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度評價指標下我國老年人口健康預期壽命對比分析①

法安琪 溫勇

（南京郵電大學 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1 引言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醫療衛生條件逐步改善，人均預期壽命在穩步提高，老年人口數量和占總人口比重呈上升趨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 歲及以上人口為26402 萬人，占比18.7%，其中65 歲及以上人口為19064 萬人，占比13.5%，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相比，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老年人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受到關注和重視。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健康不只是無病無弱，而是身體、心理和社會的一種完好狀態。隨著人類疾病譜從急性病轉向慢性病，尤其是在人類社會進入老齡化階段之后，死亡水平與健康水平開始發生分離，也就是死亡水平的降低或壽命的延長并不意味著健康水平在提升，造成了平均預期壽命并不能真正地反映當前人群的健康水平。健康預期壽命是一種評估人群健康生存狀況的指標，它指的是在某一年齡時點上，所預期的處于特定健康定義下的時間長度，被用來測量個體功能的完好狀態和健康狀況，并客觀地反映出人口的健康狀況和健康水平[1]。

2016 年10 月25 日，國務院公布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并提出“到2030 年人均預期壽命達到 79.0 歲，人均健康預期壽命顯著提高”。這是國家健康規劃中首次明確地將“健康預期壽命”作為政策指標[3]。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使得人們在步入老年期后可享受比以往更長的余壽；同時，健康壽命所占的比重是否得到同步提升逐漸成為當下關注的重點[2]。為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加快實施健康中國行動，2022 年5 月20 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四五”國民健康規劃》提出“到2025 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在2020 年基礎上繼續提高1 歲左右，人均健康預期壽命同比例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整體健康狀態的重要指標，健康壽命的測度是制定健康老齡化策略的重要依據。因此，完善老年人的健康狀況評估指標，準確測度老年人的健康預期壽命，對于促進我國老齡事業的發展，健全養老服務體系，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健康養老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 文獻綜述

1964 年，Sanders 首次提出健康預期壽命的概念，并由Sullivan 第一次進行測量。由于健康預期壽命能夠同時反映生命長度和生命質量兩方面的信息，特別是能在死亡率較低且下降較緩慢時反映人群健康水平，因此逐漸被主要發達國家列為關鍵公共衛生指標之一[4]。

健康的測量是健康預期壽命的重要內容之一，根據研究目的和健康的定義不同，可以選擇不同的指標度量老年人的健康狀態。自從健康預期壽命研究出現以來，各國健康預期壽命研究所應用的健康標準主要分為五種客觀維度的健康指標和一種主觀維度的健康指標，分別為Sullivan 的軀體活動限制定義、世界衛生組織的疾病和殘疾定義、華盛頓殘疾統計團隊的殘疾定義、Euro～Reves 的全球活動限制指數、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和IADL（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自評健康[3]。

Katz 量表是最早從操作性測量角度評價功能受限的老年人ADLs 自理能力的工具。盡管日常生活活動內容多且雜，但Katz 量表只測量是否能獨立洗澡、穿衣、如廁、床椅間移動、大小便控制和吃飯這六項[5]。并且，由于Katz 量表簡單易行，所以經常被用于社會調查[18]。此后，Lawton和Brody 還將ADL 概念從家庭日常生活拓展到社會環境內的活動，被稱為IADL（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包含炊事、使用電話、購買個人物品、理財、整理家務、洗衣、乘車和管理藥物等活動[6]。健康自評是直接詢問被調查對象認為自己所處的健康水平，屬于人群主觀的健康自我認知評價，可以看成是涵蓋所有健康狀況的一項綜合指標[18]。

