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基于“一帶一路”背景的分析

何金旗,陸雅玲

(南京審計大學 經濟學院,南京 211815)

一、引言

當前,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在內外因素綜合影響下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就國內環境而言,我國人口紅利與資源優勢逐漸衰退;就國際環境而言,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同時以泰國和越南為首的東南亞國家的人口紅利優勢日益凸顯。2021年,制造業企業積極推進對外直接投資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流量達到268.7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15%,位列行業大類第三［1］。當前我國制造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傳統制造業存在著產能過剩的問題亟待解決,高新制造業面臨發展水平不高,供給無法滿足需求的窘境［2］;二是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中斷風險急劇上升,導致我國產業發展的長期穩定性遭遇巨大挑戰［3］?！耙粠б宦贰睘槲覈圃鞓I重塑產業鏈提供了重要平臺。國際產能投資是開展“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重要抓手,我國制造業企業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平臺建設深入推進與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既解決了自身產能過剩問題并提升了國際競爭力,又進一步擴大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力,形成了良性循環。我國與沿線國家逐步完善各國區位比較優勢互補、生產要素流動和市場互動發展的經貿合作架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 “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中流向制造業的投資為94.3億美元,增速達22.8%,占比為39%,制造業OFDI增速及占比均位列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的行業大類首位。此外,2020年在我國OFDI流量排名前20的地區中,剔除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以及避稅地(3處),“一帶一路”沿線地區(9處)占比高達53%,這也凸顯了對“一帶一路”沿線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必要性。

我國制造業企業在“走出去”戰略推進過程中呈現出的動因決定區位的特征。王建和欒大鵬［4］研究得出,我國制造業企業向經濟落后于我國的發展中國家投資的主要目的在于發揮企業技術優勢,向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類似的國家投資的目的在于縮減貿易費用,向發達國家的投資主要基于我國低勞動成本優勢。金靖宸［5］使用2015年我國制造業細分行業對 “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OFDI截面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我國制造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的同時,受到比較優勢動機、市場準入動機和勞動力尋求動機的影響。宮毓瑋［6］選取2000—2015年我國制造業OFDI數據展開實證研究,其結果顯示我國制造業OFDI存在技術尋求、市場尋求與資源尋求的動機。朱瑋瑋［7］認為,我國制造業OFDI通過投資海外能源礦物資源豐饒的國家,從而保障制造業資源供給,減輕企業原材料成本負擔。高鵬飛［8］認為,我國制造業OFDI目前處于經歷單一動因的自然資源尋求與戰略資源尋求后形成的“全動因全面對外投資”的時期。

不少學者也對區位選擇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王暉和仲鑫［9］認為,影響我國制造業企業在沿線東道國OFDI的區位因素包括東道國市場規模、對外開放度、勞動力規模、資源豐裕程度、技術水平、同我國簽訂投資協定與否、同我國相鄰與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與否、同我國語言相同與否等。劉海云和方海燕［10］認為,我國制造業跨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開展直接投資時,需要重點考慮政治距離和經濟距離因素的影響;輕紡制造業企業要重點考慮母國與東道國的經濟距離;資源加工制造業企業需要同時考慮經濟距離和文化距離;機械、電子制造業企業則應重點關注文化距離。楊瑞瑞和劉永旺等［11］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由于自身存在不同的區位因素,對我國制造業OFDI影響方向也不同,東道國制造業發展水平、市場潛力、資源稟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對外開放水平均與我國制造業OFDI成正相關關系;地理距離、東道國的政治風險與我國制造業OFDI成負相關關系。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我國制造業企業OFDI的研究已經較為成熟。然而,當前研究多以考察影響制造業整個行業OFDI的東道國區位因素為主,對我國不同類型制造業OFDI的東道國影響因素分組研究并不多見,缺乏對細分制造業的深入研究。此外,對我國制造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區位選擇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時,很多學者在研究中側重于僅考察一兩種東道國區位因素,比如僅考慮文化距離或者勞動力因素,未能使用全面的指標體系,綜合覆蓋全部影響因素。因此,本文將選擇2005—2019年我國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事件,并將其分為低技術制造業、基礎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采用條件logit模型進行實證檢驗不同類型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OFDI的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本文使用條件log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條件logit模型屬于離散型選擇模型,可以有效處理投資東道國區位選擇問題。企業i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面臨區位選擇,使用Uij表示企業i投資東道國j能夠得到的效用,Vij表示可觀測的效用,εij表示隨機效用,即

Uij=Vij+εij=αXij+εij。

(1)

