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基于宏觀經濟治理實踐

周紹東, 劉 健

(武漢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2)

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保?］近年來,學界對創立“中國經濟學”的呼聲漸漲。周文(2020)提出,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恢宏、最為波瀾壯闊的時期,也是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最好的時代,中國經濟學建設時機已經成熟。［2］劉偉(2023)等人提出,在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歷史關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方面。［3］構建中國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必須“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4］(P.322),這實際上也提出了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應滿足的前提條件。

在經濟實踐中,實行有效的宏觀經濟管理以保障社會再生產的順利實現,是黨和政府肩負的重要任務之一。但是,在歷史的不同發展階段,宏觀經濟管理的職能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程霖等人(2023)以“標識性概念”作為切入點,將1949年以來的宏觀經濟管理分為“綜合平衡”“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治理”三個歷史階段。［5］付一婷等人(2021)提出,宏觀經濟治理在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調控范圍、調控方式和調控力度等方面與傳統宏觀調控存在較大差異。［6］孟捷(2021)概括了國家經濟治理體系的具體制度和工作機制。［7］

已有研究主要是對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研究對象、邏輯主線、構建原則等方面進行了抽象探討,未能運用具體的理論演進案例展開分析。關于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對具體的宏觀調控、宏觀經濟治理的政策措施展開分析,未站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高度進行探討。換言之,既有的第一類文獻缺乏實踐支撐,第二類文獻缺乏理論提升。鑒于此,本文以中國特色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為研究對象,采用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基于“理論硬核”和“保護帶”的動態調整視角,對中國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管理思想的演進脈絡進行梳理,提出了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的三個形式,以此構建中國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

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適用于理論體系的演進,對于構建自主知識體系而言,需要厘清理論和知識之間的關系,與分散的知識相比,理論的完整性和系統性更強。知識體系是否自主,取決于理論體系是否完備、是否科學、是否不斷進步。

拉卡托斯將理論視作一個歷時性的連續系列,這一系列理論可體系化為一個完整的研究綱領,包括“硬核”“保護帶”“反面啟發法”和“正面啟發法”四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硬核”是研究綱領的核心和基礎,承載著特定理論的基本原理及性質,是區別不同研究綱領的本質特征。因此,“硬核”在綱領競爭中不輕易被批駁或修改,是由與時俱進的理論命題加以保護,這便形成了環繞于“硬核”之外具備一定理論張力的“保護帶”?！氨Ｗo帶”由細化的輔助性假說構成,用以證實“硬核”的科學性和解釋力,并承受源自現實反?；蚋偁幘V領的質疑,使之不直接觸及“硬核”?？梢?“保護帶”作為綱領的首要屏障,必須依托現實進行不斷調整或替換。

科學發展是不同研究綱領相互競爭和迭代的過程,這使得確立評價理論科學性的客觀標準成為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主題。區別于樸素證偽主義者對理論“即時合理性”的執迷,拉卡托斯更加看重理論在長周期內的預測能力,并基于理論進步、經驗進步和啟發法進步三方面的內容,構建以問題轉換為特征的綱領演進模型。他認為:如果一個研究綱領能夠不斷衍生出有效的理論內容,并使之在實踐中得到經驗上的證實,便可認為其構成了“進步的問題轉換”;反之,如果綱領僅僅能夠在事后作出解釋性說明,試圖“以純粹語義學的、非科學的方式解決矛盾”［8］(P.38),那就意味著其陷入了“退化的問題轉換”;一個科學的綱領至少在理論上應該是進步的。

進步綱領勢必在競爭中淘汰退化綱領,這表明前者在準確涵蓋后者所具備的合理內容的同時,能夠“進一步表現出啟發力”［8］(P.84)。不過,由于衡量綱領啟發力標準的模糊性,即無法判定當下所觀測到的事實在歷史中是否足夠重要,加之“不應要求綱領步步都是進步的”［8］(P.144),因此,特定綱領的科學性往往只能通過歷史回溯的方式在事后得以明鑒,這被拉卡托斯認為是“較慢的、但可能是較為安全的”理論驗證過程［8］(P.46)。

以上對進步綱領和退步綱領的界定,使得我們可以判斷哪些綱領具有自主性。長期來看,如果研究綱領能夠呈現出應對反例、自行發展的能力,那么就可被稱之為“自主知識體系”。反之,那些能夠被即時證實或證偽的理論顯然是難以自主的。

