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者網絡理論對符號理據性的微觀解釋

吳曉虹 曾慶香

【摘要】人們習慣以符號把握事物的形象，城市形象即人們對于城市各類符號進行感知的結果。然而，人的慣性邏輯使之在看到城市中的各項元素時，本能地將這些符號的能指直接指向所指，而未仔細探究其中理據性的生成過程，進而造成城市形象認知的偏差。文章在符號學基礎上，嵌入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將行動者行動的過程視為符號理據性的生成過程，其中轉譯作為行動的關鍵機制，幫助完成了理據性的創造。符號學與行動者網絡的結合，不僅對城市形象進行了更為客觀的解釋，同時對于一切主體的真實形象建構、呈現與認知，提供了更為扎實、可行的理論指導與實踐批判路徑。

【關鍵詞】能指 所指 理據性 行動者 城市形象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1003-6687（2023）2-080-07

【DOI】 10. 13786/j. cnki. cn14-1066/g2.2023.2.010

海德格爾在追溯真理的意義時一針見血地指出，由于事物總是從自身出發保持在遮蔽性之中，因而遮蔽性和掩飾性就成為真理必須剝除的東西。當人們試圖用符號去把握一個事物的形象時，真實的形象時常會與人們的想象失之交臂，城市作為復雜符號體系也不免面臨這一問題。人們在“集體征象”中早已熟悉了假象、幻覺甚至偽裝，因而需要借助新的理論讓事物本身處于可理解的狀態。為實現這一目標，就需構造一種清晰的邏輯與陳述，使之能夠清晰、準確、真實地指向意指之物。

一、“集體征象”的符號學建構：城市形象的一般理解

人們習慣以符號把握事物的形象并產生與之相應的情感，而很多的事物或概念多表現為“集體征象”，羅蘭·巴特將其視為符號體系。[1]（1）城市形象顯然就是這樣一套繁復的“集體征象”。任何符號學都主張一種介于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系，能指和所指也構成了第一秩序的符號學系統。當人寫出“蘋果”一詞時，能指就是這個“蘋果”的語詞，所指則是“蘋果”這個語詞指涉的物體。羅蘭·巴特強調的神話則是一個特殊的符號系統，它從一個比它先于存在的符號學鏈上被建構：它也被視作第二秩序的符號學系統。簡言之，第一系統中的符號（能指和所指相連的整體），在第二系統中變成一個能指。[1]（173）當一個人說，“如果他不偷嘗蘋果，事情可能不會發展到這一步”，其中蘋果的能指和所指降格為一種能指，或者說蘋果的實體作為符號降為單純的語詞，而蘋果實體的所指就是誘惑。實際上，很多物質實體存在著降低為第二秩序中能指的可能，其可形成一種語言去敘述概念或描述形象。如果進一步思考，城市中的道路、邊沿（河岸、圍墻、路塹）、區域、結點和標志也都可以成為敘述城市的語言符號，透過這些元素傳達的意象，人們可將一座城市作為文本去閱讀和理解：[2]道路這一實體作為能指，其所指直接指向遠方；曲折的海岸線作為能指，所指可以是漁業的興盛；難以計數的廣告和店面則可指向商業繁榮的所指……總之，這些符號所形成的意象建構了城市的形象。人的感受是城市形象的捕捉器，人對地方感知和體驗的差異性是城市形象確立的前提因素，唯有經驗性的差異才能使每一個城市被特定的形象所標識。城市形象和主體感受的關聯由此被呈現出來。據此，學者對地方形象做了界定：地方形象通常被定義為個人對一個地方的感受和印象的集合。[3]實際上，城市形象的概念也屬于地方形象的范疇，因而城市形象就是人對某個城市的感受和印象的集合。這里的感受和印象即為符號感知，人們經由城市中的各類符號建構了對于城市形象的理解。

