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制度優勢的學理根本

摘 要：理論邏輯的解釋是一種在以設問方式對話文本并捕獲其內在聯系線索的文本解讀方法，故而“中國之治”制度優勢對其理論自身的解釋或解釋其自身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學理根本，都必然要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經典文本。他們的經典文本通過對生活世界的解釋和改造，影響著中國制度建設的實踐活動，這種以先在的理論作為后實踐創造的理論基礎，在理論內在聯系上有本然的學理互定性和統一性?！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中許多文本清晰地解釋著“中國之治”制度優勢的理論形成、發展、成熟和實踐在內的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方法論及人論的一些哲學問題。這些不僅能體現其學理立義邏輯的生成現象，還能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必然的充實性文本根據。

關鍵詞：中國之治；制度優勢；學理邏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文本考證

中圖分類號： D6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23）04-0009-09

一、解釋的前提及技術問題的解決：

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為學理溯源的基礎文本

理論在自身邏輯中對其先在文本引用的考證是學理邏輯解釋的一般性要求，這可以在一般性解釋的邏輯形式中和在解釋性的理解語言學的實踐中得到具體體現。在這項工作中，先理論的文本顯然是被冠以本體論的觀點來作為后理論參照的學理根本。因此，這種目的理性的行動必然會同可靠的文本發生關系，而科學的基礎文本成為能否解決“技術問題”[1]3的先決條件?！凹夹g問題”著眼于解決在既定目的的情況下對所掌握的材料進行目的理性的組織，并且在不同品類材料間進行的合理選擇，所以，處置“技術問題”的科學性自然要同理論與實踐相聯系的基礎文本有關。因而，對“中國之治”制度優勢學理邏輯的解釋亦要關聯到可靠的基礎文本。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共有十卷，“精選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各個時期寫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2]1，文集各卷篇目的選、排、編均科學、合理、有邏輯，且文本內容均是根據最權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重新進行了審校和修訂，“校訂所依據的外文版本主要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倫敦、紐約）”[2]2。這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文集》能“為深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譯文更準確、資料更翔實的基礎文本”[2]1，它同樣也是科學解釋“中國之治”制度優勢學理邏輯的基礎性研究文本。在這樣的先理論文本框架內獲取“中國之治”制度優勢的學理解釋不但解決了科學解釋命題的技術問題，而且以一種在后理論實踐中先理論基本要素“自為之有（‘being-for-itself）”[3]3的現象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同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文本有緊密的內在理論邏輯。

我們在對“中國之治”制度優勢的學理邏輯解釋工作最重要的前件

作出肯定且必要的說明后，接下來的重點工作便是從認識著的主體跟映象領域的客體之間的必然聯系中得到相應的結論，即根據“中國之治”制度優勢理論的“子文本”尋找其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相應的“母文本”。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集中概括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理論建構過程中凸顯出的“十三個顯著優勢”[4]6，這些顯著優勢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據。從文本邏輯來看，“中國之治”制度優勢的理論邏輯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般邏輯展開，以科學的實踐觀為基礎和軸心，在“具體-抽象-具體”思維邏輯運動中把理論從實踐中構建出來，它突出和體現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體化”的思想；從文本內容來看，“中國之治”制度優勢的理論內容始終貫穿和統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各部分間的相互關系，深刻回應了其理論形成、發展、成熟和實踐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方法論及人論的那些問題?？梢?，“中國之治”制度優勢在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基礎上具體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邏輯性、統一性，同時也深度回應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國家制度體系構建的根本信仰、基本要義和一般運行。

二、“中國之治”制度的根本信仰：展現共產主義世界觀最完整的理論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內容提及制度構建的根本信仰、基本要義和一般運行是判斷是否為真“子母文本”的核心要素，其中制度理論的基本信仰最為根本，因為它涉及理論價值定向是否一致的問題。真正的“子母文本”并不是對先文本的片段復制，因為簡單文本復制通常是在認識興趣決定下對某一種事實贊同的偶然操作，并不能充當判斷是否與先文本的思想有因果關系的一般方法。這種方法在于要研判后理論是否有信仰先理論的價值標準，是否有支撐后理論的先理論基本概念、邏輯構成及其與對象領域關系等基本要義，且是否有符合先理論實現邏輯的一般運行，因為“解釋學的知識（hermeneutisches Wissen）一般具有解釋傳統的思想聯系（Sinnzusammenhang）的形式”[1]6，這種形式集中體現在“理論的基本概念、理論的邏輯構成、理論與對象領域關系、檢驗標準、檢驗程序等方法論的比較中”[1]6。從文本內在邏輯來看，“中國之治”制度理論與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符合這樣的解釋知識，確然是真“子母文本”關系。