在引入“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基礎上,本文將分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為1949年至1978年,第二階段為1978年至2008年,第三階段為2008年至今)對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發展脈絡進行梳理,提出宏觀經濟管理科學綱領1.0、2.0和3.0版本,并在此基礎上結合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最新發展,展望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綱領理論硬核和保護帶的調整對策,希望對構建中國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有所裨益。

二、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Ⅰ:以綜合平衡為硬核

(一)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迫切要求

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對工業、農業和手工業實施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初步確立,國民經濟建設全面展開。此后,我國國民經濟既實現了高速發展,也經歷了劇烈波動;既在重工業、國防工業等方面取得了較大成就,也出現了產業間、區域間、城鄉間的巨大發展差距和矛盾。為實現國民經濟長期穩定和健康發展,加強宏觀經濟管理成為迫切的現實需要。

實際上,與當時其他學科相類似,新中國成立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1955年,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文第一版在國內發行,全國迅速掀起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熱潮。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經歷了“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和恢復調整三個不同階段,經濟高速發展與經濟大幅波動交替出現,產生了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要求,在理論上要求學界把以蘇聯理論為代表的經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了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研究綱領”。

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對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具體內涵的多種理解。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中國人民大學計劃教研室(1962)認為綜合平衡是計劃國民經濟的基本方法［9］(P.30);楊堅白(1961)認為,綜合平衡是社會主義計劃工作的靈魂,綜合平衡和計劃管控差不多是同義語,我們做計劃工作大多是做的綜合平衡［10］。從綜合平衡的任務和作用看,鄺日安等人(1959)提出,國民經濟平衡的任務就是要解決社會勞動按社會需要的比例進行分配以及勞動時間在整個國民經濟范圍上的節約,合理安排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分配比例,節約地利用這些資源,以達到國民經濟的最大經濟效果和最高發展速度。［11］也有學者從處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視角來看待綜合平衡問題。例如,漆琪生(1960)提出,綜合平衡的基本任務不僅要從實物形態和價值形態上來安排社會產品與國民收入在各部門和各方面的合理平衡,實現擴大再生產,而且還要正確處理生產關系的各種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保證生產關系的進一步鞏固和提高。［12］從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根本意義來說,楊堅白(1960)認為,綜合平衡的意義就是要正確處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平衡與不平衡問題。［13］

無論對綜合平衡作怎樣的理解,實現國民經濟的穩定平衡增長都是這一時期宏觀經濟管理的根本任務。對于一個資源掌握十分有限的新興政權而言,把這些資源投入到哪些領域便成為宏觀經濟管理首要解決的問題。從科學范式演進看,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政治經濟學逐步形成了一個以“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為理論硬核的研究綱領。

(二)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Ⅰ的保護帶

作為“國民經濟綜合平衡”這一理論硬核的屏障,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Ⅰ形成了五個方面的保護帶。其中,某些保護帶從形式上看屬于宏觀管理機構、政策和方法,但實質上反映了宏觀經濟管理思路(如圖1所示)。五個保護帶在空間上并存,在時間上繼起,在實際經濟運行過程中共同發揮作用,保障國民經濟綜合平衡運行。

一是宏觀經濟管理機構的建立和完善。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國進入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在大規模、高速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同時,國民經濟管理工作量同步增加。截至1965年,我國設有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基建委等部門32個,此外,還有包括商業部、對外貿易部、建筑工程部等在內的第三產業管理部門。在這一時期,我國開始啟動協作區建設工作。1958年6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加強協作區工作的決定》,將全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南、西北7個協作區,同時要求各協作區根據各區域的資源等條件,按照全國統一規劃,盡快建立大型的工業骨干和經濟中心,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這些宏觀經濟管理機構的建立和完善,為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是編制和實施國民經濟計劃。編制和實施國民經濟計劃是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重要方法和工具之一。1951年5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計劃局編制了1951年國民經濟計劃要點,這是中國第一次編制全國性的經濟計劃。在此基礎上,1952年8月,中財委編制出了“一五”計劃草案,1955年3月編制完成。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57年開始,中央向地方下放經濟管理權限,將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改變為分級管理模式。將原來由國家計委統一平衡、逐級下達的計劃管理體制改變為“以地區綜合平衡為基礎的、專業部門和地區相結合的計劃管理制度”,采取以地區為主、自下而上的逐級編制計劃和平衡經濟指標的方法。編制和實施國民經濟計劃,為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提供了短期規劃目標和行動指南。