私有語言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至少當私有語言指涉人類心靈內容時，私人的語言游戲是不存在的，私人語言是不可能的，因而語言是公共性和普遍性的。[4]如此一來，當城市中的元素作為語言符號去表達一種意象時，人們緣何能夠普遍捕捉到共同的意象？這一問題其實還可轉譯為：人們為何普遍接受城市中的要素指涉為某一意象或形象？在語言學中，能指是所指的一個中介者，人們憑借能指抵達所指的意象。索緒爾的語言學體系中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系是任意性的，即一個符號所指的事物是既定的，任意性說明我們無法從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找到特定的邏輯關系。[5]與任意性相對應的則是符號的理據性，西方語言里理據性限于派生詞和復合詞的部分領域，語言符號的能指和所指存在著類比等邏輯關系。[6]上述討論的任意性和理據性還僅在第一秩序的符號系統范疇，而擴展到第二秩序的符號系統（神話層面）時，物質實體的能指和所指呈現出密切的邏輯關系（理據性）。顯然，如果一個元素作為符號可以象征一個意象，那么這個意象與這個物質實體必然有著內在的聯系。

可以說，人們普遍接受物質和空間的能指與所指意象之間的對應關系，就在于人們捕捉到符號相同的理據性。城市的摩天大樓往往被看成一座城市高度發展程度的符號，摩天大樓作為能指和高度發展水平的所指并非一種任意的連接。工業革命時代以前，無論是橋梁還是建筑，設計者都癡迷于解決空間大跨距或者高度的難題，但受木料和磚石材質的限制，建筑始終無法突破高度和大跨距的極限。然而，工業革命時代的鋼鐵架構與電梯的應用使得建筑高度和大跨距的問題迎刃而解，建筑的跨度越大，高度越高。[7]至此，理性和科技成為社會新的信仰，因而摩天大樓能夠與城市發展水平連接起來，形成一種共同的意象。根據上述分析，物質實體和空間同特定意象的結合能夠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原因，是人們普遍認可能指與所指間的理據性。

二、形象符號建構的去蔽：城市符號的理據性批判

任何符號建構的神話都應該接受批判，同時神話（一種言說）中的能指和所指的關系不像磐石一樣穩固。正如維特根斯坦所意識到的，日常語言概念并沒有固定不變的本質，這主要體現在語詞并非有著界限分明的用法。就像國際象棋可以說是一種游戲，球類運動是一種游戲，孩子嬉戲打鬧也是一種游戲，那么究竟什么是游戲，實際無法進行清晰的定義。但如果語言符號沒有本質，那么如何把握語言符號所指稱的內容就成為一個問題。對此，韓林合對家族相似性概念進行了充分的解釋：一個家族的諸成員間的那些彼此以復雜的方式交叉重疊的局部相似性。一個一般概念與其他所適用的事項間的關系猶如一個家族與其成員間的關系。一個成員之所以屬于這個家族不在于他擁有這個家族所有成員共同具有的某個或某些刻畫性特征，而在于他與其中某個或某些成員具有直接親緣關系，即具有足夠多的相似性或共同的性質。[8]

轉換到符號的指稱關系中，家族相似性與理據性具有共同點，因為二者都可確立能指和意象間的關系，或者說家族相似性是理據性的一個內在維度。20世紀30年代，上海被稱為“西方的紐約”“東方的巴黎”，當時的上海進入其歷史發展的黃金時期，上海、紐約、巴黎這三個概念具有家族相似性，這種共相關系都是城市的包容與繁華，因而，上海的包容性發展和發達的經濟水平就是其被稱為“西方的紐約”“東方的巴黎”的理據性。再以糖為例闡釋理據性的含義，因為糖這種物質可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所以糖可以削減人們的痛苦感，讓人產生幸福感。在象征體系里，糖就成為美好的符號，而使人愉悅就是糖能夠指稱美好的理據性。人們在形容生活、愛情或幸福時刻，以糖作為隱喻就源于人們體會到糖給人帶來的愉悅感，[9]就是捕捉到了糖這一符號的理據性。反之，一個人如果體會不到糖帶來的歡愉感，也就很難將糖及甜蜜與美好形成對應聯系。