“中國之治”制度的建構旨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走共同富裕道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5]，這些價值定向無疑遵循著以建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共產主義世界觀最完整的理論形態”[6]1為根本信仰。從制度倫理一致性的角度看，它們與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文本之間確系存在“子母文本”關系。在實踐中，“中國之治”制度之所以能展示出強大優勢，因為它們是以追求建構“共產主義世界觀最完整的理論形態”的理論思維展開，“我們黨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7]599。在馬克思恩格斯價值論題中，“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8]688便是核心的價值命題，這個論述蘊藏著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刻的價值邏輯及與其相對應的認識邏輯。

其一，“中國之治”制度理論的價值要求完全符合“實現全人類解放”的基本邏輯?！爸袊巍敝贫仍谏钪杏袀ゴ蟮摹耙饬x”，因為它在制度實踐活動中把完成大寫的“人”字的全部邏輯作為理論價值的自覺求索。這樣的價值定位先是在形式上符合文本所追求的“全人類”數量等式的根本要求。在文集中，馬克思恩格斯同樣批判舊的理論運動是“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7]42，他們認為理論運動必須是能給絕大多數人帶來利益的偉大行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運動”[7]42。這樣的價值定位在內容上詮釋了“為人類解放”的實踐內涵。從文本內涵上看，馬克思、恩格斯“全人類解放”的社會形態就是所有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個體完美聯合的命運共同體，“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9]999。用這樣理論的價值命題和思維來觀照中國現實，“中國之治”制度的價值取向就必須是為了敘述好“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命題而展開制度實踐。實際上，中國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任何制度設計無不是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利益當作制度建構的根本目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10]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經濟制度[5]。這些制度設計是維護和發展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的根本條件，它們通過實現人的主要社會關系來確?！叭说谋举|”發展的目的，“這個階級在實現社會自由時，已不再以在人之外的但仍然由人類社會造成的一定條件為前提，而是從社會自由這一前提出發，創造人類存在的一切條件”[2]16。因此，從形式和內容的“中國闡釋”來看，“中國之治”制度理論的價值思維無疑是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來展開。

其二，“中國之治”制度的理論思維在于承認“知識的客觀有效性”的認識邏輯?！拔覀兊闹饔^思維和客觀世界遵循同一些規律，因而兩者的結果最終不能相互矛盾，而必須彼此一致，這個事實絕對地支配著我們的整個理論思維。它是我們理論思維的不以意識為轉移的和無條件的前提”[11]538，這是恩格斯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作出的肯定回答，即我們全部的理論思維是從主觀辯證法和客觀辯證法共同運動中引出來的實踐結果，“中國之治”制度理論必然具備實踐的客觀性和有效性的認知判斷。根據這個結果判斷的關系邏輯，我們不但要從恩格斯的“這個事實”得出“中國之治”制度理論是在真實了解和理解中國制度自身實踐中引出的知識判斷。事實上，“中國之治”制度理論的“客觀基礎”恰能證明它們是這種知識的由來?！翱陀^基礎”即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制度，接著是建設國家“共同富裕示范區”，再到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世界聯合體，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不斷進行制度實踐的有效事實。這些“客觀基礎”被判斷為“知識”，是因為它們是為實踐檢驗的科學成果，在制度實踐上完全符合“現實的人”的生存活動的基本規律。這深刻印證馬克思的“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2]500。所以，我們更要從恩格斯的“這個事實”得出“中國之治”制度理論必須是能夠合理指導和規范人類生存活動知識特性的實有判斷?！爸袊巍敝贫壤碚撘云鋵嵺`的有效性予以這個事實判斷最完美的證明，這指的是中國制度在實踐中凸顯出的“方方面面的顯著優勢”，即“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推動國家發展”“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集中力量辦大事”“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使社會始終充滿生機活力”“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有力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的利益”“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作出貢獻”[5]等成功實踐回答了制度理論知識的有效性。當然，中國這些富有“知識的客觀有效性”制度還潛藏著一個最后的認知判斷：“中國之治”制度理論是徹底的，能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它們不僅是一種解釋世界的理論符號，更是一種徹底掌握事物發展的根本，且能全面介入人類的生存實踐活動，來規范和指導人類改造世界的科學理論武器。這種為中國人民所掌握的制度理論“變成物質力量”后，在實踐意義上表現出的徹底性最終要詮釋的是“理論只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2]11文本的語義和實踐邏輯。從對“這個事實”關系邏輯的推演來看，“中國之治”制度理論源于實踐又作用于實踐，合乎辯證法思維邏輯的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科學知識。

