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巴彥淖爾高油房遺址出土西夏貯飲器研究

□李玉峰

1965 年在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臨河縣（今巴彥淖爾市臨河區）五星鄉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時期的金器。這些金器出土時裝在一個影青瓷罐里，屬于窖藏文物。其中有3 件貯飲器造型別致、工藝精湛，但未引起學界關注，故筆者撰此文對其進行探討。

貯飲器，是指飲酒、飲茶時使用的器皿，常見有各式盞、杯、碗、壺、注子、瓶等器具。在高油房古城遺址中出土的貯飲器主要有金盞和與之相配的盞托。此外，出土器物中還有金碗。但鑒于該金碗尺寸較小，顯然不是做盛放食物之用，故應為貯飲器中的盞。

一、出土西夏貯飲器形制

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西夏貯飲器形制信息如下。

花口金盞①1 件，口徑11.2 厘米，足徑3.0 厘米，高3.6 厘米，重50 克。十曲花口，弧腹，圈足。內沿鏨刻纏枝花紋，內底鏨刻牡丹花紋。完整，有修補痕跡（圖一）。［1］755

圖一 花口金盞 （圖片采自《西夏文物?內蒙古編》第3冊，中華書局，2014年，第755頁）

雙鳳花草紋金碗1 件，口徑10.7 厘米，足徑3.2 厘米，高3.8 厘米，重95 克。敞口，潛腹，平底，圈足外移。碗心鏨刻雙鳳紋圖案，內壁分別鏨刻芍藥、牡丹、西番蓮花卉圖案，內沿周飾纏枝牡丹紋，足邊沿周飾西番蓮纏枝花卉紋。碗體一處有折痕（圖二）。［1］740

圖二 雙鳳花草紋金碗 （圖片采自《西夏文物?內蒙古編》第3冊，中華書局，2014年，第740頁）

蓮花形金盞托1 副，由托盞和托盤兩部分組成。通高9.0厘米，總重350克。托盞口徑7.0厘米，底徑3.2厘米，高3.9厘米，重128 克；托盤直徑12.6 厘米，托盤圈足底徑為7.1 厘米，高5.1 厘米，重220 克。托盞、托盤和圈足均為蓮花瓣形，俱10 瓣。托展外沿、托盤內沿和盤內圈足外沿皆鏨刻纏枝草葉紋。托盤中空無底，圈足呈倒置喇叭狀。托盤邊緣3 處殘損（圖三）。［1］736

圖三 蓮花形金盞托 （圖片采自《西夏文物?內蒙古編》第3冊，中華書局，2014年，第736頁）

二、貯飲器定名辨析

（一）盞與碗之辨

前述“花口金盞”，時常被認為是“金碗”［2］48［3］36［4］27，在《西夏文物》中也被定名為“花瓣形金碗”［1］755。那么，這里的花瓣形“金碗”到底是“金盞”還是“金碗”？在古代，不同器物的形狀、尺寸有一定的區別，因而其用途也不同。盞和碗均為古代重要的飲食器具，區分盞、碗對古代飲食器具的發展，以及通過飲食器具透視社會生活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有必要對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的西夏金質花口貯飲器進行定名辨析。筆者認為花瓣形金碗應該為“金盞”，并且由于是花口，故應定名為“花口金盞”。具體分析如下。

從形制上看，筆者之所以認為其為“金盞”，首先是因為它最大的一個特點便是從花口至圈足之間的腹部為斜直腹。斜直腹是斗笠盞的標志性特征。斗笠盞在兩宋時期十分流行，有大量圖像資料和實物資料保存至今。如四川綿陽市宋代窖藏［5］66、福建茶園山南宋許峻墓［6］24等遺址中，均有標準的鎦金銀質斗笠盞出土（圖四1、2）。與之相比，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的這件西夏金質貯飲器除有花口、斜直腹上有弧棱外（《西夏文物》形制介紹中的“弧腹”亦指此弧棱），它們的形制幾乎一致，因此可將其看作斗笠盞的花式造型。而“碗”最大的特征是其腹部為弧腹壁，即弧壁深腹。例如，四川彭州南宋金銀器窖藏中的圓口圈足碗［7］彩版一，2可看作標準器（圖五），而出土的西夏花口金質貯飲器與之相比造型相差較大。

圖四1 四川綿陽市宋代窖藏鎦金斗笠銀盞 （圖片采自《四川綿陽宋代窖藏銀器擷英》，《文物天地》2019年第6期，第66頁）

圖四2 福建茶園山南宋許峻墓中出土的鎦金銀盞 （圖片采自《福州茶園山南宋許峻墓》，《文物》1995年第10期）

圖五 四川彭州南宋金銀器窖藏圓口圈足碗 （圖片采自《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科學出版社，2003年，彩版一，2）

