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報》《亦報》視界中的周作人(1949—1952)

巫小黎

《大報》《亦報》是上海解放后,經上海市新政府登記、注冊、核準,合規合法出版的兩種報紙。

《大報》1949年7月7日創刊,(1)見上海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10號。1952年2月15日終刊,歷時2年7個月又9天,出版報紙共計935期。(2)筆者曾在上海圖書館龍吳路書庫逐日查閱過原報。有研究者誤認為《大報》1952年1月31日?？?應系誤記,特此說明。此后,《大報》業務和人員,并入《亦報》。編輯部開始在福州路328弄6號樓,后遷至河南中路368號,直至終刊。社長馮亦代,總編輯陳蝶衣,編輯、記者、美工、校對、經理部、業務部人員均由馮亦代、陳蝶衣二人協商擬定,整個報社總共約30人。(3)祝紀和:《上海解放后第一張小型報——大報》,《新聞記者》1990年第1期。

1949年7月25日,《大報》創刊半個多月后,《亦報》問世,(4)見上海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12號,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40號。社長龔之方、總編輯唐大郎。編輯部開始設在上海黃河路21號,后遷至南京東路353弄4、6、8、10號(慈淑大樓底層),(5)現名東海大樓。直至終刊,歷時3年3個月又25天,出版報紙共計1196期,1952年11月20日收官。相關業務與工作人員并入《新民報》(晚刊)。至此,自1897年《游戲報》創刊以來的上海小報真正結束了它的歷史。

一、周作人與《大報》《亦報》

1949年1月,周作人既沒固定工作,也沒有穩定收入。后經陶亢德介紹開始給《亦報》做隨筆,寫回憶文章,隨后也給《大報》開設專欄,主要就是換得少許稿費維持生計。按兩小報創刊的先后次序,分別概述如下。

周作人為《大報》寫專欄的時間實際很短,不過兩月有余。起初,他開專欄,大概就是按每兩天寫一篇幾百字的隨筆做規劃。這從他1950年1月10日在《大報》署名“榮紀”,發表第一篇隨筆《雙日開市》的題目即可知道。不言而明,這是作者和編者一開始就共同商定好的專欄計劃,跟1949年11月《亦報》先行開設《隔日談》專欄的思路相仿佛。不料,開張僅兩個多月,“榮紀”賣文店便在1950年3月27日關門大吉。周作人在這里發表隨筆共計僅有42篇。(6)周作人發表在《大報》的文章,手稿自訂目錄時題名為《大報寄稿》。見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862頁注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另,榮紀的《關于〈章氏叢書〉》(《大報》1950年1月28日)一文編入時,因內容關系附錄在《周作人散文全集·隨筆外編》(十六)之后。見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680頁。為方便行文,《周作人散文全集》后面簡稱《全集》。

《亦報》空間的周作人,比《大報》靈動、活潑不少。小報作者群與周的互動積極踴躍,品評回應率真、隨性,言辭睿智機警,偶爾還擦出些微思想的亮光。饒有意思的是,年近古稀的“十山公”竟然和風華正茂的張愛玲不期而遇,于是有“周作人與張愛玲《亦報》空間的互動”。(7)巫小黎:《周作人與張愛玲:〈亦報〉空間的“互動”》,《魯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6期。

細究起來,周作人首次進入《亦報》是1949年11月22日。是日,該報第3版新辟《隔日談》專欄,第一篇文章題為《說書人》,署名“申壽”。欄目題名《隔日談》,即明示每兩天發表筆談一篇,作者、編者的策劃意圖一目了然?！爸茏魅伺c《大報》”前面已經做了交代,對比可知,周氏和兩小報商定的方案大體一致。然而,日歷翻到這年公歷的最末一天,《隔日談》發文合計21篇,《亦報》第3版登出短文《歲除的話》,三四百字。最末一段云:

鶴生先生的著作,明年起也大量發刊,而申壽先生更寫出勁來,他認為“隔日談”不夠過癮,所以改用“飯后隨筆”,日刊一文。這是《亦報》文藝作品中的極選,為以前的小報所從未有過的。(8)記者:《歲除的話》,《亦報》1949年12月31日。

