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倩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1400)
可持續發展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挑戰之一。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通過標志著社會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官方議程上日益重要的問題,高等教育機構對社會可持續發展負有特殊的社會責任。隨著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日益受到重視,促進社會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是生態時代賦予大學的新使命?!叭蚩沙掷m發展大學聯盟”(ISCN)的成立推進了全球綠色大學建設,聯盟旨在推動知識共享,提升大學在可持續發展教育上的質量和能力,構建、重塑校園的可持續發展,并將這些積極性舉措與研究、教學有機結合[1]。
“可持續發展大學建設”作為一個新興研究領域在國際上已經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國外越來越多的學術文獻強調了高等教育在創建可持續未來中的作用,這得到了政治機構、大學和商學院的支持,協會鼓勵教育工作者在其管理計劃中更加認真地處理可持續發展問題[2]。針對可持續發展大學的概念,國際學者大多認為大學是一個特殊的組織機構,一方面大學應盡量減少資源使用所產生的負面環境和經濟影響,為教育和研究者提供平等機會,實現機構自身的可持續;另一方面大學有責任保護人類和生態系統的健康和福祉,培育學生可持續發展理念,并利用大學產生的知識解決現在和未來面臨的能源和資源等生態挑戰及公平正義等社會挑戰。只實施“綠色建筑倡議”可能過分關注大學環境問題反而忽視了社會問題,因其僅涉及大學的系統運作,而忽視了教育和研究以及社區服務等其他活動。為更好改進大學可持續性管理舉措,除教育、研究、校園運作和社區服務4個維度外,Lozano-Ros(2003)增加了第5 個維度——評估和報告[3]。目前,國際“大學可持續性”研究已經從傳統的自身綠色校園建設轉向大學教育、研究、社區服務的可持續性管理系統,并且在評估框架上進行了諸多探索。
我國普遍關注政府和企業在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上所做的努力,但忽視了大學在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上的作用。為響應國家和社會各界對綠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共識和追求,我國少數高校開始在教學和研究活動上針對如何貫徹可持續發展原則進行了探索。清華大學在中國高教界率先提出了“建設綠色大學,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把永續發展的理念融入到辦學實踐中[4]。同濟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也積極致力于履行社會責任和教學使命,將可持續發展原則貫徹到其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中。我國部分學者亦開始探索大學在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學者多用“綠色大學”的概念,其本質上與國際可持續發展大學的倡議一致。
建設“可持續發展大學”已成為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與潮流,然而我國可持續發展大學建設進展依然緩慢,一方面高校自身可持續發展的意識淡薄,另一方面未能形成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功用?!陡叩冉逃沙掷m發展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提供了高等教育背景下有關可持續發展大學的發展趨勢信息,促進了全球高等教育可持續性研究前沿領域的聯系和信息交流。通過對該期刊進行數據挖掘,找出國外關鍵知識文獻和關鍵節點,了解國際“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大學建設”研究熱點主題和研究前沿演進,以期為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向“可持續性大學”轉型提供借鑒與指引。
以美國科學情報所(ISI)出版的Web of Science 數據庫中核心文集為數據檢索來源,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為檢索條件,文獻時間跨度從2010 年到2017 年4月,共檢索到354篇文獻。
數據選擇追求主題的準確率,專門挑選了一本以高等教育可持續性研究為主題的期刊,其優勢在于主題準確率高,有助于我們了解領域重點研究主題,《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國際期刊》近5年雜志影響因子為1.869,在教育類雜志中影響力大,同時根據JCR 分區該期刊在教育和教育研究領域中屬于Q2分區,因此,在該領域其研究內容具有極強的代表性。