三是以“三個并舉”促進產業平衡發展?！叭齻€并舉”是指工農業同時并舉、中央工業和地方同時并舉、大中小企業同時并舉(土法、洋法同時并舉,即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同時并舉)(1)這里的“土法”和“洋法”,實際上指兩種不同的生產技術路線。所謂“土法”,大體指生產中較多地使用勞動力的生產技術,而“洋法”則指生產中較多地投入資本的生產技術。用現在的經濟學語言來表達,“土法”可以理解為勞動密集型技術,“洋法”可以理解為資本密集型技術。孫冶方認為,這里的土法生產和洋法生產,涉及資本有機構成問題,土法生產是指較低的資本有機構成,而洋法生產的資本有機構成較高。參見《孫冶方選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2～463頁。。具體到社會生產和社會消費兩大部類之間關系的政策表述是以發展重工業為重點,同時發展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輕工業和農業,滿足人民群眾的日常消費需要。雖然這一時期優先發展重工業導致工業與國民經濟比例存在失調問題, 走了一些彎路,但是我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相對完整和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我國進一步實現工業化奠定了基礎。

四是生產力空間布局的調整和優化。區域是產業和經濟發展的空間載體,區域間和區域內的經濟平衡是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前提條件。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區域間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大部分工業企業集中在華北、東北等地區的大中城市。為了改變這種經濟布局上的不平衡局面,同時也出于戰備等方面的考慮,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我國開展了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并建立起一系列的經濟協作區,完成了我國生產力布局上的重大調整,極大地推動了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為后期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奠定了物質基礎、積累了探索經驗。

五是搭建國營企業和人民公社等政策載體。宏觀經濟管理必須建立在微觀基礎之上,宏觀經濟管理的各種決策必須得到微觀主體的配合才有可能發揮作用。在這一時期,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政策載體和抓手主要有國營企業和人民公社。到1956年,我國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后,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和平贖買和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逐步在工業方面建立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在手工業方面建立起以合作社為主要形式的集體所有制。1958年,我國開展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大躍進”,“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借助農田基礎設施建設,逐漸成為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這些微觀主體的建立和完善,為貫徹國民經濟計劃提供了基礎保障,成為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重要微觀載體。

(三)現實反例的沖擊

盡管這一時期中國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形成了以“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為硬核的研究綱領,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間,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并沒有完全實現,經濟增長幅度波動劇烈。1953年至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達到7.7%;1958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57年增長了25%,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了53%;1959年至1961年,國民經濟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工農業總產值下降幅度較大,三年總計下降了16.3%;隨著“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一整套調控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國民經濟增長逐漸恢復,截至1966年,國民經濟一直處在中高速增長狀態;1967年至1977年,國民經濟增速緩慢,GDP年均增長僅為6%(2)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的相關數據計算所得。。

經濟增長率的劇烈波動實際上是對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Ⅰ提出的詰問,這是該研究綱領必須面對的“反?！爆F象。宏觀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深層次弊端。一方面,在計劃經濟體制中,信息在科層制的經濟架構中傳遞不暢、收集和整理信息的成本高昂等因素,導致計劃編制與實施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時滯,失去了對生產活動的指導作用,產品供給往往難以滿足需求變化,致使供需平衡被打破,且恢復平衡需要較長的時間。另一方面,在計劃經濟體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門—國營企業”兩類關系中,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所擁有的經濟自主權是十分有限的,其職責主要是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計劃指標,缺乏超額完成計劃和開展創新的動力。中央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門在意識到這個問題后,就會采取各種方式“放權讓利”,給予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一些經營自主權;在“預算軟約束”等計劃經濟體制的固有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往往又會形成投資沖動。這就使得國民經濟陷入一種“過熱—嚴控—消沉—放松—過熱”的循環,國民經濟始終處在一個被動平衡的局面,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亂”。這也就意味著以“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為理論硬核的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Ⅰ需要從根本上進行調整。

