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氣候賭場”

許小峰

（中國氣象局，北京 100081）

0 引言

在經濟學界有過一次產生了廣泛影響的賭博事件，參與賭局的是兩位美國經濟學家，馬里蘭州立大學的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和斯坦福大學的保羅·埃爾里奇（Pawl Ehrltch）。悲觀派埃爾里奇認為不可再生性資源，如石油、煤及各種礦石等，在地球上的儲藏量是有限的，越用越少，價格會大幅度上升，總有一天會消耗殆盡。持樂觀主義觀點的西蒙不認同埃爾里奇的觀點，認為這些資源不會趨于枯竭，價格也不會大幅度上升，還有可能下降。

由于無法說服對方，他們決定賭一把，讓事實做出最終的驗證。他們共選定了五種金屬，包括鉻、銅、鎳、錫、鎢。假定雙方各投入1000美元，分別購買200美元的5類金屬，以1980年9月29日這5種金屬價格為準，到了1990年9月29日，若這5種金屬的價格在剔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后上升了，西蒙就付給埃爾里奇這些金屬的總差價；反之，若這5種金屬的價格下降了，埃爾里奇將把總差價支付給西蒙。

十年賭期過去了，在1980—1990年世界人口增長了8億多，但5種金屬的價格無一例外都下跌了，如鉻在1980年的售價為每磅3.90美元，1990年降至3.70美元，錫在1980年為每磅8.72美元，十年后降至3.88美元。1990年10月的一天，西蒙在馬里蘭州的家中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張5種金屬的價格變化表和一張576.07美元的支票，沒有多余的留言（圖1）。信是埃爾里奇從加州發出的，賭輸了，信守承諾，并將金屬下跌的差價告知了西蒙。賭資不算高，但相對于最初設定的1000美元，可以看出5種金屬的平均價格下跌應超過了50%，此次賭局受到世人廣泛關注，因為涉及到了人類未來的前景命運[2]。賭局有了結果，但并沒有化解分歧，以西蒙為代表的經濟學樂觀主義陣營與埃爾里奇為代表的生態悲觀主義陣營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沒有因一場賭局的結果而改變原有的立場，1998年西蒙因病去世，但較量沒有結束，他的追隨者仍頑強地堅守陣地，延續至今。

圖1 西蒙和埃爾里奇的賭局Fig. 1 Bet between Julian Simon and Paul Ehrlich

西蒙教授在談贏得賭局的原因時提到兩點理由，一是經濟學中的價格機制，二是科技進步。價格機制可以調節資源的供求關系，減少人們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同時，當資源減少、價格升高時，又對供給起到了刺激作用，這時，科技的作用顯現了，技術的進步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還可以通過開發更豐富、更便宜的替代品平抑物價。西蒙教授綜合考慮了兩方面因素的綜合效應，避免了僅考慮單一因子可能產生的誤判。

從以上賭局的結果和勝負理由分析看，通過經濟學視角理解自然資源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協調問題，或許可以設計出合理、可行的解決方案，但對不同的問題顯然選擇會有差別。是不是所有自然資源都會遵循那5種礦產的價格變化呢？這是需要探討的問題，西蒙教授談到的第一個因素涉及價格問題，這需要與產品的所有權掛鉤，而氣候無國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難以通過價格因素解決；第二個因素涉及科技進步與替代品問題，前提是技術進步與抑制地球氣候環境惡化進程要能匹配。與地球環境密切相關的氣候資源惡化程度如果突破臨界點，將會萬劫不復，那又該怎樣應對呢？樂觀的西蒙認為人類才是終極資源，人類的智慧和進取心能夠克服資源緊張局面，新的解決方案能讓整個社會變得比出現問題之前更加繁榮。但無論前景怎樣，人類必須理性面對現實存在的難題，分析其中的差別，合理設計新的路徑，只有找到能克服現實矛盾的解決方案，光明的前景才能接入扎實的根基。

威廉·諾德豪斯的研究領域涉及到的一個重點問題正是社會經濟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并創建了描述全球經濟與氣候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被廣泛用于氣候政策的制定過程。在諾德豪斯教授的理論中可以發現西蒙和埃爾里奇兩位教授的共同點，可以通過經濟手段抑制人們對自然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的行為，但不能讓自然環境的惡化進入到失控階段，人類無法找到適宜的氣候替代品，除非科技發展足以幫助人類找到并移居至其他適宜生存的星球。