文中的“鶴生先生”其實并非另外的什么名作家,正是“申壽先生”周作人。1949年末敲定的“隔日談”,才一個多月,便感“不夠過癮”,就想在新年改成“日日談”了。然則,專欄題名不是依據見報的頻次改“隔日談”為“日日談”,而名之曰《飯后隨筆》。

為方便后面的分析和討論,首先將周作人在小報上發表的文章做一個簡明扼要的列表。仍舊按《大報》在先、《亦報》隨后排序。

表1清晰顯示,周作人《亦報》使用的筆名包括“東郭生”在內共有12個。倘若將完成于1947—1948年間,刊載《亦報》的《兒童雜事詩》也一并計入,《亦報》上周氏發文共1025篇次。多的時候,一天用三個筆名發文三篇。毫無疑問,《亦報》上發文最多、最勤的作者,非周作人莫屬。

表1 表1中01—04的4個專欄里隨筆小品共有

《亦報》空間里,眾多“知堂粉”追著,捧著“老作家”,一如“記者”之捧“申壽先生”。唐大郎則公開打油一首,自我表揚一番:“自從邀得申公寫,人謂高唐未白編?！?9)高唐:《寄齊甘北京》,《亦報》1950年1月9日?！吧旯敝钢茏魅?因其筆名“申壽”故。高唐,唐大郎《亦報》上使用的筆名。原詩全文如下:“昔夢春明淡若煙,多勞吹到眼門前。裹中絮履夫人托,肚內篆章居士鐫(注一)。已愛尋聲來市側,最憐覓靜坐茗邊(注二)。自從邀得申公寫,人謂高唐未白編(注三)?！弊髡咴?“注一:前二日,齊甘夫人托寄棉鞋一雙,我把山人居士刻的圖章放在鞋肚里,一同付郵。注二:近來我歡喜兩篇《亦文章》,一為《鬧市尋聲記》,一為《有茶可吃記》。注三:有人說,《亦報》得申壽先生文章,終大郎之世,算他不曾白做編輯也。以告齊甘當為頷首?！饼R甘即徐淦,紹興人?！兑鄨蟆穼凇兑辔恼隆纷髡?。再譬如傳奇《梁京何人?》(10)申壽:《梁京何人?》,《亦報》1950年4月6日。一文評說署名“梁京”的小說《十八春》,文末,卻徑直來一句奉承周作人的話:“《亦報》有十山之文,子愷之畫,梁京之小說,可拿得到任何文評畫展大會去矣?！?11)傳奇即胡梯維,梁京即張愛玲。

然則“申公”也好,“十山先生”也罷,編/讀者的喜好、偏愛,改變不了其身份背景,盡管隱秘得很,且頻繁更換筆名,以遮人耳目,編者還是只能忍痛割愛,舍棄“小報所從未有過的”“極選”。1952年3月9日,《亦報》發表周作人最后一篇隨筆《羊角與蚌殼》,署名“祝由”,(12)祝由:《羊角與蚌殼》,《亦報》1952年3月9日。從此再不登周氏隨筆。大約一周后,即3月15日,“紀事實”為主要目的,署名“十山”的連載《吶喊演義》第29節《九斤老太》(13)十山:《九斤老太》,《亦報》1952年3月15日。發表后,連載也戛然而止。實際上,《吶喊演義》至此已公開發表的部分不到三分之一。此時,距離《亦報》終刊歸并《新民報》(晚刊)還有8個多月。據周作人1952年3月18日的日記顯示,唐大郎曾致函向其稟明“演義已停止刊登”事宜,輿論日漸收緊,即此可見。

綜上,周作人1949年11月到1952年3月,應上?！洞髨蟆贰缎蟆分s,發文1067篇次(含1947—1948年間所作《兒童雜事詩》72首),先后使用過12個筆名。若不受制于輿情管控和時局,(14)《關于小型報》,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檔案,編號Q431-1-74,成文時間為1949年。致其先遭《大報》拒發、退稿,后又為《亦報》“腰斬”。他的小報文章肯定遠不止現有這個數量。

二、緘口不提擺“文攤”