三、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Ⅱ:以總需求調控為硬核

(一)總需求成為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關注點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宏觀經濟管理的側重點開始發生深刻變化。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保?4］這意味著宏觀經濟管理的側重點從對生產和供給側的嚴格管控轉向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滿足這一需要的政策也相應地由計劃經濟體制調整為市場經濟體制。

當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黨的十二大確立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黨的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后,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圍繞著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展開,這構成了中國特色宏觀經濟管理的體制背景。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以強調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為主要內容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被引入我國,并對中國經濟學的教育科研和經濟決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中國經濟學接受了西方經濟學的“總需求調控”思路,從1982年開始,理論界和政界先后提出了“宏觀管理”和“宏觀控制”等概念。1985年“巴山輪會議”提出要把宏觀控制和市場調節結合起來,于1986年形成了“宏觀調控”的經濟管理思想。由此,以總需求調控為硬核的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Ⅱ已初步形成。當然,這個理論硬核也可以更完整地表述為“以社會總需求為側重點進行宏觀調控”。

(二)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Ⅱ的保護帶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承襲了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的基本觀點,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不斷深入,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內涵也愈發豐富起來,既包含了西方市場經濟中的微觀規制和參數誘導功能,也允許政府對宏觀經濟實施行政控制。因此,我國宏觀調控的手段和方法具有多樣性,既有經濟和法律手段,也包含必要的行政干預手段;既包括總需求管理政策,也包括市場環境管理政策?？傮w來看,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Ⅱ的保護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如圖2所示)。三個保護帶在空間上并存,在時間上繼起,共同保障以社會總需求為側重點的宏觀調控戰略目標達到預期效果。

圖2 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Ⅱ

一是編制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分“三步走”。第一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在20世紀80年代末已基本實現。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15］(P.478)為了實現“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目標,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政策調控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穩定的重要保障措施。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民經濟計劃成為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改革開放后,這一工具得以保存并持續發揮作用。但是,宏觀經濟計劃本身發生了很大變化,從管理供給側的“生產計劃”轉變為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進行頂層設計的“規劃”。2006年開始執行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十一五”規劃)是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后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也是第一次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更名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這意味著我國宏觀經濟管理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相應地,1998年3月,國家計劃委員會更名為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2003年3月,將國務院原體改辦和國家經貿委部分職能并入,改組建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計劃與規劃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在實質上反映出了不同社會經濟形態在宏觀經濟管理上的根本差異(如表1所示)。在性質上,“一五”計劃屬于指令性計劃,“六五”計劃則包含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十一五”規劃則屬于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從資源配置方式看,經濟計劃主要是以計劃配置資源,而規劃則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從導向上看,計劃時期的宏觀經濟管理主要是進行生產和供給管理,規劃時期的側重點是社會總需求調控。從涵蓋范圍上看,規劃內容涵蓋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遠遠超過計劃的覆蓋面。把“五年發展計劃”轉變為“五年發展規劃”,將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并保持五年發展規劃工作的連續性,從而使我國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平衡性和可持續性明顯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躍上新臺階。

表1 五年計劃與五年規劃的對比

二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西方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主要手段,我國也將其作為重要的宏觀調控工具,但同時又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從貨幣政策看,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組建貨幣政策委員會,其人員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家統計局、國家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等經濟管理部門負責人,在分析研究宏觀經濟形勢的基礎上制訂貨幣政策。通過綜合運用存貸款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各種結構性金融工具以及公開市場業務等多種手段對貨幣供應量進行調節,在維持通貨穩定的基礎上影響社會總需求。

從財政政策看,改革開放后建立起來的獨特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關系,成為我國財政政策調控社會總需求的重要微觀載體。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事權和財權進行了分工。中央財政和國稅比重大幅度提高,倒逼地方政府大力發展本地經濟以獲得稅源,這就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擬企業化”地方政府和官員晉升錦標賽機制。地方政府必須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招商引資,吸引企業入駐,進而帶動投資需求、地方消費需求和凈出口需求,為國家在宏觀層面的社會總需求調控提供了重要的微觀基礎。

三是在中觀層面實施產業政策和區域經濟戰略以調節社會總需求。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政策還需要在中觀層面尋求支點,包括產業和區域兩個維度。在產業維度,一方面,積極推動產業升級,重點支持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加大基礎設施領域和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拉動投資需求;另一方面,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瞄準國際市場,著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業,在國際貿易中擴大凈出口需求。在區域維度,改革開放以來,先后實施西部大開發、中部地區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東部沿海地方率先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區域發展戰略。通過深化區域間和區域內的產業分工,完善市場流通渠道,刺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這些舉措實際上都指向調節社會總需求,為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提供了中觀載體。