了解了理據性的由來，便可以想象到，人們日常的慣性思維使人們在看到一個物質的能指時，會不假思索地直抵所指，而不再經由理據性的過程重新生成對于當下情境中事物的理解。而正是這個過程，造成了人們對于城市形象的認知偏差。

《清明上河圖》與《東京夢華錄》為人們提供了關于北宋城市生活想象的重要線索：臨街開市的商鋪，滿足了市民的購物需求，還有商販挑著扁擔叫賣自己的貨物；腳力在街頭巷口等待工作的機會，招幌和牌匾等古代廣告隨處可見，說書的、算卦的，百工之列一一遍布在東京大街小巷；船工急忙裝卸貨物，即將停泊的船匆忙落下桅桿；“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10]（33）“人使朝辭出門，燈山上彩，金碧相射，錦繡交輝”。[10]（59）可以說，書畫為現在的人們建構了歷史上開封的城市形象。借助這些書畫，人們能夠感受到北宋時期開封活潑的市民生活氣息，也能看到開封商業繁榮的景象，豐富的世俗生活是這座都城給予人們的最深印象。然而書畫勾勒出來的世俗都會在建構繁華市井形象的同時，也遮蔽了開封作為都城傳達出的帝國形象。唐末五代時期的暴力機關，一般分散于各地方，為應對地方叛亂，宋代建國者便采取了軍事上的“強干弱枝”政策。因此，宋代首都開封有數量龐大的禁軍及其家屬。日本學者久保田和男推算，太宗時期北宋開封人口約為130多萬人，而禁軍及其家屬人口約為68萬人，占到城市人口近一半。北宋末年徽宗時期，開封的禁軍及家屬共有28萬，而開封總人口約120萬人，雖然軍士占總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達到近四分之一。[11]相關史料也記載了宋太祖曾提出遷都想法時，李懷忠曾建言：“汴都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贍軍數十萬計，帑藏、重兵在焉……臣實未見其利?！盵12]宋朝所謂的首都，事實上是作為集中軍事力量的場所而存在的。如此可有效削弱地方權力，也正是此般的開封，才足以支撐著一個帝國不亡于內亂的夢想。因此，通過對資料的爬梳，開封作為商業城市的形象需要重新辨析。如今只能以《清明上河圖》建構的市井和商業繁榮來感受昔日的開封城，而真實的北宋東京可能永葆一個帝國的城市形象。

城市的各類元素在塑造城市形象方面似乎都可借助符號象征得以解釋。顯然在將城市各項元素作為能指，而把城市具體給予人們的印象和感受作為所指時，無意間將能指和所指間的理據性進行了錯位理解，造成了開封形象認知偏差。具體而言，僅從能指和所指層面理解城市形象，將車水馬龍、喧囂的集市等能指直接指向了繁華這一所指，將這些符號背后的人群聚集、生意興隆等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其理據性。然而這樣的思維慣性顯然欠缺對于理據性生成過程的深刻把握，似將地基建立在沙灘之上。事實上，只有深刻切入城市物質實體和空間符號的理據性生成過程，才能更好地把握城市形象生成的機制。

三、城市主體行動與意義生產：城市形象認知的真實路徑

趙毅衡指出，符號是意義的感知，而不是物。[13]家族相似性作為理據性生成的路徑之一，提供了感知世界的第一步，而感知總是片面的，在符號意義生產過程中定然會發生變異。因而需要有一條物的路徑，實實在在對這種變異進行糾偏或阻止。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為這一取徑提供了啟示。