其次，花口的造型在兩宋時期也多適用于盞。眾所周知，兩宋時期飲酒、飲茶風氣盛行，而宋人又偏愛花草山水，故怡情又實用的花口盞便成為兩宋時期較具代表性的貯飲器，以材質可分為金、銀、瓷等。此類盞的主體造型仿照各式花朵制造而成，盞身多曲、口沿微敞，口徑一般在10厘米左右。它們中有以蓮花、梅花為主體造型的，也有仿照葵花、梔子花、芙蓉花等花卉的。無論哪一種式樣，均造型靈巧、紋樣寫實，充分體現了宋人對于各種花卉的喜愛以及他們的審美偏好。

西夏與北宋交往密切，且各方面深受北宋的影響，因此，花口盞在西夏并非稀罕物件。兩宋時期也有花口碗的例證，但不多見?；谕胍话愠叽巛^大，腹壁弧棱較淺，多為陶瓷質地，主要用于盛放食物或充當溫碗，與注子配套使用。而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的這件西夏花口黃金制品小巧精致，斜直腹上的弧棱凹凸有致，十分明顯?；谟惺?，斷然不可能是盛放食物或充當溫碗使用的花口碗，而應是用于喝茶或者飲酒的花口盞。此外，出土的西夏碗，若按口沿分類則多見撇口和侈口，做成花口的也不多見。

從尺寸大小看，高油房此件金器也更符合盞的構成比例。許多器物形制相似，但因尺寸大小有別而導致用途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名稱。史料記載西夏典章制度“悉仿中國”“多與宋同”［8］14028，因而，出土許多西夏文物也多與宋代形制、風格相似，尤其是金銀器，無論是紋樣造型還是制造工藝，抑或是文化內涵多有借鑒中原器物之處。通過對1976 年寧夏靈武市石壩窖藏遺址出土標有西夏文重量的銀器［9］84-86進行實際測量發現，西夏重量單位“兩”也與宋朝的“兩”十分接近，前者為38—39.1 克，后者為39—40 克［3］38。由此可見，宋、夏度量衡制度應該是一致的，故相同用途的其金銀器之間的尺寸和重量也應十分接近，因此西夏金盞應與宋代金銀盞大小相仿。根據廖望春先生在《宋代金銀器物研究》中對已公布的宋代金銀材質碗、盞尺寸資料的統計分析可知：宋代金銀碗的口徑、足徑、足高、通高的幾何均值為12.01、4.43、1.03、4.51 厘米，最大值為14、5、1.1、4.8 厘米，最小值為11.5、3.9、1、4.3 厘米；而金銀盞的口徑、足徑、足高、通高的幾何均值為11.74、2.88、0.76、4.39 厘米，最大值為12.5、3.8、0.9、5，最小值為10.9、2.2、0.7、3.4 厘米［10］48-51。而高油房出土的金質花口貯飲器口徑11.2 厘米、足徑3.0厘米、高3.6厘米，恰在宋代金銀盞尺寸數值范圍內，整體略小于碗。

此外，盞和碗最大的區別還在于：盞需要與托子配套使用，而碗則不需要。高油房在出土金質花口貯飲器的同時，也出土了一副蓮花形金托子，托口也為十曲花口，口徑7.0厘米，恰好承托同為十曲的金質花口貯飲器，二者儼然是一套完整的貯飲器。

綜上，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的西夏金質花口貯飲器應為“金盞”，而非“金碗”。

（二）托盞與臺盞之辨

盞很少單獨使用，常常與托子組合，因托子形制的不同而有不同名稱。托盞與臺盞的差異就在于托子的形制。據宋代程大昌《演繁露》“托子”記載：“然臺盞（盞臺）亦始于盞托，托始于唐，前世無有也?！保?1］273由此可知，盞臺是由盞托發展而來，二者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但在演變過程中不免會出現既像盞托又像盞臺的托子，這樣便出現托盞和臺盞混淆的現象。

