影響，本文采用OECD 國際移民數據庫發布的移民存量(按出生地)與總人口的比重作為移民流入指標。

全球價值鏈分工:關于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測度，眾多學者的研究均產生了重要影響[25-29]。本文在諸多研究的基礎上，使用基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前向分解方法度量全球價值鏈分工指標進行總效應分析[30]。與其他方法相比，該方法度量的價值鏈分工指標更加全面，糾正了傳統指標中的偏誤，且以增加值為分母，使得價值鏈分工指標更加符合現實。前向指標構建如下:

其中，GVC-f表示前向價值鏈分工。VX表示GDP，V-GVC表示隱含于本國生產的中間出口品中的增加值，又可分為三部分:V-GVC-R(被進口國直接吸收的增加值)，該部分僅跨境一次，為簡單價值鏈分工(GVCS)，V-GVC-D(返回出口國被吸收的增加值)和V-GVC-F(被進口國間接吸收或被第三國吸收的增加值)，這兩部分跨境兩次及以上，為復雜價值鏈分工(GVCF)。

控制變量:(1)行業勞動時間?？倓趧訒r間越高的行業一般生產勞動密集型中間品，總勞動時間越低的行業一般生產資本密集型中間品。同一行業內，總勞動時間越高，全球價值鏈分工水平一般越高。(2)行業資本存量。資本存量作為全球生產分工中重要的競爭優勢來源，會直接影響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水平和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3)外國直接投資。外國直接投資的引入能促進一國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水平提高，是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重要推動力量[31-33]，本文以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度量。(4)固定資本比率。一般來說，固定資本比率較高的國家，對第一、二產業的依賴性較強，其全球價值鏈分工水平一般較低，本文以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度量。(5)關稅。關稅作為重要的貿易邊界變量，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不言而喻[34-36]，關稅的減免能促進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發展，本文以世界銀行WITS 數據庫中所有產品特定稅率下的稅目份額指標(Share of tariff lines with specific rates，all products (%))度量。

(三)內生性問題及處理

內生性會導致估計結果的有偏和不一致。移民流入和全球價值鏈分工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全球價值鏈分工水平的提升可能會吸引移民進入；遺漏變量也會引起內生性問題。鑒于此，本文通過使用工具變量解決估計模型中的內生性問題。

本文使用東道國的預期壽命作為移民流入的工具變量[19，37]。其原因是:一方面，移民在作出移民決策時，會重點考慮東道國的環境和福利因素，預期壽命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一國的環境與福利水平[37]，當東道國的預期壽命較高時，移民的數量會增多，預期指標直接影響移民的遷移決策，滿足工具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相關性要求；另一方面，預期壽命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微乎其微，滿足工具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外生性要求。

(四)描述性統計

本文的數據維度為“國家—行業—年份”三維，選取2000—2014 年樣本。解釋變量全球價值鏈分工數據來源于2016 版WIOD，核心被解釋變量移民流入數據來源于OECD 國際移民數據庫。移民流入數據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數據匹配過程中，因數據缺失刪除了愛爾蘭、以色列、冰島、新西蘭、智利、捷克、希臘、日本、韓國、波蘭和葡萄牙11 個國家，樣本共保留24 個國家20 160 個樣本(20 160 ＝24 個國家×56 個行業×15 年)，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數據維度及來源見表1、表2。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2 數據維度及來源

圖1 是2005—2014 年WIOD43 個國家全球價值鏈分工(GVC)、簡單價值鏈分工(GVC-S)與復雜價值鏈分工(GVC-F)的平均變化趨勢圖。本文根據對外經貿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UIBE GVC)指標體系的測算方法，分別測算了簡單價值鏈分工(GVC-S)和復雜價值鏈分工(GVC-F)，簡單價值鏈分工(GVC-S)是指中間品直接被進口國吸收，僅跨境一次的國際生產活動，復雜價值鏈分工(GVC-F)是指中間品至少跨境兩次，以滿足國內或國外最終需求的跨境生產活動，包括本國增加值在中間品出口后又返回本國的部分和進口國對國外增加值再加工出口到其他國家的部分[30]。由圖1 可以看出，2000—2014 年間，除金融危機期間的短暫波動之外，全球價值鏈分工(GVC)、簡單價值鏈分工(GVC-S)與復雜價值鏈分工(GVC-F)均呈上升趨勢，但2010 年之后，價值鏈分工水平增速放緩，尤其是復雜價值鏈分工(GVC-F)。