其中,Xij是影響企業投資區位選擇的主要變量,α是待估計參數。東道國j在n個備選東道國中被企業i選中的原因在于企業i獲得了最大化的效用,A為樣本中企業集合,B為樣本中東道國集合,企業選擇東道國j的概率為

Pij=Prob(Uij>Uik)=

Prob(εik-εij

(2)

企業i在n個東道國中選擇j的概率以條件logit形式表示為

(3)

(二)樣本選取

本文基于我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的統計數據,以2005—2019年我國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事件為研究對象,并按照表1的劃分標準,根據投資東道國區域及制造業類別,總結得出我國不同類別制造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區位分布的情況(見表2)。從制造業類別來看,我國制造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OFDI主要為基礎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占比分別為42.6%和47.3%。從東道國區域來看,低技術制造業OFDI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地區,基礎制造業OFDI主要分布于東南亞、西亞中東、蒙俄地區,高技術制造業OFDI主要分布于南亞、西亞中東、東南亞以及中東歐地區。

表1 基于技術與資本特點劃分的制造業分類

表2 2005—2019年我國制造業在“一帶一路”沿線OFDI情況

(三)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本文參考了金中坤等［12］的處理方法,將樣本期間我國境內主要制造業公司投資過的所有東道國作為備選東道國,企業根據每項投資事件對應可能的區位方案,被選擇的東道國記為1,未被選擇的記為0。根據該方式進行數據匹配,本文樣本中共有317個投資事件,每個事件有43條觀測值(43個備選東道國)。

2.解釋變量

(1)經濟因素。經濟影響因素包括市場規模、國際貿易開放度、勞動力要素。周杰琦和夏南新［13］認為,當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超過門檻值后,投資便利化政策將會引導我國國內的中小企業到所在國市場開展直接投資。隨著我國市場體系的逐步完善與企業國際競爭力的逐步增強,我國跨國企業更傾向于選擇市場規模大的東道國參與到國際競爭中來。本文采用GDP衡量東道國市場規模。DUNNING J H［14］從企業利潤最大化角度提出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從國家和產業的比較優勢視角論證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的替代關系。東道國的貿易開放度越低,對于我國制造業企業而言,其商品出口越會受到限制,為了開拓東道國市場,故而選擇在當地投資設立公司進行生產活動以越過貿易壁壘。本文采用東道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比重衡量貿易開放度。龍曉柏［15］基于東道國視域進行分析指出,東道國人力資本成本抑制了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開展的直接投資。勞動力是制造業企業的重要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源豐裕會降低勞動力成本,進而降低生產成本,使跨國企業實現比在母國生產更高的盈利水平。本文采用勞動人口占比衡量勞動力要素。

(2)制度因素。制度因素涉及政治法律制度、經濟制度。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受東道國政治法律制度影響具有其特殊性。宗芳宇和路江涌等［16］認為,良好的東道國政治制度質量對吸引我國OFDI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然而,BUCKLEY P J等［17］對東道國政治制度質量作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提出了不同觀點,他認為政治風險較高的東道國易于吸收我國的OFDI。原因在于高政治風險這一壁壘一定程度上會阻礙他國進入東道國市場,從而緩解企業的競爭壓力。本文參照劉敏、劉金山等［18］的方法使用wgi 6項指數的均值來衡量一國的政治法律制度。目前關于東道國經濟制度對我國企業OFDI影響的文獻結論不一。張馨月和吳信如［19］認為,東道國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與我國企業OFDI的投資意愿和規模負相關,而王博君［20］研究發現,東道國經濟制度與我國OFDI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良好的經濟制度會保障東道國良好的營商環境,有利于母國在東道國和本土企業享受平等待遇,因此會吸引母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本文采用Heritage發布的經濟自由度綜合指數衡量東道國經濟制度質量。

(3)自然因素。首先,自然因素包括地理距離和自然資源。OFDI中的地理距離主要指我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地理距離。黎紹凱和張廣來等［21］基于二階段引力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得出,地理距離顯著抑制我國OFDI。若投資東道國地理距離較遠,將會造成產品或原料運輸困難,增加很多運輸成本,從而可能削弱我國企業在海外的競爭力。因此,很多觀點都認為地理距離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負相關關系,即地理距離過遠不利于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本文以千米為單位,采用北京與“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首都的球面距離測度地理距離。其次,自然資源受東道國地理條件影響,國別差異很大,一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自然資源供應緊張,而另一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自然資源蘊藏量較為豐裕。為緩解母國能源供需失衡的矛盾,自然資源稀缺國家可采取對外直接投資手段以獲取東道國豐富的自然資源,而通過OFDI方式所獲取的資源通常較母國更為便宜且優質。劉曉寧［22］以2001—2009年我國企業OFDI數據為研究對象認為,東道國自然資源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雖然我國自然資源總量較高,但是人均資源占有量卻相當匱乏,所以許多企業在進行OFDI區位選擇時也綜合考慮了東道國的自然資源豐裕程度。本文按照陳巖等［23］的研究方法,選擇以東道國礦產及燃料資源占總出口的比重來衡量自然資源。