1 氣候變化與《氣候賭場》

威廉·諾德豪斯1967年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謬爾遜，畢業后在耶魯大學任教，1973年被聘為終身教授，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已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也是研究氣候變化經濟學的知名學者。諾德豪斯在研究全球氣候變化經濟學時，極力主張從碳排放許可制度轉向征收碳稅制度，發展了控制全球變暖的經濟學方法，他建立的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DICE/RICE是氣候經濟領域的經典之作，是將經濟系統和氣候系統整合在一個框架中的區域動態均衡經濟模型，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理論模型和實現途徑。

2015年諾德豪斯出版的《氣候賭場》，不算是一部純學術著作，雖然其中一些圖表對非專業人員而言不算淺顯，但多數內容都不難讀懂，既有規范、嚴謹的推理，也注意到了文字闡述的淺顯生動，引人思考。書名有個副標題：“全球變暖的風險、不確定性與經濟學”，讀者可從中清晰感受到作者的意圖，氣候變化、經濟學、賭場有著某些共同特征，即不確定性與風險性?；蛘哒f人類行為對氣候產生的影響，并非可以靠市場或科技進步就可以達到控制結果的目的，如果參與了賭場活動，擲出骰子后的結果將難以預料，可能帶來的風險無法預估?！稓夂蛸€場》既告誡了人們在走進氣候這個賭場后可能發生的風險，也在引導人們如何理性地選擇退出。

作為經濟學家的諾德豪斯教授選擇“氣候變化的起源”作為開篇的切入點，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闡述了人類是如何走進氣候賭場的，介紹了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氣候變化問題，重點是氣候與環境如何遭受到了人類活動的影響。

在闡述了氣候變化起源后，接著指出了氣候變化所造成的風險與危害，其中的關鍵點是特別指出了可控系統與不可控系統的概念，當人類活動的影響超越了不可控系統的臨界點，將會引起災難性后果，從好的均衡走向壞的均衡（圖2）。

圖2 臨界點：從一個良好的均衡變動到一個壞的均衡。雙底槽說明壓力如何緩慢地，改變系統直至達到臨界點，此后就是迅速而可能是災難性的變化。注意,有兩種均衡：（a）好均衡；（d）壞均衡（來源：諾德豪斯著作《氣候賭場》）Fig. 2 The critical point: From a good equilibrium to a bad equilibrium. The double bottom troughs show how pressure slowly changes the system until reaching a critical point.Afterwards, there will be rapid and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changes. Please be noted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equilibriums: (a) good equilibrium; (d) bad equilibrium(Cited from The Climate Casino by William D. Nordhaus)

明白了走進氣候賭場的風險，又該如何退出呢？諾德豪斯教授開始強調應對氣候變化也要遵循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即成本與收益的平衡，應對氣候變化是一項長期投資，今天投入的成本，要在未來產生效益，如同基礎設施、教育，是必須要支出的，但也不能不惜代價，并具體分析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計算、評估和相應的政策問題。

溫室氣體排放引發的氣候變暖可轉化為經濟學中的負外部性問題，由于市場無法對由于CO2排放產生的影響做出定價，造成了排放量無序增長。因排放而獲得收益的人們并不需要付出相應的氣候成本。要想扭轉這一局面，則需要政府力量干預市場，通過制定合理的政策鼓勵企業和個人付出必要的代價減少排放，而政策的導向還需要與市場規律相一致，通過稅收、價格等經濟手段引導人們的行為趨于理性。

最后，又將問題從經濟學轉到了政治領域，大氣無國界的特征使溫室氣體減排問題的解決無法通過一國或少數國家的努力達到預期效果，至少需要大多數國家在政策上協調一致才有可能產生有效行動。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克服的困難涉及面要廣得多，國家利益、企業效益、政治家偏見、公眾認知、輿論誤解、發展差異等構成多重障礙，政治家往往會更顧及短期的成本，而忽略長遠的收益。要想走出賭場，擺脫人類面臨的氣候風險，國際間需要取得共識，達成協議，并出臺約束性法律，采取實質性的對策，而達到這一目標的基礎則是科學家扎實的理性分析和經濟學家合理的機制設計。

從全書可以看到，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需要克服多重障礙，進入賭場后想全身而退并非易事，可持續發展涉及到科學、經濟、社會、政治、外交等諸多方面，認知與利益，短期與長遠，發展階段的差異等相互影響，相互交織，被緊密地捆綁在一起。