圖1 2000—2014 年全球價值鏈分工、簡單價值鏈分工與復雜價值鏈分工的平均變化趨勢圖

圖2 是移民流入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散點圖和擬合線。本文利用2016 版世界投入產出數據計算出國家—年份層面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水平，利用OECD 數據庫計算出國家—年份層面的移民數量占總人口比重，兩個變量合并后選取2000—2014 年樣本做散點圖和擬合線。由圖2 可以看出，移民流入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出現了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初步判斷移民流入對全球價值鏈分工具有正向作用。

圖2 2000—2014 年移民流入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散點圖和擬合線(95% CI)

四、基準回歸及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3 報告了本文基準回歸的結果。列(1)是核心解釋變量移民流入對被解釋變量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回歸，移民流入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移民流入提高了一國全球價值鏈分工水平；列(2)和列(3)是分別引入行業控制變量(行業勞動時間、行業資本存量)和國家特征變量(外國直接投資、固定資本比率、關稅)的回歸，在逐步引入控制變量后，移民流入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進一步證明了本文的結論。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關于控制變量的系數及顯著性。行業資本存量的系數顯著為正，行業資本存量越高，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越有優勢。外國直接投資的系數顯著為正，外國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后，能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和產業規模效應促進全球價值鏈分工[38]。固定資本比率的系數顯著為負，第一、二產業對固定資本的依賴性較強，其全球價值鏈分工水平一般較低。關稅的系數顯著為負，符合預期。

(二)穩健性檢驗

指標度量的穩健性檢驗。首先，使用OECD 國際移民數據庫中的移民流量(Inflows of foreign population by nationality)替代基準回歸中的移民存量指標進行計量檢驗，回歸結果在表4 列(1)展示；其次，使用移民流量與總人口的比重替代基準回歸中的移民存量進行計量檢驗，回歸結果在表4 列(2)展示；再次，使用前向價值鏈分工中的復雜價值鏈分工作為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替代指標進行計量檢驗，回歸結果在表4 列(3)展示；最后，使用后向全球價值鏈分工作為替代指標進行計量檢驗，回歸結果在表4 列(4)展示，后向分解表示最終品產出中，來自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增加值占比，后向全球價值鏈分工指標構建如下: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式中，GVC-b表示后向價值鏈分工，Y表示最終品產出，Y-GVC表示中間品進口中的國內和國外增加值，分為:Y-GVC-R(被進口國直接吸收的出口國增加值)、Y-GVC-D(返回進口國的國內增加值)和Y-GVC-F(被第三國吸收的國外增加值)。

本文指標度量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均顯示，移民流入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移民流入提高了全球價值鏈分工水平，證實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估計方法的穩健性檢驗。表4 列(5)引入預期壽命作為移民流入的工具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顯示，移民流入的系數顯著為正，進一步證明了本文的估計是穩健可靠的。另外Durbin-Wu-Hausman 檢驗、Kleibergen-Paap rk LM 統計量、Cragg-Donald Wald F 統計量均證明本文采用的工具變量是合理有效的。

五、機制檢驗

繼續檢驗移民流入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機制。首先，從搜尋匹配成本角度進行機制檢驗，使WIOD中的中間品價格指數作為度量指標。根據前文的機制分析，搜索匹配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中間品價格的下降，移民流入通過降低搜索匹配成本降低中間品價格。為避免受生產成本等其他因素的影響，在回歸中加入了國家—行業固定效應，控制了生產成本等國家—行業特征因素，回歸結果如表5 列(1)所示。另外，根據Hellmanzik 和Schmitz[39]、劉斌和顧聰[40]的研究，網絡鏈接強度能較為精準地刻畫全球生產分工下各國所面臨的搜尋匹配成本，因而是搜尋匹配成本較好的代理變量。海外網絡鏈接強度使用雙邊網絡鏈接數據進行度量[39]，該數據通過分析各國網站所屬的頂級域名對伙伴國的網絡鏈接數量得到，回歸結果如表5 列(2)所示。移民流入對中間品價格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對海外網絡鏈接強度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移民流入在國際生產分工匹配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能降低搜索匹配成本，擴大分工配置范圍，因而是全球價值鏈分工發展的重要催化劑。

表5 機制檢驗結果

其次，從文化好感度角度繼續進行機制檢驗。文化好感度的度量方面，可由文化產品受喜愛程度衡量。本文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產業的定義，測算了各國文化產品出口占GDP的比重，一國文化產品出口占比越多，表明該國文化產品在海外受歡迎程度越高，即文化好感度越高。表5(3)列是移民流入對文化產品出口占比的回歸結果，移民流入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移民流入提高了一國文化產品出口占比，移民在移居國民族文化傳播和正面形象樹立方面有著重要作用，成為推動異國企業建立合作信任感和深化經貿往來的重要力量。