采用德雷克大學陳超美博士開發的Citespace 軟件作為研究的可視化工具,利用Citespace5 對WOS中354篇文獻進行共被引聚類分析。
文獻的共被引關系可反映文獻之間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主題,兩篇文獻共被引頻次越多說明其學術研究方向的被引關系越強。由多篇文獻形成的文獻共被引聚類,揭示了科學知識研究領域中的熱點主題和知識結構[5]。由Citespace 信息可視化軟件系統繪制的分時、多元、動態網絡圖譜可以揭示科學知識領域的研究熱點和前沿[6],并使研究者能直觀地辨識出相應學科領域的經典基礎文獻及學科前沿的演化路徑[7]。
研究熱點是在某一時間段內,有內在聯系的一系列論文探討的研究主題。從文獻計量學角度來看,可以從文獻的共被引聚類結構來分析某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和主要方向[8]。利用Citespace軟件,設置相關參數,進行文獻共被引分析,得到Modularity Q=0.733 4,Mean Silhouette=0.633 4。聚類指標Modularity Q 介于0 和1 之間,數值越趨向于1,說明模塊性越好,聚類內聯系越緊密,聚類間聯系越松散。Mean Silhouette的取值介于-1到1之間,越趨向于1聚類主題越明確。
圖1 為共被引網絡各聚類的時區分布圖,結合二次施引文獻分析,將國際高等教育機構可持續發展領域熱點主題劃分為4個:大學可持續發展轉型——案例研究、高校學生環境素養培育、工程教育中的可持續發展實施以及評估方式、可持續性能力概念化及教學策略研究。
1. 大學可持續發展轉型——案例研究
從聚類結果的排名來看,最大的聚類為#0(案例研究),通過二次文獻法,結合施引文獻進行分析,將該聚類歸結為大學可持續發展轉型——案例研究。該聚類主要考察不同大學在可持續發展轉型過程中的驅動因素和障礙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大學可持續發展的內涵研究。在施引文獻中《管理可持續性的網格式方法:來自多個意大利案例研究的證據》中心性最高,Deborah Agostino(2014)對意大利10 所大學進行多案例研究,設計網格式的測量方法來衡量和評估可持續發展概念化和其實施之間的一致性[9]。
二是高??沙掷m轉型的溝通策略研究。在可持續性管理上,高??沙掷m發展涉及眾多利益相關者,因此,溝通策略極其重要。通過對意大利10所大學的研究,非正式溝通方式(如社交媒體)被重點看成是與大學社團圍繞可持續發展問題開展工作的潛在工具。正式溝通是指通過國際公認的可持續性指標和標準,披露是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非正式溝通是指利用社交媒體和特設網頁將可持續發展成果傳達給更廣泛的利益相關群體[9]。Serena Carpenter 等(2015)認為溝通這一要素的重要性已成為共識。但是很少有在高等教育可持續性研究中全面審視促進可持續發展中組織關系建設的實踐。高??梢酝ㄟ^招募校園大使、共同界定可持續發展、分享公共事務進度報告、運用關系策略來促進校園組織和部門的可持續發展[10]。
三是關于高等教育機構轉型評估的研究。Manuel Larrán Jorge 等(2015)對西班牙大學系統進行相關研究,開發了一種用于衡量大學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多項目定量工具。這些項目分為7個不同的維度:公司治理、學生、員工、社會、環境、公司和持續改進。這項研究建立了一個新的多項目定量工具,旨在衡量大學對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層面的綜合考慮。項目的最終清單由7 個維度劃分的155 個指標組成,避免了以往的評估工具片面從某一角度來衡量可持續性。此外,這些指標可以為大學質量管理模型提供一個很好的指向[11]。Graham Bullock,Nicholas Wilder(2016)使用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和大學領導者協會為可持續未來制定的評估框架(GRI-HE),分析9 個高等教育機構可持續性評估框架的全面性,研究發現太平洋可持續發展指數(PSI)和可持續發展跟蹤評估與評估系統(STARS-1.1版)最為全面。同時指出AASHE和位于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的羅伯茨環境中心有著最全面的可持續性框架[12],不僅包括評估框架研究還包括對評估框架合理性的反思。
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組織轉型的成功需要資源和資金的支持,但是有關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爭論一直存在。高??沙掷m管理教育的成功需要制度變革,除領導力外,教師利益相關者的一致承諾、資金和政策的執行對于組織可持續的轉型極其重要。而自下而上的領導舉措至關重要,高層管理人員的支持則被認為是實現更大、更激進的轉型步驟的重要手段。根據明茨伯格理論,領導的特點是在內部和外部促進合作交流,鼓勵關鍵成員以溫和的形式參與領導。高等教育機構向可持續發展轉型的結構化戰略方法是自下而上的支持并且首先需要一個自下而上的倡議[2]。
2. 高校學生環境素養培育
聚類1(環境素養),1968年美國學者Roth 首先提出如何辨認有環境素養的公民,由此提出了環境素養(environmental literacy)的概念。通過二次文獻法對施引文獻進行二次分析,發現該聚類主要研究高校學生的環境素養培育,包括課程、非課程活動、教育實施的過程模式等。特別是針對商學院的學生,因為商學院學生未來極有可能進入公司治理層,所以對商學院學生可持續發展認知的培育也受到關注。