(三)宏觀調控遭遇的“反常問題”沖擊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不斷走向成熟,以社會總需求調控為理論硬核的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Ⅱ在經濟實踐中開始遭遇一系列“反常問題”沖擊。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經濟受到強烈沖擊,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從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9年的6%。從投資需求看,制造業市場日漸飽和,重復建設和產能過?，F象日益嚴重,實體經濟增長乏力導致投資需求萎靡不振,已經無法承擔起拉動社會總需求的主力軍責任。同時,居民收入增長落后于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高收入群體消費顯著不足,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嚴重受限,消費升級受到阻礙。從凈出口需求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進入到一個緩慢的復蘇期,“新冠疫情”影響、俄烏戰爭久拖不決、中美關系持續緊張等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導致世界普遍對經濟持悲觀預期,凈出口需求大幅度下降。需求側存在的多重不利因素使得以總需求調節為核心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面臨巨大挑戰,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Ⅱ迫切需要升級,特別是要重新審視供給側在宏觀經濟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再次考察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深邃含義。

四、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Ⅲ:以新綜合平衡為硬核

(一)正向啟發法推動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的持續進步

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集中出現使得中國經濟在2008年后進入了一個“新常態”,并由此出現了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Ⅱ難以解釋的各種“反常問題”。這些“反常問題”指向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Ⅱ的硬核,對“通過宏觀經濟調控干預社會總需求達到經濟穩定持續增長”這一核心判斷提出了質疑。

拉卡托斯指出,“反常問題是永遠不會完全消除的”［8］(P.58),趨于理想化的綱領“硬核”注定會長期遭受現實反例的沖擊。因此,綱領如何應對反常問題,使得理論能夠在逐一解釋反例的同時也能推進“保護帶”的建構,成為研究綱領保持生命力的關鍵所在。拉卡托斯將這一方法稱為“啟發法”,并作出了正反類分。其中,“反面啟發法”禁止反常問題與“硬核”直接關聯,將其引向輔助性假設并進行檢驗。如牛頓學派科學家在面對行星運動的反常問題時,通常會相繼檢查如大氣折射規律、光的傳播規律等內容,而非懷疑牛頓力學定律本身。［8］(P.6)之前,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Ⅰ轉向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Ⅱ的過程主要由“反面啟發法”推動,即通過應對和解決“反常問題”來更換保護帶和修正理論硬核。但是,“正面啟發法”則是“幾乎完全不顧及‘反駁’的”［8］(P.61),其引導研究者根據綱領內在的原理和邏輯不斷創新具體理論,持續推動綱領發展。而既有理論中的不合理因素,也終將在科學推演中被舍棄。在此意義上,“正面啟發法”實際上是內化反駁的策略,比“反面啟發法”更為靈活。［16］

(二)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戰略的“新綜合平衡”作為理論硬核

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Ⅱ向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Ⅲ的轉變,并不是要放棄社會總需求管理這一宏觀調控硬核,而是要重新審視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力圖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實現“綜合平衡”,而這種綜合平衡與計劃經濟時期的綜合平衡相比,又具有本質差異,它是在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的“綜合平衡”。［17］

供給和需求是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緊密聯系的兩個方面。供給與商品或服務的生產相關,需求與商品或服務的消費相關,供給與需求的關系實際上就是生產與消費的關系。生產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因此,供給是影響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決定性因素。也就是說,國民經濟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所能達到的水平取決于供給的潛在水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發展從根本上要靠供給側推動。一次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一次次生產力提升,創造著難以想象的供給能力。當今時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18］(P.101)。

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三個基本要求。其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使供給能力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其二,其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其三,其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18］(PP.105～106)實際上,這已經基本勾勒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思路,即提質量、調結構、抓改革。在實踐中,應當從這三個層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需求側”是相對于“供給側”而言的,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管理共同構成經濟發展的“一體兩面”。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是促進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戰略決策。擴大內需戰略不同于單純的需求刺激和需求擴張,而是要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配合起來,共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供需兩端的動態平衡。［19］因此,黨中央從需求與供給的內在聯系出發,提出要協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闡釋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總需求管理的辯證關系,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