1949年11月至1952年3月,約兩年半,周作人在《大報》《亦報》上發文1067篇次。盡管早有研究者搜集、輯佚編成書出版,有的甚至反復修訂、增補,重版重印多次,譬如《兒童雜事詩》。再有,表1中05—09合計5個專欄的文章,以及回憶魯迅和記述故人、舊事的短文,加上《亦報》未刊稿及后來續寫的《彷徨衍義》(含《朝華夕拾》)等,都由作者編訂結集題名為《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分別出了單行本。1997年,止庵編《關于魯迅》一書,收錄上述兩書外還包括《魯迅的青少年時代》及周氏所寫回憶魯迅的其他文章。這些為研究魯迅提供了一份系統而難得的珍貴史料?；貞涺斞傅膬热荼疚牟徽?在此聚焦周作人小報空間的個人言論和自我表達。

文章790篇(節)。陳子善編《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含《大報》隨筆)收錄712篇,由湖南長沙岳麓書社1988年出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鐘叔河編訂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悉數收錄《大報》《亦報》的隨筆、小品,研究者有幸得窺全豹。

耐人尋味的是,周作人生前對這790篇文章卻秘而不宣,甚至《知堂回想錄》50多萬言,竟沒有一字提起?！凹o事實”的關于回憶魯迅的那些文字則公開出版行世。

周作人是認同“古人所謂竹頭木屑,也可以有相當用處”(15)周作人:《木片集·小引》,止庵校訂:《周作人自編文集·木片集》,第1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這個說法的,但790篇文章竟沒有收入自編文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彼時,編成文集在大陸出版,由于周作人大節上有虧欠,思想、文化、文學界陰晴不定,出版個人文集、別集的可能性不大?！赌酒烦霭媸艽?就是很好的證明。20世紀60年代初,他自行編訂《木片集》(開始題為《草葉集》),拼力爭取公開出版,經過許多周折,費了很多心思,最終還是沒能面世。該書開始擬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三校都出樣了,結果正式付梓之前化為了鏡花水月,后又謀劃在廣州出版,結果也是落空?！赌酒纷鳛橹茏魅俗跃幬募淖詈笠环N,直到他去世,都沒能公開出版。

假如說公開出版自編文集,并非作者沒有意愿,而是客觀上不允許,那么再看另一件事。20世紀60年代初,曹聚仁代表香港《新晚報》約周作人撰寫個人回憶,即后來行世的《知堂回想錄》。此書“明確體現了作者的‘自我視點’”,(16)止庵:《關于〈知堂回想錄〉》,止庵校訂:《周作人自編文集·知堂隨想錄》,第1、681、684、686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即內容和寫法由敘述者自主設定、自由選擇。全書50多萬字,內容豐富、翔實,是研究周作人的重要文獻。然而,周氏既緘口不提上?！洞髨蟆贰兑鄨蟆肪幷咭笄诩s稿的美意,也不敘唐大郎等專程上門訪候的高誼,至于頻頻更換筆名,開店、設專欄賣文更不涉及。饒有趣味的是,另一方面,又單獨寫了“迎接上海解放”(17)止庵:《關于〈知堂回想錄〉》,止庵校訂:《周作人自編文集·知堂隨想錄》,第1、681、684、686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一節,敘寫被迫困厄住在上海的門生尤炳圻屋里,白吃白住半年多的日常生活、飲食起居,甚至有哪些師友到訪等,周作人反倒不回避、不隱瞞,而是娓娓道來詳細記錄。1949年,出版譯著《希臘女詩人薩波》一書,也都一一寫下了。其次,鄭重其事說:“我回到北京以后,所做的第二件事乃是重譯英國勞斯的《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18)止庵:《關于〈知堂回想錄〉》,止庵校訂:《周作人自編文集·知堂隨想錄》,第1、681、684、686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三,鄭振鐸、葉圣陶等人暗中授意并安排,請他翻譯古希臘文學、日本古典文學的事實及大致經過,都有所交代。

《大報》《亦報》寫專欄、擺文攤的事默然不表,似乎完全沒有發生過一般。不僅如此,更煞有介事地宣稱:“對于文學什么早已關了門?！?19)止庵:《關于〈知堂回想錄〉》,止庵校訂:《周作人自編文集·知堂隨想錄》,第1、681、684、686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可以認為,周作人《大報》《亦報》隨筆沒有出版文集不僅客觀上不允許,或許作者根本就沒有出版文集的主觀意愿。

那么,敘述者藏著、掖著小報寫專欄混飯糊口的“委屈”,既是有意為之,顯然就暗含某種思慮。莫非真如作者自己所言,“寫文章”是并不要緊、隨性而為的“副業”,(20)周作人:《寫文章的副業》,《亦報》1950年1月15日。沒有寫入個人生命史的價值,而翻譯才是正當的志業?