六、拓展分析

移民流入對制度質量不同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性? 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移民群體會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產生什么異質性影響? 本部分從制度質量和受教育程度異質性視角進行了拓展分析。

(一)基于制度質量視角

一國制度質量的高低是影響分工不確定性的重要因素。本文使用由《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從制度質量視角檢驗移民流入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該指數采用百分制(0—100)的評分辦法，評定了包括產權、政府誠信、司法效力、稅收負擔、政府開支、財政健康、商業自由、勞動自由、貨幣自由、貿易自由、投資自由、財政自由在內的大類指標。這些大類指標的均值即是一國經濟自由度的總體得分，得分越高，表示經濟自由度越高。本文以經濟自由度的倒數作為制度質量指標，引入移民流入和制度質量指標的交互項進行計量檢驗。

表6 為基于制度質量的分析結果，其中列(1)是只包括制度質量、移民流入與交互項的回歸，制度質量和移民流入的交互項顯著為正，表6 列(2)和列(3)分別引入行業層面控制變量和國家特征控制變量。制度質量和移民流入交互項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說明制度質量越低的國家，移民流入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促進作用越大。從某種意義上說，移民能夠通過社會聯系替代制度質量發揮作用，降低契約雙方的道德風險，增強國際生產分工的確定性，從而能有效提高制度質量較差地區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水平。

表6 基于制度質量的分析

(二)基于受教育程度視角

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差異性是否會影響其分工促進效應? 本文使用OECD 數據庫中移民的教育標準分類數據進行檢驗。根據國際教育標準分類(ISCED)，ISCED3 為高級中等，即高中教育階段；ISCDE4 為中等后非高等階段，即高中后的非高等教育階段；ISCED5 為第三級教育第一階段，包括學士和碩士教育階段；ISCED6為第三級教育第二階段，且“通向高等研究資格證書”，即博士教育階段。鑒于OECD 只公布了2000 年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數據，因此本文使用2000 年的樣本數據，將移民分為ISCED3/4 和ISCED5/6 兩組，分別進行回歸，并進行費舍爾檢驗，計量結果見表7。

表7 基于受教育程度的分析

表7 列(1)是接受過高中教育的移民流入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回歸，列(2)是接受過高等教育(包括學士、碩士或博士)的移民流入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回歸，分組回歸通過了費舍爾檢驗?；貧w結果顯示，高等教育移民流入的系數顯著大于高中教育移民流入的系數，說明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流入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促進作用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移民往往具有更強的跨國社會資源，如企業外籍高管更容易通過直接的社會聯系促成異國企業之間的生產合作；另外，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移民一般在母國和東道國具有更強的社會影響力，這種社會影響力有利于提高東道國正面形象和傳統民族文化在海外的認可度和好感度，是全球價值鏈延伸的重要催化劑。

七、結論與政策建議

21 世紀以來，移民數量不斷增長，跨國移民游走在不同國家之間，充當著國家間經貿聯系的“橋梁”和文化交流的紐帶，必定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產生重要影響。本文利用2000—2014 年OECD 國際移民數據庫和WIOD 研究發現:第一，總體而言，移民流入促進了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發展；第二，移民流入主要通過降低搜索匹配成本和提升文化好感度兩條渠道提升全球價值鏈分工水平；第三，從制度質量視角看，制度質量越低的國家，移民流入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促進作用越大；從受教育程度視角看，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群體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促進作用更大。

本文證實了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移民群體的作用，為全球價值鏈發展重塑提供了新思路?！笆奈濉币巹澓?035 年遠景目標建議提出，要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首先，應充分利用現有的在華外籍群體，協助建立聯系更加密切的在華外籍商會和華人華僑商會，發揮移民群體的“牽線搭橋”作用，深化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生產分工合作；其次，凝聚文化力量，積極規劃在華外籍群體中的文化傳播與合作項目。黨的二十大強調，要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應充分利用互聯網新興媒體，讓文化正能量在更大范圍內有效傳遞，使雙邊文化上的交流成為經貿發展的助力，帶動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經貿合作。最后，充分發揮現有高等教育移民群體的社會影響力，同時深化國家間高校及高端人才的交流與合作，利用人才交流契機，激發經貿合作的潛力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