2 人類活動影響與氣候變化的科學探索

在得出氣候變化的歸因是受人類活動影響這一結論過程中，科學界做了長期的探索，這也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基礎。人類因追求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燃燒化石燃料，不斷向大氣環境中排放以CO2為主的溫室氣體，產生溫室效應，從而引發氣候變暖，這一結論已得到從理論到實踐的驗證。

著名法國科學家傅里葉（Joseph Fourier）在研究熱傳導問題時通過計算后認為，地球如果僅受到太陽輻射的影響而變暖，應該比實際溫度要冷得多。他在1824年發表的《地球及其表層空間溫度概述》中討論了額外熱量的各種可能來源，認為星際輻射可能占有額外熱源的一大部分，并首次提出地球大氣層的隔熱效應，起到了地球保溫作用。他在1827年發表的論文《地球溫度和平面空間溫度備忘錄》[3]中又進一步證實了溫室效應的存在，這使得地球沒有像月球一樣，溫度隨太陽輻射變化而急劇升高或下降。盡管傅里葉的理論并不完備，但對于溫室氣體影響地球溫度這一重要概念的建立無疑是奠基性的，后續諸多科學家在這一領域的探索最終使這一理論得以日臻完善，并成為氣候變化問題研究的重要理論依據。

1856年，美國女科學家尤尼斯·牛頓·富特（Eunice Foote）通過實驗驗證了傅里葉的假設，通過比較不同氣體對太陽照射后的溫度變化，證實了CO2和水蒸氣具有溫室效應，為奠定氣候變化的科學基礎做出了重要貢獻，文章發表在1856年《美國科學與藝術》雜志上[4]。晚富特三年，愛爾蘭物理學家約翰·丁澤爾（John Tyndall）也利用實驗數據驗證了水蒸氣和CO2是吸收太陽輻射的主要成分，并證明溫室效應不是由陽光直射引起的，而是源于地球溫暖表面產生的紅外輻射，這一發現發表在1860年《英國皇家學會會刊》上[5]。

另一項開創性工作來自瑞典物理化學家斯凡特·阿倫尼烏斯（Svante arrhenius）。1896年，他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氣候變化模型，利用物理化學的基本原理來計算溫室效應，從能量平衡的角度得出結論，“人類向大氣排放CO2將使地球表面不斷升溫”，認為大氣中的CO2含量若增加1倍，地球表面溫度會升高5～6 ℃，糾正了傅里葉對地表溫度計算結果的偏差，這與后來的氣候學家給出的計算結果差別不大[6]。此項工作的重要貢獻是將溫室效應與氣候變化問題密切關聯起來。而通過實際數據對這一問題進行印證的工作則來自英國工程師蓋·卡倫達（Guy Callendar）。1938年，通過收集1890—1935年的地表平均溫度，卡倫達發現地球溫度確實升高了0.5 ℃，將這些溫度量值與大氣CO2濃度進行關聯分析，可以看到溫度上升與CO2濃度增加確實存在一致性[7]。盡管卡倫達在當時條件下獲取的數據有一定局限性，但后人在重建全球百年溫度記錄的曲線后，發現與卡倫達的數據相比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充分肯定了這項工作[8]（圖3）。

比較系統地建立溫室氣體的觀測則是到20世紀50年代，1957—1958年，國際地球物理年（IGY）期間，美國科學家查爾斯·大衛·基林（Charles David Keeling）在南極和美國夏威夷的莫納羅亞火山安裝了紅外氣體分析儀。根據1958年至今在夏威夷島莫納羅亞天文臺進行的連續測量結果，給出了地球大氣中CO2變化曲線，即著名的基林曲線[9]，印證了大氣中CO2濃度持續增加的變化趨勢，濃度從第一次測量平均值為315 ppm（1 ppm＝10－6），到2022年已達421 ppm（圖4）。

圖4 2022年5月，顯示溫室氣體CO2的水平的基林曲線達421 ppm（查爾斯·大衛·基林于1958年首次開始測量時，CO2水平為315 ppm）Fig. 4 Keeling Curve, which represents the level of CO2,reached 421 ppm in May, 2022 (The level of CO2 was 315 ppm when Charles David Keeling started measuring CO2 in 1958)