眾所周知，數理邏輯基礎知識中由價值思維確立的定點和理論思維掌握的線路走向是可以確定理論在理論體系坐標中的位置。根據前面的論述可知，“中國之治”制度理論關于價值矢量和理論思維的基本信仰與馬克思恩格斯構建“共產主義世界觀最完整理論形態”的基本價值和思維邏輯相一致，這一個論斷基本上可以確定“中國之治”制度理論和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有必然的內在聯系。

三、“中國之治”制度的基本要義：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正如對所有命題的聯言判斷都必須對其相關的主要內容作出聯系的判斷一樣，作出“中國之治”制度的基本要義與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有必然聯系是接下來的解釋工作的主要任務。毋庸贅言，“中國之治”制度的基本內涵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具體表現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5]，這些基本內涵邏輯表現出馬克思恩格斯文本語義的三個主要特性。

第一，領導人民事業的使命必然性，深層證實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政黨是“世界歷史意義上”存在的階級邏輯?；氐今R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我們會發現“無產階級政黨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運動實踐相結合的產物”[12]69。一方面，無產階級政黨作為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的主體自我意識，它的范疇體系自然具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完全理論性。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政黨就必須以理論的方式闡述其存在的歷史意義，它是作為那種能夠承擔且實現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任務的存在，“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2]539。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存在與實現“世界歷史意義”使命自在是內在統一的，在其存在的運動中潛藏著一種能夠實現超越現實社會的歷史邏輯的巨大能量，即負有建立以人自由全面發展為目的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任務。無產階級政黨作為領導這場歷史運動的先進組織，要具有這種階級歷史使命“自在性”的理論表達，“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7]65。無產階級政黨在實踐中遵循著這句文本語言與實踐陳述之間的邏輯聯系，主動擔負起領導偉大未來事業的必然使命。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亦有相關的論述：“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7]44，這闡述的就是：無產階級政黨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組織無產階級，共產黨是引領無產階級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變之重要的條件判斷，共產黨的領導能使自在的無產階級有意識地突破“經濟條件”的束縛，繼而一起追求并實現更豐富、更重要的使命或抱負。顯然，中國共產黨的存在解釋的正是這樣的理論意義和實踐邏輯：在黨綱中，它明確規定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在實踐中，它展示著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全面脫貧攻堅事業勝利，逐步推進實現共同富裕，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等一個又一個共產主義事業的巨大成就。