20 世紀90 年代，我國對于健康預期壽命的研究開始起步。2004 年，李凱等基于2 年健康縱向調查數據與ADLs 評價指標，利用多狀態生命表方法測量得到80 歲及以上老年人健康預期壽命的性別差異和城鄉差異[8]。2006 年，杜鵬等應用2004 年和1994 年國家統計局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中有關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數據采用Sullivan 法對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預期壽命進行了分析[7]。2010 年，高向陽等人使用2002 ～2005 年的CLHLS 數據，基于ADL 指標和健康自評測算我國80～105 高齡老人的自理和自評健康預期壽命[9]。2011 年，彭慧等使用杜克OARS 日程活動能力量表調查數據和中國衛生服務調查中的自報健康調查數據，采用Sullivan 法計算了上海市靜安區60歲以上老年人的健康期望壽命[10]。2017 年，喬曉春等測算了全國各省老年人自評健康預期壽命并比較了省級差異[1]。2021 年，英玉波等人基于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CLHLS）2014—2018 年的隨訪數據，運用多狀態生命表法計算70 歲及以上老年人的ADLs 自理健康期望壽命和自評健康期望壽命[11]。2022 年，蘇健婷等收集北京市居民死因監測數據、北京市居民死因漏報調查數據、北京市居民自報健康調查數據和全球疾病負擔研究中北京市因傷殘導致的壽命損失數據，通過Sullivan 方法分別測算北京市15 歲及以上居民自評健康壽命年、HOPIT 模型校正的健康期望壽命和GBD 健康期望壽命[12]。2023 年，劉晨等人基于全國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使用Sullivan 法計算我國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健康預期壽命并比較其性別差異及時期變動[13]。

可見，在指標的選取上，目前國內關于測算老年人口自理健康預期的壽命研究多基于ADL 指標。根據定義，ADL 和IADL 指標在評價老年人自理生活的基本活動表現時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在獨立使用ADL 指標或IADL 指標時，僅能單一測算老年人的平均預期基本生活自理壽命或平均預期操作性生活自理壽命[14]，無法綜合表達日常生活基本自理和社會環境活動參與的健康預期壽命。此不足為本文建立ADL 和IADL 綜合指標提供思路。

在健康預期壽命的測量方法上，國內使用較多的是Sullivan 法。Sullivan 法主要基于某一個時間點上的健康狀況數據，對編制壽命表所需的數據要求不高，得到了較廣泛的使用，但存在數據的豐富程度不夠，測量和分析結果的誤差較大等問題。多狀態生命表法綜合考慮健康多狀態及其之間的動態變化，具體應用更加符合實際情況[14]，故本文采用多狀態生命表法進行測算。而現有研究多在追蹤時期初將調查對象的健康狀態僅分為“自理”和“不自理”，實際上，ADLs 自理的情況下IADLs 不一定自理，本文認為ADLs 自理且IADLs 自理才是完好的健康狀態，ADLs 自理而IADLs 不自理為半自理狀態，故首次提出ADL 和IADL 綜合指標，并由此測算老年人口的“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和“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健康預期壽命”。

3 數據與方法

3.1 數據來源

數據源自北京大學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開展的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CLHLS），CLHLS 覆蓋了全國23 個?。ㄗ灾螀^、直轄市）的老年人群，調查對象為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和35～64 歲成年子女。本文基于CLHLS 在2014 年調查且2017/2018/2019 年有被隨訪的7192 例老年人，刪除存在缺失值和異常值的樣本后，最終納入4529例調查對象 （見表1）。

表1 受訪老人基本情況

3.2 健康預期壽命指標

本研究采用自評健康預期壽命和三種指標下測算的自理健康預期壽命作為健康預期壽命的衡量指標，并進行對比分析。所涉及的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工作基于SPSS 26.0 統計軟件和Excel 2019 軟件完成。

在CLHLS 調查問卷中，ADLs 評價的項目包括：洗漱、更衣、進食、如廁、室內活動和控制大小便，回答的選項包括“不需要任何幫助”“部分需要幫助”“完全需要他人幫助”。本研究界定只要有一項選擇“完全需要他人幫助”則判定為不能自理，否則為能自理。IADLs 的評價項目有：炊事、購物、洗衣和乘車，回答的選項包括“能”“有一定困難”“不能”。本研究界定只要有一項選擇“困難”則判定為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否則為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從活動參與層面看，相比關注家庭環境內部活動的ADLs，IADLs 更注重社會環境活動的參與[15]。