20世紀60年代，伴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經濟的快速恢復和發展，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其中也涉及到了氣候問題。如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就先后發表了兩篇著名的環境問題咨詢報告，第一篇為《農藥的使用》（The use of pesticides），主要只針對美國生物學家、科普作家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的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而撰寫，該書對因農藥濫用引起環境破壞表示了譴責。第二篇為《恢復我們的環境質量》（Restoring the quality of our environment）[10]，是一篇很有影響力的報告，從系統工程的角度全面檢討了當時美國所面臨的環境問題，特別是對化石燃料排放的有害影響提出了警告，并引用了基林等人獲得的全球溫度重建和CO2數據所得出的結論，詳細討論了化石燃料燃燒導致的CO2在大氣層中的累積，溫室效應導致的溫度升高、南北極冰蓋融化、海平面上升等嚴重影響，認為大氣中CO2水平的上升是化石燃料燃燒的直接結果，并認為人類活動足以產生影響全球氣候的重大影響。

20世紀60年代后期，20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籍日本氣候學家真鍋淑郎（Syukuro Manabe）先生和他領導的團隊則將溫室氣體與現代氣候系統模式相結合，開發出了首個全面考慮溫室氣體輻射吸收以及對流能量輸送的一維模型，對大氣中CO2翻倍增長造成的溫度變化進行了量化計算，給出了開創性的量化結果，表明當CO2濃度從300 ppm增加到600 ppm后，地表溫度會增加2.36 ℃，首次定量確定了CO2翻倍后對地球增溫的影響[11]。

1972年，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氣象學家約翰·斯坦利·索耶（John Stanley Sawyer）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題為“人造CO2及溫室效應”的文章[12]，總結了當時關于CO2分布、增長和人為歸因的科學認知，并預測了1972—2000年的全球變暖速度，預計在約30年時間里CO2將增加25%，全球溫度上升0.6 ℃。1975年，美國地球化學家華萊士·史密斯·布魯克（Wallace Smith Broecker）在《科學》雜志發表了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氣候變化：我們是否處于明顯的全球變暖的邊緣？”，介紹了“全球變暖”的概念，解釋了燃燒化石燃料排放的CO2會導致全球變暖的后果，并預測1975年將是一個漫長快速變暖的開始，會導致21世紀初全球氣溫達到過去1000年從未達到的水平[13]（圖5）。另一篇重磅文章則要屬1979年發布的《查尼報告》[14]了，是應美國政府要求為國家科學院而準備的，并最終提交給了時任美國總統卡特。美國國家科學院為此設立了“CO2和氣候特設研究小組”，由著名美國氣象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查尼（Jule Charney）領銜，對當時已掌握的相關科學進展進行了歸納評估，形成長達20多頁的報告，其主要結論為：“估計CO2翻倍最有可能引起的全球變暖約為3 ℃，可能的誤差為±1.5 ℃?！边@一40多年前得出的結論至今依然有效，夏威夷莫納羅亞觀測站測到的大氣年平均CO2濃度40年來增加了約21%，同一時期，全球平均溫度上升了約0.66 ℃。

圖5 化石燃料CO2效應疊加自然氣候循環共同引起的全球溫度變化曲線與有氣象記錄以來實測溫度5年均值變化周期的比較，及對未來演變的預估[13]Fig. 5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lobal temperature change curve caused by the CO2 effect of fossil fuels combined with natural climate cycles and the 5-year average temperature change cycle measured since meteorological records are available as well as the projection of future evolution[13]

3 從IPCC到《巴黎協定》——賭場止損之路

溫室效應的科學問題很重要，是研究氣候變化的基礎和依據，但人們的關注點顯然不會止步于此，其對地球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和后果則引發人們更為普遍的關注。20世紀70年代，世界上許多地區出現了歷史罕見的嚴重干旱和其他氣候異?，F象，特別是1968—1973年非洲一些地區出現大旱，造成數十萬人死亡，對其誘因雖有爭議，但引起了人們對全球氣候問題的關注。為此，世界氣象組織（WMO）于1979年2月12—23日在日內瓦舉行了第一屆世界氣候大會，取名為“世界氣候大會——氣候與人類”，通過了“世界氣候大會宣言”[15]，并為氣候問題研究設定了兩個主要方向，一是提升對氣候演變規律認識，另一是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首次將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作為一個整體問題提出，并給予了特別關注。顯然，這已涉及到人類的發展模式與路徑的選擇問題。為了加強對氣候問題的研究，在世界氣候大會上還擬定了世界氣候計劃（WCP）[16]，并在當年舉行的第八次氣象大會上得到批準，計劃包括了四個子計劃：世界氣候資料計劃（WCDP）、世界氣候應用計劃（WCAP）、世界氣候影響研究計劃（WCIP）和世界氣候研究計劃（WCRP）。