如果城市中的某個元素可作為一個意象的能指，其自身必然包含了該意象的要求，只有滿足了意象的某種要求，該元素才能合理地（有理由地）占據能指的位置，而該元素滿足所指意象要求的過程就是理據性產生的過程?；蚩烧J為在這一過程中，城市中的各類元素（物質實體、空間等）作為能動者采取了某些行動滿足了意象所指的要求。

1. 理據性：城市主體行動的意義生產

關于行動的主體，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已展現出實體和主體具有同一性的主題，也就是說萬物都具有能動性，都可自己運動（并非其他事物所逼迫）。[14]時至今天，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也再次強調了人與非人都具有能動性，并且可作為行動者納入系統網絡關系之中。[15]“非人”一詞是一個概括性術語，用于涵蓋廣泛但范圍有限的實體，如物、客體、獸類。[16]（13）更系統地說，該術語也表示各種實體，如微生物、扇貝等動物，巖石、珊瑚礁等自然現象，船只等運輸設施，下水管道等材料結構，以及技術工具、工藝品、文本、經濟商品等。[17]該術語的外圍不包括人類、本質上完全具有象征意義的實體、[16]（101）超自然的實體，[18]以及人類和非人組成的大規模實體。[19]在拉圖爾看來，這些實體作為單獨的行動者必然一事無成，世界是由每個行動者在平等關系之下自由聯結的結果。

人和非人作為行動者構成了城市，因此城市可看作一個匯聚行動者密集的異質網絡，[20]行動者的行動改變著事物的發展方向，推動著整個城市網絡意義的生產。在傳統的認識論之下，人是行動者，而物質和空間由于缺乏心智的功能自然地被人認為是缺乏能動性的存在。因此，在這里非人作為行動者應當如何理解是關鍵。人類學家很早就指出，人與物質是相互依賴的關系，甚至人類的文化體系也是人與物質互動架構起來的。工具改造人的事情在原始社會就已發生，石器或天然斧頭不僅帶來直立的姿態、弱化的牙齒和拇指更占據主導地位的手，還帶來原始人類腦容量向現代人類腦容量的擴充。[21]在格爾茨所舉的例證里，可捕捉到石器或天然斧頭等原始工具有一種主導其他事物發展的方向性。物質實體和空間所包含的傾向性主導事情的發展方向，甚至也在制造或改造事物。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行動一詞的含義是多元化的。拉圖爾以agency一詞定義行動，使凡是起到中介作用的人類或非人類都成為行動者。其中非人行動者蘊含著多種行為類型：授權、允許、提供、鼓勵、暗示、影響、阻礙、使之成為可能、禁止等。[22]如此各類城市主體作為行動者的意思很好理解，如汽車的安全帶因為盡可能削減危險的發生，所以它是行動者；沒有系好安全帶，汽車發出警報或提示，汽車沒有授權這種危險的行為，所以它是行動者；安全帶卡扣的使用，使乘客不用系安全帶也可阻止汽車的警示，它提高著危險系數，所以它也是行動者。任何物質和空間作為行動者都應使事物狀態產生差異，任何信息、條件都應該在行動者那里發生轉變，否則這一物質、空間甚至人就不能被稱為行動者。對于拉圖爾而言，任何通過制造差別而改造事物狀態的東西都可被視為行動者。[23]對于行動者而言，行動和制造差異都是一個生產意義的過程，如此符號理據性形成過程就逐漸明朗起來：理據性是由行動者在行動或者制造事物差異狀態過程中形成的意義。