再從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看，共產黨人之所以有能力承擔起領導并實現“世界歷史意義上”的使命，是因為這個政黨是由“現實中的個人”組成的一種組織存在，馬克思從歷史經驗中進行“人”的概念邊界設計：“只要‘人不是以經驗的人為基礎，那么他始終是一個虛幻的形象”[9]25。對于“人”的概念這樣的歸限正是馬克思恩格斯首要的邏輯原則，這也是“中國之治”制度理論構建的邏輯起點和現實起點。從個體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中的“人”就是“從經驗的、有血有肉的個人出發”[9]24，絕不是束之書閣之中純粹概念的“人”，而是“應有”和“現有”的辯證統一?；谶@樣的“人”的論題科學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必然具有擔負偉大歷史使命應有的“無我精神”和為實現階段性目標而不斷改善的“自我革命”獨特品質。這個結論就在恩格斯批判施蒂納“人”的邏輯構造的論證當中：他認為以“利己主義”為基礎的“人”觀點是片面的，這樣的理論設計只不過是對處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現代人”的粗暴意識而獲得的虛假“人的本質”。其實，這樣的人設最終會在經驗歷史的辯證發展中被揚棄，因為個體的特殊性必然會在人類本能的合理的歷史的辯證進步中得到真正的心靈純粹，“人的心靈，從一開始就直接由于自己的利己主義而是無私的和富有犧牲精神的”[9]24?；谶@樣的科學判斷，恩格斯矯正了施蒂納式“人”最后的發展形象，確立了具有“人的本質”的“人”必定是一個富有“集體主義”屬性的個體，這種屬性自然會賦予無產階級政黨“人”本有“無我”的精神品質。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把理想轉變為現實的過程中皆展示出了舍“小我”成“大我”共產黨人本有的品性。這恰是“他的利己主義的人，必然由于純粹的利己主義而成為共產主義者”[9]24的文本內涵，這兩種形態的變換過程便是個體是在“利己主義”升華中完成的“純粹”，而后才成為一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在這一論證過程中，恩格斯也給出了探究“人的本質”的研究理路，他認為存在有本質性但其并不等于是本質，當且僅當完成辯證法中最高階運動的第一性（純粹性），才能得出“存在就是本質”的重要命題。其中，純粹性的實現是一個產生自身的、發展自身的、回到自身的過程，本質上就是革命的、批判的辯證法，所以，共產黨人自然也要被賦予那種“自我革命”精神。歷史和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牢記馬克思恩格斯“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2]543的囑托，發揚黨的“自我革命”優良傳統來確保黨的純粹性和先進性，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才能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始終是中國人民的主心骨、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

第二，創造整個歷史活動的主體必然性，深刻詮釋“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歷史邏輯。馬克思恩格斯對“在”的歷史考察過程中，發現許多不為任何個體甚至是整個人類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規律，這些歷史規律支配著人們的實踐活動，決定著人類歷史發展。在理論生成過程中，恩格斯把人類個體的發展置于人類歷史活動中來理解歷史的概念，“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13]302。就概念而言，個體的“歷史”不能簡單等同于“創造社會歷史”，一個人實現自己的人生目的、人生意義，僅是“創造”自己的“歷史”，只不過是個“歷史參與者”，只有當自己與他人共同“以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實踐活動體現了歷史規律及其發展的趨勢，并且以此為基礎力量推動歷史發展的情況下，才是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人們”。把恩格斯的這個論斷作為出發判斷的話，任何制度的建構就必須突出“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邏輯，展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歷史必然，“中國之治”制度理論便有這樣的理論生產邏輯。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人民政治協商制度豐富“眾人的事由眾人商量”的制度化實踐；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制度凝心聚力起最廣大的愛國統一戰線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力量；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數民族人民依法行使管理自己內部事務的權利；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廣泛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等等，這些制度的運行主體盡顯“人民”和“人們”主體地位的理論命題，體現出的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活動”科學文本在中國不斷推進的深度和廣度。

“中國之治”制度除體現“人民當家作主”核心要義外，它還全面演繹著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2]287的內在邏輯。中國制度的理論生產呼應了隱藏在該文本中的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一是主權源自人民，正確認識中國制度理論的權力合法性必須來源于“現實的”人民群眾，而非來自其他設定，馬克思主權理論基礎就是“國家制度不僅就其本質來說，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現實性來說，也在不斷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并被設定為人民自己的作品”[14]39-40的文本原旨；二是密切聯系群眾，掌握開展歷史活動的本質方法，歷史活動就是群眾活動，中國共產黨把握住“群眾和批判”的歷史關系，杜絕了脫離群眾的任何內容和形式，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對布魯諾“批判”觀點的批判一樣，“批判同群眾的關系，也就是已經體現出來的批判即布魯諾先生及其伙伴同群眾的關系，實際上就是現代的唯一的歷史關系”[2]293；三是合乎“廣大群眾的運動”方向，“中國之治”制度是人們對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基礎進行深刻的、廣泛的實踐批判而得出的優秀制度成果，是一個建立“人類自然狀態”基礎上的科學制度形態，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屬性，符合歷史社會形態批判的運動規律，“在實踐中，一開始就和這種共產主義批判相適應，是廣大群眾的運動，而過去的歷史是與這個運動相對立的”[2]290。對于中國制度的構建而言，通過這樣的文本教義得出科學的實踐結果之所以可以被人民接受為“真正的事實”，原因在于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把人們主體創造寫入了自然的歷史進程，且其文本本身已觸及世界歷史發展群眾活動的本質。