因此,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Ⅲ以供給和需求的新綜合平衡作為理論硬核,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戰略的有機結合。也正是在這一理論硬核的指引下,宏觀調控政策體系逐步轉變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再次實現突破性創新。

(三)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Ⅲ的三大保護帶

為促成新綜合平衡的實現,研究綱領Ⅲ構建了三大保護帶,分別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宏觀經濟治理政策體系以及黨對宏觀經濟管理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如圖3所示)。［20］三者相輔相成,共同作用,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戰略的“新綜合平衡”。

圖3 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Ⅲ

第一,通過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實現宏觀上的供需平衡。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進行了更為清晰的界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是讓市場機制調節社會總需求和社會總供給,使市場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戰略中發揮根本性的引導作用。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則是讓政府權力進一步從市場退出,轉而將自身職能聚焦于維護市場秩序、強化市場監管、增強公共服務和產品的供給等領域,為供需綜合平衡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始終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在動態調整中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共同保障實現“新綜合平衡”。

第二,構建更為完善的宏觀經濟治理政策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宏觀經濟治理政策不斷豐富,逐漸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宏觀經濟治理政策體系。從制度上看,《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就把基本經濟制度納入到宏觀經濟治理政策體系之中,構成了宏觀經濟管理研究綱領的堅實的保護帶之一。從宏觀經濟治理政策上看,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五大宏觀經濟治理政策進一步拓展為七大政策。其中,宏觀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結構政策主要包括產業政策、科技政策;微觀政策主要包括市場秩序治理政策和激活市場主體的政策;改革政策主要包括企業改革和政府改革、政府與市場關系完善和推進制度開放等方面的政策;民生政策主要包括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和就業政策;區域政策主要包括區域重大戰略舉措和區域間協調發展政策;科技政策主要包括強化國家科技戰略力量、強化企業市場創新主體地位、推動科技管理體制改革等政策。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要以促進高質量發展和協調政府各項職能為目標,以體現新發展理念的財政、金融、科技、產業、區域、營商環境、信用體系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為重點創新政府管理和服務方式,強化國家各項調控制度建設,統籌各項政策手段協調應用,完善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促進國民經濟實現“新綜合平衡”。

第三,加強黨對宏觀經濟治理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西方國家宏觀調控的主體是“政府”。作為市場的對應面,政府采取宏觀調控政策保障經濟平穩增長。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國家是實施宏觀經濟管理的主體,而掌握政權的執政黨則是核心領導力量。推動供給和需求的綜合平衡,促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戰略相協調,就必須讓政府部門履行宏觀經濟管理職能,并加強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2018年4月2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改組為中央財經委員會,習近平總書記擔任主任。建立這一機構的目的就在于加強黨中央對涉及黨和國家事業全局的重大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統籌做好宏觀經濟管理工作。

黨中央對宏觀經濟管理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黨中央集中決策到中央財經委員會的部署,再到下級黨委具體落實決策部署;二是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重大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法律法規,到國務院的具體部署,再到三大核心部委(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和其他相關職能部委具體實施;三是從國務院的統一指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具體部署和執行的傳導機制。這三個方面既有橫向的部門之間的宏觀調控配合協調,也有縱向的上下級之間的信息傳導和反饋,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宏觀經濟管理政策體系,為實現宏觀經濟的供需平衡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

本文以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歷史演進為研究主題,采用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為中國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主要的借鑒性意義有三個方面。第一,中國政治經濟學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因此,構建中國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從經濟建設的具體實踐中提煉理論命題和學術范疇。特別是在保護帶的凝練過程中,理論和政策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差別,一些具有鮮明理論特色的政策本身就可以成為保護理論硬核的重要命題。第二,科學研究綱領的進步是由“正向啟發法”和“反向啟發法”共同推動的,中國特色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演進表明,為應對實踐中的“反常問題”,通過引入西方經濟學的宏觀調控理論更換保護帶,并對理論硬核進行調整所形成的新研究綱領存在著一些缺陷,這就提出了要依靠“正向啟發法”,更加緊密地結合中國具體實際推動研究綱領升級。第三,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研究綱領的演進是從簡單的計劃管控向宏觀經濟調控轉變,再由宏觀經濟調控轉向更為系統、覆蓋面更廣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這也更為深刻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結合起來的分析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