有意思的是,《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出版時,周作人又都明確交待這些文章是“陸續寫了在《亦報》上發表的”,(21)止庵編:《魯迅的故家》,第3、197頁,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驁蟾妗兑鄨蟆飞稀爸话l表了極小的一部分”。(22)止庵編:《魯迅的故家》,第3、197頁,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兑鄨蟆泛退羞^交集,此時,因為所寫的內容和魯迅有關,他又還是公開承認了。

應該看到,周作人所寫關于魯迅的書,是有意利用魯迅,近乎回到同住一個屋檐下,兄弟怡怡的早年,兄長獨立支撐、遮風擋雨,小弟安步當車、樂享其成。某一意義維度說,周作人此時又重返靠魯迅吃飯的舊時光——譬如東京留學后期,周作人基本是靠魯迅寄錢生活在異國,悠游逍遙讀自己的書。

如是說來,周作人小報上發表的五花八門、包羅萬象的790篇隨筆,盡管蕪雜細碎,缺少組織,沒有主旨,寫作者又本不愿其流傳后世,研究界再不重視,一批很好的學術資源,可能就浪費了。另一方面,明明賣文將近3年,又說“文學什么早已關了門”,因由何在?

三、個人認知與自我建構

前清士大夫破落戶子弟周作人,從19世紀末一路走來,深深浸淫傳統中國文化,又廣泛接受異域文化與文明的洗禮。他著述宏富中外聞名,學問識力亦非等閑,“落水”之前是文學圈受青年膜拜的先驅?；诖?對他那些豆腐塊文章,盡管在他只是為了一時填飽肚子而寫,并且大都是雞毛蒜皮細碎鎖事,指東說西欲言又止,有些篇什甚至還頗為晦澀難懂,但是仍然有其特殊意義和研究價值。

周作人的小報隨筆,是大作家寫的小文章,文本品質好,信息密度大,蘊藏著豐富密集的文學、文化、時政、歷史信息。20世紀中國,政局動蕩波譎云詭,世事多變莫測難料。政權交替的歷史“拐點”,知識人如何自處,怎樣安置個體的肉身和靈魂,這是一個頗費心神的難題?！袄献骷摇痹谛笊习l表的這批隨筆,為探討作為現代知識生產者周作人精神思想圖景,提供了一份極有研究價值的珍貴文獻。研究界可以據此探測一個渺小的生命個體,別無選擇地被時代洪流卷入全然陌生的制度環境和思想文化場域后,自我認知和生命形式可能出現的變異,也為考究其在這個非同尋常的時間交匯處的生存境遇、生存進路提供了某種契機。易言之,研究《大報》《亦報》周氏隨筆,對還原周作人1949—1952年間生存境況、精神思想圖景,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華北淪陷后,周作人沒有跟著流亡大軍離開北平到南方,而是繼續留在北京大學執教?？嗫谄判膭袼舷碌挠讶撕芏?一律被婉拒、謝辭,還自信滿滿說:“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23)唐弢:《關于周作人》,陳子善編:《閑話周作人》,第47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他對各方解釋說自己“苦住”北平,意在為抵抗奴化教育做點實際工作。不俗的自我期許,滿有擔當的個人定位令人感佩。

真實狀態呢?后來的事實,確證周作人的自我期許其實不大靠譜?！豆沤瘛肪幷咧芾桠峙c他書信往來長達9年之久,卻一直未曾謀面。1944年,某次,周作人南下已經走到蘇州,周黎庵以為他會到上海,便想應盡地主之誼,安排一次宴請,打算替周氏接風洗塵,便去信商量具體行程。意想不到周氏竟然不領情,回復:“絕不足履上海一步”。(24)周黎庵:《周作人與〈秋燈瑣紀〉》,陳子善編:《閑話周作人》,第88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架子、派頭大姑且不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傲慢,睥睨俗子輕蔑凡夫的矯情,令人一時語塞。