前述證明高油房遺址出土的西夏金質花口貯飲器為金盞，且有一副與之配套使用的蓮花形金托子，二者組合成一套完整的貯飲器，那么它究竟是托盞還是臺盞呢？靳萬青《論臺盞的鑒定與收藏》一文中認為它應是臺盞，并認為臺盞與托盞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托盤下面有高腳，上面中央有小圓座，整體呈臺狀而稱盞臺；而后者的托盤則全為盤碟狀，下無高足，上亦無圓座，因而稱之為盞托［12］43-47。韓榮《遼宋“托盞”之考》中也對托盞和臺盞進行了考辨，認為臺盞的基本形制特征首先是有圓形托盤，其次是上有安放盞的圓座，再次是下有高足。而托盞的基本特點是圓形臺面外，多不具有安放盞的圓座和墊高盞的高圈足部分，單獨使用時可以放置盞或碗類小口徑底足的器皿。［13］116-117關于臺盞和托盞的區別，兩位學者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結論，依照此結論確實能將特征明顯的盞作以區分。但遼、宋、夏、金時期還存在著托盞向臺盞過渡的新形制，若以此結論加以分辨，似乎還存在著一些困難。主要原因是結論里關于托盤上面圓座的概念比較模糊，具體什么樣的形制才能被稱為圓座，我們不得而知。

筆者爬梳了遼、宋、夏、金時期有關盞的實物及圖像資料后，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②，可將在這一時期成套的盞大體分為3 類。第一類盞與底部有圈足、中部為托盤、上部有托臺的托子配套使用。托臺為封閉式，似倒置杯狀物。托臺中心為圓環狀，上置盞，盞的底足正好與圓環套合。如安徽省古陶瓷博物館館藏宋代湖田窯六孔瓷盞（圖六）［14］37。宋代前期托臺相對較矮，中后期便逐漸增高。南宋湖田窯青白釉盞的托臺明顯增高（圖七）［15］157。第二類盞與底部有圈足、中部為托盤、上部有托碗的托子配套使用。上面的托碗多與托盤連接為一體，也有二者分離的樣式，如遼代影青釉花口托子（圖八）［16］圖版40。在河北宣化下八里村張氏古墓《備宴圖》中出現了此類盞與托子的組合（圖九）［17］256。第三類盞直接置于托盤中，托面下凹，盤心略深且有凸棱形圓環，以便承嵌盞足；也有在盤心做出花蕊樣式，以表明放盞子的位置，如四川蓬安縣南燕鄉龍灘子村南宋窖藏出土的一幅銀芙蓉花盞子（圖十）［18］圖242。若按托子的形制分類，第一類成套盞中托子的托臺和第二類成套盞中托子的托碗，均可看作前述兩位學者結論中的“圓座”，所以容易將兩種形制的成套盞混淆。

通過對比，高油房出土的這套金質貯飲器與上述第二類成套盞的形制基本一致，托盤上承托盞的部分為碗狀物，十曲花口。筆者認為這類盞的組合應為托盞。所謂托盞其主要特征應體現在“托”上，暗含托舉之意。盞放于中空的托碗上時，盞足及部分盞身會坐于托碗內，完美體現了托舉的含義，同時也更好地保證了盞的穩定性。第一類是典型的臺盞，托盤上有倒扣杯狀封閉式臺面，盞放置于此臺表面，所以稱之為臺盞。有學者之所以將托盞和臺盞混淆是因為只重視了托子的圈足和托盤上“圓座”的高度，而忽略了“圓座”的形制。而第三類則為盤盞，特征明顯，不易混淆，多出現在北宋晚期和南宋時期，造型比臺盞、托盞簡潔，使用更為方便，可看作托盞的簡化形制。為了直觀體現3類成套盞的差別，特做表1如下。

表1 遼、宋、夏、金時期盞的式樣

三、功能探討

不同器物的產生有其不同的原因和歷史背景，它們往往在某段時間內，作為一種特定的功能物出現在日常社會生活中。通過前述探討分析可知，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3 件金質貯飲器，其中花口金盞和蓮花形盞托為一套完整的托盞，另外1件是雙鳳花草紋金碗。這3 件器物已初步判定是貯飲器無疑，但具體是用來飲酒還是飲茶，還需作進一步判定。

（一）蓮花形托盞

盞作為貯飲器，既可以盛酒又可以盛茶。但隨著唐宋時期茶酒文化的興盛，盞根據所配托子的不同出現了分流，一類做了茶具，另一類做了酒具。托子底部有高足，中間為托盤，盤上有托碗的托盞便逐漸成為專用的飲茶器具。