第三，選擇法治治理邏輯的實現必然性，完美詮釋“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的辯證邏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15]，這個答案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理論體系得到的。在理論產生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對建立上層建筑的必要性及所屬特征、內容提供了合法性的解釋和科學的理論基礎。一是，馬克思恩格斯在階級社會基礎觀點上，對“還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社會”建立無產階級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等國家治理工具必要性做出說明，他們認為革命的首要任務是要完成無產階級政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角色轉變，“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7]52，并且通過獲得的執政地位來保證“爭得民主”[7]52，即“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16]241。二是，在這樣的國家中，政治法律等一切制度都是“民主”的形式和內容統一，它在形式上體現了“人民主體”的治理邏輯，在內容上含有“人民”特有內涵，如馬克思所述：“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就國家是政治制度來說，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人民的特定內容?！盵14]41其中，“自我規定”和“特定內容”是以人與自然之間的現實關系為基礎的，建立在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上，體現生產資料歸人民共同所有的形式和內容。實踐證明，確實只有填充了“民主”的內容又賦予其“人民”內屬的規定性，才能使法律、制度、國家成為真正意義上善的有效的統治工具，若缺少這些內容和這樣屬性，它們只能是政治領域的暴力工具，“在一切不同于民主制的國家中，國家、法律、國家制度是統治的東西，卻并沒有真正在統治，就是說，并沒有物質地貫穿于其他非政治領域的內容”[14]41。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對處在階級社會中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的本然設定，科學解答了現代化制度和治理方式以何種方式能表達人類“自然條件”的真理，即人們通過實踐認識建構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層建筑的秘密在于控制它們的解釋活動是“經濟結構”。

的確，馬克思恩格斯理論答題的分析單位是以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為基礎的，他們認為只有在存在的所有制關系基礎上才能獲得現實社會中的科學概念。因此，他們把所有人之間的關系加以制度化的理論表達都建構在“為‘社會的經濟結構所決定”的基礎上。法治的實踐邏輯就是符合這個基本原理，它解釋著“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17]121-122的文本內涵。一是，法治的治理邏輯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自然結果，“社會制度中的任何變化，所有制關系中的每一次變革都是產生了同舊的所有制關系不再適應的新的生產力的必然結果”[2]684。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中國所有制結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因此，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制度體系，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關系的法律表現形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內在一致性，二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共同的政治規定性和偉大實踐本身。二是，法治能夠為社會的財富生產和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保障，維持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每種生產形式都產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關系、統治形式等等”[18]12。這種生產方式孕育出的法的一般關系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和生活方式有序進行，法的這般關系具有馬克思的“法的觀念。國家觀念。在通常的意識中事情被本末倒置了”[2]587結論邏輯，它指的是以國家為中介的一切共同的制度都是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市民社會產生，“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2]583。三是，法治具有人民的自我規定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優勢在于它堅持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法律的“人民自我規定性”思想，構建唯物主義的法、無產階級的法、人民至上的法于一體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不容置辯，這些基本內涵是進一步判斷“中國之治”制度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緊密聯系的根本依據，它們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文本中都有清晰記錄和系統的闡述論證。從文本和歷史聯系性角度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基本要義是在參照先文本的過程中遵循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必然選擇。

四、“中國之治”制度的一般運行：

從頂層設計、到組織保障、再到團結協作的實現邏輯

作為聯言命題判斷的另一要件，我們還有必要從反向邏輯以“檢驗程序”，即“中國之治”制度的基本運行邏輯，來研判中國的制度實踐是嚴格遵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相關文本的語義邏輯。前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已從正向邏輯證實了中國制度構建的基本信仰、基本要義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存在文本延展的邏輯關系，這兩部分其實是聯言命題成立的充分條件。故而，若能以必要條件從實踐角度來證成命題，則是在逆向理路論證中補充了“中國之治”制度理論與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間“子母”聯系，從而形成完整的充要條件證據鏈。很明顯，“中國之治”制度實踐的一般運行邏輯：從頂層設計、到組織保障、再到團結協作，這三個關鍵動作都有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支持。