不過才隔幾年,周作人當年風光不再,未來玄妙莫測。學富五車的老教授衣食不保,猶如喪家之犬,凄凄惶惶不可終日。昔日的友人、門生何炳賢、朱肇洛、楊克南、李小峰、龍榆生、廢名都先后贈物送錢為其紓困解憂。

《大報》《亦報》邀他寫專欄,的確給他打開一條生路。表1已經顯示,上海兩小報周作人用過的筆名共有12個之多,大概圈子中人也忌諱得很。那么,此時他個人的自我認知與自我期許有什么新的變化嗎?

(一)自比“說書人”

《大報》上周作人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雙日開市》。文章說,“我們攤開紙筆來寫文章,覺得仿佛也是在市集中占一席地,擺列點什么東西,等候普天下的主顧”,而讀書人寫文章則“可自比于擺小人書攤的吧”。(25)周作人:《又日開市》,《大報》1950年1月10日。

而在《亦報》平臺上,周氏推送的第一篇小品是《說書人》。據他的意思,“說書人”就是“技術專家”。技術高妙的坊間說書人,比大學里的博士、教授還更能夠“得到民眾的喜愛”。因而,他“羨慕說書人的本領”,對“說書人的技術”心懷敬意。然則,說書人技術不論如何了得,說得再動聽都是“說了就完,耳邊只是一陣風似的過去,不曾留下一點兒痕跡,可以給沒有能夠聽到的人隨喜瞻仰”。(26)申壽:《說書人》,《亦報》1949年11月22日。前面說,《大報》《小報》發表790篇隨筆無一收入周作人自編文集。據此看來,其實他早想明白了“說書人”的把戲,無非娛樂大眾,逗著聽書人樂一樂而已,不必太當回事。

上述兩篇文章,合在一起約一千字。細讀深思,不能不佩服周作人文筆的老辣精到、辭約意豐。他的深文周納、微言大義,確非一般等閑之輩可比?；仨?0世紀初《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熠熠生輝的檄文,彼時周作人的名字曾令無數文學青年為之心旌搖蕩。30多年風風雨雨過去,前后比對,他的自我定位,猶如天壤。如今的周氏,堪比十字街頭“說書人”——不外乎憑借雕蟲小技,悅樂市民大眾的“技術工”罷了。通古今、貫中西的學界名流,知名大學的教授,現在卻以擺地攤的販夫走卒自況,類乎集市上供“游手好閑的人消遣時光”的“星卜雜技之流”。

《拿手戲》有代表性。此文周氏把著作人、寫文章的人與“寫字的人”簡單畫上等號,偷換概念卻顯出一副懵懂幼稚、天真無邪的樣子,結尾處再來一聲感嘆:“著作等身不如拿手戲三五只”。(27)持光:《拿手戲》,《亦報》1950年9月7日。平和沖淡中蘊藏著無限酸辛與凄楚?！段恼屡c陶器》從寫文章難,說到自己本領不夠寫不好文章,接著又說自己“常要懊悔擇術不慎,不該寫文章”,要是“當初學了手藝豈不很好”。(28)十山:《文章與陶器》,《亦報》1951年6月19日。

報紙寫專欄,隨時要應付編輯催稿。寫篇《作文難》嘆一下苦經,嘮叨幾句“做文章到底是苦事”。(29)申壽:《作文難》,《亦報》1949年12月20日。說完才幾天,又有《續作文難》推送出來,這回感覺自己像極了舊時讀書不多卻又要寫應考作文的秀才,咬筆頭、搜枯腸,沉吟不已的模樣,即便“別人不來笑我,我自己也覺得好笑”。(30)申壽:《續作文難》,《亦報》1949年12月28日。

