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位置對制造業創新的影響
——基于出口退稅的門檻效應

黃 清 陳鈞浩

(寧波大學商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0 引 言

全球價值鏈分工是當下國際分工中的主要模式,世界各國積極嵌入全球價值鏈以獲得更多的利益。過去依靠廉價勞動力,中國企業得以嵌入全球價值鏈低端位置,近年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制造業逐漸由低端位置向上游攀升。制造業在向上游不斷攀升的過程中容易受到發達國家的阻礙而陷入“低端鎖定”的風險,探索制造業如何更有效地通過全球價值鏈位置提升增強創新能力進而提升其國際競爭力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出口退稅作為中國的基本財政政策之一,有力地調節了出口貿易,成為我國管理出口和推動外貿不斷發展的重要手段[1],探索出口退稅政策調整能否有效激勵企業提升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全球價值鏈位置與創新關系的研究中,學者們聚焦于全球價值鏈位置與創新的線性關系,主流觀點包括以下兩種:一是全球價值鏈位置的攀升有助于推動產業創新能力的提升[2-4];二是當本土企業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更高時,發達國家會利用各種手段來阻礙本土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5],對本土企業創新活動產生不利影響。在出口退稅對創新的影響方面,出口退稅政策通過稅率的變動影響創新活動,出口退稅率的提升可以有效激發企業自主創新活力[6-7]。但已有文獻主要從產品、企業層面分析出口退稅對創新的影響[1],少有將出口退稅與全球價值鏈位置綜合起來,分析出口退稅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影響制造業創新過程中的門檻效應。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探討了全球價值鏈位置與創新行為的非線性關系;拓展了出口退稅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影響創新過程中的門檻效應研究。

1 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1.1 全球價值鏈位置對制造業創新的影響

全球價值鏈位置的上升會通過溢出效應和競爭效應來推動制造業創新。在溢出效應方面,制造業所處的價值鏈層次越高,可以獲得的知識溢出和技術溢出越多,越有機會接觸到國際先進知識和管理經驗,越有可能獲取與創新有關的信息和資源,并進行吸收與利用,從而實現創新能力的提升;制造業在價值鏈中的位置提升,對價值鏈上資源的控制權和分配權也會越大[4],可以更好地組合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所需要的資源,推動創新水平的有效提升。在競爭效應方面,隨著全球價值鏈位置的不斷提高,制造業與國外市場進行產品的買賣,尤其是發達國家市場,面臨的市場競爭必然會更加激烈[5],制造業不得不提升創新能力與技術水平進而增強其市場競爭力。

全球價值鏈位置進一步攀升會對制造業創新產生一定抑制作用。中國制造業主要以加工組裝的方式嵌入全球價值鏈[8],全球價值鏈位置進一步提升所帶來的創新主要體現在工藝和產品的升級,對制造業創新推動作用有限;在中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位置不斷攀升的過程中,發達國家通過專利保護政策的施行,阻礙中國制造業技術趕超,導致中國制造業對進口中間品形成依賴,抑制中國制造業創新[9]。由于俘獲效應的存在,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位置的攀升對其創新行為會產生抑制作用[2],但可能在攀升至中高端時會顯現從而變得重要?；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1：全球價值鏈位置正向影響制造業創新;H2：當全球價值鏈位置達到一定高度時,負向影響制造業創新,全球價值鏈位置與制造業創新存在倒U型非線性關系。

1.2 出口退稅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影響制造業創新中的門檻效應

全球價值鏈位置攀升推動著本國產業與發達國家產業的深入接觸,獲得更多先進的知識與技術,為產業提供創新資源,推動創新產出的增加。隨著全球價值鏈位置的不斷攀升,對出口質量要求相應提高,產業技術投入與創新投入資金需求不斷增加。當出口退稅率低于門檻值時,出口退稅所獲得的資金難以有效滿足全球價值鏈位置攀升與創新活動開展的需要,進而全球價值鏈位置攀升對創新產出的促進作用較小;當出口退稅率跨越門檻值之后,通過出口退稅直接獲得的資金補貼更多,有利于緩解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位置攀升中創新資金短缺問題[10-11],助力創新活動的進行。