作為茶具類承具的托子，早在宋以前就已經出現。據唐代李匡乂所撰《資暇集》卷下“茶托子”條中記載：“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指，取揲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揲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于蜀相。蜀相奇之，為制名而話于賓親，人人為便，用于代。是后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狀焉?！保?9］30由此可知，為解決茶杯燙手的問題，便在其底部墊上托盤，但由于走動時托盤上的茶杯容易傾倒將茶水灑出，于是又在茶杯的底部用蠟來固定，后來改進成漆環。漆環與托盤的組合便是茶托子。后來根據需要又演變出很多樣式。宋代程大昌所撰《演繁露》卷十五“托子”條中對“托子”的由來描述基本與《資暇集》中相同，此外還記載到：“托始于唐，前世無有也……今世托子又遂著足，以便插取，間有隔塞其中，不為通管者，乃初時碟子環蠟遺制也?！保?1］273有學者認為這里所提到的“足”應是作為承放茶盞的足，即托盤上的托碗。因為唐代托子已經帶有底足，到宋代為了“插取”方便又“著足”，明顯是將之前盛放盞足的托環改造成了托碗。這樣托碗有腹，上置茶盞，盞足深埋，一方面可使茶盞擺放安穩；另一方面也方便不用時將托子底足與托碗逐一相插疊放，既節省擺放空間，又方便拿取。［20］32筆者較為贊同此觀點，因為在北宋徽宗的《文會圖》［21］297、南宋劉松年的《攆茶圖》［21］123，以及前述宣化遼墓壁畫《備宴圖》中均可見到盞與盞托分離、盞托疊放一摞的場景（圖十一）。此時，遼、宋時期的盞托上部已變成托碗。這種轉變是隨著組合器茶盞的器型變化而變化的。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寫到茶器之所以用“盞”是因為其“底必差深而微寬，底深則茶宜立，而易取乳；寬則運筅旋徹，不礙擊拂”［22］42，從中也對盞的形制知曉一二。為了使茶事得力，茶盞在形制上要求底部略深而微寬，這樣的茶盞便重心不穩，容易傾倒，于是便要求與之配套的托子具有安穩承放的性能，因此托盤帶足上置托碗的盞托便大肆流行起來。

在當時的文人畫作和墓葬壁畫的備茶場景中也可看到托盞的身影。如在宋徽宗的《文會圖》，我們除了能看到疊放備用的盞托外，還可以看到圖中有3 個侍從在備茶，其中左邊一人在候湯，右邊一人在炙茶，中間一人手里端著組合成套的托盞正在點茶。畫中盞托為圓形托盤，盤上托碗鼓腹斂口，茶盞置托碗中，盞足深埋。而在河北宣化遼大安九年（1093）張匡正墓葬壁畫中（圖十二），我們亦可看到備茶的場景：一名侍女手持托盞走向正準備取湯瓶的男子，最左邊的侍女則端著已經盛好茶湯的托盞在送茶。圖中也清晰地展示了托盞在備茶過程中的使用方式。［23］143南宋劉松年的《攆茶圖》雖未出現成套使用中的托盞，但在桌子左上方疊放幾件待用的盞托，圖中一人在轉動石磨來碾茶，另外一人左手托茶盞右手拿湯瓶正在點茶。通過前述兩幅圖的展現，我們也能清楚地了解托盞的使用方式。此外，在南宋審安老人《茶具圖贊》所附的茶具圖樣中，發現一件名曰“漆雕秘閣”的茶具（圖十三），形制與盞托基本一致。審安老人對其贊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吾斯之未能信。以其弭執熱之患，無坳堂之覆，故宜輔以寶文，而親近君子?！保?4］20-21由此可見，它與盞托除形制相同外，用途亦相同?！捌岬衩亻w”應是《茶具圖贊》中對盞托的雅稱。

圖十一

圖十二 張匡正墓中壁畫《備茶圖》 （圖片采自《中國出土壁畫全集?河北卷》，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43頁）

圖十三 “漆雕秘閣” （圖片采自《古刻新韻：茶具圖贊（外三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20—21頁）

綜上，通過文獻與圖像雙重印證可知，托盤帶足上置托碗的盞托與盞組成的托盞在宋、遼時期為飲茶器具無疑。與此對比，從形制上看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的這套蓮花形金托盞也應為飲茶器具。但金屬材質盛放滾燙的茶水是否合適？筆者認為合適。在金屬材質中，金銀導熱最快，多數人認為用它來做茶具會極易燙傷手和唇部。但也正是因為金銀導熱快，倒入茶水的熱量才會很快被散發掉，從而可以更快喝到溫度適宜的茶水。金托盞的盞托可以避免燙到手，而盞托上的金盞可使茶水熱量盡快散去，其不失為一副好茶具。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的這套蓮花形金托盞并非孤證。1957 年在西安和平門外的建筑工地發現了7副唐代鎦金“茶托子”，其中一副蓮花型盞托在圈足內壁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渾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銀共重拾貳兩捌錢叁字”銘文，盞托向足內凹成托碗狀，上部微出頭（圖十四）［25］679-681，其用途與前述盞托相同。因造型別致，材質特殊，故與之成套的盞子也必定是與之相配的金屬材質。除古代有金屬材質的茶具外，現今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能見到金屬材質的茶具，如不銹鋼茶缸、茶杯等。