(4)基礎設施?；A設施條件也是OFDI的重要因素。過往很多研究指出,一個國家基建水平體現了其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吸引外資的能力。良好的基礎設施有助于保障在當地順利開展生產活動。潘素昆和楊雅琳［24］將基礎設施劃分為通信類、運輸類、能源類3種,并對面板數據分析得出,東道國的通信類基礎設施和運輸類基礎設施對我國的OFDI區位選擇存在影響,能源類基礎設施并非影響我國OFDI區位選擇的有效因素。相較于“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在大型重點工程建設方面存在比較優勢,故在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過程中,并不將良好的基礎設施作為吸引因素。相反,“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在完善自身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將為制造業企業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本文以世界銀行數據庫中每平方千米國土的鐵路長度來衡量東道國的基礎設施水平。

(5)技術創新。更多企業意識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要義,提升自身科研水平有助于在復雜的競爭環境中保持核心競爭優勢［25］,但對于很多公司而言,開發新技術不僅需要大量的研發資金投入與科研人員參與,更存在研發失敗的風險。所以,為了獲得東道國先進的技術能力和管理水平,這些企業通常通過直接并購具有專利技術的東道國公司從而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技術積累,之后再通過追加投資來對技術進行升級和優化,使之適應時代的變化［26］。這種在短時間內通過并購獲取技術的方式在保障安全的同時,還大大縮短了研發進程。因此,在多種獲得先進技術的途徑中,對外直接投資是最有效的方式。張吉鵬和衣長軍［27］選取企業層面投資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東道國的技術裝備、創新能力以及專利等技術稟賦對我國OFDI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參考劉海云和方海燕［10］的研究,本文以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衡量東道國技術創新水平。

(6)文化距離。李俊久和丘儉裕等［28］以2003—2017年我國對包含“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內的94個國家OFDI數據為對象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文化距離抑制我國在東道國的OFDI,且抑制效應受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從跨國管理角度看,因文化距離而產生的價值觀、管理風格、信息理解、民族個性的不同,使得母國管理層與東道國員工在工作溝通與交流過程中存在隔閡,導致跨國企業的管理難度加大,管理成本上升,最終致使企業的經營績效受到負面影響。此外,文化距離的增大還會使投資者面對東道國政府、市場的不同待遇,也可能受到母國政府的監管和限制,產生東道國環境成本和母國環境成本,進而抵消區位優勢。本文采用Hofstede國家文化維度數據測算國家或者地區之間的文化距離,具體包括權利距離、個人/集體主義、男/女性別度、不確定性規避、長/短期導向和放縱與約束6個文化維度。根據Kogut & Singh的跨國文化距離模型:

(4)

其中,CDj表示我國與j國之間的文化距離;Ixj表示j國在第x個文化維度上的分值;Ix表示我國在第x個文化維度上的分值;Vx表示全部樣本國家分值距離的方差。

以上各變量及數據來源說明見表3。

表3 變量及數據來源說明

3.變量描述性統計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4,由于被解釋變量的取值是0和1,且備選東道國有43個,所以企業進入某一東道國的概率并不高,均值為0.023。

表4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總樣本回歸分析

由總樣本回歸結果可知(見表5),所有解釋變量基于不同模型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根據回歸結果中各變量的回歸系數,東道國市場規模、勞動力因素、經濟制度質量、自然資源、政治法律制度質量、東道國技術創新水平對吸引我國制造業OFDI有正向作用;東道國貿易開放度、地理距離、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政治法律制度質量以及文化距離因素對吸引我國制造業OFDI有負向作用。其中,東道國勞動人口比例、市場規模、地理距離、政治法律制度質量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優勢比變動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因此,以上變量對我國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區位選擇的影響程度較大。

(1)東道國勞動人口比例對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區位選擇存在正向影響。在總樣本回歸中,rlabor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模型2中勞動人口比例的OR值exp(2.565)=13.00,即表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東道國j勞動人口比例每增加1%,j國被選中的概率是未被選中的12倍。勞動人口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東道國勞動力資源的豐裕程度,進而對制造業企業在東道國的人力成本產生影響,相對低的人力成本對吸引制造業企業投資具有促進作用。