小報賣文的周作人,一如給身邊的孫男孫女講故事,某些事明明已經講過,不多久就忘了,或者確實找不到可講的事,就只好拿出以前講過的再講。譬如“趙世杰半夜起來打差別”的故事。(31)榮紀:《打差別的笑話》,《大報》1950年1月24日。秀才和老婆爭論讀書人寫文章與女人生孩子到底那個更難的笑話,(32)《續作文難》有一段文字:“秀才苦吟,妻笑他說,你們做文章的艱難好比女人的生產,秀才說,我們還要難,因為你們肚里是有的,我們是沒有的?！薄豆鲜斓俾洹?《亦報》1950年9月30日)“這本來說生產只要順其自然,便自順遂,產婆妄加催逼,乃多難產,我這里拿來說明作文,也有同樣情形,老笑話里說,生產原是肚里有的,秀才做文章乃是肚里沒有的,所以,更為困難?！鄙鲜龅睦闲υ?出處相同。他就重復過好多遍。論歲數,年過花甲兩鬢斑白;論身份,大學教授社會名流。為糊口為養家,每天硬著頭皮埋下腦袋,寫著這類格調品位并不高的笑話,能不嘆這差事真的是苦嗎?

(二)寓言化的自我問疑

周作人寫了大半輩子文章,或許從沒有現在這么難,忽然想起《寫文章是哪一行?》,看似莫名其妙、漫不經心的隨口一問,卻意味深長。

寫文章算是做什么的,這問題在旁人看來覺得毫無道理,但在我們寫著文章的人卻是很切要的。這算是藝術、工藝、技術么?都不是的。我們從藝術里挑出畫家,工藝里挑出陶工,技術里挑出說書的來做代表,他們都要在出手以前經過相當時期的訓練學習,這是與寫文章相同的,至于其他事情便不是一樣了。(33)十山:《寫文章是哪一行?》,《亦報》1951年4月9日。

讀者應該不難由上面一段文字聯想到不倫不類、不人不鬼這類刻薄人的老話吧?寫文章是哪一行的俏皮話,有打趣,有調侃,有感慨。

我們寫短文章的,在現今提倡文章愈短愈好的時候,本來應該加倍努力,可是也實在不容易。俗語說,吃一行,怨一行,既如上邊所說寫文章到底不知道算是什么,不成其為行,那么也就無所用其怨了吧。

“寫文章到底不知道算是什么”,表面上是在怨,其實,又含有自我質疑的意思。說到底,周作人真心想弄明白的問題,并不是紙面上的“寫文章是哪一行?”周作人愛寫文不對題的文章,有時,信手拈來一個題目,不過是他即興作文的由頭,照他的話說,“題目只是幌子”,(34)持光:《語體的古文》,《亦報》1950年10月2日。意在有個包裝或標簽,便于吸引受眾眼球而已。

所以說小報空間的周作人,頻頻重復一個意思,即本人雖然出身士大夫階級,是讀舊書、受“封建文化”熏陶的讀書人,現今走進社會主義新中國,告別階級出身,回到“人民”中來,是時候了?！赌檬謶颉贰稁煚敼P法》《目連戲的情景》《文人與吹鼓手》(35)持光:《拿手戲》,《亦報》1950年9月7日。持光:《師爺筆法》,《亦報》1956年9月12日。持光:《目連戲的情景》,《亦報》1950年9月13日。十山:《文人與吹鼓手》,《亦報》1951年3月26日。等篇章,能清晰感受到周作人緊跟時政,趨新求變的良苦用心,階級論、出身論等時髦的語詞閃閃爍爍,出現在個人言說與表達中的頻次非常高,但生搬硬套的概念化痕跡頗為刺眼,“老學究”味道揮之不去。

要之,小報上的隨筆,可以理解為是他自我質疑、估摸個人身份歸屬的文學化、寓言化表達。

(三)“學做點心”的隱喻

倘或說《寫文章是哪一行?》暗含周作人的不滿,但并不完整。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為,既是探測公眾反應,又有意博取同道中人的同情和憐憫,委婉表達自認為學富五車的名學者,卻不受待見的凄涼境況。

那么,《寫文章的副業》則直接吐露英雄末路的困頓與尷尬,原本是博古通今的學界名流,如今卻找不到用武之地,被無助與無望的焦慮情緒所籠罩。創深痛巨、備受冷落的靈魂之苦,剝皮剔骨、椎心泣血的精神之痛,需要領悟,作者微妙細密的心曲和暗藏深埋的用意值得體味。