第一，“頂層設計”映像的是堅持“黨的領導”文本思想，設計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體系是無產階級政黨一項重大的“政治行動”。恩格斯指出：在取得執政地位之后，無產階級“應當從事工人的政治”，直接從事有目的的“政治行動”，“工人的政黨不應當成為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而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19]224-225。當然，文本中所指的“政治行動”就包含無產階級政黨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而進行制度體系的“頂層設計”。中國共產黨在制度建構中，始終抓好“頂層設計”的關鍵，從全局角度出發，對每一個政治目標或每一項政治任務的各方面、各層次、各要素統籌規劃，并集中有效資源，以在最高層次上實現一切制度的效能、展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為目標，推進國家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和發展。

第二，“組織保障”追溯的是“組織有力量”文本內涵，共產黨人把政黨命運和人民利益、民族解放發展和歷史規律運動緊密結合起來。馬克思指出“他們構成了同一切有產階級相對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則、有自己的世界觀的獨立的階級，在他們身上蘊蓄著民族的力量和推進民族發展的才能”[2]475。這句文本說的是無產階級有“他們”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抱負，有科學的世界觀，有改造自然和社會的足夠力量，具有推動民族和人類發展的能力，而且“他們”的使命擔當、理論引導和能力展現有內在統一性。從理論和實踐上看，中國共產黨有這樣的組織目標、能力和運行機制。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當作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直致力改善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水平。恩格斯在描述無產階級所處的境況時，他指出改善自身生產和物質生產的狀況是無產階級僅剩的“人的尊嚴”。因此，他們把自身物質資料生產看作自己的使命，并且在此實踐中展示出無產階級的本質特點，“工人除了為改善自己的整個生活狀況而進行反抗，再也沒有任何其他表現自己的人的尊嚴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會在這種反抗中顯示出自己最動人、最高貴、最合乎人性的特點?！盵2]449當然，無產階級進行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是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13]15。很明顯，這種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歷史活動重要內容，它們具有統一性。在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理論邏輯中，“工人的政黨”的組織使命、“全體人”的自由幸福生活和“全部人類歷史規律”自然同屬于一個論域，統一在“共產主義”一體事業中，這種理論邏輯必然會使無產階級政黨在偉大使命的實現中展現其強大的組織力量。此外，從組織制度運行情況看，從中央到基層的黨組織嚴格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且各級黨組織又有對同級其他組織領導的絕對權，這樣的組織運行方式能確保黨中央的政策、方針得到全面的貫徹落實，能夠集中力量利用有限的資源辦成大事，這也是“組織有力量”文本在現實中的另一種表現。

第三，“團結協作”回應的是“協作中的統一”文本原旨，它在社會主義制度中主要體現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法上。顧名思義，“集中力量辦大事”指的集聚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資源，進行資源優化配置，調動人民群眾主體性、同一性和合作性，辦成辦好黨的大事、國家大事、人民大事，實質要旨就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群眾主體間的大協作。馬克思有關“協作”基礎文本有助于理解“中國之治”制度的“集中力量辦大事”運行基本范疇。馬克思對“協作”概念進行了闡述，“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20]378。這里指出協作是生產方式的一種，它在社會化生產中會帶來生產力量的集中，必將孕育出一種新的生產力，“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20]378。很明顯，作為生產方式的“協作”就是“集中力量”的同義詞。另外，作為社會化生產的必然媒介，“協作”是以“辦成大事”為目標，它既能帶來物質富裕，又能提高精神財富，馬克思認為“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11]299。換句話講，這是以文字形式表達協作是主體為了擺脫“自我的局限性”而采用的一種方法，人通過“協作”方式能通達實現全人類的“勞動的解放”，因為“勞動的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民族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有現代社會的一切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于最先進各國在實踐和理論上的合作”[21]16。這里，“合作”就是有“結合”的協作，它在物質生產活動過程中充當人類自我揚棄的一種手段，文集中有佐據：“協作中的統一、分工中的結合、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以及作為機器的勞動產品的應用，所有這一切，都作為某種異己的、物的東西”[18]394。需要指出的是，被賦予社會形態屬性的“協作”在概念自身形成當中所攝取的質料有本質的區別，資本主義社會所進行的“協作”為的是獲得“集體力量”來賺取更多的利潤，這種協作恰是因生產社會化而被動合作的方式，而社會主義社會的“協作”則是勞動人民“一種自愿的義務”的合作，因為它的本質不僅是勞動人民所代表的生產力發展要求，而且是人類通達勞動的解放的根本方式?！爸袊巍敝贫戎小凹辛α哭k大事”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內在機理和根本特性，才能在運行根本上“確保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22]。