至此，ANT可以用來解釋城市何以呈現出一種特定的形象。帕慕克描述了日內瓦城市的驕傲形象：日內瓦的市民甚至凝視最簡單的物件，像路燈桿，仿佛這些路燈桿是世界上最出色最美好的東西，當遇到路人詢問地址時，他們會說：“順著這條直街走，先生，經過那座典雅華麗的青銅噴泉時……”假使游客置身于伊斯坦布爾，市民的指路則是：“路過一處廢棄將軍府的公共浴室，再往前走，在你右手邊，隔著你剛剛經過的浴室眺望過去，會看見一間破房子?！盵24]伊斯坦布爾的空間和物質給人的壓抑感還有更精細的描述：太陽早早下山的傍晚，隆冬停泊在廢棄渡口的博斯普魯斯老渡船，船上的船員擦洗甲板，一只手提水桶，一只眼看著遠處的黑白電視，在鵝卵石路上的車子之間玩球的孩子們，博斯普魯斯老別墅的空船庫，擠滿失業者的茶館，冬夜趕搭渡輪的人群……

緣何伊斯坦布爾的物質實體和空間就可呈現出憂傷的圖景？這一切首先要理解憂傷是如何產生的。傳統哲學的主體人通過不同的選擇確定了主體的身份與角色，而自己的身份認同或角色期待出現的沖突也會折射在情感或情緒的表達之上。身份認同的問題往往存在更多的可能深化了迷茫并形成感傷的情愫。位于伊斯坦布爾城市中部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清晰劃分了歐洲的西方世界和亞洲的伊斯蘭世界，制造了這座城市的憂郁形象。由此，伊斯坦布爾城市的一切物質都在反復追問自己的身份歸屬是歐洲還是伊斯蘭，伊斯坦布爾在不同目標的選擇方面遲疑、焦慮、煩躁、憂傷……并在這種反復追問的行動中，共同生發出了一座城市憂郁的意義，這一行動結果所創造的意義正是一座城市所呈現的超越人的直觀感受的真實形象。

2. 轉譯：理據性生成的深層機制

將行動者的行動過程視為理據性生成過程，無疑提升了人們認知真實形象的可靠性。其中蘊含著的更深層的生成機制是，城市中的非人因素（物質實體和空間）依靠自身的行動完成了轉譯，正是這一關鍵環節完成了理據性的創造，也由此導向了真實的城市形象認知。

根據上文提到的安全帶的例子，再過渡到物質實體或空間行動如何產生意義。物質實體和空間等非人行動者就像一個黑箱，任何信息和條件都會在行動者之中發生轉化。[25]安全帶和汽車警報的行動是有正面意義的，因此這兩個行動者意味著安全；相反，安全帶卡扣增加了危險性，意味著阻礙安全就又可以象征著不道德的行動。安全帶和安全帶卡扣的符號象征意義實質取決于它們的行動，進一步來說，物質實體或空間的行動方向或行為類型，就是其成為某種特定象征符號的理據性。城市形象看似是物質實體和空間的象征意義，真實的城市形象更多是人和非人行動者的行動構建的。