健康自評是利用量表，通過詢問個體對自身健康水平的認知來評價健康狀態[15]。人們在自我評價健康狀態時，會綜合生活品質、身體狀態、精神因素等。CLHLS 通過調查問卷中性格和特征部分“您覺得現在您自己的健康狀況怎么樣？”這一問題進行評價，該問題的回答選項包括“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5 個選項。本研究將“很好”“好”“一般”判定為自評健康良好，將“不好”“很不好”判定為自評健康較差[16]。

在分別依據ADLs 和IADLs 判斷老年人健康狀態時，存在36 個樣本表現為ADLs 不自理而IADLs 自理。參照ADL 指標和IADL 指標的定義，日?；旧畈荒茏岳淼那闆r下，是難以參與社會環境活動的，故可以認為該情況不合理。此外，存在1033 個樣本表現為ADLs 自理而IADLs不自理，若僅單一使用ADL 指標或IADL 指標，不僅無法全面具體地判斷該名老年人的健康狀態，在測算其健康預期壽命時亦會存在結果的偏倚。

因此，本文提出基于ADL 和IADL 的綜合指標，分別從“日常生活基本自理能力”和“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兩個維度衡量我國老年人的自理能力，當且僅當老年人同時具備ADLs 評價的日常生活基本自理能力和IADLs 評價的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才可以認為該老年人處于完好的健康狀態，若其ADLs 自理而IADLs 不自理時，則是半自理的健康狀態。由于評價社會環境參與能力的IADLs 判定自理的標準更高，故首先依據ADLs 對應的6 個評價項目判斷其是否自理，若該名受訪者日常生活已經無法自理，則其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表現也應該較差，可判定此老年人為均“不能自理”；若其能自理，進一步依據IADLs 對應的4 個評價項目判斷其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的水平，若水平良好，判定為“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否則為“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

3.3 多狀態生命表法

多狀態生命表法利用縱向隨訪的隊列數據，假定個體存在多個不同的健康狀態，并且可以相互轉換，通過計算隊列時期初期和末期兩個時間點上個體不同狀態的變化，計算不同功能狀態之間的轉移概率，進而估算出老年人的健康預期壽命[11]。隊列數據中，轉移概率指時期內發生某狀態轉移的人數與時期初有可能發生此狀態轉移的人數之比[17]。故本研究中的轉移概率可以使用隊列時期初和時期末的時點數據計算。

區別于傳統的2 個狀態到3 個狀態的轉換，本研究考慮到自理狀態表現為ADLs 自理而IADLs 不自理的樣本，將隊列時期初狀態（2014 年）分為“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和“不能自理”3種狀態，隊列時期末狀態（2017/2018/2019年）分為“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不能自理”和“死亡”4 種狀態 （見圖1）。

圖1 多狀態轉移示意圖

前文發現1033 個調查對象表現為半自理狀態，即ADLs 自理而IADLs 不自理，占總樣本的23%。由此，基于ADL 和IADL的綜合指標，本文首次提出“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和“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健康預期壽命”。多狀態生命表的主要函數和計算公式如下[14]，其中，h1=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h2=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u= 不能自理，d= 死亡：

尚存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人數：

尚存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人數：

尚存不能自理人數：

生存人年數：Lx= (lx+lx-n) ×n/2

累計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生存人年數：

累計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生存人年數：

平均預期壽命：ex=Tx/Lx

X 歲的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

X 歲的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健康預期壽命：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我國老年人健康狀態轉移概率

基于本文提出的ADL 和IADL 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將4529 例調查對象在時期初的健康狀態劃分為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不能自理，以及時期末的四種狀態：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 不能自理/ 死亡。時期初，隨著年齡增長，“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人數占比逐漸減少，“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和“不能自理”人數占比增大（見表2、圖2）。其中65～94 歲的老年人在時期初大部分均處于“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的健康狀態，95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大多處于“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或“不能自理”的狀態。通過追蹤健康狀態的變化情況，我國65 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狀態轉移概率的計算結果見表3。