不容置喙，“中國之治”制度的一般運行確實以逆向理路驗證了其與馬克思恩格斯相關文本的邏輯自洽。在實踐層面上，中國制度的構建和實現的運行邏輯檢驗了“中國之治”制度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緊密的聯系，填補其與馬克思恩格斯文本關聯在必要條件上的判斷證據，完全證實它們之間是“子母”文本的關系。

五、“中國之治”制度的基本反思：

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解釋性、實踐性和延展性的統一

先在的理論作為人類對既往客觀世界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理解和論述，其能對現代理論和現實問題產生巨大影響，其中的因由關鍵在于先理論不僅要能“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們的文本還要有充當后理論文本生成的物質基礎，這就是對“中國之治”制度反思的基本結果。確實，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所以能對“中國之治”制度理論產生如此巨大影響，其實質就是他們理論文本的解釋性、實踐性和延展性共同作用的根本結果。其一，先在的理論對一個國家制度的建設影響有多深，“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2]12。理論選擇的主體自覺在于人們充分運用認識規律把握先理論在當代實踐所具有的新深度和廣度，即先理論解釋新實踐的知識有效性。其二，更重要的是，人們必須在“解釋性”基礎上讓“改造性”成為先理論于新實踐的內在追求，直接納入人自覺的實踐活動中，利用思想引力引導和把握實踐領域?？梢?，先理論與后實踐的契合，就是將解釋性和實踐性統一起來，并再從效用的角度重新理解先在的理論的客觀有效性。其三，總的來說，“中國之治”制度理論都是在制度實踐與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發生聯系時，再度以人類實踐對其文本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進行科學論證的結果。這不但可以看出中國制度理論和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連貫性，而且在語言使用上可以發現它們所采用的語言都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及其創新性的延展，這也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文本具有世界語言的一般性。從中國實踐上看，馬克思恩格斯文本能夠準確解釋世界、深刻改變世界，他們科學的文本以解釋性原則展開對實踐的前提批判，闡述文本在人類的全部活動中的特殊的歷史意義，深度滿足中國制度實踐的理論指導需求，夯實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生成的理論之源?？傊?，馬克思恩格斯文本能進入我們的世界，并且能根據實踐需要在文本基礎上進一步創新性發展，關鍵在于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解釋性、實踐性和延展性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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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System：

Textual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CW

ZHENG Yuze1，2

（1.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Jinan District Committee， Fuzhou，Fujian 3500014， China;

2. Rural Rule of Law Research Center，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1， China）

Abstract：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oretical logic involves a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texts through questioning and exploring their internal connections. Consequently，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of the “rule of China” system inevitably reli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theory o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Marxist texts， particularly those of Marx and Engels. These classic texts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China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by interpreting and adapting their principles to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The foundational theory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system is constructed upon preceding theories， which are shaped and honed through subsequent practices， thus forming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rrelated framework. Within the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arious texts lucidly elucidate essential philosophical aspects like ontology， epistemology， axiology， methodology， and humanism. They also encompass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maturit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Chinas governance model. This rich content not only reveals the evolution of its theoretical logic but also establishes a strong textual basis for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rule of China;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heoretical logic; MECW; Textual verification

編輯：李春燕

收稿日期：2023-04-01

基金項目：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研究基地2022年度項目{[2022]19（07）}

作者簡介：鄭宇澤（1981- ），男，福建泉州人，高級講師、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法哲學、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