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代表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做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17]。提出了“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的利益”的可持續發展理念。1988年，聯合國下屬的WMO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共同創建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成為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在持續至今的工作中，IPCC為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問題做出了重要貢獻。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里約熱內盧召開，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人類邁向21世紀的共同發展戰略，這是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將可持續發展戰略由概念和理論落實為世界各國的行動，被認為是人類轉變傳統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會議通過了《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等重要文件，154個國家簽署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148個國家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

IPCC的成立極大推進了世界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該組織本身并不組織任何創新性的研究工作，而是對氣候變化相關問題的科學認知現狀進行梳理和分析評估，每隔6～7年發布一次針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評估報告。在一些關于氣候變化的國際重要決議關鍵節點上，都可以看到IPCC報告的影響。1990年發表的《第一次評估報告》促使聯合國大會做出制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決定；1995年發表《第二次評估報告》，為公約的《京都議定書》談判提供了依據；2014年發布的《第五次評估報告》為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達成《巴黎協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栋屠鑵f定》明確提出21世紀末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2 ℃之內，并努力將升幅限制在1.5 ℃之內的目標，已有190多個國家批準加入。在2018年發布的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中明確提出“毋庸置疑，人類活動影響已造成大氣、海洋和陸地變暖。大氣圈、海洋、冰凍圈和生物圈發生了廣泛而迅速的變化?！睂θ祟惢顒右饸夂蜃兓跋嚓P影響給出更為明確的肯定答案。由于IPCC在氣候變化工作領域的杰出貢獻，2007年，諾貝爾委員會決定將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由IPCC和美國前副總統艾伯特·戈爾（Albert Arnold Gore Jr.）分享，以表彰他們在逐步確立和推廣有關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的科學知識，以及在應對氣候變化所應采取措施的基礎工作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與金屬供需問題可以靠市場和技術最終調節不同的是，判斷氣候變暖的影響危害時，一個關鍵的概念是系統的可控性，可控性又與大氣升溫的臨界點密切相關。氣候系統在演變的過程中，若引發變化的因子跨越了臨界點的門檻，將會發生突變和不可逆的變化過程，如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冰川退縮、生態退化、物種消失、海平面升高等，這些后果在IPCC的最新報告中都給出了確定性答案[18]。這時，人類所具備的所有能力或技術都將失效，難以阻止地球環境惡化的趨勢，更難以恢復其原本的自然平衡狀態，損失將無法挽回。實際上，人類現在已直接感受到了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即極端災害性天氣事件發生的頻率明顯提升。如果說對每一個具體事件還需要做全面的歸因分析，但長期的大范圍綜合調查所給出的結論則應有足夠的說服力。2021年，WMO發布了一份由諸多科學家和組織共同編寫的《WMO天氣、氣候和水極端事件造成的死亡和經濟損失圖集（1970—2019）》[19]，對1970—2019年與天氣、氣候和水相關危害造成的死亡人數和經濟損失狀況進行了分析，給出的結論是“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如今全球發生天氣災害的頻率增加了4～5倍，造成的破壞則增加了7倍?！蓖ㄟ^研究過去半個世紀的11000多起天氣災害事件，可以看到在20世紀70年代，世界平均每年約發生711起天氣災害，但到了21世紀10年代，這一數字已達到3165起。應對氣候變化顯然已不是在考慮未來之憂，而是具有非常緊迫的現實意義（圖6）。

圖6 全球報告的災害數量與經濟損失變化趨勢[19]Fig. 6 Variation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disasters and economic losses reported globally[19]