圖2 時期初處于各健康狀態的分年齡人數占比圖

表2 時期初不同年齡段處于各健康狀態的人數

表3 基于ADL 和IADL 綜合指標的轉移概率

隨著年齡的增加，健康狀態向不健康狀態轉移的概率逐漸增大，保持健康變得更加困難。在65～94 歲年齡段，時期初健康狀態表現為“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的老年人在隨訪年份基本仍能保持完好的自理能力，95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即便時期初完全自理，仍有0.49 隨訪前死亡的轉移概率；僅在70～79 歲年齡段，時期初健康狀態表現為“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的老年人繼續保持該狀態或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變為良好的概率略高，其余年齡段半自理的老年人在隨訪前死亡的概率更大；對于70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若在時期初“不能自理”，則難以存活。由此可見，日常生活基本自理能力和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兩個維度可以細化和明確老年人的健康狀態，兼備兩種能力的老年人往往會處于更長的健康期，而處于半自理狀態的老年人的健康狀態轉移情況不佳。

4.2 多維度評價指標下我國老年人口的健康預期壽命

本文分別基于ADL 指標、IADL 指標、綜合指標和健康自評量表測算我國老年人口的自理和自評健康預期壽命，對比分析不同指標下的結果差異 （見表4、表5）。

表4 基于ADL 指標和IADL 指標的我國老年人口自理健康預期壽命

表5 基于ADL 和IADL 綜合指標的我國老年人口自理健康預期壽命

三種指標測算的自理健康預期壽命均隨年齡的增加呈現遞減趨勢，我國65～69 歲年齡段的ehx_ADL（ADL 指標下的自理健康預期壽命）為16.99 年，ehx_LADL（IADL 指 標 下的自理健康預期壽命）為15 年，eh1x_ADL+LADL（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為14.79 年。無論在哪個年齡段，ADL 指標的測算結果均最高，IADL指標的測算結果略高于綜合指標的測算結果。在75～79 歲年齡段，ADL指標和IADL 指標、綜合指標的測算結果差值達到最大，ehx_ADL為10.56年，ehx_LADL為8.08 年，ehx_ADL+LADL為7.99 年。這是由于ADL 指標衡量的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基本自理能力，判定為自理狀態的標準較低，易達到。IADL 作為日常生活廣義活動自理指數，通常認為老年人IADLs 自理是以ADLs 自理為前提的，但樣本中存在少量36 例調查對象表現為ADLs 不能自理而IADLs 自理，故IADL 指標下的自理健康預期壽命略高于綜合指標下的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從平均預期不自理壽命看，在所有年齡段，ADL 指標和綜合指標的測算結果相近，且均遠小于IADL 指標的測算結果，65～69 歲老年人的eux_LADL為3.43年，eux_ADL為1.23 年，eux_ADL+LADL為1.19 年。eux_ADL和eux_ADL+LADL相近是因為本文在建立綜合指標時，根據ADLs 和IADLs 的定義，對ADLs 不自理而IADLs 自理的異常情況進行處理：在第一步使用ADL 指標判斷日?；旧钭岳頎顟B時，若其ADLs 不自理，則不考慮IADLs 的評價結果，統一判定為“不能自理”；由于IADL 指標是在ADL 指標基礎上的延伸，判定自理的標準更高，故eux_LADL明顯高于eux_ADL和eux_ADL+LADL。

健康預期壽命占預期壽命的比例可以測量“生命的質量”，反映其健康狀態[1]。隨著我國老年人年齡增大，ADL 指標下的健康預期壽命占比緩慢減少，IADL 指標下的健康預期壽命和綜合指標下的完全自理健康預期壽命占比加速遞減，在80 歲及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中表現更加明顯。65～69 歲年齡段（ADL 指標下的健康預期壽命/ 預期壽命）為0.93，（IADL 指標下的健康預期壽命/ 預期壽命）為0.81，（綜合指標下的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 預期壽命）為0.80。至95+ 開口組，下降了0.20，下降了0.51，下降了0.52。由此可見，在日常生活基本活動方面，我國65 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較高，而參考社會活動參與情況時，我國高齡老人的健康狀態不夠理想，需引起關注。