（二）雙鳳花草紋金碗

碗是一種廣泛使用的盛裝器皿，造型特點為口大、底小、半圓形，用于滿足最基本的“盛、裝”功能。作為主要的進食器皿，其口徑尺寸基本在15～20 厘米左右，壁較深，用以盛放米飯或湯食。在茶酒文化剛剛興起之時，它也用于茶、酒的飲用，成為酒具、茶具的一部分。但是當器具承載的物體發生改變時，器具的尺寸大小也會隨之發生改變。茶、酒作為風雅助興的飲品，不能像湯食和飯食一樣充饑，所以作為酒具、茶具的碗要比盛裝飯食的碗小。而作為飲酒器具的碗則更是隨著釀酒業的不斷發展完善，酒質越來越純，其尺寸也越來越小，直到被小杯子代替。

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的雙鳳花草紋金碗口徑10.7 厘米、足徑3.2 厘米、高3.8 厘米，明顯比普通的碗要小很多，因此它應是飲酒或飲茶器具。在西夏石窟壁畫中也能找到相關圖像證據。如在甘肅瓜州榆林窟第3 窟西夏石窟壁畫《釀酒圖》［26］圖版146中，我們可以看到一身穿淺色衣服的人正在向燒酒爐中添柴，其身左側有一儲飲罐，右側不遠處有一碗置于地上；而在燒酒爐的側邊一身穿深色衣服的人一手扶爐、一手托碗，似在品嘗碗中飲品（圖十五）。置于地上的碗我們無法確定其尺寸大小，但被完全托于掌中的，我們可確定其尺寸要小于盛裝飯食的碗。由于此場景被定名為《釀造圖》，故很多人認為出現在圖中的儲飲罐裝的是酒，而碗是用來飲酒的。但也不乏出現另一種情況，即儲飲罐里面裝的是茶水，供二人釀造勞作休息時解渴用，圖中的碗是用來飲茶水的。無論是哪種情況，此處的碗與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的雙鳳花草紋金碗一樣，是飲具無疑。由此可見，在西夏用尺寸較小的碗來飲酒或飲茶也是常有之事。之后，隨著茶酒文化的興盛，茶具與酒具的專用，這種碗漸漸被專用的飲具所取代。

通過前述分析，蓮花形托盞和雙鳳花草紋金碗的使用功能已十分明晰。除此之外，這3 件金質貯飲器也具有一定的身份等級象征功能。眾所周知，黃金作為貴重金屬，自古就有“別貴賤”的文化意蘊。而且在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明確規定黃金只能皇室和王公貴族使用［27］282-283，那么用黃金制造貯飲器，主要是體現飲者地位的高貴。雖然根據現在已知材料，我們很難判斷這3 件黃金貯飲器的主人是誰，但可以確定的是其在西夏的地位應該很高。

四、結語

飲食文化是古代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茶酒文化又是飲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環。貯飲器的名稱、類別、樣式、材質、功能等，某種程度上是衡量茶酒文化興盛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也體現了古人追求風雅的情趣。

高油房古城遺址出土的這3 件金質貯飲器，無論是造型、尺寸，還是材質、功能，均受到唐、宋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雖然在現存眾多西夏金銀器中它只占極小一部分，但卻與社會生活、文化風俗、金銀器制造業的發展等多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系，蘊藏著獨特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密碼。

圖十四 西安和平門外建筑工地出土唐代鎦金茶托子 （圖片采自《唐代長安城平康坊出土的鎏金茶托子》，《考古》1959年第12期，第679—681頁）

圖十五 榆林窟第3窟《釀造圖》 （圖片采自《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89年，圖版146）

注釋：

①《西夏文物》定名為“金碗”，筆者根據器型認為其應該為“金盞”。相關討論詳見第二部分。

②韓榮《遼宋“托盞”之考》，《裝飾》2009 年第6 期；靳萬青《論臺盞的鑒定與收藏》，《收藏家》2001 年第10 期；陳聞娃《宋代景德鎮青白瓷盞托研究》，景德鎮陶瓷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19年；孫宗雷《宋代景德鎮窯青白釉臺盞藝術特征》，中國美術學院碩士畢業論文，2019 年；孫金玲《唐明之間中國瓷質酒具造型演變的規律》，景德鎮陶瓷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12年；陳景虹《經唐至元景德鎮瓷質酒具的研究》，景德鎮陶瓷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