城市內部是由不同系統構成的，都市理論的主要流派對此都達成了共識。各系統間的關系實際也是涇渭分明存在邊界的，政治系統、金融系統、生態系統、文化系統、交通系統、通信系統等都是在名義上獨立的系統。然而，城市內部的諸系統又并非獨立，只有系統間的有效互動與配合才能使城市得以有效運轉。城市之中的每個獨立系統都可理解為由人和非人行動者構成的網絡，城市則是密集的異質網絡。源于異質性，行動者網絡之間彼此有著邊界，如何跨越邊界就成為主要問題，為此拉圖爾提出了轉譯的解決路徑。行動者將其他行動者的問題與興趣不斷用自己的語言轉換出來，直到被轉譯者滿意于進入網絡后的轉變，進而實現成功轉譯。Callon定義了轉譯的四個節點：問題化、興趣賦予、權益化、盟友的招募和動員。[26]問題化是有著共同興趣的行動者被吸引至行動中，通過指出實現各行動者利益的路徑來結成聯盟，同時找到行動者的強制通行點。由于在問題化中所招募的行動者也可能牽涉在其他行動者的問題化之中，因此，賦予盟友興趣的策略必不可少。興趣賦予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直到能夠建立一項置于盟友與其他行動者間使之解除與其他行動者關聯的機制。興趣賦予若能達成，則意味著實現了行動者的招募。從這個意義上說，招募是興趣賦予產生的結果，類似多邊談判后將其他行動者征召入伍?？偠灾?，角色的定義和分布是多方談判的結果，在此過程中，行動者的身份得以確定，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得以建立。動員則類似投票選舉，行動者經由這一過程任命其代言人，從而代替其他行動者行使話語以完成計劃。通過上述四個節點，行動者網絡的聯結機制得以解釋。轉譯是寄身于行動者的，城市的物質實體和空間像是一個黑箱，它將改變、轉譯、扭曲和修改本應表達的意義或元素。行動者既然是差異和邊界的制造者，那么翻譯就是一個行動者要打開其他行動者的黑箱，努力把其他行動者的問題和興趣用自己的語言轉換出來。所有的行動者都處于這種轉換和被轉換之中，城市或區域的形象有時就是物質實體和空間不同轉譯的結果。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南橘北枳的狀況同樣也是城市發展的寫照。黃浦江把上海劃為浦東和浦西，多瑙河將布達佩斯劃分為布達和佩斯。雖同為一座城市，但浦東和浦西、布達和佩斯猶如兩座城市一樣，顯現出不同的區域形象。從城市的起源能找到城市的共性，因為相同的起源或功能的需求使城市內部的諸行動者產生同一的目標。換言之，城市就是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相互作用的場域，行動者的磋商和行動產生了相同意義與形象。因此可以看到羅馬和北京作為城市的很多形象相似性，這是基于相同物質空間轉譯出來的相同語言，商場、現代交通線路、公共基礎設施、城市居民建筑、貿易中心等都呈現出現代城市的同一形象，這些也是其他成熟城市所具有的共同意象。除了普遍性，每個城市又給人以不同的形象感受，城市形象的特殊性則是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的細致差別造成的。正如羅馬的歷史厚重感為人們建造出一座偉大且永恒的城市形象。

對于任何一個帝國，其夢想就是實現永恒。對于羅馬帝國同樣如此，而作為帝國核心的羅馬城也被構想為一座永恒的城市（問題化）。此時，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被如何建造一座永恒的城市所吸引。為了這一興趣，羅馬的交通系統經過精密的勘測和完美的建造，許多羅馬時期的道路結構經久耐用，甚至這些線路沿用到現代。[27]而輔以交通系統轉譯出來的穩固，城市建筑和公共設施等行動者也需要以同樣的語言和交通系統完成磋商，進而把一個事物進行問題化處理——永久性。由此看到了石料構筑的房屋、柱廊、碼頭、競技場等同樣穩固和堅硬的建筑系統。除了交通系統，羅馬帝國還修建了很多地下水道橋以維持城市的生命和運轉，而今這些水道還在發揮著巨大作用。行動者致力于永恒的匠心造就了偉大的羅馬，正如余秋雨所言，羅馬的偉大在于每一個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遺留，每一項遺留都有意氣昂揚的姿態，每一個姿態都經過藝術巨匠的設計，每一個設計都構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諧，每一種和諧都使時間和空間安詳對視，每一回對視都讓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過。[28]

一旦轉譯使行動者之間越過邊界實現有效溝通，那么這種聯系就是排他性的（興趣賦予）。羅馬道路建造得并不寬，車輛貨車只能單列行走，常常是一個方向的車隊要離開，需等待另一個方向的隊伍通過。如此既定的道路作為物質行動者限定了人作為行動者的規模。同樣作出拒絕大量人口涌入的語言表達的，還有其他物質和空間的行動者。羅馬坐落在七個山丘之間，這一物質空間具有著聚攏的行動意向，因而防止洪澇災害就成為羅馬面臨的問題，石頭鋪陳的路面就很好地銜接了山丘環繞的行動表達，石頭光滑的表面有效地將水流導出城市之外。然而，石面的道路又對貨物的供運形成阻礙。如果考慮航運，羅馬附近的臺伯河的流速快也增加了船只駕駛的難度，同時窄小的河面無法通行大規模的船只。顯然，上述一系列興趣賦予過程中的關聯序列都是排他性的。具體體現在歷史過程中，就是人作為行動者大量涌入羅馬城是沒有習得和理解城市內部其他物質行動者的語言，僵硬地將人類行動者招募進城市網絡，也必然帶來古代羅馬城市衰落的結果。