(2)東道國市場規模對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區位選擇存在正向影響?？倶颖净貧w結果顯示,ln gdp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模型5中市場規模的OR值exp(0.801)=2.23,這反映了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東道國j市場規模每擴大1%,對于某企業而言,j國被選中的概率是未被選中的1.23倍。市場規模大的東道國經濟發展潛力大,發展前景好,對其進行直接投資既可以為我國制造業企業的產品拓展廣闊的市場,又可以為后續我國資本的輸出與增值奠定基礎。

(3)地理距離對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區位選擇產生負向作用。全樣本回歸結果表明,ln dist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值,模型5中地理距離的OR值exp(-0.804)=0.45,說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東道國j與我國地理距離每增加1%,j國被選中的概率會下降55%。制造業企業選擇從周邊熟悉國家作為拓展國際投資版圖的起點,可以降低投資的風險,并為長期向海外其他國家直接投資積累經驗。

(4)東道國政治法律制度質量對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區位選擇存在正向影響?？倶颖净貧w結果顯示,wgi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模型4中基礎設施建設的OR值exp(0.406)=1.50,表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東道國政治法律制度質量每提高一個單位,j國被選中的概率會提高50%。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有助于營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保障外資企業與本土企業公平競爭,吸引我國制造業企業開展長期投資。

(5)東道國基礎設施建設對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區位選擇存在負向影響?？倶颖净貧w結果表明,ln infras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模型5中基礎設施建設的OR值exp(-0.229)=0.80,說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東道國j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每提高1%,j國被選中的概率會下降20%。制造業的下游產業包括與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行業,因此基礎設施落后的東道國對制造業企業而言意味著廣闊的市場。

(二)分組回歸分析

本文對制造業企業進行了分組,并分組進行條件logit模型估計,表6、表7、表8是分組估計結果。

表6 低技術制造業企業樣本回歸結果

表7 基礎制造業企業樣本回歸結果

表8 高技術制造業企業樣本回歸結果

(1)低技術制造業組回歸分析。低技術制造業企業在選取OFDI目標國家時,注重東道國勞動力因素、市場規模、文化距離和經濟制度質量(見表6)。根據模型2,東道國市場規模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其OR值exp(0.591)=1.81,即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每擴大1%,j國被低技術制造業企業選擇的OR值會提高81%,這表明低技術制造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具有市場尋求動因。根據模型2,東道國勞動人口比例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其OR值exp(6.305)=547,即東道國的勞動人口比例每增加1%,j國被低技術制造業企業選中的概率是未被選中的546倍,這表明低技術制造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具有極強的勞動力資源尋求動因。根據模型1,東道國經濟制度質量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其OR值exp(0.111)=1.12,即東道國的經濟制度質量每提高1個單位,j國被低技術制造業企業選中的概率會提高12%。根據模型5,文化距離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其OR值exp(-0.399)=0.67,即文化距離每增加1%,j國被低技術制造業企業選擇的概率會降低33%。由實證結果可知,低技術制造業企業進行區位選擇時偏好勞動人口比例高、市場規模大、與我國文化距離小且經濟制度質量高的“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這表明低技術制造業在進行OFDI區位選擇具有市場尋求動因和勞動力資源尋求動因。

(2)基礎制造業組回歸分析?；A制造業企業在選取OFDI目標國家時,重點關注東道國勞動力因素、市場規模、地理距離、基礎設施建設和自然資源(見表7)。根據模型5,東道國市場規模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其OR值exp(0.889)=2.43,即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每擴大1%,j國被基礎制造業企業選中的概率是未被選中的1.43倍。根據模型3,東道國勞動人口比例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其OR值exp(4.441)=85,即東道國的勞動人口比例每增加1%,j國被基礎制造業企業選中的概率是未被選中的84倍。根據模型1,地理距離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其OR值exp(-0.764)=0.47,即地理距離每增加1%,基礎制造業企業選擇j國的概率就會降低53%。根據模型5,東道國自然資源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其OR值exp(0.081)=1.08,即東道國的自然資源每增加1%,j國被基礎制造業企業選擇的概率就會提高8%。根據模型5,東道國基礎設施建設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其OR值exp(-0.353)=0.70,即東道國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j國被基礎制造業企業選擇的概率就會降低30%。由實證結果可知,基礎制造業企業進行區位選擇時偏好我國周邊勞動人口比例高、市場規模大、基礎設施不完善、自然資源豐裕的東道國,這也就表明基礎制造業OFDI區位選擇時具有市場尋求動因、勞動力資源尋求動因和自然資源尋求動因。