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Malik Naeem 等針對亞太地區商學院可持續發展教育進行的調查,提供了有關如何將可持續發展在亞太地區融入商學院教育和學習相關的信息。研究發現,雖然公司治理、可持續發展和商業道德在商學院被廣泛講授,但并沒有被放在首位,還是缺乏將可持續性納入商業課程的系統方法,存在將可持續納入計劃的重大障礙,如認知障礙、教師慣性、缺乏案例研究、教學材料獲取受限[13]。
針對環境素養的培育,國外研究強調非課程活動的重要性和對教育過程模式的關注。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在認知、發展和教育心理學以及大腦領域的綜合研究,從教學實踐的5個原則出發,從教育學的角度,對共同體驗進行概述。通過德克薩斯州立大學共同體驗項目的案例研究發現,共同體驗的課程活動將學生聚集在一起,而非課程活動(講座、特色演講、電影放映、競賽、展會)也為學生提供了更多可持續發展的機會。非課程活動設置的影響因素(時間限制、成本因素)主要為組織者在規劃非課程活動時應考慮的重要因素[14]。Matthias Barth(2013)對德國8 個案例進行半結構化訪談,總結了3個教育過程模式,第一種是在個人層面上,學生參與體驗是一種將正式和非正式學習結合起來的反思性學習過程,是擁有可持續性能力發展的關鍵,在學習過程中,跨學科學習是必要的。第二種模式的特點是強調校園運作。第三種模式是整個組織的承諾,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自上而下的,內部和外部都有廣泛的支持。
3. 工程教育中可持續發展實施及評估方式
聚類2(可持續發展)和聚類6(工程教育),對2個聚類的施引文獻進行二次分析,發現兩個聚類研究熱點主要是針對高?!熬G化議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包括在校園中降低高等教育能源消耗的實踐和工程教育中的可持續發展評估。
Cotton說明了哪種方式更好地支持學生進行可持續能源消耗的相關行為,并指出了環境知識和對待環境的態度在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在發展學生的認知、情感和能源素養方面起重要作用。根據DEFRA 的4E 行為變化模型改編的4E 模型包括可能性、參與、例證、鼓勵,4E模型為識別和構建未來發展提供了有用的框架[15]。Antje等則將參與式學習納入可持續發展實施和可持續發展評估,探索學習理論(包括組織學習和社會學習)、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原則和其應用背景下的各種指標,指出大學要培養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則需要將雙重循環和三重循環學習理論納入考慮,并強調制度治理的影響。結果表明,參與式實施過程可從社會學習和組織學習角度進行評估,強調非線性評估標準更有深度和意義,從知識生成和創新的角度看結果的質量標準,建立以參與過程周期作為組織的評估標準示意圖并與大學系統相互依存。根據不同階段劃分不同的評估標準:參與過程標準、參與產出標準、結果標準[16]。Luís P概述了大學在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實踐,包括綠色建筑倡議、環境管理舉措—認證及非認證模式、環境管理系統EMS、可持續管理系統SMS、環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可持續發展評估報告、管理大學可持續發展的方法和評估工具,還包括用于實施、評估和報告的方法和工具。
4. 可持續性能力培育及教學策略
聚類3(可持續性能力),聚類4(可持續性問題)和聚類5(合作性計劃),對3 個聚類的被施引文獻進行二次分析,發現這3 個聚類研究熱點在于如何獲得可持續發展能力,包括可持續發展能力培育和教學策略研究。
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基于體驗的學習框架和合作性方式,Guido Caniglia 認為通過系統的協作方式加強了不同利益相關方的能力,這一體驗式學習框架提升了學生可持續發展能力。Lakshmi Charli-Joseph 提出校園可持續行為面臨的障礙包括溝通/意識、財務問題和缺乏參與,并尋找干預措施,減輕行為障礙。Ian Thomas等闡明維持可持續發展工作的能力可以為高等教育課程設計提供指導,使畢業生成為有效的可持續發展專業人員。研究結果表明,基于問題的學習設計用于指導學生項目,可以有效提供5種能力——系統思考能力、規范能力、預期能力、戰略能力、人際關系能力,這些能力被證明與未來的職業息息相關[17]。Baran Aktas 則認為可持續發展屬于跨學科領域,研究了本科生3個項目的跨學科性質,增強高等教育中可持續發展的方法是促進跨學科研究與教學[18]。
從共被引聚類知識圖譜來看,2010年、2013年、2015年為3個不同的關鍵節點,對其中的關鍵節點文獻進行分析。結合近幾年的突現文獻分析(表1),將研究前沿進行分階段描述,分析這些節點文獻的研究主題和核心思想,以期有效梳理可持續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的前沿演進。
表1 前6引用最強烈的引文突現