根據Melitz和Ottaviano(2008)提出的壟斷競爭模型,封閉市場采取對外開放經濟政策有益于市場規模的擴大,進入市場的企業數量增加,將會加劇市場競爭程度。當出口退稅率達到一定程度時將有效降低企業進入市場的臨界成本,降低企業成本加成,進而引起市場競爭程度的加劇[12]?；诖?當出口退稅率跨越門檻值后,產業成本加成降低力度更大,有利于產業全球價值鏈深度嵌入,為產業創新帶來技術與知識溢出,推動創新能力的明顯增強;同時,更高的出口退稅率引起市場競爭程度的加劇[13],處于全球價值鏈位置攀升階段的產業,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為保證自身的市場份額與地位而增加研發投入,更有效地推動創新產出的增加?；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3：出口退稅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影響制造業創新過程中發揮門檻效應,出口退稅率跨越門檻值后,全球價值鏈位置對制造業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強。

2 模型構建與變量數據說明

2.1 模型構建

為檢驗全球價值鏈位置對制造業創新的影響,本文參照趙瑞麗等(2021)、楊蕙馨等(2020)的研究[1,14]。為了使模型估計有效,本文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同時將數據縮尾1%,由此構建基準計量模型,如式(1)和式(2)所示。為分析出口退稅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影響制造業創新過程中的門檻效應,參考Hansen(1999)的面板門檻模型理論[15],將出口退稅率作為門檻變量,先構建三重門檻模型,如式(3)所示,隨后依次檢驗二重門檻、單重門檻。

innoit=β0+β1GVCit+αXit+μit+γit+εit

(1)

(2)

innoit=β0+β1GVCit(etit≤φ1)+β2GVCitI(φ1

(3)

其中,innoit是i行業在第t年的創新指標;GVCit是i行業在第t年全球價值鏈位置;I為指示函數,當滿足括號內條件時,I值取1,否則為0。當出口退稅在全球價值鏈位置與制造業創新之間存在三重門檻效應時,φ1≠φ2≠φ3;當存在雙重門檻效應時,φ1≠φ2=φ3;當存在單門檻效應時,φ1=φ2=φ3。etit是i行業在第t年的加權出口退稅率;Xit是控制變量集合,用以控制影響行業創新行為的主要指標;μit是行業固定效應;γit是時間固定效應;εit是隨機誤差項。

2.2 數據來源與指標說明

本文選擇2004—2014年我國制造業為研究對象,全球價值鏈位置數據主要來源于WIOD數據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的UIBE_GVC index數據庫,出口退稅率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海關數據庫和《出口退稅率文庫》,控制變量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等。本文對不同數據來源的行業分類標準進行匹配,根據WIOD數據庫行業標準進行加總,將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和煙草制品業三個細分行業加總,將紡織業、紡織服裝業和皮革制品業三個細分行業加總,將其他制造業和家具制造業加總;另外,考慮到《中國統計年鑒》在2012年及以后將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劃分為汽車制造業以及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制造業兩類,因此將這兩個行業加總。

2.2.1 全球價值鏈位置

本文采用Koopman等(2010)的方法[16],對不同行業全球價值鏈位置指數進行測算。具體公式如下:

(4)

全球價值鏈位置指數越大,表明該國的某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位置越高。其中,GVCij表示j國i產業在GVC中所處的位置;IVij表示j國i產業間接增加值出口,即向其他國家出口的中間品貿易額;FVij表示j國i產業出口的最終產品的國外增加值;Eij表示j國i產業的總出口值。

2.2.2 加權出口退稅率(et)

本文借鑒趙瑞麗等(2021)的研究[1],以加權出口退稅率來考察出口退稅,權重是各產品出口額占當期產業總出口額的份額,衡量公式如下:

(5)

其中,etit是i產業在第t年的加權出口退稅率,valueijt是i產業j產品在第t年的出口額,valueit是i產業在第t年的總出口額,export_vat_rebatejt是j產品在第t年的出口退稅率。

2.2.3 創新行為

創新行為可分為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使用專利申請量(pat)作為創新行為的衡量指標[1]。

2.2.4 控制變量

行業資本密集度(qp),以行業的固定資產總額與行業從業人員數的比值來衡量[9];市場競爭程度(pmc),以勒納指數進行衡量[17];行業產業規模(is),以行業生產總值與企業單位個數的比值來衡量[18];外商直接投資(fdi),以中國港澳臺商資本與行業實收資本中外商資本加總進行衡量;吸收能力(ab),采用主成分分析,將專利申請數、技術改造經費、技術引進經費和消化吸收經費四個維度降維聚合成吸收能力的綜合代理指標[14];行業規模(pe),以各行業的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來衡量。

3 實證分析

3.1 基準回歸

本文實證檢驗了全球價值鏈位置對制造業創新的影響以及全球價值鏈位置與制造業創新的非線性關系,回歸結果見表1。表1的列(1)和列(2)中,全球價值鏈位置的系數符號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1的列(3)和列(4)中,全球價值鏈位置的平方項系數符號為負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全球價值鏈位置與制造業創新之間存在顯著倒U型關系,全球價值鏈位置的上升推動制造業創新的進一步提升,而當全球價值鏈位置攀升到一定高度時,會負向影響制造業創新。假設H1和假設H2得到驗證。