然而，正如經濟學樂觀主義陣營與生態悲觀主義陣營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息類似，關于氣候變化問題的爭論也持續了多年，包括科學問題、認識問題，路徑問題及利益問題等，常會出現激烈的交鋒，對國際間形成共識產生重大影響。2021年，英國著名氣候問題學者彼得·斯托特（Peter Stott）發表了一本專著，題目為“熱空氣：反對否認氣候變化的斗爭內幕（Hot air: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battl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denial）”[20]，比較系統地回顧了他參加氣候變化相關工作幾十年來所經歷的爭論過程，包括他本人近幾十年來參與激烈辯論的經歷。盡管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堅定支持者，斯托特有其明確的立場，但無論持何種觀點，書中所揭示的事實和影響，對理解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一路走來的不易，對與否認氣候變化論者的長期爭論所進行的深刻描述，以及對IPCC工作過程細致的內部觀察，都應會有更深層面的認識和理解。如斯托特在書中介紹了在推動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一次重大挫折，即2009年發生的被稱之為“氣候門”事件。黑客闖入了英國東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部門（CRU）的電子郵件系統，并在網上發布了科學家之間發送的數千條消息，為氣候變化否定論者提供了支持，認為這些信息表明CRU密謀歪曲全球變暖背后的科學，夸大其影響，有些人借此事件宣稱全球變暖是一個騙局。盡管英國任命了三個專業團隊對“氣候門”進行了全面調查，最終排除了所涉及科學家的任何不當行為，但斯托特表示，這一負面事件導致了十分嚴重的后果，在2009年12月召開的由聯合國192個成員國代表參加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COP15）上，無法達成任何有意義的共識，以失敗收場。在斯托特看來，“本應在那一刻達成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議”。多年后，隨著2015年《巴黎協定》的簽署，各國政府同意了全球變暖的升幅閾值的限制目標。但斯托特認為在這段時間里失去了至少6年的進展，這是一個關鍵的延遲。雖然各國達成了共識，但仍沒有轉化為足夠的行動，一些游說者仍在要求推遲氣候行動，認為目前的計劃會給家庭和企業帶來過重的成本。斯托特說:“在當前氣候危機的背景下，這真的很危險，我們沒有時間了?！?/p>

另一方面，再回看西蒙教授贏得賭局的兩點理由，價格機制和科技進步，在探索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中也仍然貫穿其中。各國政府在做出減排的承諾時，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其中的代價。既保持經濟增長，又達到減排目標，唯一的選擇是在技術進步中尋找出路。從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在本世紀初已先后完成碳達峰的過程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方式與技術進步的共同推動作用[21]。而在《巴黎協定》中也明確提出：“締約方共有一個長期愿景，即必須充分落實技術開發和轉讓，以改善對氣候變化的復原力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睂Πl達國家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的資金和技術支持提出明確要求。從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也可以看出，在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驅動下，新能源領域出現了迅猛的創新變革，從清潔能源開發利用，到電動汽車的發展，從節能材料的研發，到電池存儲技術的革新，可以清晰感受到通過應對氣候變化戰略而推動的新技術革命浪潮，需求在有效引領著發展路徑的變革。

4 討論

1）走出“賭場”的必然選擇。已步入“氣候賭場”多年的人類社會在向大自然不斷索取收益的進程中，也對氣候環境和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了長遠危害，且產生了難以恢復或失控的負面影響，試圖兼得魚和熊掌的賭注難以得到如愿的回報。經過多年探索和實踐，促使世界各國達成了基本共識并簽署多項協議，意味著人類已就撤離賭場的選擇達成了一致，邁向與自然環境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2）科學問題是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基礎。人們在探索氣候變化的誘因、適應和應對方案的進程中，諸多科學家們做出了重要貢獻，最終在探索氣候變化問題上找到了足夠的證據，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為應對氣候變化奠定了科學基礎。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20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與氣候變化相關工作的科學家，是對他們工作的充分肯定。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科學問題仍很多，許多難點有待于進一步解決，需要更多相關領域的科學家積極參與。

3）共識、協議的落實仍需要克服諸多難點和障礙。自從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來，經過大量的科學探索與分析評估工作，在聯合國框架下，世界各國簽署了多項協議，為人類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奠定了基礎。但從目前的現實狀況和實際效果看，并不樂觀。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海洋酸化、海平面升高、冰川退縮等地球生態系統災害仍在持續，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則對人類生存環境造成了更為直接的負面影響，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機制還沒有真正形成，任重道遠，僅從時間角度看，并不樂觀。

4）科技創新仍是應對氣候變化必須考慮的關鍵因素。氣候環境問題的特殊性使得無法任由市場來最終解決，需要各國政府間形成共識，通過轉變發展方式來推動。一旦確立共同的目標，其實現方式還需科技進步的有效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