此外，本文考慮到健康自評是個體對其身體健康狀況的總體評價，是常見的健康預期壽命的評價指標，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故加入我國老年人口的自評健康預期壽命進行對比分析（見表6）。我國65～69 歲年齡段老年人的自評健康預期壽命最高為16.36 年，隨年齡段的增加呈現遞減趨勢，高于IADL 指標和綜合指標下的自理健康預期壽命。但與ADL 指標下的測算結果相比，85 歲以下老年人的自理健康預期壽命高于自評健康預期壽命，85 歲及以上老年人的自評健康預期壽命略高于自理健康預期壽命。自評健康預期壽命占比隨年齡的變化不大，即使在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年群體中，自評健康預期壽命占比仍≥86%，遠大于自理健康預期壽命占比。并且從下表統計結果可以看出，老年人的自評健康狀態與其自理健康狀態存在較大偏差。由此可見，健康自評的主觀性較強，尚存的高齡老年人往往會高估自身的健康狀態，脫離自身實際的自理能力，造成結果虛高。

4.3 基于ADL 和IADL 綜合指標的我國老年人口健康預期壽命的性別差異

為詳細了解我國老年人口分性別的健康預期壽命，首先依據本文提出的ADL 和IADL 綜合指標判斷各調查對象時期初和時期末的健康狀態，發現我國65～69 歲女性老年人口自理情況良好，初狀態為“不能自理”的例數為0，即狀態轉移概率分母為0，無法計算。且為統一口徑，故本節選取7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研究對象，繼而測算分性別的“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和“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健康預期壽命”。

結果顯示（見表7、圖3、圖4），我國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均隨年齡增大而減少。在70～94 歲年齡段，我國男性老年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明顯低于女性老年人口，而95 歲及以上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分別為1.293 年和1.286 年，變成男性略高。這是因為此組樣本中，95 歲及以上女性調查對象有584 個，隨訪年份死亡454 個；95 歲及以上男性調查對象僅有256 個，隨訪年份死亡198 個，樣本比例失衡，開口組的女性死亡率略高于男性，但女性老年人口整體比男性更加長壽。綜合指標下，我國70歲及以上男性老年人口的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高于女性老年人口。在80～84 歲年齡段，男性為5.48 年，女性為4.48 年，差值達到最大。此外，我國70 歲及以上男性老年人口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與平均預期壽命的比值亦高于女性老年人口，各年齡段分性別的的差值平均值為0.16，我國男性老年人口處于完好健康狀態的時期更長。從兩種自理健康預期壽命/ 平均預期壽命的結果分析，女性老年人口和男性老年人口分別從85 歲和95 歲開始，可見高齡的女性老年人口更多處于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的半自理狀態。

表7 基于綜合指標的我國老年人分性別健康預期壽命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選取CLHLS 2014～2018 年的追蹤數據，首次提出ADL 和IADL 綜合指標，使用多狀態生命表法計算我國老年人口的健康預期壽命，并與基于現有指標體系的測算結果進行對比分析。

考慮到ADL 指標僅能衡量老年人口日常生活的基本自理能力，本文加入IADL 指標判斷其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由此提出ADL 和IADL 均自理，即“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能力良好”，說明該老年人處于完好的健康狀態；ADLs 自理而IADLs 不自理，即“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代表處于半自理狀態；根據定義將日常生活基本自理能力都不具備的老年人直接判定為“不能自理”，即ADLs 不自理時不再納入其IADLs 的自理情況。依據建立的綜合指標體系對4529 例調查對象時期初和時期末的健康狀態分類后，編制多狀態生命表，首次提出“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和“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健康預期壽命”，并最終測算出各指標下的健康預期壽命，得到以下實證結論：