表1 基準回歸結果

3.2 穩健性檢驗

上述實證分析中創新行為采用專利申請量來衡量,專利申請量包括發明專利申請量、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和外觀設計申請量,考慮到發明專利更具新穎性、創造性,本文采用發明專利申請量來代替專利申請量進行穩健性回歸分析。

從表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GVC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平方項的系數顯著為負,且都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結果穩健。

3.3 內生性處理

本文考慮到可能存在以下內生性問題:一是可能存在變量遺漏的情況而產生的內生性問題;二是存在反向因果關系而產生的內生性問題。本文使用滯后一期的全球價值鏈位置(lgvc)作為全球價值鏈位置的工具變量,采用工具變量下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IV-2SLS)進行內生性處理。

由表3可知,GVC的系數顯著為正,平方項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在采用工具變量的情況下,全球價值鏈位置與制造業創新之間存在顯著倒U型關系,不受遺漏變量、計量方法等內生性因素的影響;且分別通過了Kleibergen-Paap rk LM統計量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統計量的不可識別檢驗和弱工具變量檢驗,從而保證了工具變量選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3.4 出口退稅的門檻效應分析

3.4.1 出口退稅的門檻效應檢驗

首先,采取Bootstrap自抽樣法對出口退稅的門檻效應進行顯著性檢驗,根據面板門檻模型設定中存在單一門檻、雙重門檻、三重門檻的原假設進行門檻效應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判斷面板門檻值的顯著性,進一步確定門檻值個數。

由表4可知,出口退稅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對制造業創新影響中單門檻的P值為0.020,通過顯著性檢驗;而雙重門檻和三種門檻的P值分別為0.640、0.893,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出口退稅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影響制造業創新中存在單一門檻值。

表4 門檻效應檢驗

3.4.2 出口退稅門檻模型回歸分析

門檻效應檢驗結果表明,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影響制造業創新過程中,出口退稅存在單門檻效應。由此,以出口退稅為門檻變量、全球價值鏈位置為核心解釋變量進行門檻模型回歸分析,結果見表5。

表5 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

由表5可知,當出口退稅低于門檻值時,全球價值鏈位置指數系數為1.023,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當出口退稅高于門檻值時,全球價值鏈位置指數系數為2.080,明顯大于未跨越門檻值的全球價值鏈位置指數系數,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當出口退稅跨過門檻值后,全球價值鏈位置對制造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增強,假設H3得到驗證。

4 結論與建議

4.1 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2004—2014年中國海關數據庫、中國產業層面出口退稅率數據、WIOD數據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的UIBE_GVC index數據庫數據考察全球價值鏈位置對制造業創新的影響以及全球價值鏈位置與創新行為的非線性關系,并分析出口退稅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對制造業創新行為影響過程中的門檻效應。研究表明:制造業的全球價值鏈位置與創新呈現顯著倒U型關系,隨著全球價值鏈位置提升,制造業可以獲取更多更有利的知識和技術,推動自身技術和創新能力的進一步提升;當全球價值鏈位置攀升到一定高度時,由于“俘獲效應”的影響,全球價值鏈位置的進一步提升不利于創新活動的進行;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影響制造業創新過程中,出口退稅產生單一門檻效應,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給制造業帶來了信心和資源,推動制造業創新活動的進行。

4.2 對策建議

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位置的提升可以促進行業創新能力的提升,我國制造業應當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提升全球價值鏈位置,推動創新技術成果的有效轉化,促進行業創新能力提升。對于處于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制造業行業,應把政策轉向支持行業和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而非依賴于全球價值鏈位置的提升來促進創新。

深度參與全球分工與合作,加大對企業“走出去”支持力度,突破本土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位置與創新的倒U型關系的束縛。一方面,政府要進一步完善市場開放制度與產權保護制度,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政府應完善金融政策,加大對跨國企業的資金支持,鼓勵“走出去”企業借助全球資源開展創新活動,樹立“所有”而非“所在”的理念,提高創新能力,獲得更多創新成果,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多維度嵌入全球價值鏈。

分行業測度出口退稅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影響制造業創新的門檻值,區分制造業行業創新情況,針對創新薄弱的行業和亟待提升創新能力的行業,通過調整相關出口退稅率、簡化出口退稅流程,完善出口退稅機制,最大化出口退稅對全球價值鏈位置影響制造業創新的調節作用。