淪落到賣文為生的周氏,自我認知和價值定位一下子仿佛低到塵埃里去了。等次、品級都在小說家、職業報人之下,顯露出一副卑微茍且、搖尾乞憐的窘相?？鄵坞y熬的日子,免不了異想天開,說自己愿意“改而做工,參加生產工作”,譬如去工廠做螺絲釘之類,甚至再理想化一點,做工之余“留下一點功夫來寫文章,稱為半工半文如不合適,可以說是以做工為本業,寫文章為副業吧”。(36)十山:《寫文章的副業》,《亦報》1950年1月15日。

這些奇思妙想,超出一般人想象。讀完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學做點心》(37)持光:《學做點心》,《亦報》1950年10月17日。再一起討論吧。

從前在大街上走,時常替別人擔憂,看見店頭的水果,或是點心糕餅,到晚快邊還是滿滿的,覺得今日不見得能賣去多少,剩下來到明天會不會要壞了,長了白毛,怕要賠本吧?實際上這樣事情似乎很少,因為這些店一直開著,并無虧累停歇的模樣。近來我不再這樣想了,倒是很羨慕他們,特別是點心店,那種生意雖然不算是理想的,也總比耍筆桿要好得多。第一,貨色香甜好吃,賣出去不無主顧,肚饑時自己吃一個也實惠上算。第二,制造雖然要點手段,材料很容易找,就是剝點核桃,做點棗泥,也都不很費事,若是鮮花藤蘿餅之類更是同艾葉一樣,府拾即是了?；蛉缃诸^雜寫所記,月餅標明自制,當場烘焙,生意特佳,那更是景氣十足,不會留下隔天陳貨,是可想象得來的。我們寫文章的就算是也有一點點手段,可是材料都要自辦,而且每天不能老做這一樣,比起烘月餅來真是事倍而功半,現在想起來,真有悔不該起初不曾學了做點心的手段之嘆也。

讀著這樣幽默風趣的文字,簡直就像“說書人”逗著聽書人開心,街頭玩雜耍的逗著游手之徒找樂。不難看出《學做點心》就是順著《拿手戲》《文章與陶器》各篇思維慣性而來的神異之思,且進一步將朦朧、空幻的職業意識清晰化、具體化。

將《寫文章的副業》《學做點心》和前面若干篇什并置,或許可以解讀為,周氏意在回應知識階級普羅大眾化、勞工勞農化的時代召喚。然而,周作人寫的是隨筆,不是論說,他曾旗幟鮮明主張“不寫說理文”,認為:“還是寫些有人有事文章好”。(38)十山:《不寫說理文》,《亦報》1950年5月30日。這些沒有確切題旨的文章,讀者可從不同路徑進入文本,做出合理解讀,但“悔不該起初不曾學了做點心的手段之嘆”,后來卻為種種歷史事實證明周氏之感喟自有深意。

四、賣慘、邀寵的復雜絞纏

賣慘是中國文人自古以來的傳統,且不說屈原、杜甫等古代文人,就說20世紀廢了科舉之后,讀書人上升的通道被截斷,文人賣慘之風更熾更盛?，F代社會賣文的書生普遍暗自滋生低人一等的自卑,因而賣慘便輕易搭上賣文的順風車——即賣文搭賣慘,賣慘賣文難解難分。

周氏賣慘,首先是哭窮。周沒有工作,生活日用都靠昔日學生、舊好、友朋接濟。賣文為生的艱辛,落魄潦倒的苦況,唯有獨自咽下。其次,周之賣慘,又帶著矜持和傲氣,稍稍還有點邀寵、討喜的意味。上面列舉、摘引的那些篇什,只從文本粗粗看仿佛意在倡揚知識精英普羅大眾化,知識人勞工勞農化,其實真正的意思并非這么清淺易見?？梢越庾x為他已經有意提醒、暗示讀者要用讀寓言的思維和技法,才能有效抵達文本的內部,發現他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易言之,“古文的小題大做,或指東話西,說得莫名其妙的做法”(39)持光:《語體的古文》,《亦報》1950年10月2日。正是他隨筆小品有意為之的一種美學旨趣。