（1）在追蹤時期初，健康狀態完好的老年人的健康期更長，半自理老年人健康狀態轉移情況不佳?；诰C合指標計算分年齡段的健康轉移概率，越年長的老年人越難維持完好的健康狀態。在追蹤時期初，對于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的調查對象，65～94 歲的老年人在隨訪年份往往維持著完好的健康狀態，95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有0.49 隨訪前死亡的轉移概率；對于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的調查對象，僅70～79 歲的老年人繼續保持該狀態或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變為良好的概率略高，其余年齡段半自理的老年人在隨訪前死亡的概率更大；對于不能自理的調查對象，70 歲及以上老年人往往難以存活。因此，僅依據ADL 指標無法對老年人的健康狀態做出準確判斷，本文提出的綜合指標考慮了其ADLs 自理基礎上IADLs 的表現，細化健康狀態轉移概率的變化趨勢，發現ADLs 和IADLs 均自理的老年人健康期更長，ADLs 自理而IADLs 不自理的老年人的健康狀態轉移情況不佳。

（2）多維度評價指標下我國老年人口的健康預期壽命存在顯著差異。三種指標測算的自理健康預期壽命均隨年齡的增加呈現遞減趨勢，我國65～69 歲老年人口ADL 指標下的自理健康預期壽命為16.99 年，IADL 指標下的自理健康預期壽命為15 年，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為14.79 年。在各年齡段，ADL 指標的測算結果均最高，IADL 指標的測算結果略高于綜合指標的測算結果。從平均預期不自理壽命看，在所有年齡段，ADL 指標和綜合指標的測算結果相近，且均遠小于IADL 指標的測算結果。隨著我國老年人年齡增大，ADL 指標下的健康預期壽命占比緩慢減少，IADL 指標下的健康預期壽命和綜合指標下的完全自理健康預期壽命占比加速遞減，在80 歲及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中表現更加明顯。綜合指標下，我國65～69 歲年齡段老年人的為1.19 年，緩慢遞減至94 歲，9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驟減為0.35 年。通過對比數值的大小，65～90 歲老年人的健康狀態相對完好，90 歲及以上老年人基本處于半自理狀態，難以參與社會層面的活動。綜上，我國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日常生活基本自理能力較好，而納入社會活動參與情況的評價時，高齡老人的健康狀態不夠理想，應引起重視。

此外，自評健康預期壽命顯示，我國65～69 歲年齡段老年人的自評健康預期壽命最高為16.36 年，隨年齡段的增加呈現遞減趨勢。并且各年齡段的自評健康預期壽命的占比均高于86%，遠大于綜合指標下完全自理的健康預期壽命占比，與實際自理狀態不符，體現了其主觀性強的弊端。

基于ADL 和IADL 綜合指標的我國70 歲及以上男性老年人口不如女性長壽，但健康水平更高。

從平均預期壽命看，在70 歲及以上的老年群體中，女性整體比男性更加長壽。綜合指標下，我國70 歲及以上男性老年人口的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且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良好健康預期壽命和其與平均預期壽命的比值均高于女性老年人口。從兩種健康預期壽命/ 平均預期壽命的結果分析，女性老年人口和男性老年人口分別從85 歲和95 歲開始，可見男性健康期顯著長于女性，高齡的女性老年人口更多處于日常生活基本自理但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較差的半自理狀態。

據此，本文提出如下的對策建議：第一，在測算老年人口的自理健康預期壽命時，僅依據ADL 指標會造成結果偏高，嚴格來說ADL 指標下的測算結果為日常生活基本自理條件下的健康預期壽命；當使用IADL 指標時，會導致平均預期不自理壽命偏高，這是因為IADLs 是社會活動層面的指標，判定自理的標準較高。本文通過實證分析說明了兩種指標因對于自理的評價內容難度跨度過大而引起的結果偏倚，故建立遞進式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更加科學和準確。第二，重視我國高齡老人，尤其是女性生命質量不佳的現象?！丁笆奈濉眹依淆g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中指出，要擴大普惠型養老服務覆蓋面、強化居家社區養老服務能力、加強老年健康教育。面對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對老年人健康的定義不應該僅停留在滿足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理的需求，而是要同時關注老年人口的社會環境活動參與能力，對處于完好健康狀態/半自理健康狀態/不能自理狀態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針對性幫扶舉措，完善養老服務體系、提高養老服務效率、滿足健康養老需求、推動老齡事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