在2010年以前,研究熱點是高校學生環境素養及環境教育。在可持續發展中關注的是MBA課程設置和商學院可持續發展課程的設置??沙掷m發展教育是環境教育研究內容的進一步深化,注重人口、公平等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環境。
2010 至2013 年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主要關注點在于高校機構向可持續性發展的轉型研究和可持續發展大學的概念化,具體包括高等教育機構在推進社會變革中的因素研究、可持續發展大學轉型因素研究、商學院學生針對可持續性不同的觀念融合研究。大學的變革經歷了4 個階段:傳統的教學型大學,如英國劍橋大學;現代的研究性大學,如德國洪堡大學;當代創業型大學,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崛起中的可持續性大學,如美國的康奈爾大學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19]。
2013 年至今較為關注教學對學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促進作用,重點關注學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獲取及習得,外部實踐學習和社區協作作為重要的教學策略得到廣泛關注?!犊沙掷m發展中的現實世界學習機會:從課堂到現實世界》作為該時期的突現文獻,研究主題即為開發學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能力。外部實踐學習和社區協作是培養學生可持續發展關鍵能力的重要教學策略,跨學科、跨領域合作項目是解決可持續性問題的重要方式。開發可持續性關鍵能力集成性框架,能夠指導可持續發展的教學和學習評估的項目和課程設計、招聘和培訓教師和員工的關鍵能力集成性框架。同時,培養的學生應包括5個關鍵能力:系統思維能力、預期能力、規范性能力、戰略能力、人際關系能力。研究者意識到社會實踐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性,重點關注體驗式的學習方法,將高等教育可持續行動從校園綠化擴展到跨學科的可持續性合作項目、跨學科教學和學習。
在特定領域,研究前沿指的是科學家積極引用文章的主要部分。根據賴普斯的觀點,研究前沿必須在分析突現文獻和突現詞(Burst Terms)的基礎上,結合施引文獻(Citing Articles)分析,進行綜合判斷和探測。
漸強型前沿是指于近年來發表的被引頻次突增的節點文獻所反映的研究主題,代表某段時期被高度關注的文獻。通過對多篇中心性高的節點引用趨勢進行分析,從引用頻次和突現率來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能力:學術項目發展的參考框架》是高共被引文獻(圖2),且被引趨勢不斷增強,屬于漸強型研究前沿,代表了目前的研究熱點領域。其研究內容是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概念化,從這套概念框架出發,與之相對應的課程設計和教師及工作人員的聘任標準成為研究的前沿。
圖2 高被引文獻漸強型引用趨勢
根據文獻共被引分析,可持續發展大學建設相關研究已經成系統,大學可持續發展轉型、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能力培育等相關研究熱點主題對我國建設“綠色大學”有一定的啟示。
一是針對不同學院學生的定制化教育。不同于國內環境教育通識課程的設置,為了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高等教育針對商學院、工科、技術制造等不同學院的學生,課程設置是不同的。
二是在社會、技術、環境變革的環境中大學畢業生應具備的關鍵能力。國外可持續發展關鍵能力的概念化及有效教學戰略的研究對我國高校探求核心素養的培育有重要意義。將可持續性納入考慮,為社會未來發展作準備。Wiek A開發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集成性框架包括系統思維能力、預期能力、規范性能力、戰略能力、人際關系能力,對于課程設置和教學策略調整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三是將可持續性納入大學戰略轉型目標。為驅動大學可持續發展轉型,資源和資金的支持必不可少,除高校領導者自上而下的領導力外,還應獲得教師利益相關者的一致承諾。為獲得支持推進戰略的執行,可通過發布大學正式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和社會媒體和網頁等溝通工具將可持續發展成果透露給利益相關者。
四是跨學科和協作參與對解決可持續發展挑戰的作用已經得到國外高校案例研究的驗證。在這個領域,協作的機制可能各不相同,但包括參與性決策、非正規教育、社區發展和規劃以及技術援助。這種外部參與是跨學科概念的基礎,這一概念超越了傳統的學科活動。對突現文獻進行二次文獻分析發現,實踐學習和跨學科的項目合作成為可持續教育的發展趨勢。
國外研究前沿的演進表明了研究觀念的轉變,研究從較為單一的環境維度向環境和經濟維度再到環境、經濟和社會三者互動。目前,實踐教學方式在可持續發展教育中占據主導地位。高??沙掷m發展行動正在超越單一的利益相關者,不斷擴充到其他領域,為保持大學的優勢,不斷適應社會需要,高校的轉型、學生能力培育觀念的轉變、教學策略的轉變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