(3)高技術制造業組回歸分析。高技術制造業企業在選取OFDI目標國家時,注重東道國市場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政治法律制度質量和技術創新水平(見表8)。根據模型3,東道國市場規模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其OR值exp(0.797)=2.22,即東道國市場規模每擴大1%,j國被高技術制造業企業選中的概率是未被選中的1.22倍。根據模型4,東道國基礎設施建設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其OR值exp(0.320)=1.38,即東道國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每提高1%,j國被高技術制造業企業選中的概率會提高38%。東道國政治法律制度質量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其OR值exp(1.123)=3.07,即東道國政治法律制度質量每提高1個單位,j國被高技術制造業企業選中的概率是未被選中的2.07倍。東道國技術創新水平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其OR值exp(0.307)=1.36,即東道國技術創新水平每提高1%,j國被高技術制造業企業選中的概率會提高36%。由實證結果可知,高技術制造業進行區位選擇時偏好政治法律制度質量良好、市場規模大、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技術創新水平高的東道國,這表明高技術制造業OFDI區位選擇時具有市場尋求動因、技術尋求動因和政府尋求動因。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我國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OFDI進行區位選擇時,主要受東道國勞動人口比例、市場規模、地理距離、政治法律制度質量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影響。無論是低技術制造業、基礎制造業還是高技術制造業,東道國市場規模都對企業的區位選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基礎制造業企業而言影響程度最大。低技術制造業企業進行區位選擇時偏好勞動人口比例高、市場規模大、與我國文化距離小且經濟制度質量高的“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A制造業企業進行區位選擇時偏好我國周邊的勞動人口比例高、市場規模大、基礎設施不完善、自然資源豐裕的東道國。高技術制造業進行區位選擇時偏好政治法律制度質量良好、市場規模大、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技術創新水平高的東道國。

(二)建議

1.對政府的建議

一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風險規避協議,為我國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實證結果表明,東道國的政治法律制度質量對制造業企業OFDI區位選擇存在影響?！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以發展中國家居多,政治經濟環境良莠不齊,企業對外投資需要耗費大量的成本,決策失誤將會導致投資失敗,虧損巨大。因此,在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之前,站在政府的層面調研投資東道國,深入分析投資東道國的政治形勢,出具風險評估報告,預判投資東道國可能存在的風險及相應降低風險的對策,有助于幫助我國企業樹立風險意識,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此外,在國家層面簽訂風險規避協議,條款化建立保障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東道國較差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負面影響,從而為我國與各國保持長期有效的合作奠定基礎,既保障了東道國利益,又為我國企業創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

二是有序引導制造業企業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對投資區位的選擇,不僅要考慮發展中國家,還應考慮以中東歐地區(國家)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在“一帶一路”沿線占比雖然不高,但是這些國家一般政局穩定,制度水平高,產業門類完備和齊全,且技術發展水平較先進。例如,以色列具有完備的國家創新體系,信息通信產業水平位于世界領先地位。然而,2005—2019年我國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數據顯示,我國在以色列的OFDI事件僅僅集中于農藥和化工,并未涉及IT產業。政府應有序引導我國IT制造業企業及其相關產業在以色列的直接投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從而提升我國國內的生產技術水平。

2.企業的建議

一是注意“一帶一路”沿線區域要素分布,合理選擇投資區位?！耙粠б宦贰毖鼐€區域要素分布不同,不同類型的制造業企業應結合自身的投資動因,制定合理的區位選擇策略［28］。低技術制造業企業的投資動因主要是勞動力資源尋求,應布局在勞動力資源充裕、市場規模大、與我國文化接近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東南亞地區為主?；A制造業企業的投資動因主要是資源尋求和市場尋求,那么投資重點應該放在勞動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豐裕、市場規模大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東南亞、西亞中東、蒙俄地區為主。高技術制造業的投資動因主要是市場尋求、技術尋求和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那么投資重點應該放在技術創新水平高、市場規模大,政治法律制度水平高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南亞、西亞中東、東南亞以及中東歐地區為主。

二是審慎考慮“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各區位因素,警惕短期利益轉換為長期風險。我國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OFDI區位選擇時,應審慎考慮“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各區位因素,警惕短期利益轉換為長期風險。由于沿線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低,對基礎設施建設材料產品需求較大,所以我國市場尋求型的基礎制造業企業更應偏向于選擇基礎設施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但是企業在進行決策時,必須做到綜合考慮東道國落后基建對生產經營造成的消極影響,和其迫切需要優化完善自身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這兩點因素,結合企業自身特點和發展規劃,才能實現投資的效用最大化［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