然作為質地堅硬的建筑，其遮風避雨、居住聚集等行動穿透了歷史，為后繼市民的生活提供了框架?，F代社會的科技發展使羅馬偉大的城市意象再次被激活，道路交通和航運的現代性改進使城市內部的各種行動者轉譯了彼此的行動語言，公共交通包括車輛現代化、船只運載力的大幅提升，使新的物質行動者和舊的非人行動者彼此適配，而行動者轉譯過程中形成了羅馬厚重和偉大的形象。為打造這樣的區域，更多可以轉譯這一語言的行動者系統向此匯聚和被招募，而無法轉譯這些行動者語言的其他行動者就被摒棄（招募）。羅馬沒有紐約的商業繁華熱鬧，也沒有巴黎的浪漫氣息，因此埃菲爾鐵塔和第五大道不會在羅馬復制。羅馬的地鐵系統也不像其他大型城市一樣發達，因為古建筑的堅硬構造為其他行動者的招募設置了行動語言障礙。時代的發展使羅馬城市重新招募了行動者，這些行動者為建立偉大和永恒的羅馬城市形象共同行動（動員），在彼此轉譯中完成城市形象的建構。

四、結語：符號學與行動者網絡的共同解釋

人們沉湎于城市的媒介符號提供的意指世界里，這些象征性媒介麻醉了人們的感知，讓人天然地去接受象征意義，認為那就是真實的城市形象。長久以來，缺乏對城市及其內容如何被意指為想象世界的批判性思考。一方面，依靠媒介的象征體系理解和感受一座城市；另一方面，媒介鏡像中的城市形象又缺乏真實的基底，這已成為媒介所衍生出的矛盾。既然城市作為一種媒介，[29]那么城市同樣制造這樣的矛盾，究其原因在于，人習慣服從城市媒介的象征秩序，而對這種秩序本身之中的行動者意義缺乏考慮。就如后人沉湎于《清明上河圖》中可見的繁榮象征，而忽略了當時各行動者間的動向和轉譯過程。真實的城市形象來自行動者的行動所生成的意義，而一個穩固的城市形象則在于城市及其內容的各部分作為行動者能夠完成彼此間的轉譯。至此，本文賦予了ANT一個批判者的角色，使被遮蔽的真實城市意象顯露出來，以期幫助人們克服慣性的象征性思維帶來的認知偏差，提升認知城市形象的真實性。人們也可預見，符號學與行動者網絡的結合并非僅對城市形象進行更為客觀的解釋，同時對于一切主體的真實形象建構、呈現與認知提供了更為扎實、可行的理論指導與實踐批判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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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cro-Explanation of Actor-Network Theory for Symbolic Motivation： Cognitive Critical Path of ?City Image Perception

WU Xiao-hong1， ZENG Qing-xiang2（1.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2.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45， China）

Abstract： People usually perceive the image of things with symbols， and the city image results from people's perception of various city symbols. However， people's inertial logic makes them instinctively point the signifiers of these symbols directly to the signified when they see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city without carefully exploring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motiv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deviation of city image cognition. This paper embeds Latour's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on the basis of semiotics. It regards the process of actors' action as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motivation， in which translation， as the critical mechanism of action， helps to complete the creation of motiv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semiotics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provides a more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ty image and a more solid and feasibl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critical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presentation， and cognition of the actual image of all subjects.

Key words： signifier; signified; motivation; actor; city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