周作人的學問、文章在同時代人中堪稱一流,然而,公開邀寵恣意炫技,更不被允許,個性矜持傲驕,即便是“討喜”也只能指東話西,拐彎抹角吞吞吐吐?！兑鄨蟆冯s訊《周作人走訪沈尹默》(40)鶴谿:《周作人走訪沈尹默》,《亦報》1949年7月31日。是佐證,該文字里行間散發著他敏感自尊的氣息,彰顯其表面謙和內心強硬、倨傲的秉性。

另一件事同樣印證周作人并非謙和、能輕易俯就他人的性格。1952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委托他替一位日籍女翻譯家蕭蕭校訂一部書稿。工作當然做完了,并且還做得很認真。事后,周作人卻感慨地對他人說:“沒有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為蕭蕭之流校訂稿子了?！?41)文潔若:《晚年的周作人》,陳子善編:《閑話周作人》,第221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自視甚高,可見一斑。

有話繞著彎兒說是周作人的風格,賣慘、邀寵都少不了一番講究,一如牛山和尚的“老僧也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類似這樣,顧及社會的公序良俗、個人的體面尊嚴,遮遮掩掩欲說還休的“非貓論”,寫法上“跑野馬”,是周作人偏愛的文風。他有意公開表彰牛山的詩,(42)榮紀:《牛山貓兒詩》,《大報》1950年3月2日。實際上剛好與牛山發生了共情。

周黎庵說他“書讀得多了,名聲大了起來,我覺得他似乎有些矯情,像東晉謝安那么的矯情鎮物”。(43)周黎庵:《周作人與〈秋鐙瑣紀〉》,陳子善編:《閑話周作人》,第88、88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這話的確說到點子上了,直擊周作人的要害。說他“矯情”,不妨再看《我的手藝》。他說:“我有一種手藝,并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內,也并不由師傅傳授,但總之可以這樣說,這便是補破鈔票的手藝?！?44)周作人:《我的手藝》,《亦報》1951年7月22日。這口氣和腔調,聽著似乎還有點小得意。周黎庵對此看得分明,想得仔細,他說周作人“有些作為,表面現象與內心世界并不一致”,(45)周黎庵:《周作人與〈秋鐙瑣紀〉》,陳子善編:《閑話周作人》,第88、88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一語中的,令人深思?？瘫↑c說,表面看這位知名老作家藏著虛虛實實似真卻假的情緒、真假莫辨的神秘,實則真心不足,油滑有余。

由是觀之,“寫文章是哪一行”的問疑,當初沒有“學做點心”的懊悔,提議“寫文章的副業”之外,以做工為主業,諸如此類的言說,就當不得真了。倘若根據那些小品隨筆,認為栽了跟斗的周作人,進入新中國后能立意改過自新,完成歷史性跨越,受時代氣氛熏染,萌生知識階級普羅大眾化、勞工勞農化的思想新芽,那很可能會誤讀。

在《大報》《亦報》空間里,周作人為文為人頗有點戲劇性和表演性,即周黎庵所說“表里不一”,普通讀者或許會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即便是談話聊天也不例外,譬如《三個紹興人》一文的作者說,持光(周作人)、齊甘和他是同在《亦報》寫專欄的三個紹興人,由于都住北京,不時相邀鼎談,都說“文章實在不容易寫,和持光先生談起,他說不容易,和齊公談到,他也說不容易”,而作者則“愿取談話而舍作文”。(46)雪窗(陶亢德):《三個紹興人》,《亦報》1950年10月21日?？此破狡匠３Ｒ痪湓拰崉t語涉多義,一是作文燒腦勞心勞力,不容易;二是時世易變,什么能寫,什么不能寫,吃不準、摸不透,不容易;三是政治上跌跤后,繼續保有公開表達的機會,不容易。

無論如何,高朋滿座眾星捧月的日子一去不返,精神上的痛苦和孤獨,感情上的無聊與落寞,可想而知。小報上指冬瓜畫葫蘆,細細碎碎欲言又止的小品隨筆,是周作人的精神寄托,也是他與外部世界建立關聯的渠道。賣慘、邀寵、討喜或自新,多重意義向度交纏混雜真假莫辨,但可以認定為真的是其尋求精神慰藉和心理支持的情感訴求。要之,《大報》《亦報》空間周作人矯情、忸怩的形象實在是個人自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